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精神与韩愈、柳宗元的赠序创作

本文作者杨玉锋副教授

中唐时期，文章创作领域出现了复兴古文的思潮，思想领域出现了重振儒学的思潮，两大思潮中，韩愈与柳宗元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中坚力量。重振师道精神是韩柳复兴儒学努力中的关键环节，面对日益堕落的士风和久已沦丧的师道，韩、柳二人以身作则，张扬师道精神，提携后进，扶植寒士。赠序是韩、柳古文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他们利用赠序为普通文士指导学问，宣传才名，藉此提携士子、推荐人才，赠序的创作正是韩、柳师道精神的体现。同时，由于韩、柳对师道精神的光大，他们所作赠序文的文体风貌也为之一变。

师道；赠序；儒学复兴；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

一、引言

赠序，即赠送行人的序文，是唐代新兴的一种文体。有唐一代留存下来的赠序大概四五百篇，学术界对此的研究也非常多，笔者梳理相关成果发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体流变的考论，其中也包括对整个唐代赠序文的宏观性概论；二是作家赠序文的个案研究，如初唐的王勃，盛唐的李白，以及中唐的梁肃、权德舆等人的作品。与本文论题相关的中唐韩愈、柳宗元等作家赠序的个案研究也十分宏富，主要用力处在于阐释韩、柳赠序的文体特征和艺术特色。不过，韩、柳赠序文的文学史价值不单单是建立在词汇、句式、节奏之上的文体嬗变，在文体的背后，还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因素。韩、柳赠序文体的新变，是中唐思想文化发展的选择。

对韩、柳赠序文，乃至他们所有的散文创作影响最大的社会文化思想，自然是当时的儒学复兴运动了。在儒学复兴运动中，韩愈和柳宗元大力张扬师道精神，试图扭转社会上蔑视师道、轻视学问的风气，而赠序的创作，正是韩、柳师道精神的体现。在这一点上，学术界尚无专文论述，本文拟就此作出探讨。

本文作者著《〈全宋诗〉补遗与宋代文学研究》

二、弘道尊师——中唐时期的复古思潮

贞元、元和时期，文坛上最夺目的景象是以韩愈、柳宗元为领袖的文学家引领的古文运动，思想领域最值得关注的是儒学复兴的思潮，且这两者密切相关。在初盛唐，诗歌中的古体、乐府、近体等体式均被深度开掘了潜力，产生出了经典的作品，而当时的文章领域，骈体文创作却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骈体文在汉魏六朝时期经历了持久的酝酿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体景观，例如修辞上的夸耀、铺排、雕饰、用典等特征。不过随着骈文文体的发展，一种华靡轻浮的文风逐渐笼罩骈文，不少作者一味追求藻饰唯美，忽略文章应该灌注的思想和情感，从而将骈文引到了“虚加练饰，轻事雕彩”的浮靡路子上了，因而受到唐人的批判。初唐的杨炯就说：“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揉以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此后，在理论和创作领域，陈子昂、李白、刘知几、李华、萧颖士、梁肃、陆贽等人或批判骈文之失，或以散入骈，或大力创作散体文，不断地推动散文文体的变革。

祝尚书笺注《杨炯集笺注》

韩、柳引领的古文运动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文体的改革，即用规模先秦汉魏的古文取代六朝以来的骈体文；二是文风的改革，即用朴实、实用的文风代替华而不实、柔弱雕饰的文风。古文运动不是简单的文体改革运动，而是伴随着思想改革的儒学实践，古文运动者均标榜复古的旗号，不单单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文体，更是要接续浸润其中的孔孟之道和儒学精神。

儒学复兴的思想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安史之乱”以来，唐王朝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出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官员党同伐异，使得统治者应付不暇，在德宗时期，还出现了“建中之乱”这样的事件，皇帝甚至不得不仓皇出逃。在这种大背景下，士人开始了挽救唐王朝统治的努力，他们发现国势衰微的背后有着孔孟之道沦丧的原因，因此，复兴儒学成为当时士人的迫切愿望，啖助、陆贽等人就以《春秋》来探讨致用之学，以期中兴唐朝。

孔子像

韩愈的古文写作，背后也有着儒学思想的支撑，他试图重构道统，重振儒家的礼仪人伦。在韩愈看来，文章也应该以发明“道”为目的：“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谏臣论》）韩愈的“道”，正是儒家的孔孟之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杨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原道》）他的《答李图南秀才书》也说：“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不仅构建完整的儒家道德传承谱系，还以重振它为己任。再来看柳宗元，尽管他和韩愈在思想上有许多分歧，但是作为韩愈声气相通的挚友，柳宗元也基本秉持了儒家的思想，他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以为能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也以“明道”为作文之本。在实践上，柳宗元也大力地支持韩愈的复学儒学、推行散文的主张。

韩愈像

师道，是儒学思想传承过程中形成的精神。它是一个包含着多层次内涵的概念，首先指的是知识上的传承关系，在汉代以来的儒学和经学中，师生传授成为教育的重要方式，在汉魏时期，儒生解经必尊某一种“师法”或“家法”，因此形成了延绵时间悠久的师生传承脉络；其次指的是为师之道，即做老师的品质与德行，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矣！”即是指为师之道；第三指的是尊师之道，由于老师是传承知识、树立社会道德的表率，所以古代社会上普遍都会表示出对老师的尊重和景仰。韩愈言“今之众人”，“耻学于师”，柳宗元所说的“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实际上就是尊师之道的凋敝；第四指的是求学之道，也就是学风，儒学的延续并非老师单方面的事，需要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作为学生，需要表现出对知识的向往和钻研精神。这四点可以说是师道精神的内核。师道精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孔子那里，作为儒家思想创始人的孔子，在教育上秉持着“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主张，培养了子路、子贡、颜渊等一大批的人才，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同时，孔子的弟子们对老师也是十分尊崇，颜渊仰慕孔子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有若说：“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在汉代以来的儒学和经学中，师生传授成为教育的重要方式，尊师是读书人必不可少的一项德行，师道成为与天道、君道、人伦并立的君子立身之本。

皇侃撰《论语义疏》

不过魏晋南北朝以后，出现了师道沦丧的危机，在“安史之乱”之后尤甚。与韩愈同时的吕温在论及魏晋以来师道、学风时说：“魏晋之后，其风大坏。学者皆以不师为天纵，独学为生知，译疏翻音，执疑护失，率乃私意，攻乎异端。以讽诵章句为精，以穿凿文字为奥。至于圣贤之微旨，教化之大本，人伦之纪律，王道之根源，则荡然莫知所措矣。其先进者，亦以教授为鄙，公卿大夫，耻为人师，至使乡校之老人，呼以先生，则勃然动色。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如是。”（《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学者不以师承为荣，反而以天分自悟为高，将儒学理解为简单的“讽诵章句”和“穿凿文字”，而不屑于形而上的思想和大道，泯灭了儒学思想的精华。“其先进者，亦以教授为鄙，公卿大夫，耻为人师，至使乡校之老人呼以先生，则勃然动色”，闻老师、先生之号则勃然变色，可见当时师道之凋敝。中唐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战乱使国家的教育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诸如太学、乡学等机构多不完整，史载“太学空设，诸生益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文人为官之道和士子之间的交往方式也出现了问题，“是以今之君子，事君者不谏诤，与人交者无切磋，盖由其身不受师保之教诲，朋友之箴规，既不知己之损益，恶肯顾人之成败乎？而今而后，乃知不师不友之人，不可与为政而论交矣。且不师者，废学之渐也，恐数百年后，又不及于今日，则我先师之道，其陨于深泉。是用终日不食，终夜不寝，驰古今而慷慨，抱文籍而太息”（《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人臣之道、交友之道出现畸形的景象，道德沦丧，吕温对此十分痛心。

吕温像

韩愈和柳宗元在文章中也提到当时师道沦丧的情况。柳宗元记载他看到的中唐时期之轻浮士风，在国家的最高学府中，士子们“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凌傲长上而谇骂有司者”（《与太学诸生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完全失去了君子的彬彬之礼，与乡野村夫无异。有鉴于“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的师道滑坡现状，他做了一篇《师友箴》：

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从师，可从者谁？借有可从，举世笑之。吾欲取友，谁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舍。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惧吾不似。中焉可师，耻焉可友，谨是二物，用惕尔后。道苟在焉，慵丏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诸古，外考诸物，师乎友乎，敬尔不忽！

为人师者被讥笑，为人友者多背道逐利，这样如何能够提高自己？遑论重振儒家的礼仪人伦了。因此，柳宗元主张以言行符合中道者为师，哪怕他们是身份地位很低的佣人乞丐，而那些违背孔孟大道者，哪怕是公卿高官，真正的儒者也应该与他们保持距离。“箴”是一种警示文体，柳宗元此文的目的就是让士子们重视师道的涵养。韩愈也认为当时的师道沦丧已久，《进士策问》言：“由汉氏已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经传业者。及于今，则无闻矣。”他的名作《师说》感叹道：“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贞元十九年，时为四门博士的韩愈向皇帝上《请复国子监生徒状》的奏章，请求恢复国子监的规模，元和八年，他又做《进学解》以喻生徒，这些举措可以看出韩愈重振师道的努力。

柳宗元像

师道与儒学之间有何关系呢？在韩愈所构筑的道统中，周公、孔子、孟子等人之间存在着连贯不断的师承关系。在他看来，为“师”者也是光大儒家之“道”的关键群体，“道”依赖“师”而传承不坠，“师”通过传儒学之“道”而安身立命，这样，韩愈巧妙地将“师道”与儒家之“道”联系到了一起。因此，重振师道精神，不仅是扭转当时社会畸形士风、堕落学风的迫切需要，也是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关键步骤。

要而言之，古文运动是儒学复兴思潮在文学领域的显现，师道精神则是韩、柳光大儒学思想实践中的一个环节。

王溥著《唐会要》

三、从权德舆到韩、柳——赠序中的师道精神

中唐是唐代赠序文创作的高峰期，《全唐文》保存的赠序文不到五百篇，中唐的就有三百多篇，其中独孤及、梁肃、权德舆、韩愈、柳宗元是留存赠序最多的作家，这不能仅仅从文体的沿革上来解释这种现象，还要引入社会文化思想的视角。他们的身份，或是古文运动的先驱者和领导者，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们的赠序文创作，与师道复兴的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金晶著《独孤及研究》

古文运动者的赠序如何体现师道精神，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赠序的对象由尊者向后进者的转变。古文运动之前的初盛唐赠序文，多是年辈较晚、官职较低者赠送给年辈较前、官职较高的人，或者是在饯别场合中赠送给同辈的友朋。赠送的对象由尊者向后进者的转变，是赠序文体革新的重大转捩，诸如文坛宗主、名公钜卿赠序给普通的士子，实属提携奖掖之举，这正是师道精神的体现。

其次，赠序内容由颂德行、伤别离到讲学论道的转变。赠送对象的身份地位不同，赠序的文体风貌自然就迥然有别，对象为尊者，赠序的内容少不了颂扬、赞誉之类的客套话；朋友之间的赠序，内容则多是道友情、伤别离。而权德舆、韩愈、柳宗元的赠序文写作中，出现了给士子讲解求学之道、疏导士子求学苦闷、辅助士子研习文章的内容。赠序写作时，作者给自己的身份预设就是一位老师，赠序的预设对象则是后进的士子和学生，赠序文变成了师生之间切磋互动的媒介。

第三， 赠序创作目的之转变。在初盛唐时期，官员出使、升迁、贬谪，士子赴举、落第、漫游之时，也会有赠序文创作，不过这于他们来说，无非是一种增添荣耀或者缓解别离之苦的雅事。而韩、柳等人的赠序文，除了这些目的之外，还增加了荐士的考虑，他们在赠序文中宣传后进学子的德行与才华，藉此给他们的科举或者求仕活动创造便利，这也是师道精神的一种表现。

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

权德舆留存的赠序文有六十多篇，其中赠送对象为士子文人的有十多篇；韩愈的赠序文有三十多篇，柳宗元有赠序近五十篇，两人的作品中对象为普通文人或者后进士子的均有二十多篇。除了他们之外，梁肃《送韦十六进士及第后东归序》、欧阳詹《送李孝廉及第东归序》、沈亚之《送同年任畹归蜀序》、陈黯《送王启序》等赠序文，也是赠送给士子文人的。

韩愈、柳宗元之前的权德舆，跻身高位，三次知贡举，名重当时，他在中唐文学史的地位不容忽视，葛晓音评价道：“在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到韩柳之间，权德舆是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既有‘尚气、尚理、有简、有通’的文说，又历任礼部、吏部尚书和宰相，长期居于选人高位。所以能在执掌典选期间，改革不重经义，但习骈俪的考试方式。”杨嗣复《丞相吏部尚书文公权德舆文集序》回顾权德舆的功绩时说：“贞元中，奉诏考定贤良草泽之士，升名者十七人；及为礼部侍郎，擢进士第者七十有余。鸾凰杞梓，举集其门，登辅相之位者，前后凡十人，其他征镇岳牧文昌掖垣之选，不可悉数。继居其任者，今犹森然。非精识洞鉴其词而知其人，何以臻此耶？”提携士人之功可见一斑，权德舆的作为，可以看出他乐于奖掖后进，这正是发扬师道的表现，《唐诗纪事》甚至记载：“材行有余，权德舆门生七十人，推为颜子。”柳宗元中第之前也曾行卷权德舆，其《上权德舆补阙温卷决进退启》称赞权德舆：“补阙权君，著名逾纪，行为人高，言为人信，力学掞文，朋侪称雄。子亟拜之，足以发扬。”从权德舆的赠序文也可以看出他对士子的鼓励和提携，《送陈秀才应举序》：

文章之道取士，其来旧矣。或材不兼行，然其得之者，亦已大半。故筮仕之目，以东堂甲科为美谈。颍川陈侯，以色养力行之余，辄工诗赋，长波清澜，浩浩不穷，初未觏止也。屯田柳郎中为予言之，且诵其佳句曰：“地偏云自起，月暮山更深。”及获其卷，又有过于是者。踠骕骦，椟干将，恬然裦衣，以否为泰久矣。今年秋，驱车江，献赋京师，叩予柴门，惠然见别。予以鄙略，亦尝志于文，顷年迫知已之眷，辱沾官命，故每客有为卿大夫所荐举计偕者，其于饯軷，或谂之以言。今于陈侯，犹前志也。

《权德舆诗文集》

作此文时权德舆已经中第授官，于陈秀才来言，已经是前辈，他在序文中赞美陈秀才的诗文，因此当陈秀才赴京应试时，他赠序以送行，这其中自然有替陈秀才彰名的目的。再如其《送郑秀才入京觐兄序》：

行为士本，文为身华。其或好华去本，失之弥远。鄙人结庐湖滨，宴息多暇，常默以此求士。于去年得重表甥荥阳郑公达，兼是二美，早为时贤所重。专学懿文，发于龆丱，温纯积中，晦而不耀。非其徒不苟合，非其道不妄动。其于服先训，食旧德，以日就章大，众君子识其将然。子之元兄，早岁登贤能之书，名声籍甚，而能在险立节，拔身幽陵。乃居谏议，乃服金紫，言忠勇者是之。今郑生驾言上国，所以展友于之庆也，亦当观光筮仕，俾花萼迭映。士林之美，将萃尔伯仲乎？撰日言迈，访予告别。予亦漉旨酒，巾柴车，与一二友出送于野。凡祖軷者，请偕赋《棠棣》之诗。

序中说“鄙人结庐湖滨，宴息多暇，常默以此求士”，可知权德舆以师长之心态访求人才，郑秀才正是权德舆看好之青年才俊，“今郑生驾言上国，所以展友于之庆也，亦当观光筮仕，俾花萼迭映，士林之美，将萃尔伯仲乎？”此亦可见权德舆提携后进之心。他的《送王仲舒侍从赴衢州觐叔父序》《送三从弟长孺擢第后归徐州觐省序》《送独孤孝廉应举序》《送钮秀才谒信州陆员外便赴举序》等赠序文，也多鼓励士子笃道志学之语。可以说，在韩愈、柳宗元之前，权德舆是赠序文体定型的关键人物。

《权德舆诗文集编年校注》

韩愈和柳宗元二人是古文运动的引领者，也是儒学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二人的序文创作与重振师道的实践密切相关。二人接续权德舆赠序的文脉，大力创作赠序文，同时也发扬师道精神，借赠序文来奖励后进，培养人才。首先来看韩愈，他的科举经历极其坎坷，曾三次败北，多次上书权要以求照拂，直至贞元八年才登进士第，后在选官博学鸿词科中又三次受挫，不得不入幕府求职。因此，韩愈深知提携奖掖的重要性，他说：“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是故布衣之士，虽甚贱而不谄；王公大人，虽甚贵而不骄。其事势相须，其先后相资也。”（《与凤翔邢尚书书》）又言：“先达之士得人而托之，则道德彰而名问流；后进之士得人而托之，则事业显而爵位通。”（《送许郢州序》）韩愈认为先进和后进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后进者借助先达者才能仕途顺畅，同时，先达者的善举可以彰显其人品道德。韩愈所言在唐代确属实情，在唐代，科举考试并非以考场程文定去留，士子的才气名声、背景关系对录取也影响极大，正如王佺《唐代荐举之制与文人干谒之风》所说：“在唐代科举考试中，无论是公荐还是私荐，抑或直接推荐，还是间接延誉，荐举行为对应举者能否及第、走好入仕的第一步，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士子一般都会寻求推荐，朝廷高官中的不少文章宗伯也乐于荐举贤才，例如张说、贺知章、权德舆、高郢等人。韩愈以弘扬儒学、重振师道为己任，自然对荐士不遗余力，韩愈“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他曾说：“孟子曰：‘君子有三乐，王天下不与存焉。’其一曰：‘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圣人贤士所极言至论，古今之所宜法也。”（《上宰相书》）受韩愈提携者夥矣，如李翱、孟郊、张籍、贾岛、刘叉、皇甫湜、李贺等人。其中的孟郊和张籍颇为出名，《旧唐书》记载：“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李翱《答韩侍郎书》评价韩愈的荐士精神说：“如兄者，颇亦好贤，必须甚有文辞，兼能附己，顺我之欲，则汲汲孜孜，无所忧惜，引拔之矣。如或力不足，则分食以食之，无不至矣。若有一贤人或不能然，则将乞丐不暇，安肯孜孜汲汲为之先后？此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耳，与鄙人似同，而其实不同也。”当时还有“韩门弟子”的说法，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教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新唐书·韩愈传》亦言：“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学术界有人考证“韩门弟子”有69人之多。韩愈曾作《荐士》诗，向宰相郑余庆推荐友人孟郊，又作《与祠部陆参员外荐士书》推荐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沈杞、张苰、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等人。

李肇著《唐国史补》

韩愈赠序中对象为“韩门弟子”或者其他普通的文人士子的非常多，例如：《送董邵南序》《送李愿归盘谷序》《送齐皞下第序》《送孟东野序》《送牛堪序》《送何坚序》《送王秀才序》《送孟秀才序》《送王秀才序》《送区册序》《送陈秀才彤序》《送陈密序》《送权秀才序》等等。这些序文有的教诲未第士子精研学业，潜心文章，有的鼓励下第学子笃志文章，振奋信心，有的推奖后辈诗文，褒奖他们的声名，体现出韩愈为人师长的良苦用心。例如《送陈密序》：

太学生陈密请于余曰：“密承训于先生，今将归觐其亲，不得朝夕见。愿先生赐之言，密将以为戒。密来太学，举明经者累年，不获其选，是弗利于是科也。今将易其业，而三礼是习。愿先生之张之也。密将以为乡荣。”

余愧乎其言，遗之言曰：“子之业信习矣，其仪容信合于礼矣。抑吾所见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内。子诵其文则思其义，习其仪则行其道，则将谓子君子也。爵禄之来也不可辞矣，科宁有利不利邪？”

此文作于贞元十九年（803），其时韩愈担任学官四门博士，太学生陈密归乡之前向韩愈请求赠言，因为陈密曾多年明经不中，因而转习《三礼》，对前途颇为担忧迷茫，因此请求老师点拨。韩愈在序文中勉励陈密坚定信念，学习经典之文，笃行君子之道，这样官职与富贵自然可致。他在《送陈彤秀才序》中也教导陈秀才读书为文之道：“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通过赠序褒扬士子的名声才气，进而为他们科举和求仕创造条件，也是韩愈赠序中常见的主题，例如其《送权秀才序》：

刘勃舒水墨画《师为古之伯乐所不及》

伯乐之厩多良马，卞和之匮多美玉，卓荦瑰怪之士，宜乎游于大人君子之门也。

相国陇西公既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吴县男为军司马，门下之士权生实从之来。权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辞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宣，金石谐和。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阅之累日而无穷焉。愈常观于皇都，每年贡士至千余人，或与之游，或得其文。若权生者，百无一二焉。如是而将进于明有司，重之以吴县之知，其果有成哉！于是咸赋诗以赠之。 

权秀才将要赴京师应举，韩愈藉此序为褒扬他的文才，塑造了权秀才好学能文的形象，序中还提到地方长官陆长源的垂拔行为，目的很显然是为权秀才能够中第而制造声势。其《送孟秀才序》写作的背景与此文相似，也是给后进士子孟琯赴举宣扬才名。

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

再来看柳宗元，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谪永州和柳州为官，远离京城政治中心和文坛的中心，不过柳宗元以其精妙绝伦的散文创作参与到了古文运动当中。柳宗元个性与韩愈的张扬热烈不同，他更多的是内敛和沉稳，因此，柳宗元虽然践行师道之风，却不居老师之名。他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时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二也。其大说具《答韦中立书》，今以往，可观之。”柳宗元自言拒为人师的原因有二：一是才学不足，二是惧怕流言。才学不足是自谦之词，惧怕流言则是基于当时不正常的学风和师道状况，因此柳宗元谢绝人称其为老师。其实柳宗元十分重视师道的建设，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支持韩愈好为人师的做法：“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柳宗元做的更多的是身体力行地践行师道精神，扶持年轻后进士子。虽然流贬蛮荒之地，柳宗元还是热衷于此道。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记载：“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可见柳宗元言传身教的师道之举，《旧唐书》说：“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新唐书》亦载：“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世号‘柳柳州’。”可以说柳宗元在永州、柳州指点后进、扶植文士的师道行为大大地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

刘昫等编《旧唐书》

柳宗元的赠序文中提到了才名、声誉对未第士子的重要性，其《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说：

所谓先声后实者，岂唯兵用之，虽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进士者，岁数百人，咸多为文辞，道今语古，角夸丽，务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几千万言，读不能什一，即僵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如此而曰吾能不遗士者，伪也。唯声先焉者，读至其文辞，心目必专，以故少不胜。

柳宗元道明了为什么要在科考之前拜谒请托：在科举考试中，每年由全国各地汇集到京城的士子有数百人，这些人各有所长，学优才赡，如此多的士子参加考试，一场考试下来的诗卷堆积如山，主持考试考官还没有将考卷读十分之一就头晕目眩，阅卷自然会疲乏懈怠，既然这样，要想不遗漏人才怎么可能呢。所以，在考试之前士子需要制造声势，让考官知道自己的才学，唯有这样，在判定试卷的时候才能让考官注意到自己的文章，受到格外的关注，进而一举高中。他的《送李渭赴京师序》也是荐举士子的赠序：

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下漓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来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弃美仕就丑地，无所束缚，自取瘴疠。后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为吏。噫！何自苦如是耶？

明时宗室属子当尉畿县。今王师连征不贡，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读书为诗有干局，久游燕、魏、赵、代间，知人情，识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国事，不求获乎己，而己以有获。予嫉其不为是久矣。今而曰将行，请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求仕与赴考一样，要想得到垂青，首先要做的就是让自己的名字为主政者熟悉，他在《送徐从事北游序》说：“生北游，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显者，由是其果闻传于世欤？苟闻传必得位，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虽然是勉励徐从事践行儒道，同时也表明了徐从事名声为达官所闻的期许。

《柳宗元集》

与韩愈一样，柳宗元在赠序中多有对士子的谆谆教诲，其中不乏治学、习文的指导，他在《送蔡秀才下第归觐序》勉励蔡秀才钻研学问：“故君子之居易俟命，乐天不忧者，果于自是也。君其励文学焉！”再如一位亲戚学子吕让向柳宗元道出了自己求学干禄中的困惑：“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辞以通，然后及乎物也。吾将通其辞，干于仕，庶施吾道，愿一决其可不可于子何如？”对此，柳宗元在《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中勉励道：

志存焉，学不至焉，不可也；学存焉，辞不至焉，不可也；辞存焉，时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学而文之，又当主上兴太平，贤士大夫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从容以行，由于下，达于上，旁施其事业，若健者之升梯，举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误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舍是，吾无以为决。子其行焉。

综上所述，赠序文体在中唐被用来为普通的士子文人送行，是赠序文的重要转折。权德舆、韩愈、柳宗元等人以赠序勉励士子、推荐门生、指导学业，体现出了他们弘扬师道的精神。赠序文的创作是韩、柳提携后进的重要途径，同时，赠序文的创作塑造了韩柳为人师表的儒者形象。韩柳二人复兴师道的行为影响巨大，晚唐的罗隐在《陆生东游序》中说：“有时因事慷慨，发涕泣相感，以为读书不逢韩吏部，作人不识阳先生，信吾徒之弊也宜矣。”将韩愈视作读书人的伯乐。钱穆先生认为“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这一运动，应该远溯到唐代之韩愈”，可见他们的影响之大。

钱穆著《宋明理学概述》

四、独立于送别诗之外——师道精神影响下的赠序文体特征

蒋寅说：“赠序是唐代新兴的一种文体，其源流肇自魏晋，起初是赠诗附序，后来演变为唱和冠序，迄唐代发展为送别赠诗前冠序，最终形成无诗的徒序，后人称之为赠序。”可见，赠序与送别诗关系密切。同属送别行人时的文学体裁，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韩柳对二者关系的变化有何作用，师道复兴运动又在当中起到什么影响，这都需要辨明。

蒋寅著《大历诗风》

《文苑英华》作为保存唐代文章较为原始的大型总集，共收录了唐代饯送序文十六卷，赠序与别序共一卷，此外，诗序卷中也有少数有关送别的序文。《文苑英华》的分类标准是根据标题的文字，因此显得颇为混乱，其中的别序有的其实也属于饯送序。其实，唐代有关送别的序文，可分为以下三类。

《文苑英华》

第一类是单诗之序，即冠在单首诗歌之前的“并序”。“并序”的内容多是介绍诗歌创作的背景和缘由，“并序”与诗歌实属一体，不能分割。例如李白的《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

乾元岁秋八月，白迁于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觞于江城之南湖，乐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练，清光可掇，张公殊有胜概，四望超然，乃顾白曰：“此湖，古来贤豪游者非一，而枉践佳景，寂寥无闻。夫子可为我标之嘉名，以传不朽。”白因举酒酹水，号之曰郎官湖，亦由郑圃之有仆射陂也。席上文士辅翼、岑静以为知言，乃命赋诗纪事，刻石湖侧，将与大别山共相磨灭焉。

张公多逸兴，共泛沔城隅。当时秋月好，不减武昌都。四座醉清光，为欢古来无。郎官爱此水，因号郎官湖。风流若未减，名与此山俱。

李白的序文介绍了此诗创作的背景，序文依附诗歌而存在，并不能与诗歌拆分。再如岑参《送颜平原》诗歌的并序：“十二年春，有诏补尚书十数公为郡守，上亲赋诗，觞群公，宴于蓬莱前殿，仍锡以缯帛，宠饯加等。参美颜公是行，为宠别章句。”序文也是介绍创作的背景并引出诗歌。又如李贺《送沈亚之诗》之并序：“文人沈亚之，元和七年，以书不中第，返归于吴江。吾悲其行，无钱酒以劳，又感沈之勤请，乃歌一解以送之。”

李白著《李太白全集》

第二类是群诗之序，指的是由不同诗人创作的多首送别诗之前序文，一般创作于送别的宴饯活动上，《文苑英华》所收的大部分宴饯序即此类。唐人送别有时参与者众多，并举办有酒馔的宴席，参与者往往使用规定的体裁、韵部、题目创作送别诗，并编集留念，还要从参与者中选取一位创作序文，冠于群篇之首。此类序文一般既是宴饯活动之引言，同时也是诗歌编集之序文。例如陈子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群公嘉之，赋诗以赠。凡四十五人，具题爵里。”可知同时赋诗的有四十五人。再如刘太真《送萧颖士赴东府序》：“赋诗仰饯者，自相里造、贾邕以下，凡十二人，皆及门之选也。”于邵《送硖州刘使君忠州李使君序》：“以不腆斯文，遂冠于篇首。总南宫之赋者，凡四十有六章，次之爵里，亦当使君之佳传。”这类序文是唐代送别序文中最多的一类。后世由于不明体例，还有误将群诗之序当作单诗之序的情况，例如李白诗集中的《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并序》，序文为：“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时？贤圣低眉。况仆之不肖者？而迁逐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开，暮发尽白，而登高送远，使人增愁。陈郎将义风凛然，英思逸发。来下专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诗。动清兴于中流，横素波而遥去。诸公仰望不及，联章祖之。序惭起予，辄冠名篇之首。作者嗤我，乃为抚掌之资乎？”序中已经明言此序“辄冠名篇之首”，是群诗之序，当收录到散文卷下，而李白集子的整理者却将此作为“并序”看待。《全唐诗》收录之骆宾王《秋日饯陆道士陈文林诗并序》：“既而嗟别路之难驻，惜离樽之易倾。虽漆园筌蹄，已忘言于道术；而陟阳风雨，尚抒情于咏歌。各赋一言，同成四韵，庶几别后用畅离忧云尔。”序文实际上也非“并序”。

第三类序文是徒序，完全脱离诗歌而独立存在，这就是赠序文体。曾国藩说：“古者以言相赠处，至六朝、唐人，朋知分隔，为饯送诗，动累卷帙，于是别为序以冠其端。昌黎韩氏为此体尤繁。间或无诗而徒有序，于义为已乖矣。”（《易问斋之母寿诗序》）其实韩愈并非赠序文体的创立者，韩愈之前的李华、独孤及、权德舆等人早已涉及赠序的创作，只不过由于韩愈作为古文大家，创作了许多赠序文，突出了散文的地位，才让赠序成为一种广泛应用的文体，并让送别的序文摆脱了从属送别诗的位置。

曾国藩

值得注意的是，在赠序文中，韩愈还创造出了一种变体，在赠序的结尾附上诗歌。此时，并非序文从属诗歌，而是相反。例如《送李愿归盘谷序》的结尾：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

盘之中，维子之宫。盘之土，维子之稼。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缭而曲，如往而复。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

师道精神的弘扬和师者形象的塑造，给韩、柳的赠序文体带来了一些变化。首先，韩、柳的许多赠序文都是应后进文士的请求写作的。远行者作为韩、柳的晚辈或者学生，他们一般主动上门求文。例如韩愈《送幽州李端公序》提到：“端公岁时来寿其亲东都，东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门。其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万岁，请以愈言为使归之献。”柳宗元《送班孝廉擢第归东川觐省序》中说：“陇西辛殆庶，猥称吾文宜叙事，晨持缣素，以班孝廉之行为请。”《送李渭赴京师序》亦云：“今而曰将行，请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均提到赠序是晚辈请求之作。

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

其次，韩、柳之前的饯送诗序一般都创作于送别的宴席上，序文的作者多为晚辈后生或者同僚友朋，是一种配合当时送别气氛和诗歌创作的作品。而尊者一般不参加卑者的饯别宴饮，所以韩、柳的许多赠序文是脱离宴饯活动的氛围，因此少了许多客套，这样就可以在赠序中书写真情实感。

总之，赠序是由单诗并序和众诗共序发展而来的，韩、柳作为古文大家，热衷于创作脱离诗歌而独立的赠序，突出了散文的地位。由于对象为晚辈、后学，韩、柳的赠序文脱离了饯别宴饮的氛围，摆脱了客套颂扬的写作模式，他们还在写作中加入了对后进者的谆谆教导，改造了赠序文体的面貌。

董诰等编《全唐文》

五、结论

韩愈和柳宗元作为中唐时期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他们热衷于散文的创作，倡导文以明道、言之有物，力图矫正骈文浮靡柔弱的文风。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赠序文，对赠序文体的成熟居功甚伟。赠序文的创作与韩、柳弘扬师道的精神有着紧密的关系，作为中唐儒学复兴思潮的中坚力量，他们热衷于提携士子、指点后进、弘扬儒学，积极地复兴久已沦落的师道精神。韩、柳为后进、晚辈书写赠序，积极地为他们指点迷津，宣传他们的才气文名，体现出了为人师表的处世姿态，同时，韩、柳赠序文的写作突出了为儒、为学的教诲内容，改变了赠序文的文体面貌。

[原文载于《国际儒学》2024年第1期，作者：杨玉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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