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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本文刊于12月3日时代财经。
摘要
如何应对这场“中年危机”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文指出，要走出“中年危机”，就要抓住以“一带一路”领衔的新全球化红利，以消费、服务为导向的人才红利，以智能革命为重心的技术红利等三大新红利。
2019年12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广州出席从都国际论坛后，在一场题为《强国长征路，青年人何为？》的校园报告中表示，中国可能将面临着一场类似于普通人的“中年危机”。与校园往常的学术讲座不同，有着丰富国际阅历的王文从自己的故事谈起。他向在场学子分享了自己应对“中年危机”、抵抗“油腻”的方法——从事户外探险运动。2017年12月28日，王文抵达南极点；2018年7月25日，完成冈仁波齐转山；2019年2月12日，登顶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2019年5月2日，登顶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2019年8月4日，登顶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雪山顶峰。一次次惊险刺激的户外探险，挑战了王文的生理与心理的极限，也让他感悟出如何应对生命历程的困境。
“中年危机”是大多数普通人踏入中年都会面临的境遇，主要表现在生理退化、创新乏力、动力不足以及面临复杂的人际、工作环境等。而一个国家也恰似一个人，王文在讲座中表示，经历了40多年高速发展的中国，似乎正面临着一场类似于普通人的“中年危机”，人口与基建老化、增长下行；第四轮工业革命遇到瓶颈；改革执行力、获得感不足；同时面临要处理与周边国家、大国、发展中国家的复杂关系等问题。
如何应对这场国家层面的“中年危机”呢？王文指出，过去，以西方领衔的全球化，以廉价劳动力为标志的人口红利，以基建、房产为重心的投资红利，这三大老红利逐渐消失。要走出“中年危机”，就要抓住以“一带一路”领衔的新全球化红利，以消费、服务为导向的人才红利，以智能革命为重心的技术红利，这三大新红利。
王文举例子称，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制造业的用人成本大增。他曾到东莞调研，东莞鞋厂工人的月薪从800元到1000元涨到4000元左右，而非洲女工目前月薪折合人民币不到1000元。
在新形势下，中国克服“中年危机”无疑是一场新的长征路。王文把他近年来对如何走这条“新长征”的思考辑录成书，出版了畅销书《强国长征路：百国调研归来看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
《强国长征路：百国调研归来看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
其实，谈起一个国家的“中年危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奉行GDP增长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产业升级乏力、增长停滞不前、民族主体性削弱、经济对外依赖性增强的状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增速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关于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议论不断被提起。针对时代财经提出的关于国家“中年危机”是否就是指“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王文表示，深究国际上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会发现逻辑陷阱非常之多。“一是统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国民收入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发展水平，但人均国民收入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质量、精神状态与发展全貌；二是对照陷阱，中等收入的标准往往是在与美国、美元的对照中得出的；三是历史陷阱，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察，局限在二战后到21世纪初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多数国家刚刚实现独立，处于现代国家成长的初级阶段与发展探索期，难免会有不少国家走一些弯路；四是人口陷阱，后发的、人口体量较小的国家很难获得经济独立，且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才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后，王文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中国有能力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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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