威权人格的起源与演变——一个社会演化论的解释

本文作者马得勇教授

威权人格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和群体文化特征在所有人类社会中均不同程度存在。从社会演化论视角看，人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的威胁—安全感决定了不同个体在威权人格—个人自由至上主义两极之间所处的位置，也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威权行为和文化的整体水平，而一个社会的威权人格—自由主义的整体水平则会影响这个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威胁—安全感同样是激发威权人格由潜在的心理动机变为实际行为的触发器，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等外部环境与个体内在威权人格之间的互动也经由此动力机制得以实现。威权人格作为一种人类长期演化而来的心理特质在本质上是稳定的，但其外在表现形式则受到制度和文化的约束，而制度和文化则彼此影响。

威权人格；社会进化（演化）论；威胁—安全感；政治文化

威权人格作为心理和文化研究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在社会心理、政治心理和政治传播研究中受到了长达80多年的持续关注。近年来，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威权人格者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政界粉墨登场，而他的支持者中威权人格者的比例也明显偏高。一般认为，威权人格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源于个体幼年或人生早期所接收的来自家庭、教育以及生活环境的塑造，是后天养成的。早期的威权人格研究更多关注后天环境如何塑造这种人格特质，而后期及近期的研究者更多关注威权人格如何被激发而变为行为，以及威权人格在选举、移民、民主等政治议题上产生的影响。威权人格者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存在，学术界也对于威权人格的起源问题存在着先天固有和后天塑造之间的争论。不仅如此，大多数对威权人格的研究集中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研究对象也以欧美国家民众为主，这些研究对于威权人格本身的理解、测量指标体系也具有明显的西方社会和文化特征，这难免给研究者从全球视野对其进行测量、分析时带来偏差。那么威权人格为什么会在文化、历史和制度差异极大的所有国家中都存在？为什么各个国家的程度和表现形式又存在很大差别？基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本研究拟从社会演化论视角出发，对威权人格概念本身的含义、根源、演化进行长时段的分析，以期增进学界对这一概念的基本特性及其与政治生活互动关系的再思考。

特朗普

一、界定威权人格

（一）定义威权人格

在政治心理或政治文化的英文研究中，威权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和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使用比较随意，经常混用，含义基本相同。有时候这一概念被用来描述一种人格特质，但有时候威权人格或威权主义又被指称一些行为，也常常被指称一种政体。这种模糊的定义使研究往往难以厘清威权人格本身和威权人格的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需要对其含义加以界定。

早期的威权人格研究并未对概念做出严格界定。1950年阿多诺等人出版的《威权人格》一书将威权人格描述为具有教条、保守、服从和崇拜权威、认可宿命论、崇尚权力和暴力、具有进攻性和反民主价值观等人格特质，并以此概念作为解释纳粹德国兴起的社会心理基础。该书受到广泛关注但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不过阿多诺等人开发的威权人格量表（简称F量表）仍被广泛使用。直到1981年，奥特迈耶将威权人格简化为三个特性：成规主义(conventionalism)、威权服从（authoritarian submission）和威权进攻性（authoritarian aggression），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更符合心理学测量的右翼威权人格量表（right-wing authoritarian，简称RWA量表）。但是，达吉特、费尔德曼、斯泰纳尔等人认为威权人格是有关人类应该如何处理“群体服从、权威服从”与“群体中的个人自主性”之间紧张关系的规范性概念，是“个人在社会服从与个人自主性、多样性之间如何保持适度均衡的基础禀性或倾向”。威权人格体现出这样一种信念——群体中的成员的需求、倾向或价值应该完全服从于群体的凝聚力和要求。威权人格的对立面则是偏向极端个人自由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威权人格意味着个体在社会服从和个体自主性之间更加偏向社会服从一侧，它习惯于服从权威和遵守命令，同时厌恶个体间存在差异，并试图对产生差异的自由、多样性加以限制。因此，威权人格在本质上是反个人自主性、反创造性和反个人自由的。笔者认为，从社会服从—个人自主维度对威权人格进行概念化相对于阿多诺、奥特迈耶等人的“眉毛胡子一把抓”式的定义而言，无疑是相当成功的。遗憾的是多数威权人格的研究却很少注意到这一点。本文将以这一界定作为威权人格概念的核心内涵。

阿多诺等著《威权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此外，本文使用的威权人格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层，威权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被用来指称微观的个体层次的服从权威、依附群体、偏爱维持现状同时反对个体自由、厌恶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心理特质，这一特质往往是潜伏的，但可以通过适当方法观察和测量；第二层，威权主义行为（authoritarian behavior，简称威权行为）则被用以指称个体的一些行为倾向，如拥护现秩序、排外（敌视外群体）、反民主、权威崇拜、倚强凌弱、对反对权威者的攻击等，这些行为在具备一定的条件时会显现；第三层，威权主义文化（authoritarian culture，简称威权文化）被用以指称某个社会或国家的集合层次的体现威权人格和威权行为的认知模式、价值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既包括社会文化也包括政治文化。在本文中，我们将按照这一界定使用这三个基于威权人格的概念。但是本文中所使用的威权人格概念并不指称某种政治实体或政治制度，例如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另外，威权人格和威权主义在国内学界有时候也被称为“权威人格”和“权威主义”。到底应该叫权威还是威权？笔者认为这只是一个翻译和汉语使用习惯的问题，其概念的本质并不因为汉字顺序的颠倒而有明显差别。

威权人格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41年出版的《逃避自由》一书。在该书中，弗洛姆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在物质条件得以满足之后所释放的自由与人类与生俱来的“逃避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威权人格正是人类这种“逃避自由”的冲动的典型体现。在他看来，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存在施虐与受虐的冲动或特质，这种体现在常人而非神经症患者身上的施虐—受虐性格就是威权人格。这种性格在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下层中产阶级中最为典型，而纳粹意识形态吸引的正是具有这类性格结构特征的人。威权人格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对权力的态度，其本质是对权威的服从和崇拜。对威权人格者来说，存在两个对立面——有权的一方和无权的一方。权力使威权人格者着迷，激起了他的爱、羡慕与臣服；与此同时，无权力的人则激起了他的鄙视。“一看到无权力的人，他就想攻击、统治、羞辱之，威权人格者的对象越无助他就越高兴”。因此，威权人格是一种用来描述个体与他人关系的“关系型”人格特质，而非个体自身的某种性格特质。弗洛姆指出，威权人格对生活的态度受制于其情感冲动，喜欢那些限制人类自由的条件，喜欢被迫臣服于命运。威权人格者坚信自己的生命和命运是由个人的自我、兴趣以及愿望之外的力量所决定，个人的幸福只是在于接受并臣服于这些力量。弗洛姆还指出，威权人格者哲学中不存在平等概念，世界由有权者和无权者、优等人和劣等人组成。

如果说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对这一心理特质做了理论上的分析和概括，那么阿多诺等人的《威权人格》一书则从经验层面对这一性格特质做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该书对纳粹德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威权人格者的种种心理特质及其行为进行了实证的分析，向人们描述了威权人格者崇拜权威、臣服权威、鄙视无权者、反民主、排外的性格特质。此后，伴随着西方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兴盛，有关威权人格的研究数以千计。

弗洛姆著《逃避自由》

（二）测量威权人格

如果说某一种心理特质或文化观念真实存在，那么一定可以通过合适的方法对其加以观察和测量，威权人格也不例外。然而，对威权人格或威权行为进行观察和测量的方法因人而异。从心理测量的角度看，直接对一个人格特质的本质进行测量还是对它的外显特征进行测量并非同一个问题。上世纪50—70年代流行的是阿多诺等人在《威权人格》一书中使用的F量表，近20—30年来流行的是奥特迈耶从三个维度(权威崇拜、进攻性和成规主义)进行测量的右翼威权人格量表。但是，这些威权人格量表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认为他们都犯了同语反复的错误，将威权人格本身、威权人格的来源和威权人格的后果混为一谈。

在斯泰纳尔看来，测量威权人格必须直接测量其本质，即将“权威服从和同一性”与“自主性和多样性”作为测量威权人格有无和强弱的两极，前者表明威权人格强或多，后者表明威权人格弱或少，而非通过其所引发的诸如排外、反民主等政治社会后果来测量，因此用育儿价值观作为测量威权人格的指标是合适的，因为这一指标可以直接测量威权人格的根本价值，同时不会引起应答者“政治正确”或者“社会期望”动机对问题选项的过滤。斯泰纳尔还指出，保守主义者并不见得是威权人格者，例如在英国这样一个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保守主义更多地意味着对多元和自由传统的保守，而这与威权人格的本质——强调社会服从和权威依赖的倾向相冲突。围绕这一本质，我们从已有的“Asian Barometer Survey（ABS）”调查数据库和笔者主持的中国网民调查数据库中选取了若干指标来衡量威权人格（见表1）。这些指标更多地从社会层面而非政治层面体现威权人格服从权威和尊重等级秩序的属性，因为社会层面的习惯和意识更为稳定地体现了人们的心理动机以及文化的积淀。需要指出的是，从心理认知层面的设计测量指标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遗憾的是目前的问卷调查中很少包含此类指标。

表1  威权人格测量指标

斯泰纳尔著《The Authoritarian Dynamic》

二、威权人格的演化心理学起源

（一）生存威胁与威权人格的生成和演化

威权人格是西方学者在研究诸如纳粹主义为何能够在德国兴起等现象时提出的概念。早期的威权人格研究基本都是以欧美国家的民众作为研究对象。在1989年和1990年，学者对苏联人和美国人的威权人格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两国人均存在威权人格者。最近，在一项针对欧美29个自由民主国家的调查中，研究者发现白人中间存在着大约三分之一的威权人格者。如果这种情况跟人种没有关系，那么我们推测，不管是作为一种人格特质还是一种文化特征，威权人格在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存在，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Cass Sunstein编《Can It Happen Here? Authoritarianism in America》

如果威权人格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格特质，那么它是如何形成的？在分析威权人格产生根源时，一方面有必要分析其形成的普遍性根源，即为什么它会在所有社会和国家均存在？另一方面则需要分析其在中国形成和长盛不衰的特殊原因。有关威权人格的形成根源，最有解释力的是人格与环境的互动理论，另外一种理论被称为“情境论”。情境论将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完全视为外面环境和情境下的产物，否认心理和行为具有先天性和遗传特性。由于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人格特质具有跨文化的特征，因此本文更倾向于从人格—环境互动范式来分析威权人格的起源和形成。

最早对威权人格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的是心理学家弗洛姆。在对人类文化基础的形成原因上，弗洛姆（1941）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解释范式、马克思的“经济”解释范式、马克斯·韦伯的“唯心主义”立场的解释范式都不合理，他认为诸如威权人格这样的性格特质独立于经济、意识形态而存在，但又与外部环境相互依赖和促进。遗憾的是弗洛姆并未解释威权人格本身从何而来。因此，我们首先分析威权人格的心理根源，然后再探究它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

弗洛姆

此前的研究，不论阿多诺等人的《威权人格》还是奥特迈耶的《威权人格》，均未能将威权人格的本质、根源、政治社会后果区分开来，导致因果解释上的同语反复问题。因此，在这些研究中，他们并未清楚地解释威权人格从何而来。如果不区分威权人格的形成原因、基本要素和结果，很可能会把其本质和其驱动力或者根源混淆起来。

达吉特认为，如何恰当处理服从群体（社会）和尊重个人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长期关注的一个根本性哲学问题，而且也是所有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基本困境。这一观点获得了费尔德曼、斯泰纳尔、奥伊斯特莱奇等人的认可。笔者认为，从演化论视角对威权人格的生成根源进行解释具有其他理论范式不可替代的优势。社会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一般性制度、社会文化以及科技发展）与生物演化遵循的基本法则相同，存在着行为主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遵循变异、选择和遗传的过程，不同之处则在于社会领域的演化存在着演化主体的主动选择以及改造环境的能动性。不同的人类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那些固守低效率文化和制度的社会将处于发展的劣势地位，甚至整个群体都会被居于优势地位的群体所消灭。由于社会演化理论曾被一些人错误地发展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并被一些支持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人所宣扬，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界几乎不使用达尔文主义去分析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等问题。但是，在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等领域，社会演化的思维一直都存在,并在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进化生态学、社会生物学、认知科学等交叉学科领域的出现而受到社会科学家们的再度重视。由于社会演化理论在诸多下位层次的概念和理论上仍存在较多争论和主张，本文在此不展开分析，而是以其基本的解释范式——环境挑战—主体适应(或选择)的分析取向解释威权人格心理根源及其演化过程。

Geoffrey M. Hodgson、Thorbjørn Knudsen著《达尔文猜想——社会与经济演化的一般原理》

人类的大多数心智和行为习性都存在演化的根源，威权人格并不例外。在人类演化进程中，个体始终存在着服从群体和追求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过于偏向群体服从和权威服从会扼杀该群体的创造力和活力，因为作为群居动物的人类个体如果完全服从权威，与群体绝对保持一致，那么个体就不会去冒险进行某种创造性活动（比如发明一种新工具或者探索新的生存空间），而一个缺乏创造力的群体在与其他群体的生存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最终被消灭。但是，如果一个群体中的个体过于偏向个体自主性和过度自由，会导致该群体丧失集体行动的能力和战斗力，因为自主性和过度自由往往意味着自由散漫和无组织性，那么当该群体面临来自其他群体的进攻时，群体成员可能各自逃命作鸟兽散，这同样会导致该群体在与其他群体的生存竞争中被消灭。在依附群体还是追求个人自由的选择中，从群居动物演化而来的人类在多数情况下会更倾向于服从群体和权威，因为这更符合其本能，同时也会降低其感受到的威胁，获得一种安全感。奥伊斯特莱奇将这种“飞向安全”的冲动称为“威权式反应”。对孩子而言，遇到危险时奔向父母是寻求安全感的必然反应；个体遇到危险时，回归群体则是保障安全的一种自然反应；当个人在一种不确定状态下无所适从时，服从权威同样会给他带来一种安全感。相反，在肉体上脱离群体、在思想和行为上离经叛道则是一种充满危险的举动。如果说某个人类群体或部落要在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有打破常规的创造性，那么威权人格则正好与此相反，它指向墨守成规和遵守现有秩序，拒斥变化和一切新鲜和陌生的事物。同时，威权人格者会将那些与其不一致的信仰、价值和行为视为对社会服从的威胁。因此，那些认为社会服从优先于自主性的人也将是不宽容和持偏见更高的人群。

戴维·巴斯著《进化心理学》

由于威权人格倡导服从权威和墨守成规，压制个人自由，因此也不利于创造，而不善于创造的社会往往是发展更为缓慢的社会，所以威权人格兴盛的社会更加落后和不发达。当然，即使是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威权人格者仍然会存在，只不过他们的行为在平时会被偏爱个人自由的群体所主导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压抑。因此，从演化论视角看，至今仍然存在的人类群体，除了少数与世隔绝的部落外，都是在服从群体和追求个人自由之间能够较好地达到平衡的群体。这也意味着至今仍然存在的人类群体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威权人格者和个人自由至上主义者。在群体—个人的平衡关系上解决得越好，这个社会或群体就越可能在生存和发展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从演化论视角看，对于一个特定的个体而言，威权人格作为一种基础性心理倾向伴随着人类社会演化的整个历史过程，因而是相当稳定的。那么什么因素导致有的个体会偏向群体服从一端，而有的个体会更偏爱个体自主性一端呢？是纯粹的个体遗传的结果还是因为其他因素？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同样从演化论视角解释可能会更有说服力。

此前的研究指出，威权人格的核心动力机制就是社会服从—自主性（social conformity-autonomy）与感知的威胁（perceived threat）之间的互动。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当遭遇某种威胁时，威权人格者的威权倾向就会被激化并外化为某种威权行为。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导致个体更为威权主义还是更为自由主义的直接根源就是个体面临的威胁（或被感知的威胁）程度。威权人格行为的强弱受威胁强弱的影响，因此威胁的程度或情境不同时，同一个威权人格者的行为可能会完全不同。但是上述研究并未意识到威权人格与威胁之间的关系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从演化论角度看，作为群居性动物的人类在遭遇威胁时，回归群体和依附于群体相较于单打独斗而言，是一种更为合理的选择。因此，在人类演化过程中，个体感受到的威胁越高，那么该个体就越可能偏向威权人格；个体感受到的威胁较小或者身处更为安全的环境中时，那么个体就越可能偏向自由主义。这些个体会通过遗传方式传给下一代，从而形成稳定的威权人格，而群体则通过文化、制度的方式将威权文化和观念遗传给下一代。实际上，如果说威胁会激发一部分个体或群体的威权行为，那么一个合理推论就是，威权人格本身就是人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威胁所塑造的。

奥特迈耶著《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与费尔德曼、斯泰纳尔的观点相似，英格尔哈特也认为，人类长期演化过程中一直面临着食物、疾病和暴力等威胁其生存的难题。他将这种状态描述为存在安全（existential security）。在这种生存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将更加强调对本群体的忠诚、对强势领袖的服从和对外部群体的敌视。因此，生存安全与威权人格紧密相联。生存安全或者生存威胁是分等级的，人首先面临的是诸如空气、水和食物这样的基本生存物质的威胁。当这些威胁解决以后，那么他就更关心社会地位、财富占有等方面是否受到威胁。当这些威胁解决以后，那么他就更关心思想、价值和信念是否受到威胁。因此，当基本生活条件得不到充分解决或者时常面临威胁时，人的威权人格倾向就会更强。英格尔哈特的“存在安全”和费尔德曼等人的“感知的威胁”可以说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从不同的侧面对人所面临的威胁和安全问题如何导致威权人格行为的发生做了理论上的分析和经验上的检验。

英格尔哈特

（二）威权人格与社会发展

我们没有办法还原整个人类的演化史，但如果笔者主张的对威权人格的演化论解释是符合事实的，那么如下推论必然成立：相对于自由主义而言，威权人格更强的社会是更落后的社会。事实上众多相关的调查与研究支持了笔者的主张——威权人格越强的国家一般都是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生存更为艰难的国家。我们利用2014—2016年的Asian Barometer Survey（ABS）调查与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进行相关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存在高度相关（见图1）。

图1  亚洲各国的威权人格与人类发展

(三)威胁感知与个体

威权人格还有一个疑问是，即使某个群体中的个体所面临的外部生存威胁都是相同的，但为什么威权人格的程度却存在高低之别？我们认为这只能从个体的差异去解释。有的个体对威胁的敏感度高，而有的比较低，如同有的人会对青霉素敏感而有的人则不会。至于个体间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差异？这可能已经超出政治学等单门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了，需要遗传学、演化心理学、神经科学等学科共同来探索。

从这些已有的研究来看，演化心理学范式主张在威胁—安全维度上的感知决定了个体在群体（威权人格）—个体（自由主义）维度上的倾向，不管这种威胁是物质生存条件的威胁还是价值观念的威胁、是主观感知的威胁还是客观存在的威胁。近几十年来，社会生物学、演化心理学、脑科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些学科的交叉研究成果颠覆了此前人们对人类行为的基因—文化演化和先天赋予—后天习得的简单二分法的认识，人类社会的演化很可能是以基因—文化协同演化的方式进行，（广义的）文化介入了生物遗传和变异，但有些看似后天形成的性格和禀赋其实有着遗传和演化的根源。笔者相信，威权人格绝不是一个完全由后天环境塑造出来的人格特质或禀性，而是具有遗传的根源。这也意味着后天的环境（文化、制度、历史、生存环境等）的改变并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消灭一个社会或国家中一部分人所持有的威权人格倾向。因此，现有的“群体和权威服从——个人自主性和多样性”维度对于威权人格本质的理解具有高度的合理性，而“威胁—安全”的理论框架在解释个体威权人格倾向起源问题上也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这一理论突出了威权人格的普遍性，指出了威权人格的演化论根源。

但是，如果说不同国家都存在威权人格人群，那么个体的威权人格倾向何时会由潜伏状态变成行为呢？为什么不同国家的威权人格者的行为存在很大差别？这就需要探究威权人格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查尔斯·拉姆斯登、爱德华·威尔逊著《基因、心灵与文化：协同演化的过程》

三、人格与环境的互动

早期的威权人格研究一般将威权人格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童年所接受的来自父母、老师等的威权式家庭或学校教育。当这种威权人格形成以后，就变得比较稳定。个体在成年以后开始关注或卷入政治活动后就成为纳粹主义者、排外的民族主义者、回归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反民主的拥护者和追随者。但是如前文所述，威权人格源自人类演化中形成的基础心理倾向，外部环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或者强化了个体固有的倾向。如果个体自身不存在威权人格特质，那么即使自小接受威权式教育或者在威权式家庭长大，个体并不会轻易成长为威权人格者。

如果说弗洛姆的人格—环境互动理论只是从思想和理论层面对人格与环境的互动做了分析，那么近几十年的科学研究则从实证的角度对人格与环境的互动机制做了补充和完善，特别是威胁（安全）与威权人格关系的实证研究，对人们理解作为内在特质的威权人格与生产力、经济基础、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帮助巨大。威胁—安全这一概念成为连接威权人格与外部环境的必不可少的中介变量，物质条件也好，政治体制也好，均通过这一变量来影响威权人格。威胁、恐惧和复杂状态下无所适从的境况是激发威权人格由潜伏状态转变为外在行为的触发器。本文解释威权人格根源及激发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可以简化为图2。

图2  威权人格的起源及激化的动力机制

对这一作用机制的过程，奥伊斯特莱奇做了细致的描述。他认为威权人格并不仅仅是对权威的依赖倾向，这种倾向会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伴随着另一个人格特征的出现，那就是认知闭合（closed-mindness）。他把威权人格的形成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对于权威的依附倾向使他（她）发展出个人自己的关系网络，然后个体从中识别出权威，进而内化权威们的规范和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构成了他的保护伞，这种保护伞使他变得安全，进而使其认知出现闭合。由于威权人格者没有发展出来一种处理威胁和复杂问题的心理机制，当处于这种环境之下时，他们就会处于情感和认知上的超载状态，从而变得非常不安、敌意和攻击性。近期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威权人格者在威胁环境下会变得更加固执己见和拒绝接受与己立场不一致的信息。不仅如此，威胁的增加不仅激发了那些强威权人格者的既有倾向，即使是那些弱威权人格者也会因此变得更为威权和反民主，从而使整个社会（或群体）变得更加反民主。

托马斯·布拉斯著《好人为什么会作恶》

威权行为可能是言论或情绪的表达，也可能是具体的行为，如以投票、示威、游行的方式表达与其立场一致的政治领袖、排斥外部群体、反民主、崇拜威权领袖的行动、攻击迫害他人、参加战争或者大屠杀。威权人格者表现出何种行为则会受到外部社会环境、政治体制、周边人群以及具体事件下的情境的影响。米尔格拉姆通过著名的电击实验就得出结论，在受到压力和不确定的情境下，服从权威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行为（占三分之二），并不局限于威权人格才有。那么什么样的文化历史条件、政治体制、生存物质基础和具体的事件或者情境下会培育和激化这种威胁感或者增强人的安全感？

Stanley Milgram著《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物质生存条件是人类得以存在和演化的首要条件。在人类长期的演化和发展过程中，越是物质资源匮乏的地方和生存威胁严重的时刻，威权人格就越可能盛行。芬切尔等学者针对98个社会的研究发现，那些存在疾病高度威胁的社会往往也是集体主义态度更强的社会。英格尔哈特的研究也表明，经济社会发展越落后的地方，威权人格价值观就越盛行。从制度层面来看，威权政体或者独裁政体下人们的威权行为和价值观会更强，这是因为这些社会制度会通过刻意夸大生存威胁来强化一种服从权威、服从集体的文化或价值观。还有一种情况是威权政体下不合人性和过度压制个性的制度安排更为普遍，市场经济因此难以发展，从而人为造就了生存物品的短缺，加剧了人与人为生存而战的冲突性，从而使威权人格得以强化。如果这个国家具有长期的威权或独裁统治，那么就会形成一种亲威权人格的行为规范和政治文化，这种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路径依赖，不会轻易被改变，成为威权人格延续的驱动力。此外，也有研究指出，等级制社会结构、经济不平等严重的社会，同样会成为威权人格成长的社会土壤。现实中，以上所述种种条件和要素往往掺杂在一起，彼此相互作用。当这些要素叠加在一起时，那么这个社会的威权人格必将盛行。

英格尔哈特著《Cultural Evolution: People’s Motivation Are Changing, and Reshaping the World》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威权人格概念做了界定之后对其根源及威权主义文化的形成做了较为系统的解释。本文首次用社会演化范式来解释威权人格的生成根源及演变。威胁（安全）问题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演化过程，这成为威权人格—自由至上主义的演化论（进化论）根源，威胁—安全感塑造了个体的威权人格—自由主义人格特质，也成为激发威权人格变为威权行为的触发器。安全的生存环境会降低人的威权倾向，但威权人格作为一种心理特质具有长期性和普遍性。一个社会只有在服从群体、遵从权威和彰显个性、自主与自由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才能保证社会系统稳定持续地运行又不失活力和个性的自由发展，才能在当今世界各种不同文明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这也意味着一个正常的社会既存在一定比例的威权人格者又存在一定比例的自由至上主义者，而大多数人则处于两者之间。至于何种比例最优，可能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事实的威胁抑或是想象的威胁都会激发威权人格由心理冲动变为行为。然而，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下，威权人格驱使下的威权行为却大不相同。威权式政治体制和威权式社会文化有助于威权人格从一种人格特质变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性文化价值观和信念体系，而发达的经济和民主的政治体制则会约束威权人格的破坏性后果。当然，威权人格者偏爱保守和维护现状、偏爱集体的特质也是一个社会保持稳定、继承传统、抵御外敌必不可少的社会心理基础。一个社会完全偏向个人自由至上主义的结果可能也是灾难性的，当社会需要合作和服从以完成某个整体目标或者团结一致以抵御外来威胁时，标榜自由至上的社会往往难以达成一致和统一行动。由于威权人格的演化论属性，在一个社会中完全改变或消灭威权人格者或自由至上主义者在短期内都是不可能的，合理的做法是通过制度将其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为处于两个极端的个人均提供适当的行动空间。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对于一个过度偏向威权人格一端的社会来说，它的体制和文化向个人自主性一端的移动无疑会释放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而对于一个过度偏向个人自由的社会而言，其体制和文化向威权人格一端的移动则会强化群体内聚力和对外战斗力。然而，现实的吊诡之处在于，一个国家一旦形成了威权文化，那么文化的惯性将导致其很难走出威权主义的泥潭，因为这种社会中威权文化具有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和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同理，一个国家一旦形成了自由主义的文化，则往往容易落入自由至上主义的陷阱，因为这样的社会中强调个性自由、自主、多元和差异化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因此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要想短期内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文化一成不变，制度的突变和文化的渐变之间一直存在着互动。正如哈里森所言，从长远来看，文化可能塑造了制度，但从短期来看，则是制度和体制影响了文化。在这种互动之中，威权人格或被激发或被压抑，但并不会被完全根除。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作者：马得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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