遴选与认证——后传播时代学术期刊的功能与责任

本文作者邱爽副编审

学术期刊的功能是随着时代发展变化的。学术非职业化的纸媒时代，学术期刊的主要功能是进行学术传播，促进学术交流。学术职业化的纸媒时代，学术传播仍是学术期刊的重要功能，但同时，遴选与认证功能凸显——学者通过学术期刊的遴选与认证获得相应职位，学术机构通过遴选与认证考核学者，学术期刊则通过遴选与认证形成自身权力和影响力。进入信息时代，学术信息的发布与获取都变得极为容易，学术期刊的传播功能弱化。但是，由于学术更加职业化，学术期刊的遴选与认证功能进一步强化。因此，当代学术期刊应准确认知所处时代，着力于遴选和认证优秀学术成果，推动学术发展。

信息时代；学术期刊；传播；遴选；认证；功能

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后，全新的信息传播语境使传播变得极为容易。近年来，IR、VR、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带来的数字技术的巨大变革，可以说，已经推动人类进入了后传播时代。在后传播时代的学术界，任何学者都可以简便快捷地通过网络发布个人成果和获取他人成果，参与到知识生产和服务中。因此，从传播渠道的角度看，学术期刊没有任何独特的传播优势。但为什么学术期刊仍然存在？它在后传播时代具有何种独特功能？本文认为，当今学术期刊的主要功能不是传播，而是遴选与认证，即在存在正当性上，期刊的功能是遴选优秀研究成果，并予以认证，而认证作为一种专业权力，是其他非专业网站所不具备的。本文从期刊发展的三个阶段讨论期刊功能变化。首先，将期刊所处环境分为前信息时代（纸媒时代）和信息时代，再将前信息时代分为学术非职业化时代和学术职业化时代。通过对这三个阶段的宏观勾勒，可以看出期刊功能的变化并不是由期刊决定，而是由时代决定的，期刊的任务则是准确认知所处的时代，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功能。

伽利略著《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

一、传播：学术非职业化时代纸质学术期刊的功能

从现代科学诞生（以1638年伽利略发表《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为标志）或稍后17世纪中叶学术期刊诞生到19世纪末，学术非职业化是学术生态的基本特征，即学术还未成为学者谋生的手段；同时，纸质期刊是学术传播，包括学者发表成果和获取信息的技术手段。这一时期，学者发表或出版的目的不是为了晋升，而是为了传播，因此，传播是学术期刊的主要功能。但这并不代表纸媒非职业化学术时代不需要进行学术遴选和认证，而是遴选和认证工作在学术传播之前已经完成。当时，欧洲的学会承担了学者或学术的遴选与认证功能。学者首先需要通过遴选，才能成为学会会员；学者也需要在具有一定声望后，才能被接纳为会员；成为学会会员，便是进一步被认证。中国古代学术遴选与认证的方式与西方此期大体相近。虽然古代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科学学会，古代中国学术的研究范式(如问题、对象、方法等)及研究水平与西方现代科学诞生以后的学术也无法相提并论，但非职业化的共性使二者的某些运行方式具有相似之处。中国古代也有学术机构，如翰林院、国子监等，这些学术机构承担了学者的遴选与认证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古代中国没有学术期刊，但已有学术出版。无论官方出版或私人出版，出版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被遴选和认证，而是为了传播，并兼有通过传播提高学者声望的目的。甚至还有“托名”之书，即把自己的著作“伪造”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的著作，以便流传。托名之风，肇自先秦，“《杂黄帝》五十八篇。六国时贤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神农》二十篇。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等等。托名的情况，从古代一直延续至近古，例如，《四库全书总目》中提道：“盖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明以来，术数之书，多托于刘基。”古代的著作，无论实名、托名或佚名，都与职业化后需要谋利的当代学术出版不同。当代学者进入学术机构时，对其遴选尚未完成。初入学术机构的学者，既无声望，也需以学术为谋生手段，两者都促使其通过发表论文等方式获取进一步的遴选和认证，如晋升职称等。

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古代学者的主要交流方式都是书信。到了17世纪中叶，西方学术日益繁荣，学术交往日益增多，书信交流的效率已远不及科学大发展的形势，学术期刊应运而生。但是，在20世纪以前，由于对学者的遴选和认证在先，学者并不需要通过发表才能获取一定职位并谋取相应利益，学术期刊的主要目的和实际功能都是提供交流平台，便利各学会之间及学会内部间的交流。因此，可以这样认为，20世纪以前，传播是学术期刊的主要功能。

刘基像

二、传播、遴选与认证：学术职业化时代纸质学术期刊的功能

20世纪前后，原发于西方的现代学术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学术期刊的功能也发生了巨变。学术进入职业化时代，纸质期刊仍是学术传播的重要媒介，其传播功能仍然重要，并且增加了遴选与认证功能。

经过第一、二次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学术，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表现出日益强大的社会功能，并能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因此，资本加大了对学术的投入，促进了学术的巨大进步。霍布斯鲍姆指出，“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充满自信，对自己的成就颇为自豪。在人类努力进取的所有领域中，成就最大的莫过于‘科学’，即知识的进步”。与此相应，学者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了20世纪初期，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欧洲的大学“也有和美国大学同样的发展趋势……犹如‘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企业……这里也出现了一切资本主义企业成熟之后都会产生的现象：‘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工人，即相当于大学或研究所的助教，完全依赖国家交给他使用的工具；于是，他依赖机构的负责人，就如同工厂工人依赖雇主一般”。在韦伯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其实早已预见到了学者雇佣化，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只是，这一趋势直到20世纪初才大规模展开。学者雇佣化意味着学者必须生产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产品才能获得相应的职位和利益。学者如何证明自己的劳动尤其是有效劳动？——发表及出版。同时，大学和科研机构也需要通过学者的发表情况来判断学者的劳动状况，并予以相应利益。由此，学术期刊成为沟通学者（雇员）与大学（雇主）的中间平台，并因此增加了两种直接相关的功能——遴选和认证。学者通过学术期刊的遴选与认证获得相应职位（还应包括著作出版，但学术期刊发表的重要性越来越强，本文仅讨论学术期刊），学术机构通过遴选与认证考核学者，而学术期刊则通过遴选与认证形成自身权力与影响力。

马克斯·韦伯

但是，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不同，后者的质量可以用量化标准准确衡量，但前者不能，因此，如何遴选优秀的学术成果，至今仍是极大的难题。匿名评审制度的广泛推行即是期刊遴选学术成果的一种方式。匿名评审制度是期刊内部完成的遴选和认定，但不同期刊的遴选标准可能不同，因此不同期刊发表的学术成果的质量也参差不齐。那么，如何对论文质量进行甄别？若对论文质量进行单篇逐一鉴定，会涉及若干困难。第一，很难找到足够的同行专家进行评审。第二，评审专家很难保证有充分的时间评审论文。第三，专家个人的局限可能会导致偏见。第四，私人关系会干扰评审。基于此，以刊评文这种替代方式产生，而其最有影响力的是美国情报学家尤金·加菲尔德创办的SCI（《科学引文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艺术和人文学科引文索引》）三大索引。这些索引以一本学术期刊为单体，再通过该期刊的引用率（影响因子）衡量该期刊的总体质量，再以该期刊的质量衡定发表于该期刊的论文的质量。这一以刊评文的做法弊端很多，也并不能克服上述第三、第四方面论文质量鉴定的困难，但有其突出特点，即简便且相对公平。

由上论及，20世纪后，学术界逐渐形成一条学术生态链：资本支持学术→学者规模增加→学者雇佣化→学者需要被考核即需要生产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学术成果→学者需要在期刊上发表论文/学术机构需要通过论文考核学者→学术期刊遴选和认证论文→评价机构（如三大索引）区分学术期刊→学术期刊具有不同等级→以刊评文。当然，这只是一条常规的学术生态链。对于学术共同体塑造良好，学术水平高和学风纯正的某些大学，它们并不遵循这一常规链条。但是，这一常规链条仍然决定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学术机构的学术生态，也决定了绝大多数学者的个人利益。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资本的年代:1848—1875》

在上述链条中，学术期刊是枢纽环节，它既是学者证明自己的平台，也是学术机构考核学者的第三方。在20世纪以来学术职业化的学术生态中，雇佣关系是学者与学术机构关系的本质，这决定了学者与学术机构的博弈关系，且这种博弈关系与企业内的雇员与雇主的博弈关系并无本质差异。但是，两对博弈关系存在技术层面的差异，且正是这种技术层面的差异衍生出学术期刊的遴选与认证功能。在企业中，雇员的绩效极易鉴定，因此，企业内部即可完成绩效评估，不需要借助第三方。但在学术界，知识生产的特殊性使学术机构很难对学者的绩效作出较为客观的鉴定。如果学术机构需要对学者的成果逐一鉴定，交易费用将非常高昂。由此，产生了一种可以大幅降低交易费用的学术成果质量鉴定方式——以刊评文，即根据期刊评定论文质量，从而使期刊在传播功能之外，具有了遴选和认证优秀学术成果的功能（虽然客观上不一定能做到）。这种方式导致第三方即作为学者与学术机构博弈平台的学术期刊的崛起，学术期刊成为最强大的仲裁方，因而成为最有实力和影响力的一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学术期刊成为学术界的公共权力，或学术界的真正“政府”。

在学术期刊的遴选和认证两种功能中，遴选是过程，认证是结论，认证权力处于终端环节。认证意味着学术期刊对该刊发表的论文质量有底线承诺，即不低于某一水平。遴选和认证相结合，使得在知识大爆炸时代，学术期刊既可以大幅减少学者证明自己的交易费用，也可以大幅减少学术机构考核学者的交易费用。这种交易费用的降低，正是学术期刊建构自己权力和影响力的经济学基础。并且，这与政府公共权力的建构基础和逻辑同质。在学者、学术机构与学术期刊的三方关系中，学术期刊不但对学者拥有强大的学术权力，对学术机构也有较大的学术权力，因为学术机构也需要学术期刊遴选和认证本机构的学者，以证明其管理绩效，进而从更高级别的机构获取资源，并直接影响学术机构管理者的利益。但是，这一判断并不否定这种情况在不同国家和学术机构的表现差异。例如，在美国，由于私立大学占据优势，大学的影响力来自长期积累的口碑，学术共同体较为成熟，大学的收益主要来自学生缴纳费用和社会捐赠，同时由于以刊评文等考核方式仍不够科学，美国大学的量化考核严厉程度相对不高（但也存在黄仁宇这样优秀的学者因未通过考核被解聘的案例），学术期刊的权力性和影响力相对较弱。但在公立大学占据主流，大学资源主要来自政府的学术环境中，以刊评文导致的学术期刊的权力性和影响力更大。

当然，学术期刊的等级不是固定不变的。例如，在SCI、SSCI、A&HCI、CSSCI这套评价系统中，由于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随着引用率的变动而变动，因此其等级也是变动的。这种波动性驱使期刊进行自我约束，尽可能遴选高质量论文，或者说，尽可能遴选潜在的高被引论文。

一份CSSCI收录证书

三、认证与遴选：信息时代学术期刊的功能

进入信息时代，现代学术生态的关键因素有一个“不变”与一个“变”。不变的是学者、学术机构与学术期刊三者间的关系，变化的是传播方式。后者导致学术期刊的功能发生变化。学术期刊的传播功能逐渐被削弱，得以强化的是其遴选与认证功能。

第一，后传播时代学术期刊的传播功能弱化。

有学者强调应强化学术期刊的传播功能和效果，但笔者认为，传播不是信息时代学术期刊的主要功能，过度强调学术期刊的传播功能和效果是不必要的。与古代的信息匮乏完全不同，在信息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接触无限多的信息，并且同时成为信息的接收者和提供者。同样，学者也随时可以获取无限多的学术信息，并且同时成为知识的阅读者和提供者。因此，问题的关键已不在于学者以何种方式获取信息，而是以何种标准获取信息。在纸媒时代，某篇学术论文被阅读或被引用的频次很难获知，但在信息时代则很容易获知。可以看到，一份期刊以同样的方式，如CNKI或微信公众号，发布该刊发表（遴选和认证）的同一专业、同一领域，甚至同一主题的文章后，不同文章的下载量、阅读量和引用量的差异很大。这是因为读者会遴选并阅读、下载或引用他认为更优秀的论文。读者怎样遴选论文？大体有以下标准：其一，学者的知名度；其二，学者所在大学的知名度；其三，论文的标题；其四，摘要。当然，这里还涉及另一本文无法讨论的重要问题：引用量、下载量等指标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论文的质量？这是值得思考和怀疑的，但在量化管理思维下，目前难以找到更好的衡量指标。

关于学术传播，还值得讨论的是，应该区分学术传播和大众传播。大众传播，尤其是商业传播，的确需要追求所谓“流量”，但学术传播是在专业界内进行的，大众或社会参与度较低。学术传播是否应该追求“流量”，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学者获取信息（他人研究成果），通常都具有明确的目标，因而具有主动性。学者对自己需要哪方面文献，也通常具有比较明确的范围。不在目标范围内的文献，即使被看到，也极少被进一步关注；而在目标范围内的文献，学者会主动到数据库中检索。例如，在国内，由于以CNKI为代表的学术数据库的信息与纸质期刊一致，是唯一正式、合法的版本，因此，学者最终都是从CNKI数据库中检索文献。而其他传播手段，如微信公众号等，仅具有较小的辅助作用。

第二，后传播时代学术期刊的主要功能是遴选和认证。

在后传播时代，与传播功能弱化不同，学术期刊的遴选和认证功能不断被强化。导致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有：其一，学术内卷导致学者和学术机构的发表需求尤其是高级别发表需求越来越大。这是全球性的学术现象，只是不同国家或学术机构的具体表现有所差异。导致学术内卷加剧的，又有三方面原因。首先，高学历人才的培养数量超过了正常就业需求，导致供大于求。其次，学术雇佣关系越来越强化。再次，大学排名兴起，并且这类排名的重要指标即学者的发表情况，而这样的排名会直接影响大学的利益，如政府拨款、社会捐赠、学生生源质量。这三方面原因都使学术机构不断提高入职标准和考核标准，从而增加了发表需求，加剧学术内卷。其二，由于学术产量剧增，且投稿越来越便捷，学术期刊更有必要对众多学术成果进行遴选，由此降低学者证明自己的交易费用和学术机构考核学者的交易费用。

事实上，在信息时代，在技术和成本角度，任何人都可以办任何大众或专业期刊，但没有公信力的期刊没有认证权力，因而无法获得收益。在出版自由的国家，学术期刊之间竞争激烈，具有市场化特征。期刊的认证权力来自期刊长期形成的质量及相应的公信力。而在出版审批制国家，期刊的认证权力来自政府授权。无论在哪一种国家，认证权力都成为学术期刊自身生存的必要条件。这种认证权力对期刊自身和作者都是最重要的。期刊通过认证权力，吸引作者投稿，获得具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稿件，并因稿件质量变化而维持、提高或降低期刊认证权力的公信力，从而影响期刊自身的生存状况。这在出版完全自由的国家表现尤其明显，并可以理解为学术期刊公信力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学术期刊的遴选尤其是认证权力，属于间接的公共权力。而在出版审批制国家，期刊的认证权力主要来自从政府权力延伸的公共权力，并且是直接的公共权力。同时，学术机构的行政级别差异等制度性因素，导致特定机构主办的学术期刊无论质量优劣，都天然具有某种等级，进而导致此类学术期刊并不需要对学术市场负责。这种学术期刊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不是来自它们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而主要来自行政性。但是，不能否认，这种具有行政或政治性质的期刊仍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差异，并形成一些“口碑”差异。当然，在期刊等级相同的情况下，这种“口碑”差异基本不影响学者利益。但是，当在级别较高但“口碑”较差与级别较低但“口碑”较好的期刊之间进行选择时，许多学者为了晋升，只能无奈地选择前者。因此，具有高度行政特征的期刊等级阻碍了期刊与作者（论文）相互提高的螺旋式正向循环。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术期刊的“口碑”较好，主要依靠主编及编辑人员（主编的作用尤其突出）的个人品格，包括学术眼光和学术操守。但这也导致这种依赖个人品格的“口碑”极不稳定，经常面临与其他领域相同的“人亡政息”的困境。尽管有许多学者及期刊界人士都已认识到学术期刊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危机，并呼吁改善其“口碑”，但在既定出版制度及更基础的制度下，这种呼吁只能停留在道德层面，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学术期刊的整体权威性和公信力。

在后传播时代，学术期刊的传播功能不再是最重要功能，而遴选和认证功能成为更加重要的功能，由此，可以这样认为，如何遴选和认证优秀的学术成果，这也是后传播时代学术期刊最重要的责任。至于如何遴选和认证优秀学术成果的讨论，这既不是本文能够完成的任务，也不是笔者的能力所能胜任的。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作者：邱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出版学院，《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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