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究当何谓？

本文作者刘京希教授

衡量与评价学术期刊是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标准究竟何指，业界迄今并未达成共识。而这一事关学术期刊乃至学术事业发展前景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此重要，以致于如果业界不能先决性地在攸关学刊高质量发展的诸般根本问题上取得共识，便不能达成相对稳定与可持续的业界发展标准，更无法找到以之为标的的共识性行业发展进路；甚而至于，学术期刊乃至学术事业的整体发展难免误入歧途之虞。在办刊理念与办刊实践之中，秉持繁荣学术、探求真知之要旨，倡导学术争鸣与交锋，鼓励百家之言蜂出并作，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普遍性形上智慧，方可谓之切中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脉象。

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量化评价；学术影响力；人文危机

何谓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究竟以怎样的标准或标尺衡量之？如果业界不能首先在攸关学刊高质量发展的诸般根本问题上取得共识，便不能达成相对稳定与可持续的业界发展标准，更谈不上找寻到以之为标的的共识性行业发展进路。事实上，当下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发展，业已显现渐离主业、踏入他境的办刊理念与功能异化之虞。

业界欲实现学术期刊内在质量的提升，首先必须明了学术期刊所应取之职能定位。职能既定，方可言及高质量发展。或者说，在学术期刊的职能定位大框架之下所实现的充分发展，方可称之为高质量发展。学术期刊所应有的职能或功能这一话题，虽属老生常谈，却也常说常新。概言之，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所应有的职能，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繁荣学术研究，助益学术进步；发现学术新人，助力学术传承；促进全球学术交流，推进人类共同文明。

所谓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自忖应是在办刊理念与办刊实践之中，秉持繁荣学术、探求真知之要旨，倡导学术争鸣与交锋，鼓励百家之言蜂出并作，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普遍性形上智慧。此之“高质量发展”，更加注目与倾力于学术期刊“以学为本”的内在品质的提升，而非一味着意和着力于“计量为先”的外在数据的靓丽。

而衡量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标准，既然堪可称之为“标准”，它就应当具备共通性、普遍性与超越性特质，以为业界所共同参照。如此看来，由以下诸维度切入，判断与衡量一份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与水准，可能更易达成业界共识，此即学术性、独特性、有机性、论争性与影响力。

一、学术性，是衡量与评价一份学术期刊成功与否的根本性标准。学刊之本在于“学”。《礼记·曲礼上》有云：“入境问俗。”一国一族有其习俗和禁忌；同理，一畛一域也各有其约定俗成的规制。就学术及其研究之层维而言，所谓学术，可分为“术”与“学”或“道”之二重境界。满足于诠释、注解他人学理与学说的工作，或偏重于数据整理、量化研究，是为“术”。所谓“注不离经，疏不破注”，此之谓也。而如司马迁撰《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概念范畴与理论建构上力图有所创发，则属“学”与“道”的境界，自然要远高于术。而只有将“术”与“学”相结合，有理有据地进行学理创发，成就一家之言，方为治学的至高境界。所谓“学”者，乃致知、致思、致慧之“道问”。“学以致知”“学以致思”“学以致慧”，此之谓也。一言以蔽之，学问乃求取超越功利之用的“无用之用”。作为攀登学问之山巅的“拐杖”，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若欲求取超越式发展，从而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正途，办刊者自然也应抱持“以学为本”“以学为职”的理念，时刻坚守“学刊”执念，以保全本性。如《庄子》所谓：“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庄子像

就其根本意义而言，学术期刊之存在，即在于繁荣和推进学术事业，由此助益于对真理的寻求，以加快人类观念文明的演化进程。换言之，学刊的存在价值，端在于通过编、作、读的多元互动，致力于学理问题的探索、发现与交流，以繁荣学术，寻求真知，进而助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丢掉这一宗旨和根本追求，学刊即失却其存在的终极依据。作为学术期刊“以学为本”的典例，创刊于1922年1月的《学衡》杂志，其办刊宗旨即是以客观中正之眼光，行批评、批判之职责，以求取真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 而回首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界近年来的总体演化进程，大有脱学向术、日趋现实功利的态势。当下学术期刊界之于学术与现实尤其是政治领域之关系的理解，普遍存在形式化、表面化、图解化甚至庸俗化的倾向，即试图以简单、直白和肤浅的机械式操作，来表达期刊的意识形态属性，比如政策或思想诠释一类选题设计，总是喜好即时性、跟随性地以“术”的方式参与现实，对于现实的多变性则缺乏预见力，表现为对于稿件的择取缺乏既定之规，从而不时陷于尴尬之境地。这种贴标签式的俗不可耐的形而上学处理方式，确乎严重违背了学术为本的办刊准则，当然也严重伤害了期刊辛苦积淀而来的良好社会声誉。

毫无疑问，立足学术研究，倡导学术争鸣，探寻学术真知，是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职守之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期刊可以一味地将自己封闭在“象牙塔”之中，置身世事之外而不予必要的学术性观照。只是此处之于现实的观照，宜以秉持学术独立的基本准则、遵循学术发展规律为前提，且以始终不渝地保持期刊的既定风格和气度为限阈。由此出发，探索、提炼和锻造公共学术话题，以自由讨论和“百家争鸣”的方式，回应甚至“预流”现实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学术需求与关切，进而在学术史乃至思想史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主动与自觉的角色，也即做一份“能动性学刊”。当然，如能预见到现实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发展潮流，提前布局，先期展开重大话题的讨论，以为时政之镜鉴，那就属于立足潮头的“预流”之刊，甚至是完成主体价值追求“升维”的“顶刊”，当属可遇而不可求了。自然，我们承认存在着独立的学术领域，也就意味着承认学术领域的主体性存在，进而开展对于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不过，学术虽为主体性存在，但它并非自由无羁，以致超越边界。而这个边界，从法治的角度看，即是对法律的遵守。

《学衡》创刊号

二、独特性，概指学术期刊从内容到形式，尤其是从办刊理念到编辑方针，时时处处所展现出的鲜明个性与独有品格。“独特性”如此重要，以至于失却此一宝贵品质，个刊之间原本应有的和而不同、有机互补的生态关系，即荡然无存；“这一本”与“那一家”的区隔，将会只剩下刊名这一符号性标识；甚而至于，个刊的存在随即失去其内在依据。只有做到立于期刊之林的独特性存在而非同质化存在，也才意味着一刊之存在的独有精神价值，继而昭示着一刊独特价值体系的形成与完善，甚至可谓之“自为性存在”。同业之间在差异化竞争中共生的良好生态，借用亨廷顿的说法，它不是“马赛克”式的同质化拼装，而是“大熔炉”或“番茄汤”式的异质间融会。回顾学术期刊发展史，那些个辉煌一时且至今令人难以忘怀的学术期刊，比如《学衡》，比如《禹贡》，无不极力倡扬其独特的办刊理念。顾颉刚先生主持创办的《禹贡》半月刊，从1934年3月面世，到1937年7月停刊，短短三年的生命周期，即因其办刊理念与内容的独特性而蜚声学坛。对于《禹贡》的独特性学术贡献，有论者做了精当概括：第一，《尚书·禹贡》的研究，延伸为历史地理的研究，为我国开始建立历史地理学这一新学科，培养了整整一代第一批历史地理学人士；第二，倡导了边疆学的研究，使国人注意到了这一严重的问题，也为顾先生今后大半生继续提倡边疆研究，并组成“边疆学会”奠定了基础;第三，提出民族历史和民族现状的研究。这是以前所难有的，为我国今后兴起的民族现状的研究作了先导。

顾颉刚

尚需补充说明的是，此所谓期刊风格的“独特性”，以可持续稳定为其显著特征；当然也以编者对其的代际坚守与光大为前提。自创刊伊始，期刊的办刊理念和与之相应的栏目设计经不断调试性演化，一旦趋于成熟，便应形成长效机制与传承而代际坚守，在“变”中寻找“不变”。不论内部人事如何更替，也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幻，我自岿然不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下刊界从业者在追逐时潮与高被引的喧嚣之中，不觉之间逐渐迷失自我与专注于学的定力，弃一代代刊人不辞辛劳累积而来的期刊既定风格如敝屣，不免令人扼腕！

《禹贡》创刊号

三、有机性，意指期刊栏目设计与内容组合的整体性、体系性及相互之间紧密的生态有机关联。当然，这一有机体系的打造与锻铸，须围绕期刊特色主打栏目这一“圆点”逐层推展，以形成“一核多元”的有机和谐共生状态。在人文社科期刊的办刊理念上，本人主张进行以主打栏目为核心的“归核化”经营，即构建以主打栏目为轴心的同心多元体系和涟漪般扩展之差序格局，形成围绕同心圆之圆点的“集束簇”及其向心力，从而完成期刊自身的特色化与个性化定位。而在概念范畴上，则可将“同心多元体系”“归核化经营”与“专题设计集束簇”，视为衡量学术期刊有机化办刊程度的概念性工具。由于有机多元化以主打栏目为轴心，因此，它比业界时常所见的“无机多元化组合”——以毫无特色与个性的学科或研究域命名之栏目拼盘——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它主张期刊依据自身传统及优势，进行差异化演化与自然分工，各自培育不同于他刊的特色优势栏目，进而形成个性化的、和而不同的核心竞争优势。此正谓：“不做第一做唯一。”当然，这应当是通过法治化市场公平与正当竞争而自然演化的历史过程和应然结果，而非来自主管部门的人为计划干预或“理性设定”。

办刊方略或模式可区分为两重境界：等而上者，能够以前瞻性眼光，通过宏微适度的专题性话题的创意、策划和组织，以问题为先导，把期刊的不同学科或专业领域融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以之展现办刊人的学术追求与人文情怀；等而下者，只是陷于学科或专业“大拼盘”的无机泥沼勉力生存，维持而已。显然，后者与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欲求背道而驰。在时下整齐划一、等级森严的“一刀切”学刊评价体制与标准之下，那些本可在自由竞争的“学刊市场”寻找空白与生长点以图有所作为的所谓“小刊”，随即失却上升通道，看不到前路，只好先“躺平”后“内卷”，无所欲求了。

四、论争性，体现着一份学术期刊之于学术发展及其流变的介入程度。判断一文化共同体之学术发展繁荣与否，仅从现象层面观察，即由学术研究的活跃度来判断，便可得出大致的结论。而学术研究之活跃度的最为直观的判断指标，则是专题论争的开展状况，即围绕专业性论题或诸领域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而展开自由争鸣的程度。这种争鸣或是以专题学术讨论会的形式来进行，或是以学术期刊所特设的“问题专栏”来呈现。其要旨端在善于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发现和提出问题，进而“以问题统领学科”，而非“以学科切割问题”。一份富有学术责任心与人文情怀的学刊，其编者必定时刻关注学界动态，及时介入专题研讨，甚至主动发掘重大学术话题并发起论争。

已如前述，与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由追求“无用之用”转向功利性策术研究相同步，当下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也争相“脱学向术”。其典型表现即在于回避事关人类前途命运之重大学理问题或话题的讨论，转向浅表性、功用性、即时性的技艺与策术的研究，从而逐渐失却了学刊之主体性或本体性地位而沦为工具性存在。

五、影响力，端在于学术期刊通过其高敏锐度与可持续性的选题策划、专题研讨与组织发表，在学术界所累积起的美誉度与感召力，从而使得学者以在其上发表文章为尚为荣。需要说明的是，学术期刊所倾力追求的影响力，宜限于学术影响力，不应包括外扩于学界与刊界的社会影响力；同时，也不宜着意于瞬时的喧嚣，而应更加注重历时性或长时段影响力的展现。也因此，海外学术期刊界在总体上并不着意于期刊的发行量。如果说以发行量为期刊影响力的测度标准，顶刊反而以发行量小为趣尚。订数越少，愈可证明期刊的高端性与权威性。越是权威期刊，愈加处于学术金字塔的顶端，其作者与读者自然是极少数顶尖学者，恰恰意味着期刊的学术品位愈加高标。

《文史哲》创刊号

那么，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如何得以形成呢？简言之，它得之于期刊编者敏锐的学术嗅觉、专业的学术眼光和高超的组织协调能力。将敏锐的学术嗅觉、专业的学术眼光和高超的组织协调能力，幻化而为高敏锐度与可持续性的选题策划、专题研讨与组织发表才略，期刊便可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其学术影响力的形成，也便指日可待。当然，在如今的计量时代，借助数媒传播手段，此一影响力的瞬时形成相对易得，但若予深层次巩固以形成可持续影响力，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得之于期刊编者基于恒定的办刊宗旨与编辑方针的代际性持续努力，以及不为外力所扰、坚执于特定论域或论题的长周期自然演化与承继性层累。

受制于以“短时态评价”理念为主导的现行量化评价体制，目下业界之于期刊“影响力”的认知，日益与“学术影响力”相游离，当然也与“历时性或长时段影响力”追求无涉，而是迷醉于追逐时潮或热点及所由产生的“瞬时快感性”影响力，抑或沉醉于由所发表成果的高被引而产生的即时高影响因子，甚至因此形成“即时影响力症候群”。比如就综合性期刊的发稿偏好而言，在人文与社科之间，舍人文而逐社科；再如就文学史研究发稿偏好而论，则是弃古代文学史而趋现当代文学史。此等瞬时快感性影响力追求，反射于整个人文社科学术界，即是造成学科或专业领域学术发展生态的严重失衡，以致冷门绝学几无人问津，传统文化的承继遭遇严重的现实危机！业者早已就此尖锐地指出：“目前中国学术期刊与学术评价存在的问题，是人文危机最直接最本质的表现之一。”再思之下，由人文危机而始，进而导致的必将是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整体性危机！不言而喻，当社会科学赖以立足的人文根基被动摇之时，失却人文学科的滋养，社会科学的枝叶何以繁茂？就事论事，在此并无对追逐热点或高影响因子之行为的贬抑之意，而是力图说明，业界应当适度平衡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长时段影响力与瞬时态影响力的关系，以彰显学刊的学术品位与追求，且为学术研究事业在诸领域间的均衡发展提供园地保障，以免传统人文学科沦为“绝学”之虞。换言之，业界千万勿要不切实际地指望“既打鸣又下蛋”的类似“神鸡”之“神刊”的出现。

仲伟民著《直面人文学术危机》

由上述之于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职能定位、高质量发展及其衡量标准的简略梳理与框定，可顺理成章地形成“究竟何谓人文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刊界是否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的大致判断，以供业界批评。揆诸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光怪陆离之发展现状，及由此所必将导致的人文危机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性危机，窃以为业界、学界乃至相关业务主管部门，亟需展开一场触及灵魂的大讨论与大反思！否则，结局仍跳脱不出“我是编辑我可耻，我为祖国浪费纸”的宿命。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作者：刘京希，山东大学《新文科理论与实践》编辑部，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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