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逻辑不等于资本逻辑

市场逻辑不等于资本逻辑

在经济道路上，中国走出了一条既超越苏联式计划经济，又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路。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结合？主流西方理论认为，就如同兔不会生角，马不会有翅，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定是要失败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打破了这一“魔咒”，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中国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这一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不但也可以用，而且还可以用得更好。根本原因在于，市场逻辑不能混淆于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资本增殖，而市场逻辑是平等交易；资本主义是丛林法则，市场经济是等价交换原则，资本为了实现自身增殖，当然需要一个不受束缚的市场。然而，在大多数现代产品市场、要素市场，资本主义并不是维护市场逻辑，反而是扭曲市场逻辑，不是等价交换，而是不等价交换，不是谁贡献大谁回报大，而是谁强势谁回报大。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水火不容，而是水乳交融，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更能逻辑自洽，社会主义更能维护并增强市场逻辑，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逻辑是共同体逻辑，社会主义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人民福祉的不断增加，因此需要通过市场等价交换实现分工协作，需要个体贡献与回报一致的激励机制，需要“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相互促进。同时，社会主义还能从多个层面弥补市场失灵，增强市场有效性。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恰恰在于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语上，恰恰在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形成的组合优势上。

第一，土地公有制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共同基础，土地成为保障人民共同福祉的最大公共财富。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乡村发展与稳定的根本，为几亿农民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础，避免了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无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土地公有制为城镇化、工业化提供了融资工具，为推进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创造了条件。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土地私有化，受制于发展过程中公共融资工具的缺乏与土地所有权碎片化，很难突破发展的投资瓶颈，很难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能够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并进，共同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与活力。国有企业不但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主力军角色，同时也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中国公共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例远高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较大比重的公有经济使得中国能够更好地保障公共利益，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例如高铁的快速发展与4G乃至5G信号的普及大大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成本，也使得人民能够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

第三，国家规划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引领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和国家计划是不能相容的，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家计划作为一种制度实验似乎被宣告失败。而中国打破了“国家计划失败论”的迷思。国家计划（规划）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已经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超级公共政策，是促进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社会的关键信息是分散存在的，因此试图推进“社会工程”的国家计划将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过是“傲慢的自负”。这种观点缺陷在于，对于经济社会运行有一类关键信息，并非分散的，而是以一种整体性方式存在的，即便是所谓分散的、看不见的信息，在今天大数据时代也已经被发现，能够被高效地整合。

中国的创新在于，将市场作为运用“分散知识”的机制，国家规划作为运用“整体知识”的机制，实现了两者优势互补。国家规划弥补了市场机制在宏观层面的盲目性，弥补了市场在非纯私人物品资源配置上的失灵，提高了国家发展的方向性与统筹性，提高了社会总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在现实世界中，市场能够自发均衡只是神话，例如短期的市场理性，长期看来未必理性，将时间变量加入后所谓的市场均衡往往变成了不均衡。中国有五年规划，这使得中国能够在五年、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尺度上谋划发展，能够做许多短期看起来不合算，但是为长远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事情。国家规划能够推动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推动供需均衡、时间均衡、空间均衡、生态均衡、内外均衡。

第四，中国走了一条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不同于福利国家的民生国家道路。自由主义假设个体福祉完全取决于其在市场中的成功程度，然而在一个资本主导的市场体系中，原子化的劳动者生存处境是异常脆弱的。福利国家为个体提供了市场之外的国家保护，但是大部分所谓福利国家提供的福利水平都比较低，并具有严格条件限制。要能够持续提供像北欧一些国家那种水平较高、普遍可及的福利，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较小的人口规模与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三者缺一不可。事实上，很多国家都陷入了财政不堪重负的“福利国家陷阱”。

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具持续性的增长机制。由于资本回报率下降和潜在消费需求不足，市场经济国家到一定发展阶段，都会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即便是依靠创新创造的新需求空间，也会被新产能迅速填补。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动战争、产业转移、经济虚拟化等途径来解决本国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在资本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给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了诸多问题。中国同样也遇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天花板”，但是我们没有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而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推进“新需求管理”。把需求的“三驾马车”，按照私人投资与公共投资、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出口与全球潜在需求扩展为“六驾马车”。在这个新的社会总需求框架下，恰恰能够通过发挥社会主义优势，推动公共投资、公共消费、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这能够挖掘潜在需求，创造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增长，并有助于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摘自《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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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我们需要树立学术自信，“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洋、只唯实”，本书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王绍光（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兼职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此书“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描绘中国道路，阐明中国道理，体现了新一代学人锐意创新的新气象。

肖贵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讲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发展的故事，不但要了解中国发展成就，还要深刻理解成就背后的道理，本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作者用中国理论阐释了中国道路的原创性、主体性、时代性，这既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也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

丁  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走在自己开辟的道路上，已经很多年了。为之挨骂，也已经很多年了。只有讲出脚下这片土地、这条大路的道理，才能让一些人懂点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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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目录节选

导语 中国道路的中国道理

一、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二、百年大道责人开生面

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乳交融的经济新路

四、既集中高效，又生动活泼的政治新路

五、“公天下”治理新路

六、“共同体主义”全球化新路

七、人类社会新秩序

第一篇 中国话语方法论

第一章 中国的伟大复兴呼唤中国学派

第二章 “一体三用”中国话语体系构建

一、从理论为体到实践为体

二、何为“通三统”

三、实践主义研究方法论

四、若干延伸讨论

第二篇 中国经济模式

第三章 整体知识运用机制: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五年规划

一、国家计划体制失败了吗?

二、新型国家计划：运用整体知识的五年规划

三、国家规划面临的挑战

第四章 五年规划：一种国家目标治理体制

一、“言必行，行必果”

二、目标治理的体制保障

三、目标治理的三大机制

四、目标治理体制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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