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水河|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局部合影（1942年5月23日，来源：网络）

季水河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特指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40—50年代所创立的“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考察文学现象、评论作家作品的准则与尺度。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在20世纪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多向发展，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结合本国的社会特点和现实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进行了符合本国国情的转化，形成了既适应本国需要又特色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结合中华民族传统与中国社会特点，根据不同时代的现实需要与时代使命，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创建了新的标准，开辟了新的境界。

“美学与历史”批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史上第一个原创性文学批评标准。它“被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是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实践中始终贯彻的重要标准”［1］。这一标准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主张和使用并由恩格斯提出来的，首次出现于恩格斯1847年写的《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再次出现于恩格斯1859年写的《致斐迪南·拉萨尔》。其具体表述是：“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2］“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亦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

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致斐·拉萨尔》（节选）

那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的含义与要求是什么呢？“美学”一词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中有丰富的含义，但文学批评中的“美学标准”主要指的是文学的艺术性，具体表现为：一是要求在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的叙述性文学作品中坚持典型化原则，运用典型化方法，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二是要求叙事性文学作品的情节结构应该具有艺术性，生动活泼、丰富多彩，通过波澜起伏、曲折多变的情节发展抓住读者的吸引力，通过人物活动的广阔空间、生活场景展示作品的深广度。三是要求文学作品在表现作者的思想倾向与人物动机时要自然化，“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所谓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4］，而不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5］。四是要求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化，使文学作品的语言区别于其他作品的语言，特别是用韵文来写作时，就应该把“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6］。“历史”一词也一样，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也有丰富内涵，但文学批评“历史标准”中的“历史”主要指历史视域，具体表现为：一是正确体现文学作品的历史意识。拉萨尔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将济金根的覆灭归结为他的狡诈，就是一种缺乏历史意识的表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济金根的失败，在本质上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7］。二是准确把握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无论是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认为歌德作品“有人的内容”，评价歌德是“人的诗人”，还是哈克奈斯作品中“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工人阶级，都是没有准确把握文学作品历史背景的表现，前者没有看到“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这个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8］，后者没有准确把握住“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50年之久”这个背景下的工人性格［9］。三是科学理解文学的历史继承性。文学创作是一种创造性最强、个性化最浓的创新性活动，但它也是一种历史性、社会性的活动，因此，文学家“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他们的创造是一种继承下的创新，是用传统的语言来表现“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10］。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美学与历史”批评标准的建构与确立，既是西方文学“历史批评”发展的必然，又是当时德国文学实践的需要。从必然性看，它是西方文学“历史批评”传统的延伸与发展。早在18世纪，意大利的维柯就“初步运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和史论结合的方法研究文学艺术，开始注意考察产生文学艺术的社会历史条件”［11］。随后德国的温克尔曼、黑格尔等，也在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中运用了历史的观点，评论作家作品，体现了明显的历史意识。尤其是德国的历史批评传入法国后，斯达尔夫人与丹纳更加注重用历史的方法考察文学，用历史的观点阐释作家作品。这些文学批评家的历史批评，为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标准的建构与确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从前的历史批评过于突出自然环境因素进行了扬弃，将历史批评建立在物质生产与经济基础之上的同时，突出了其美学方面的内容，发展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与历史”文学批评标准。从实践性看，它是当时德国文学创作与批评形势发展的需要。19世纪40年代，德国流行着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思潮。这种思潮表现在创作上，就是注重思想观念的表达和抽象人性的宣传，轻视艺术化的描写和人物个性的塑造，呈现出一种思想观念与艺术描写相分裂的倾向。这种思潮表现在批评中，就是从作家作品中去挖掘抽象的人性，把作品中“自然的、生气勃勃、有血有肉的人”抽象为所谓“完美的人性”［12］。而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美学与历史”批评标准，不仅对纠正当时“真正的社会主义”创作与批评的不良倾向、对19世纪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得到了积极回应。

毛泽东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批评标准，“也是在美学的历史的批评理论视界中”［13］，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美学与历史”批评标准的转化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安解放社1943年（又称“解放社本”或“43年本”）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谈到文艺批评时，提出并论述了“文艺批评标准”问题。首先，他提出了文艺批评的具体标准：“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其次，他阐释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含义：“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与此相反的，都是坏的。换言之，只要是适应时代要求、促进社会进步的文艺作品，在政治上都是正确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14］怎么判断一部作品艺术性的高低呢？根据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叙事性作品要塑造出鼓舞人心的典型人物：“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更典型，更理想”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来”，这种典型人物“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15］。二是叙事性作品要注意形式上的创新创造，“要有动人的形象和情节”［16］，“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17］。最后，他论述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文艺批评标准虽然有“第一”“第二”之分，虽然“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但并不意味着艺术标准不重要，更不意味着二者可以割裂，严格地说，二者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18］。

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解放社1950年第2版

毛泽东所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标准，是中国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时代化的典范。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首位理论倡导者，也是其忠实实践者。从理论倡导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早在1938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已涉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问题：中国化，又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点相结合，使之“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体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时代化，又称之为与特定时代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如与抗日战争时期“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相联系，使之呈现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面貌［19］。从忠实实践的角度看，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数千年历史中“珍贵的遗产”相结合，与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农业国家的国情相结合，与中国抗日战争的现实需要相结合，创立了以“持久战”“游击战”为代表的抗日战争模式，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色的革命道路，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20］。毛泽东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标准，同样体现了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特点。一方面，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同中国文艺传统中重视文艺社会作用、强调“文以载道”功能、主张文艺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思想相结合；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同中国抗日战争需要、延安文艺界当时存在的文艺现状、工农兵接受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文艺批评标准。这个将文艺批评社会功能与文艺批评艺术把握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既有突出的中国特色，又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它不仅对纠正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新中国的文艺创作与批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作为“毛泽东美学”的一部分，引起了西方左翼学者的关注并成为他们的研究课题。

“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批评标准，是习近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这一批评标准，最先出自他于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发表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在谈到当时文艺批评存在的问题时认为，缺乏批评精神与“褒贬甄别”标准，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他寄希望于中国文艺批评家“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2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

很明显，习近平提出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文艺批评标准，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美学与历史”批评标准和毛泽东“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批评标准的丰富与发展、综合与创新。他在选择利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毛泽东文学批评标准中“美学”“历史”“艺术”等基本概念的同时，又赋予了这些概念新的内涵。在习近平的文艺批评标准中，“历史”主要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中国精神。这是因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无数艰难困苦中挺过来、走过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也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表现在文艺批评中，就是分析作品是否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否弘扬了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精神［22］。“人民”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和文艺批评中的核心概念。在治国理政中，就是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23］；在文艺批评中，就是观察广大文艺工作者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24］。“艺术”主要指文艺作品艺术形式方面的表现和要求。在艺术形式方面，要“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以多样化的风格、多形态的作品，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在艺术要求方面，要“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以高水平、高品位的艺术精品，满足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25］。“审美”主要体现为审美理想与审美导向。习近平的文艺批评标准，特别重视文艺的审美理想，突出文艺的导向功能，强调文艺的思想引领作用，他三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都贯穿了“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这一主张。他说：“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他告诫文艺家们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26］。“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四个方面的内容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统一体，对文艺批评家的批评活动产生指导作用，对文艺家的文艺创作发挥引导功能。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前言》，学习出版社2015年版

习近平所提出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文艺批评标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27］。这种“新境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守正创新。它在沿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毛泽东文学批评标准中“历史的、艺术的、美学的”基本概念时丰富了其内涵，并用“人民”概念替换了毛泽东文艺批评标准中的“政治”概念。这一概念的替换，不仅是术语的变化，而且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比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强调的战时“政治”标准，更适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使命。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互动。习近平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美学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一方面激活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了中国美学精神，另一方面又使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特色更鲜明、更强烈。三是凸显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世界眼光与当代性质。习近平既对世界文学有着广泛的了解，又“熟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传统与进程”，还“对近几十年中国文艺的发展实践有着深切的体会和理性的洞察”［28］。他面对当前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大趋势与文学发展的大变革，运用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回答文艺发展过程中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29］。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一样，“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30］。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现当代的许多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发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建构，付出过努力，作出过贡献。毛泽东与习近平作为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代的杰出代表，集中了他们的智慧，集成了他们的成果，分别建构了革命战争年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新标准，开辟了新境界。这种新标准和新境界，不仅对中国过去文学的繁荣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还将对中华民族文化与文艺的伟大复兴发挥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