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穆斯林”，下一个《饥饿游戏》的参赛者？
11月20日上映的《饥饿游戏·嘲笑鸟》下集，为这个风靡全世界，让无数青少年追捧的电影系列画上了句号。《饥饿游戏》系列电影呈现出了一场大型的真人秀，允许参赛者在限定的时间场合内竞杀对手，符合了青少年好奇、叛逆、寻求刺激的心理。
此外，游戏中虚拟了一种霸权统治思想下可能达成的社会模型、可能形成的社会舆论及革命，给予了观众视觉享受的同时，又增添了一份对于未来世界的遐想，而这也是其备受青少年欢迎的原因。
小说家苏珊通过《饥饿游戏》建构了一个游戏化的社会模型，其中展示了高度极权主义的国家下民众的生活及社会制度。电影中，主角凯妮丝·艾佛丁来自13区——一个被其他城区隔离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所有的民众只可得到最低的福利，却要承担与其他区域民众相同的社会责任，比如派选代表参与相互厮杀的娱乐节目真人秀。
该电影系列中展示了一场青年参与的政治斗争，影片构建在一个政治化的架构上，民主与独裁的核心冲突贯穿了整个剧情。为了获得自由与改变社会制度，主角凯妮丝·艾佛丁不得不加入到杀人的活动中，哪怕仅仅只是一丝的希望。
联想到上周在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从电影的情节中似乎我们也能找到对欧洲未来反恐策略的启示。从历史来看，欧洲人解决恐怖主义袭击多数时候并非以军事武力打压作为主要策略，取而代之，更多的则是通过政治上的谈判与和解。
此次巴黎事件的爆发，恐怖主义威胁程度再度上升，联合军事行动也逐渐备受媒体关注。然而，军事打压似乎并非长远的策略。它带来的只不过是交战双方更多的损失。
当前伊斯兰国家极端份子通过恐怖袭击行为试图煽动其他国家对穆斯林群体的仇恨与恐惧，从而迫使这些被仇恨的穆斯林转向极端的立场。在此之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表示，袭击欧洲的不是穆斯林恐怖分子，而是欧洲社会土壤上自己培养出来的根本不懂伊斯兰的激进分子。因此，欧洲必须直面自己内部的问题才能解决好恐怖主义的问题。
而另外一方面，正如学者贾健萍在其《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研究》一文中提到，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近年来开始高唱“文化多元化失败”论调。因为“就争取选票的速度来看，妖魔化伊斯兰世界要比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快得多”，这加速了民众对外来移民尤其穆斯林移民的排斥。
又如哈佛大学尼曼学者Louise Stigsgaard Nissen与生活在丹麦籍穆斯林“圣战”极端份子阿布（Abu Tareq）的访谈所言，这位20多岁的青年人向Louise讲述了加入ISIS训练的感受，也透露了目前也有许多像他一样的西方青年加入ISIS。
访谈中他提起当他在看到ISIS军人在叙利亚处决触犯饮酒罪的男子时，击毙男子的那一刻，他认为是他见过的最美的瞬间，这印证着在伊斯兰教法（Shariah）的规范。在ISIS组织治下，生活是如此的美好与规律。
在访谈中，阿布也告诉Louise,居住在丹麦奥尔胡斯的移民社区中有很多年轻人都想前往叙利亚，放弃这里‘舒适的生活’而去为他们心中的‘乌托邦’而奋斗，因为在那里他们能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分享交流他们的感受，而在欧洲他们似乎缺少了那份‘文化的认可’。
著名政治哲学家、现代政治思想史领域的杰出学者伊夫·夏尔·扎卡（Yves-Charles ZARKA）于近日在北京大学的关于欧洲面临的新型恐怖主义威胁的讲座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今年以来发生在欧洲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与2001年的“9·11”事件有所不同。
他认为，“9·11”事件被广泛认为是两种对立文明之间因理想、宗教和价值观差异而产生的碰撞；如今肆虐欧洲的恐怖袭击事件，其根源却深植于欧洲内部，是一种内生的恐怖主义危机。 扎卡教授表示其注意到一个现象，一些在法国出生长大，并拥有法国国籍的年轻人对法国产生了一种野蛮的仇恨。再加上受“伊斯兰国”的宣传影响，致使他们加入武装组织，并参与暴力谋杀行动。
扎卡教授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些年轻人受到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极端思想影响；这就如《饥饿游戏》中的游戏设计师，对总统斯诺说了一席话，教他运用媒体来操控民众的思想，因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总是轻信灌输和洗脑，可以轻易地被引导来憎恨敌人。
另一方面，现如今，欧洲理想的破灭以及道德衰败等问题正在影响着欧洲，让这些年轻人对自己所在的国家产生了憎恨。而往往这些激进的青年大部分也来自于社会下层家庭，且大多数情况都如《饥饿游戏》中的隔离区一样，无法真正融入到主流社会而却又无可奈何。
面对欧洲经济下滑，福利削减，加上自身教育水平的不足，待业与失业几乎成为这些青年的标签。在幻想破灭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去寻求由极端份子构成的新型的‘乌托邦国度’。
据《卫报》报道，2014年1月两名英国男子从叙利亚返回英国，被确认已经加入极端组织努斯拉阵线（al-Nusra）。随后，29岁的法国公民Mehdi Nemmouche，因其2014年5月在布鲁塞尔的犹太博物馆杀害四人而被控告，法国警方随后在翻查他的背包时，发现了用ISIS旗帜包裹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而这些现象目前在欧洲已经开始在酝酿和不断发生。一支由本土公民组成的“ISIS”恐怖袭击部队正在不断扩大。
而丹麦当局已将这一情况视为这个国家当前面临的最为迫切的恐怖威胁。在2014年丹麦国家安全与情报部门PET在其一份报告中称，目前所统计的一百多名前往叙利亚的丹麦人“将在返回丹麦时构成巨大的安全威胁，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与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有联系”。扎卡教授表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更多的是这部分青年人对西方价值观的怀疑，许多人没有从欧洲社会文化中找到生存的理由，因此，他们很容易受到外部极端主义思想的控制。在许多学者的对于欧洲恐怖主义问题的研究中，都有一个相似的观点，当前的欧洲的移民政策需要修正，从更多方面关注移民生活。
欧洲国家强调所有的文化被要求共同化式地融合，但对于不同的秩序和文化来说，失去差异性和失去尊严是行不通的。正如2010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次发言中表示“不说德语，就不能融入德国社会”，而他的言论随后也赢得了英法两国首相的附和。
而当前欧洲长久的反恐策略，不仅仅只是军事打压，事实上，如多数学者所言当前反恐策略应‘向内看’。如何逐渐的消除所谓的‘隔离区’，特别是社会及政府应从多维度关注来自下层社会家庭的青少年成长问题才是当前重要的长久反恐策略之一。
据统计，自2011年以来，有400万叙利亚难民被迫离开自己家园，而这其中就有一半为青少年，而此次欧洲接收难民的同时，政府更多只是提供了经济的支持，在文化教育的方面的支持却有所缺失。
这种情况只会在未来将这个‘隔离区’扩充的更大，可能会有更多无法融入当地社会的青年人成为‘圣战’的一份子，而这一情形也正是ISIS目前所期待及推进的。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欧洲，在保护难民问题上已经为世界其他地区作出了榜样，然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援，更加关注‘弱势移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教育成长问题，尊重与积极推动多元文化融合，少一分歧视与隔阂，也许才是一剂欧洲长远反恐斗争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