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黄道炫教授

因了死亡予人类的深刻刺激，近人日记中留下大量关于死亡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死亡的永恒性，死亡的痛苦及其给人类带来的恐惧超越时间和历史存在。同时，这些记载也显示时代特征，近代的战乱和动荡让死亡变得更为密集，而主义、理念的输入及政治组织的予以强化，又形成关于死亡的意义讲述，并造就批量化生产的死士。当然，死亡本质上仍然是个体的，是不可替代的个体独特经验。

死亡；日记；流行病；徐惊百；追悼会

1945年7月底，结婚不久的沈霞经期已到，却迟迟不来，担心怀孕生子影响进步的她为此心烦意乱。和朋友闲谈时，忍不住说出：“这一两周我要死了，活得不耐烦了呢！”这个话，沈霞写进了日记。8月20日，沈霞因人工流产失败去世，年仅24岁。她不经意说出的气话，竟一语成谶，死亡借着沈霞的日记，似乎早已降临。

沈霞著《延安四年（1942—1945）》

沈霞日记中的预言，可以看作一个偶合，不过，死亡的降临常常就是偶合。没有人知道，死亡会在哪一天到来，每一个人的生命进程，既是一个鲜活的焕发生命力的过程，又是一个持续不断逼近死亡的过程。死亡无时不在窥视着人们，人们也不断在死亡的窥视中认知、学习死亡。正由于此，亲人的死亡、周围人的死亡，乃至自身生命走向绝灭的过程，频繁出现在人类的各种文字和讲述中。死亡的阴影挥之不去，关于死的讨论汗牛充栋，哲学家很早就在回应着死亡问题，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投身哲学的人实际上是在训练自己为死亡做好准备，比起其他人，他们对死亡的恐惧程度最低。”这里的逻辑是，哲学家用灵魂追求智慧，身体则障蔽着这种追求，身体死亡有助实现更纯粹的灵魂的追求。叔本华则声称：“哲学家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它的美神，苏格拉底所以说哲学的定义是‘死亡的准备’，即是为此。诚然，如果没有死亡的问题，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所以，死亡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死和生一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本文无意对死亡做过多解读，只是选取近世国人日记中的相关记载，呈现近代中国人面对死亡的各种记录。

叔本华

一、死亡之痛

人生需要面对太多的死亡。某种程度上，人的一生，都在从死亡中学习如何面对死亡。

近人日记中，可以看到许多关于死亡的记载，父母、儿女、亲朋、同事，他们的死因为让人印象深刻，常常进入日记主人的笔下。

在所有人中，亲人去世最让人伤痛，少年失怙，更常怀风木之悲。画家吴联膺少年时代，父亲去世，此时，他对死亡还没有真切的感受，他后来写道：

记得十年前我父亲死时（虽然那时仅有十三岁)，我总以为他要醒来的，哭，也好像因为别人哭我跟着哭的，甚至遗体抬走了，我意识中仍以为他不久要回来的……因为平日根本没有预料到，以为不可能的事情竟实现了，当然不会相信：其实是遭到这袭击无法表现这悲痛，麻木而忧愁了……等到自己身心都承认这事实，那悲痛当然更入骨三分，起先好像以往日的习惯忘去这桩事，但身心不习惯的环境（究竟是少了一个人)，随时的心被锥刺，寂寞无告，乃集结为希〔歇〕斯底里的委屈，时时觉得自己受委曲〔屈〕，别人给我一点小欺侮，就会大哭大闹，记得母亲骂我，我都会大哭父亲。

吴联膺

吴联膺写到的这种亲人逝世的感受，或许并不仅仅是少年人才有，很多人都会有同样的经历，这是面对亲朋去世后的心理防御机制，以想象中的亲朋还会回来抵御失去亲朋的痛苦。剧作家杜边在密友去世后写道：“我看你直躺在殡仪馆的长凳上，我看你装进那木制的四方匣子，我看你放进一个四方的坑里去，许多亲友挥泪地致敬而摔去手心的一把泥。但我始终不会觉得你已经是死去了，我真不明白，我总在窗前望着你访我的形影。”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形成的日常记忆，和肉身消失的现实形成张力，不那么容易轻松消解。这种张力，在画家胡一川那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1937年，少年时期丧母的胡一川回到老家。当他和父亲等人走到母亲坟前时，突然生出一种特殊的感觉：“要把母亲的坟墓打开，亲眼看看母亲的骨骸到底变成怎样了，因为十六年前我亲自荷锄头埋母亲的惨景还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啊！”胡一川母亲去世时，他才11岁，可以想见，过早失去的母爱，会在他的心中留下多少遗憾，胡一川这一略显疯狂的想法应该就是多年积聚的遗憾的爆发。或许由于此，他的父亲没有阻拦他，“父亲不但不反对，反而说出许多现实的真理给我听，他能这样的进步是我所意料不到的”。当然，父亲的经历也是他不阻拦的重要原因：“当埋葬母亲时，他还在南洋。”近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及国门的被迫打开，让漂洋过海成为可能，多文化的交流，强化了观念中的开放和包容。

大年初三，胡一川和父亲几个到母亲坟上，掘开坟墓，日记记下详细的情景：

棺木已经腐烂了，我们用竹绳缓缓地才把棺木拖出来。打开棺一看，头颅是歪着，衣服已经腐烂了，头发还好好地围在脑壳上，骨骸还完全，在乳头上还整齐地盖着两只杯子……木做的小人头和耳环、戒指等都如数地找到了，捡完后就把骨骸装在金\[盎\]内。在俺\[盎\]内我写上我们兄弟、美姊\[姐\]和父亲的名字，题上“母爱”二字，再葬回原地。等有了相当的钱时，就另葬他地。我已经把耳环、手镯、戒指、小人头等带回来了，还拿了一束头发以留纪念。

胡一川著《红色艺术现场——胡一川日记（1937—1949）》

放进“母爱”、带回母亲的一束头发，看得出胡一川对缺失的母爱的追怀。坟墓可以说是死亡的象征，掘开坟墓再掩埋的举动，不无对死亡做再次确认的意味。这和前述吴联膺的讲述形成内在的呼应，胡一川大概率也经历了失去母爱的茫然，承受过此后的日子里内心不时袭来的痛楚。

一般人最早形成的死亡记忆，通常都和坟墓、死尸这样的具象刺激有关。坟墓的内外隔绝，尸体的僵硬无助，让人深刻体会到死亡的阴冷和悲凉。抗战时期流亡在外的一位作者记录了自己6岁的弟弟因突患疾病死去，被送去掩埋的场景：“天色晓白了，但是七弟在什么时候装殓好，没看见。只是窗外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引起了我的注意，不禁望了一望，却又使得我的泪珠滚了出来。兆其、兆全叔一前一后的抬着个小木盒，爸爸跟在后面。我知道这个木盒里，就是我亲爱的七弟，现在他将要离开人世，住到那幽冥隔绝的黄泉下，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的踪迹了。”幽冥隔绝，既传递了失去的痛苦，也显示了人类对死亡的被动性的认知和抵触。

除了亲人，人们还要面对周围人的死亡。1942年，后来成为翻译家，时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杨静远，面对人生中一次印象深刻的死亡。同学王梦兰肺病晚期，奄奄一息。杨静远记录最后一次去看王梦兰的情形：“上午，我们一同到医院去看梦兰。她是不久了，同学们已在给她预备后事。她不大和我们说话。有一次她叫我，向我说：‘我老没和你说话。’我说：‘不要说话，我知道你苦得很，躺着休息吧。’她微弱地呻吟道：‘我没想到死是这么痛苦的。’”

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市档案馆藏抗战家书及流亡日记》

当时可以轻易夺走生命的肺病，落在罹患者身上，是耗竭性死亡，王此时正值花季，一个年轻有活力的生命的耗竭，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尤其强烈。死亡的痛苦非当事者无法体会，而当事者又不可能再予讲述，此时旁观者的记述或能呈现于万一。杨静远写道：“两天前梦兰已神志不清了，常说胡话，身体已不能转动，连翻身都不行，大小便常常弄得一床。清醒的时候，还嚷嚷要到成都去。肺已不便呼吸，胸口闷塞时就用手抓，把胸口都抓紫了。太痛苦了。”

王梦兰的生命之火在一点点熄灭。面对一个鲜活生命的离开，杨静远无能为力，刚刚二十出头的她开始直面人的生死：

王梦兰真的不行了。瘦得不成形。我看着她那无神的眼，发着微弱声音的嘴，忽然想到那可怕的结果。一个人活着好好的，一会儿就没有他的存在了，这是可信的事吗？她这两天打疟疾，烧得极端痛苦，而她的心情更坏，时常想到死，虽然她自己一点儿也不明白她病情的严重性。我不能设想到那一天，她成了我们回忆中的角色，我们悲痛地叙说的材料；再以后，我们只把她淡淡地记忆着；慢慢地，我们的关心移开了，再不会有什么了。庞大的世界是不会感到这些微小的变化的。但对于她自己，却是最大的转变。由存在变为不存在，还有什么转变比这更大？

对生者来说，死亡是从存在变为不存在，这也是死亡除了肉体的痛苦外，给人带来的精神上的恐惧。死亡切断了人和这个世界的联系，而这种关系从人出生之后即开始建立并不断强化，如此天经地义，又如此耳熟能详。人对死亡的恐惧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失去这个包裹着自己的世界的恐惧。杨静远以人类的共情能力体会到了朋友的恐惧，她写道：

晚饭后叫厨子打了点咸菜豆腐汤给梦兰。她现在已坏得很露骨了。眼睁不开，嘴唇干缩，合不拢，喉中时时有痰堵塞，话也说不出来。她自知不久了，她说：“这两天气短了，大概就在这几天。我没有悲哀，因为痛苦太大了。”一个垂死的人的心情，不是我们生气正旺的人所能体会的。她觉得她已不和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上了。与其说悲哀，不如说干着急。我的眼被急切的火灼干了，流不出一滴泪。我凭着医院的栏杆望着黄昏的远景，一切显得灰暗，好像我自己就是梦兰，好像我不久就要消失了。远处的军号嘶鸣着凄怆的调子，愈增加这景色的了无生气、死寂、绝望。

杨静远著《让庐日记（1941—1945）》

当杨静远感受到这个世界因了朋友的离去而了无生气、死寂和绝望时，其实她正在映射着的是濒死朋友的心境。正是由于人类的共情所形成的这种联系，让这个世界如此难舍。

最终的日子终于到来。杨静远写道：“我什么也想不出，只知道躺在那白木长盒子里的是一个人，一个熟识的面孔，她，几天前还亲口向我说过话；那时她还和我们一样，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可是现在她的生命已没有了。究竟她的生命到哪儿去了呢？我觉得茫然……人类几万年来，哪一个不是生出来又死去了？一切生物都免不了死。死是属于自然的。一个小虫儿生出来，又死去了，有谁痛惜？人又有什么两样？然而一个人死了，却给其他的人如此的悲哀，这是为什么？”

杨静远为同伴的死而悲哀，同时她又在自问，为什么人类总会为同伴的死悲哀。情感的带入，是人和其他生物区别的标志，当人类为同伴的死悲哀时，既是为和自己一样的生命体的消亡而悲哀，也是为之前存在的情感联系被死亡截断而痛心。尤其当死亡来自自己的亲朋时，这种痛心更是深入肺腑。

杨静远

死是痛苦的，死者如此，爱着她的生者也一样，死者经受的痛苦还要伴随生者很长时间。吴联膺的日记记录了他曾经的恋人逝去后的感受。1937年春，吴联膺和自己心爱的姑娘订婚，两人在武汉约会，情动之下，有了第一次接吻：

我翻身起来，“让我尝个嘴吧？！”我捧着她头说。“嗯，我不。”她挣扎着起来，我搂着肩，踏着草地，下坡。“那么，几时呢？几时给我尝嘴呢？”“嗯，不。”“总之，我怕，我怕你疑心我。”终于，在□□堂旁一个桂花树的浓荫下，我贴着她的脸，软的香的，她呼吸急促，“嗯，我不。”我翻转脸紧搂着她，当，当两个战抖的嘴合成一个的时候~~~~

然而紧接着的战争让两个人分离，随着时间的流逝，猜疑、冷淡、见异思迁，动摇着青年人的感情，吴联膺在上海又有了新的心仪对象。1938年，吴联膺突然得到了恋人在四川万县去世的消息，悲痛不可遏制地袭击着他：“天是蓝的，云是白的，阳光明朗，风轻松，人间依旧，可是我的万萍却死了呢！我向谁诉我心痛，我的对不起她啊……到这时，我才恨我没有信仰的宗教，我不相信祷告她能听见，我又不相信烧祭文她能看见，我只能痛苦的相信死了的的确确一切都消灭了！”此时的苦痛真切、强烈。随着时间的流逝，苦痛会一点点淡化，但真正爱过的人，很难完全消散。八年后，吴联膺在杂志上看到巫峡的照片，又想起了病死在长江边的恋人：“快十一年了，眉的风姿已依稀，她在我的生活里，忆念里也都冲淡了……我的初恋是丰富而温馨的。”这一次的想起，让他几日不能释怀，两天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如今，不忘的情景是蛇山下的期待，浓密的树荫，公园前的薄暗灯光，蓊郁的林间有多少私密的恋情与欢喜啊！她来了，绰约的在风里走着，穿着薄的白的紧身短衫，黑裙子……我太息那青春年少的喜悦，是一去不返了。”已近中年的他进一步感慨：

 “感情”真是个奇怪而有趣的东西，我卅一岁，好像对异性的感兴只是少妇型的“性感”，但从前的感情是大部移给儿女了，比如不久前梦雷没搬进建大时，她说去托儿所接小潜回来，我抱着小的在水门口去接，久久的望着渡船，那心情我就很难分出与从前期待恋人时的不同。

当年恋人间的情感逐渐转化为对孩子的爱，死者已矣，生者的生活还要继续，把死亡带来的痛苦转化为对未来的爱，这大概就是人类虽然面对艰难困苦，却总能坚持活下去的动力。在这里，死亡不再是横亘在人间和幽冥世界中的屏障，而是连接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桥梁。

死亡终止了个体时间，却没有中断个体在他人时间中继续存在，痛苦和失落，正是个体存留的历史记忆的标志。

吴联膺著《乌扎拉日记六十年》上册

二、死亡之轻

近代中国，战乱频仍，死亡之痛频频上演。乱世当中，死于非命者难以计数。中共将领杨国宇记录他到淮海战役后的战场查看的情景：

打罢淮海战役，我还没到过战场。百闻不如一见。今日到双堆集巡礼，经宿涡公路，渡浍河进入南坪集、杨庄，从这里到杨围子、平谷堆（南玉皇庙）、双堆集（北玉皇庙），在双堆集东南的尖谷堆，战士折开一段工事，竟是尸体，牲口和黄土筑成的……我们渴了，想找口水喝都难。到处是尸体，把水染成污红色。双堆集正北，小马庄，是敌人的露天伤兵收容处，敌机临时着陆场也在这里，还有一大片用土做成的床是敌人的露天医院，还有活着免（勉）强能站起的几个在搞东西吃，我们告其过几天就有人来抬你。尸、血熏得我们头晕。

杨国宇

战争的残酷及其造成的惨重的死亡，于此可见一斑。

战场上有大量的死亡，战争中的暴行也制造着死亡。特别是抗战时期，侵华日军以异族征服者的身份，造成无辜民众的大量死伤。1937年南京失陷后，留在南京的美国医生威尔逊记录了日军屠杀居民的惨状：

两周以前6个日本兵进入南京城西南几公里外的陆郎桥镇，他们依旧持续着他们惯常的强奸和抢劫。镇里一些男人们进行了反抗，并且杀死其中三个日本兵，另外三个则跑掉了。跑回去的三个人很快带了几百个人返回并包围了这个镇。这个镇拥有500多居民，当时有300多人留在镇里。这300多人被6个一组、8个一组的捆在一起推进了冰河中。然后日本军队夷平了整个镇子。

威尔逊医生

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协助美国人魏特琳救助难民的程瑞芳，留下难民营里不断遭受日军骚扰、抢掠、强奸，造成密集死亡的记录。1938年1月初，程瑞芳写道：“十一月十日到今日一共死了三个大人、九个小孩，生的一共一八〔十八〕个，一天到晚不是忙病人就是忙死人和生的小孩。”战争及日本人的压迫让生和死变得如此之近，能不能活下来，很多时候成为一场运气的赌博。即便这样，生命还在顽强地延续，程瑞芳说的“忙死人和生的小孩”，无意中暗合的就是人类生生不息的道路。

程瑞芳著《程瑞芳日记》

动荡的环境下，生离死别几成常态。置身于其中的人们，往往身不由己，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抗战时期，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即经历了妻子和儿子的死亡。1949年，政权鼎革之际，又不得不面对女儿去世的消息。竺可桢日记中记下女婿来告知女儿去世的场景：

余询梅在何处。鸿慈云已物故矣。惊骇莫名。余最后接梅一信在去年四月间寄平儿照片，函中〔约〕和平后再相见，不图竟成永诀。余为泪涔涔者久之，鸿慈亦泣不成声。据云，渠等自山东荒灾后去大连……七月四号又举一女（名思梅），嗣后频发气喘，竟于去年九月六日中午十二点在大连身故。呜呼哀哉！……余于1938年丧妻及子，1948年又丧女。忧患余生，又安能再受此打击耶！

女儿的死，让他久久不能释怀，几天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胜利后民卅五〔年〕六月间，我带她坐飞机到南京，住珞珈路，默君已先搬入。此后她就常到上海，八月她结了婚就去山东。十一月我就去巴黎，从此虽有通讯，已永诀了。”本以为是短暂的离别，回头看却是永诀，死亡的降临，就是这样猝不及防。半个多月后，竺可桢去上海，专门去见女婿：“至上海医学院办公室军管处联络员晤胡鸿慈。渠方在作函与其妹妹，并交阅山东青州寄来其新夫人张女士（大连人，小儿科医生）及思梅、渴平等合照相，并给予思梅五个月时摄影，甚肥硕。余阅之又不胜感慨也。”新出生的孩子、逝去的女儿以及鸿慈的新夫人，竺可桢不由得不感慨，日记中，他对胡鸿慈用了“上海医学院办公室军管处联络员”的官方称呼，这一微妙的细节，或许显示的是竺可桢面对生活和死亡的无奈。

几个月后，中共组织竺可桢等至东北老解放区考察，路过大连，竺可桢不由得又想起在这里逝去的女儿：“熊岳之东北有望儿山，连带想及梅儿，不胜感慨之至。此次在大连七日，竟不知梅之坟墓在何处，无从一至其地。梅于去年九月四日去世，迄今不及一年也，悲哉！”

竺可桢

对女儿的死，竺可桢虽然内心伤痛，但日记中很节制，没有流露太多的情绪。相比之下，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由于其艺人的气质，情感就没有这么克制，他日记中写下和亲戚聊天时，提到三个亡去女儿时的反应：

二内兄夫妇来，闲谈数年前余亡去三女，惟长女余爱女也；亡女时余在大有银行存款亦倒闭，亡女丢财，运气实在不佳，幸托张学良少帅，银钱并未损失；想亡女，共十日死去三女一侄，并长兄亦亡，令人伤心落泪，在后院佛堂内竹下大哭不止；剑秋、福奎并余阖家人等劝余方止。

突然的失控，或许是长期积郁的发泄，成年人需要面对的不测，实在太多。同样是荀慧生，日记中记载了他亲眼目睹的数次自杀：“下机即赴沧州饭店，路过金门饭店，见一青年由七楼跳下自杀，死于路旁，次日见报登载。此人约二十岁，为债所逼。沧州饭店房屋大而无当……又因路途不便，明日改住金门。”到金门饭店后，回想昨天见到的青年跳楼之事，“一人不敢独宿，留锡永相伴”。

荀慧生

北平沦陷时期，荀慧生出资开设了一家饭店，又遇到一次自杀事件：

有一少年住饭店一零九号房间，服毒自杀，吞吃鸦片，睡觉哼声过大，茶役速唤醒，见头是汗，询问，伊未承认，态度谈笑自然，茶役不介其意，房客仍寝，至六时毒气作。茶役等即进房，面如白纸，四肢发青，已无救，幸未气绝，即抬至市立医院诊治，该院不收，请本段警察作证始收下，此人已气绝。由该院搜出此人居住证，系北京人氏，年二十二岁，姓名王瑞昆，在张家口服务，充当职员……幸死尸未在本店，否则事关重大，不幸之中之大幸也。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到饭店讯问昨日自杀人情形。王待、杰如送至市立医院，该人服毒过重无救，尸首停至冷病房，杰如通知法院、区署，当时购棺木埋至义地，此事了结。”乱世人命，不过尔尔。

荀慧生著《小留香馆日记》

比荀慧生遇到的更惨、更卑微的死亡在日记中还可看到。清末民初的藏书家贺葆真常常行走于京津之间。1918年，他在天津站乘车时遇到这样一件事：“有人扶一病夫至车上，云赴济南。委于余座前，殷殷致辞而去。时面色已灰败，汗涔涔下，已而起立行数武，回即委顿倒吾座上，不弗能言，目光益散，沫流口外。邻座高君属车中役夫告于车首，车首至，气息已将不属，命舁车外风之，检其行李未毕而死，至马厂乃置车下，其行李则当票数纸，药一剂，衣被数件而已。”这是个什么人，谁把他送上车，因什么病而死，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境地，家中还有什么人，除了贺葆真日记中一闪而过的临终镜头外，或许，再也不会有什么信息了。

除了战争和社会动荡，传染病是夺走生命的另一罪魁。生当清末、民国鼎革之际的朱峙三，八年内幼子幼女一一因流行病离去。首先是幼小的儿子罹患泄症，当他从外地回到家中时，发现儿子“骨瘦如柴，已不成人形矣”。几天后，病势愈加沉重，“十二时以后，儿已气息微矣。时至子正，儿遂殇。全家中人心伤痛哭，予则心胸愈乱，涕泪交流”。

这是朱峙三的第一个儿子。失去幼子，他内心极为伤痛：“自学儿夭后，予心伤甚。离家后，不知内子及父母在家感触，多伤心之事也。”面对着这种天降惨祸，朱峙三不由得要在因果世界里寻找安慰：“今日上下午均上课。晚至杨师家授课。师与予谈因果，谓彼二十以后殇二子，今所得二子则四十以后者也，儿孙迟早有命焉。师信佛，念观音经甚诚。”

胡香生辑录，严昌洪编《朱峙三日记（1893—1919）》

1918年，朱峙三再遭痛击，一女一子又均告夭折。先是女儿病亡，接着，儿子又罹患和女儿一样的病症：

连日医药、卜神，于儿疾未有益，听之而已。数日未食，不能动，目光炯炯未闭。家人俱伤心，予气促万分。夜十二时，儿疾重惊风甚剧，以开水亦不能咽下，自是直视气绝矣。儿病半月余，起病即哑，如纯女病状。

短短几个月内，儿子和女儿死于同一病症，而且，到底是死于什么病，在那个时代，也只能是一个谜。生了三个孩子，三个孩子都夭折，极度悲痛的朱峙三：“忐忑头晕目眩不能止，卧床不起。王子恒来诊脉，谓虚极须补。忧能伤人，予岂不知，念父亲殁后，予实无适意之一日也……夜寝后忽患怯症，成寐后身自腾起三四寸，跌之仍醒者三次。此予素未有之症也，自是心惧甚。”

八年内，三个子女相继身亡，朱峙三的遭遇，不是特例。近代中国，医疗水准低下，物质生活贫困，1935年8月，南京死亡人口中，死于伤寒、赤痢、白喉、麻疹、腹泻及肠炎、痨病的比例分别为2.43%、1.25%、0.15%、0.81%、23.07%、8.84%，总计达到36.55%。也就是说，超过1/3的死亡人口是死于上述几种流行病。1931年，中国人口死亡率高达30%，与此同时，世界几个主要国家日本、法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分别为19%、16.3%、12.3%、11.1%、8.7%、24.9%，中国甚至高于印度。即便中共根据地采取了远比当时中国其他乡村更多的医疗卫生措施，乡村卫生状况仍然非常低下。1944年，左权全县患病者达7 655人，占总人口的12%。出生1 262人，死亡1 504人。人口出现负增长。西北局调查的一个乡3个行政村，326户人家，1 172人，当年出生26人，死亡86人，其中死于普通伤风者13人、小孩百日咳十七八人、肺炎五、六人。死亡人口高于出生人口。在流行病面前，生存还是死亡，常常只能在一线之间。

抗战时期朱峙三和夫人刘梦闲合影

近代社会的商业化也加剧了传染病的流行。商业化促使货物、人员更多流通，与之而来的交通的逐渐发达，则为人员快速流通提供了可能。1943年，史学家顾颉刚的第二任妻子殷履安因恶性疟疾去世后，他注意到：“迩来每与人谈恶性疟疾，知重庆患此而死者已不在少数，有一日死者，有一日半死者，若履安之两日半死尚是较慢者。此病本即瘴疠，为缅甸，云南所有，故西人称为‘缅甸热’。自滇缅路大通，遂传至四川，交通之便利反致人于死地，可叹也！”近代化带来了器物和交往方式的变化，也给传染病流行提供了条件，而国人物质生活和医疗条件却没有相应改善，抵御疾病能力有限。战争、贫穷、动荡、传染病交相袭击，近代中国，死亡显得如此之轻。

顾颉刚著《顾颉刚日记》

三、死亡之重

命如草芥，让死亡触处可见。这样的环境下，生命的分量很难显现。有意思的是，抗战时期，中共逐渐形成的追悼会制度，让普通人的死亡获得了之前没有的重量。毛泽东在普通战士张思德追悼会上说的话广为人知：“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追悼会在中国出现于19世纪的上海租界。无论是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还是中共党人，都习于运用追悼仪式，不过一般追悼对象都是比较重要的人物。抗战时期，随着中共在根据地控制力的不断提升及其平等理念的逐渐落实，追悼会出现下沉趋势。凌子风自述，40年代初期，他不幸落入一口井中，恰逢日军追赶，“在井水里挣扎时一下想了很多：‘这下我死了！当妈妈知道我死了，会很难受。大家知道我死了要给我开追悼会。’怪极了，我连这都想到了”。临危之际想到追悼会，凌子风本人觉得有点怪，从另一面想，可能正是追悼会趋于普及的见证。

追悼仪式追求庄严、肃穆，冀南根据地第三分区在河北馆陶息元村召开的追悼全区烈士的大会颇具意味。《中共馆陶县党史长编》描述会场和开会的情景：“大会最后一天是送灵。送灵仪式庄严、肃穆。送灵队伍前有二十余人组成的响器班吹打前引，与会代表们臂带黑纱，抬着花圈、挽联、画像、牌楼等默默地跟在其后，排成长达数里的送灵队伍。”追悼会营造的气氛，让死亡变得庄严、神圣。中共以集体追悼的形式，给普通人的死亡之轻加上意义的砝码，获得空前的重量。

《中共馆陶县党史长编》第一编

追悼会某种程度可以说是一种死亡教育，这里面既有政治权力的下沉，也有政治仪式的升华，还有意识形态的楔入。政治把死亡变成通向人们精神世界的桥梁，这是近代政治的一个新境界。不仅于此，近代政治还在教育人们应该如何面对死亡。

自古以来，就有能够直面死亡、从容赴死的人。近世已降，随着主义的进入，为主义、信仰殉身，成为直面死亡新的精神资源。蒋介石黄埔训练时即注重精神训练，要求树立为主义献身的精神，专门写下“明生死歌”，教育学员。黄埔一期生冷欣回忆：“蒋公的训教，直抵死关，声声言死，予人当头棒喝，使受教者无所规避，目不转睛地正视死亡，以先烈为模范，而逐渐将死亡意义提高至一升华境界。将死亡的阴森与冷凄，化为光辉与可亲，反使死亡具有一种庄严壮丽之美。”把死亡上升为一种美，这是主义时代带来的新境界。尤其是以思想精神引领革命的中共的出现，更为生死观增添了新的内涵。当蒋介石和中共反复交手后，他发现自己在黄埔倡导的不怕死，却在中共那里得到体现，红军“一般政委，的确自己能够上前督率，自己能够身先士卒，不怕死”。

冷欣

八路军干部刘荣的日记提供了激烈战争中，个人面对死亡危险时的心态：

小卫生员告诉，副连长沈贵珍同志已牺牲，心里想：“光荣地为革命事业奋斗十二载，今天不意竟成为流最后一滴血之时。”心中有说不出滋味，但并没有丝毫怕、恐慌，感到异常沉着，相反精神更加兴旺。

回头掏出日记本一望，打穿一窟窿，别的同志说：“哈，打的吧！真危险。”自己这时心中并未有此感，只是感到这是增加我这个本子的光荣，它同我在战斗中生活了好几年，多么残酷也没有离开过，今天又挂了花，光荣有增而无减，我要更加珍视它，爱护它。

梁山松、林建良编《征途与脚步：刘荣军旅日记选》

刘荣说到的不怕既有中共提供的精神境界的支撑，和战争特殊的环境造成的情感麻木也有关系，作家王林记下根据地干部面对日军“扫荡”的心理变化：“最初成天研究敌伪行动，开会计划转移的方策。后来见到有的成天嘻嘻哈哈打闹的同志被杀了，被枪决了，被活埋了。有的逃往平津，躲在亲戚家不见了。也有的投到敌人据点自首或者领着敌人来捉我们自己了。见的是恐慌、逃走，汉奸的疯狂，敌伪的毒打民众。到后来跑也无处跑，躲也无处躲，敌伪规律也摸不清，摸不过来了，同时再加上那些大的刺激，自己生死未卜的恐慌，所以也就不再研究，不再躲了：‘反正是这一百多斤，轮吧！多了就躲，少了就打！不来，我们还找他们去！’疯狂起来了。”人常常是环境的动物。特殊的环境的确可以激发人内心中的超常情绪，做出平时不可能做出的举动。

不过，战争环境的激发，终究只是瞬时行为。要持久化解死亡恐惧，人类长期以来的办法是消解死亡的不可逆性，灵魂转世说及多种宗教都用彼岸世界回应着这一要求。但是，这些更多是暗的回应，即以生的轮回消解死的寂灭，讲生而不讲死，中共则以系统化的政治性解说及死亡教育，让自己的阵营直面死亡。新四军干部杨思一记录了他领导的游击队展开生死教育的具体过程。两天会议，前一天是骨干会议，讨论战争中的个人前途，自然大家想得最多的就是生死，就常识言，如果不能继续活下去，所谓前途都是空谈，杨思一记录：“在一连参加班以上的骨干会议，讨论什么是个人的前途，几个意见：‘不死就有前途，死了就无前途；’‘生死无所谓，眼前舒服就是有前途；’‘参加革命就是前途’。”前两个意见是惯常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参加革命就是前途”的说法，对应前两个意见，显然置个人生死于次一位置，而把个人的生命和革命结合到了一起，这正是中共组织讨论时希望达到的目标。

杨思一著《杨思一日记》

骨干会议后，第二天又召开全连军人大会，讨论出路问题，“一开始即产生四种不同意见：‘死也有前途，活也有前途；’‘活着有前途，死了就无前途；’‘眼前吃苦就是无前途；’‘死也无前途，活也无前途。’到傍晚结论后，同意第一个意见者50人，同意第二个意见者9人，不表示态度者1人”。这种从骨干到全体的做法很符合中共思想教育的一般途径。讨论的结果，多数人同意死也有前途，活也有前途，解释逻辑是只要自己投身的事业充满光明，个人无论生死都是光荣的，都有前途，这里的彼岸世界不再是个人化的，而是集体意志，这是中共典型的思维路径。这么大比例的人做出“死了也有前途”这种超乎常情的选择，多少是出自真心难以判断，中共希望灌输的原则却从这样的表态中显现出来，无论如何，这样的灌输和教育多少总会对当事者产生影响。教育的作用常常不在于达成怎样的立时效果，而在于在被教育者心中留下印迹，适当的环境下，这些印迹就有可能被激活。正因此，中共阵营中，如下的事例较为多见：

张子英同志在江北被敌人冲散了，只身隐于包谷地中，适有敌人数十从地旁边经过，并未发现他，敌人大部已过去，不知怎的，他开枪射敌，因此被俘。敌人残毒拷问，他只说“姓张，教书的”而外，一言未发，只是发笑。结果被敌人枪毙。头中两弹，腹中一弹。事后附近老乡将他掩埋。此为一俘虏所言。县委去将尸掘起，装以棺木，裹以白绸。

王玉文、李国卿两同志，被敌人追击，退守一孤堡中，因弹尽援绝而自杀。

陈野苹著《陈野苹日记》

杨思一日记中记下他亲身经历的一个事例，从中可以看到中共阵营的确打造了一个相对超越生死的文化：

向魁梅同志宣布可夫同志无确息，但据各方面谣传及当时情况的推测，牺牲的可能性大，不牺牲的可能性小。我知道这在她是一个沉重的消息，但如始终象先前那样用伪造的事实去安慰，这在她将成为更长期的精神的累赘。

她听了我的报告后，眼圈有些红，但没有掉下眼泪来，而且沉默了一下之后说：“为革命而牺性是应该的。”我说：“是的，这是光荣的牺牲。” 

我知道魁梅同志说出这句话，是经过感情与理智极尖锐的斗争的。我呢？在可夫同志刚被捕时，记得也曾经流过两次泪，两次都是在晚上，一次是醒着流的，上次是从梦中哭醒的。但现在似乎感情绉纹已经被理智的烙铁熨平了。

“感情绉纹被理智的烙铁熨平”，这句话恰切点出了许多能够置生死于度外者的共同经历。很难对这样的结果做简单评判，当事者的实际心理也远比这句总结更复杂多元，其间很可能还是会有犹豫、选择、恐惧、彷徨，但这一路径的存在，特别是经由意识形态构造，形成政治化的批量生产，确实是近代以来值得注意的现象。

杨思一

当然，即便有政治文化的熏陶，大多数人也还是普通人，会根据人的本能做出判断，所谓：“闹革命不是为死，是为活，叫我参加八路军，不行，太老了（才32岁）；叫我离开家，也不能，走了娃娃大小都要吃饭，怎办？”根据中共宣示的死亡观，刘荣经常提醒自己要直面死亡，但他的日记中又常常会显示人类怕死的本能。下面一段日记就看得出他的内心活动：

整个队伍冲到院里，挤满了，嗡嗡嗡地吵嚷啥也听不着，大家缴获胜利品，一堆俘虏高高举起两手。另外最令人难心的就是院里横着一个个死尸，有的大概从墙头上打掉下来，满身满脸都是土，土加上没有血色面孔更呈现出难看——脑中立刻浮现出战争真是残酷呀！不过我们不能不这样进行。

自己也缴获一个工人着的那样衣服，带着回去六连。当街有个地雷，不让人走，真危险呀！刚才冲上前时，自己正从旁边跑过。如果差几步那不就血肉横飞了吗？当时不觉得怕，战后往往越想越怕呀！

激动的环境使人忘我，回到常态下，可以更理智地判断危险，会出现所谓后怕。后怕是正常反应，经历过这种后怕的人，反而可能更加敢于直面死亡。熟悉死亡，本身就是学会面对死亡的一个途径。

人身体和精神上处于脆弱状态时，常常对死亡更为敏感。根据地作家高鲁脖颈上长了一个包，久治不愈，准备到医务所住院治疗。他写道：“我决定去干部所看病，因为我觉得是有其他的一些疾病似的，索性趁着这次过河来了，去瞧瞧也好。”显然，高鲁内心有些担忧，或许正是这些担忧，让他观察并记下这样的场景：“沿途我注意到从河上漂淌下来的尸体。”当他进入医务所，从病友身上真切体会到死亡近在眼前时，感触更多：“今早晨死掉了一个病员，叫李少先，是哪部分的一个供给股长。我想到自己也会死吧！真他妈的！为什么要想这些呢？”高鲁竭力想驱走灰暗情绪，但当他提醒自己不要想这些时，已经体现了内心挥之不去的忧惧。政治化的号召和人性的本能之间，总是存在张力。  

高鲁著《高鲁日记》

四、死亡之眼

人们害怕死亡，却又总被死亡窥视。日记记录着个体的生命轨迹，有时，个体生命快到终点时，日记中会现出死亡降临的阴影。这些，日记的主人当时未必察觉，而日记却如一双眼睛，映射着死亡侵袭的脚步。

1920年3月14日，22岁的北京高师学生丘耀宗写下一段日记：“半夜时腹太痛，不能安睡，且欲排泄，急甚。不得已，急穿皮背心、穿鞋，走到教员厕房时，虽寒亦不顾矣。及完，回去睡，腹仍间痛。”丘耀宗当时不会想到，这是他重病的开始。此后，他的日记不断出现腹痛、腹泻、低烧、乏力的记载。直到4月底因病势日重，去医院检查。5月住进同仁医院。此时，腹中已可摸到硬块。6月中旬，丘耀宗离开医院。月底，启程返回广东梅县老家。8月19日，他写下最后一篇日记，两三个月后即告辞世。因了他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到发病、治病到不治的过程，人生会有很多不适，很难知道哪一次不适，通向的却是生命的终结。

丘耀宗著《丘耀宗日记》

和丘耀宗的日记相似，徐惊百的日记也显示了一个生命走向终结的过程，其中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是病后先在医院，难以治愈后返回家中，最后在家中去世。不过，较之丘耀宗，徐惊百在死亡之路上走了更久，承受了更多难以想象的痛苦。

从1940年开始，徐惊百就卧床不起。徐生于1915年，病倒在床时，才25岁。少年时期，右腿患结核性髁关节炎，痊愈后仍行动不便。即便如此，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惊百仍投身抗日一线，参加东北军111师常恩多的部队，从事抗日宣传。1938年秘密加入中共。

常恩多

1940年春，徐惊百旧病复发，大腿骨关节发炎化脓，不得已在上海做了高位截肢手术。此后，返回家乡南通，卧病在床。几年卧床，久不愈合的创口溃烂，深至小腹。长期卧床、持续高烧、剧烈疼痛、肠子溃烂、大便失禁，这些状况几乎一直和他相伴。

巨大的痛苦面前，徐惊百不是没有想到自杀。病痛生不如死的折磨，几乎看不到任何逆转可能的病情，家人照顾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巨大付出，都让徐惊百怀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写道：

我是没有希望的人，只好自杀，既不能做一点事，废物猪样生存着，又要忍受无尽的痛苦，真是可耻，可恨。只好自杀，早些结束这废物的生存。对于死，为什么不能主动，为什么一定要等他痛苦的来。

最后一条金鱼，昨天也死了，好像象征着我生命的消灭一样。

徐惊百

当生存成为一种负担，这样的生存确实太过沉重。不过，徐惊百并没有结束自己的生命，结束生命真不容易。没有真正直面死亡的人，生存好像就是天经地义，只有逼近过死亡，才更能真切体会生之可贵，尽管，人们对生命到底可贵在哪里，也未必有明确的认知，或许，生命的价值正因死而衬托，与其说生可贵，不如说死可怕。

然而，到底是什么，让人们不想死、怕死，仍然是一个问题，或许，怕死又正因为是对生的留恋。是对死的恐惧还是生的留恋，让人们对这个世界如此不舍，很难说得清楚。从徐惊百日记看，其中更多呈现的还是生的留恋。

日记显示，随着徐惊百不断向死亡逼近，他的生的留恋愈益强烈。徐惊百曾跟随徐悲鸿学画，对美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和执着。这应该是他顽强且有生气地活着的重要动力。重病中的他，有点贪婪地吸取着任何一点可以感触的美好。他爱花：

荷今日二朵同开，盛极，美极。床上探首窗外，红绿在风中荡漆可爱，生命的情趣盎然，足为垂死的我一慰。

朝晨，一起来，母端进换了水的花瓶里又一朵牵牛花开了。到午就谢的这可爱的蓝的小花，我从小就有一种偏爱。记得暑假中常常起早为了看它而失望，因为那时太阳照得很早，花也萎得快，而暑假中不免常贪早眠的缘故。蓝的色像是秋的苍空：深邃、幽远、清幽，一点不俗气。花的形态也简单，明朗可爱。

徐悲鸿

一只误入家中的金铃子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和花相比，金铃子发出清脆的鸣叫，让瘫痪在床，“寂寞得很，看着日影在床上跑”的他可以从声音中体会到生命的活力：

黎明初兴，忽闻一种天籁，似清脆的铃声，起自枕外窗中，即大醒。原来何处的金铃子来与我作伴，从天亮起，一直迎着朝曦它不断的唱着这银铃似的声音。烦困疲乏的我得到安慰。后来睡醒到午饭时，就失去了它的音迹；倒很失望，原来痴想它常在我床头伴着的。

谁知到了深夜将睡时，我让母拿了水给我洗手，似觉盆外边缘有虫在爬，举手拟将弹去，仔细一看，就是这只金铃子。它终于没有离我而去，遂叫了伟弟将它捕入玻瓶中。这喜悦和因缘是无从言语说的。

徐惊百热爱生活，即便缠绵病榻，他做的梦还常常是“翻读彩画等等的绮丽”。梦代表的是他对未来彩色的向往。正因此，当听说日本投降后，他立即油然升起对未来的期待：

上海昨夜庆祝了一个通宵，欢呼民国与蒋介石万岁如狂。听着这样的消息，好像在梦里初醒一样，只醒了一半，还惺忪朦胧，几乎不相信这样欢乐的迅速的突变是可能的事实，相信它不过是一个谣言、梦的延长——不过毕竟这已经是现实的事实了……我是一个快死的人，天天念着死亡的逼近，对于光明几乎是绝望了。因为恐怕我等不及它的来临，先要自已毁灭，却不想竟然是梦想以外地、惊奇地过到今天。这是使我不但死也甘心，因之又生出对自己的新希望的光明的日子。

1945年8月9日美国向长崎投下原子弹后的蘑菇云

其实，与其说是好消息想让他活下去，不如说是生的意志让他必须活下去。抗战结束，内战的阴影开始浮现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往年常常想偷死苟安，个人少受痛苦，躲避到死亡的那意念，今日是不会再生了。不，反之，我要活。我撕破了过去甜美的胜利梦，望着这空洞的太空，才知道我的事务没有完……第一个梦破裂了，但我仍有理想，或者还叫他‘光明的梦’，这样的梦，仍旧要做下去，而且使它实现。废人如我要挣扎着，活着，再等下去，等它的实现。”

光明来了要活下去，光明没有来，为了光明还是要活下去。徐惊百内心中洋溢着生的欲望，也有强烈的光明的期待，虽然出于当时的环境，徐惊百很少在日记中写下政治性话语，但立场昭然若揭。1946年，国共在苏北一带冲突，由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三人小组到南通调查，中共地下党组织反对国民党的游行。对此，徐惊百保持关注。当他的朋友钱素凡（钱彤）来访时，徐惊百提出建议：

彤来访。彼近来大瘦，谈及文协领导对三人小组请愿事，有许多过左幼稚行动及口号，致引起过大反感，而发生破坏团体的结果；一部分会员行动过于感情化，牢骚化，目前最重要的原则是要维持团体，使不因此便归消灭，是一要着。我提出“依靠群众，巩固组织”二点意见和他参考。

钱素凡

徐惊百需要活着：“春天的建设的心思充满了我这半死的人胸怀，我要一步步挣扎着，熬忍着，满足再活下去的每一分钟，使它有意义。我要加强我的生的意志，抢着活还活着的一天；和死，和一切的死斗争，不让步。我还不能死……夜里时又烧到39.1℃，像火一样烫，苦痛。”这样的意志的具体体现就是，在高烧、疼痛的间隙，他还在坚持阅读、写作。1946年6月18日，打了两次强心针，一针吗啡，“虚弱极的人，只不断出虚汗……剥几粒王海今早从乡下送我的炒寒豆，就大气喘”，但他还是读了钱钟书的《围城》和周而复的短篇小说《微笑》，并在日记中分别写下点评：“虽是描写知识分子恋爱故事，但基调饱含讽嘲、机智，情节的丰富和对话的瑰奇，有些老舍的笔调在”；“解放区抗战军民合作的英勇故事的生动描写”。

钱钟书著《围城》

然而，不可逆转的病痛不断吞噬着他的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高烧39、40摄氏度，疼痛、胀肚、大便失禁几乎已成常态，伤口处常常可以看到爬出的活蛆。他的被子、衣服里也常常有活着或已经死去的蜈蚣。徐惊百不得不靠杜冷丁、鸦片、吗啡、强心针压制疼痛、维持生命。即便如此，日记仍然一直没有间断，这既是给自己交代，让时间不白白流逝，其实也是要把自己的生命化为记忆，向自己诉说，也向他希冀的那个未来诉说。日记是他能够做的有限的留存自己生命的方式。离世前一个来月，他日记写道：

心中愤昂高涨，越不想死，越想挣扎。多活一天，多透一口气也好；多看一页书、多写一个字也好。而这巴望一天天是缩小来。死来了，临到了，犹豫的时候尽了……我现在不能不有一个自私的要求，那就是一到了确定非死不可的时候，求同情的人帮我得到安静，使我不要可怖地忍受那最后的一刻。我已经求过钧到那时给我大量的Morphine或其他麻醉剂了。但人们能尊重并信守我这个要求吗？

和死亡顽强搏斗数年后，徐惊百不得不接受现实，开始考虑如何死。麻醉和遗嘱显示了徐惊百虽然不想死，但死亡真的要来时，并不回避，而是选择直面，希望能够尽量减少痛苦、体面地死去。

最后的日子里，徐惊百冷静记录了他在亲人们的眼中逐渐死去的过程。1946年3月8日，日记中首次记下亲人关于他的“后事”的谈话：“大舅母前天关照母亲说：替他办办后事吧！我真的这样不成了吗？真是可怕。”从亲人口中听到关于自己死的判决，可以想像内心受到的冲击，他没有第一时间记下这件事，而在几天后补记，当是需要时间消化这样的讯息。不过当他在日记中写下这些时，应该已经积聚了直面死亡的勇气。尽管这其间有太多的不甘心。

徐惊百木刻版画作品《一二·九的精神》

七八月间，徐惊百数次晕厥，生命危在旦夕。家里开始给他准备后事。他听到父母的商量，看到为他准备的寿衣和寿材，听到邻居孩子的议论，看着父亲花了三十万元做的棺材抬进家中。这些都写进了日记。最后的时刻，日记好像另一只眼睛，记录着自身走向死亡的过程。徐惊百自己也主动和母亲谈起：“昨晚和母亲商量到‘后事’，家里已在准备着‘寿衣’一类东西。我但嘱杜绝一切迷信仪式，仅供一个遗像和鲜花，一切简单，能火葬最好，不然也以清洁、简单为好；不葬在祖坟上，将来由朋友为我择一清快地方。”

日记最后停留在1946年8月25日。这天的日记写道：“衰弱极，镇天昏睡。”即便如此，他还是写了时局：“局势大大波动着，‘严’把人民的头‘戒’昏了。汽车一跑，人就竖起耳朵问：又是谁逃跑了？人人想主意，结果听说公署、县政府真的搬了处，大约有些惨败。睡安觉的人，至少至少。”生活的热情虽然受病情制约，已经不得不有所减退，但还没有消失：“晚才知雄弟July17函寄到，内有Oxford等书目，极便宜而好，真值得一买，可惜现已全无兴趣了。此外他拍的风景照，如自由女神等极好；又有他及其他赠我名画Card各一张，美，大喜。但因体力大弱，无力换药。”就在写下这些后的仅仅两天，27日，饱受病痛煎熬的徐惊百，因多项合并症并发，身体衰竭离世。

徐惊百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这个过程充满痛苦，徐惊百却以日记为眼，某种程度历史化了这种痛苦，从而在近代中国生命如此之轻的大背景下，走出了生命的分量。

徐惊百著《惊百文存》

五、结语

死是人类的终极归宿，却也是人类的终极恐惧。人类，总是在反抗自己的宿命，从结果看，这似乎注定只是徒劳，然而，如果没有反抗，人类就成了行尸走肉。由此看，失败的努力，或许本来就是人类命定的一部分。在死亡面前，相比那个必然要到来的结果，人类为了活着而付出的诸多努力显然更有意义。如果活是圆满而充实的，那么死其实就是完成生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1902年Jacek Malczewski油画《死》

死亡高度个体化，不可逆，人类善于总结经验，很多讨论正是建基于这种经验之上，可是死亡不可能有经验可循。正因此，尽管关于死亡的记载汗牛充栋，严肃的讨论反而并不多见。死亡神秘化的各种说法倒是颇为盛行。本文作为一项基于日记的讨论，旨在提供死亡亲历者的相关记载，在材料选择上付出的努力要远远超过试图做出的解释。另外，死亡的话题极为广泛，本文相对侧重于个人经验，诸如凶杀、暗杀这些容易通向死亡原因追索的社会化问题，本文几未涉及。本文要问的只是死亡何所是，而不是死亡何所由。

死亡直逼人的精神世界最核心、最隐秘的部分，可以说穿透了时间、地域和时势的变化，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们，在死亡面前实际很难有太大的差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死亡的话题其实是超越历史或者说非历史的。因此，本文的讨论似乎命定就会处于平面的状态。不过，死亡天然地又包含了纵深，死亡让生命变得紧迫，让时间获得意义，让未来充满神秘，关于死亡的讨论或许仍然可以由此获得超越时间性的历史意义。

本文作者2024年新作《铁水流：战时中共革命系统的运作（1937–1945）》

一个没有经历死亡的人，关于死亡的解释总难免显得轻飘，而经历过的人，又不可能再有言说。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死亡，在活着的人面前，总是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层面纱，活着的人们毋宁说希望越晚掀开越好。以此，在死亡面前保持足够的谨慎，是我们面对这一神秘的终极归宿，别无选择的态度。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作者：黄道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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