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该不该进体育馆？

郎朗该不该进体育馆？周杰伦能不能进音乐厅？梅西签名的球衣配不配进博物馆？

这在当下的媒介化社会似乎成了一个问题。一方面是法兰克福学派般对艺术娱乐化的激烈批判；另一方面，这种讨论本身也是媒介的产物，这种观念的生成方式中有一些环节和细节相互混淆。

1月14日，“郎朗和他的朋友们”音乐会在浙江温州瓯海奥体中心举行。笔者恰好参加了演出的过程，近距离观察了郎朗。作为艺术家的水准，作为艺人的敬业精神，说实话，他的许多面都在我的意料之外。

从整体的曲目看，郎朗此次的安排是有一定话题性的。整体的音乐会架构分为乐团演奏、郎朗独奏、琴童演奏、郎朗与乐团合奏、郎朗与琴童合奏。他的演奏中，既有琴童必弹的《致爱丽丝》，又有中级琴童常弹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既有2022年出版的唱片《郎朗的迪士尼》，也有2020年他出版唱片、广泛巡演、备受关注与争议的《哥德堡变奏曲》选段。2023年是格里格诞辰180周年，郎朗与北京青年交响乐团合作的格里格《a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也可看作对作曲家的致敬、对青少年古典音乐审美的提升与普及。走台的过程中，结合体育馆的实际情况，郎朗将曲目原定的《哥德堡变奏曲》咏叹调主题改为演奏变奏选段，认为这样更符合现场气氛，也体现出他对选曲的认真。

演绎上，郎朗的处理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同时依旧洋溢着青春激昂的气息。如果说准确、严谨、精确的演奏风格可以称之为“无一字无来处”，那么郎朗的风格可谓是“无一音不处理”，他显然是“师古人不如师造化”一支的。仔细对照乐谱，发现他的演奏、处理都是有逻辑的；跟着他的韵律，几乎无处不在的弹性节奏（Rubato）、力度的对比构成了他的音乐诠释。遑论处理的口味，这种高信息量的演绎本身便是用心演绎的佐证。《土耳其进行曲》后陡然加速造出的一气呵成，在快速跑句中仍能找出趣味性的分句，莫扎特的天真童趣、率真不羁显然是郎朗擅长的风格。“黄河颂”中，坐在台下感受到的是清澈但奔流不息的黄河。格里格《a小调钢琴协奏曲》是作曲家向舒曼的致敬之作，而在向格里格致敬的演绎中，郎朗显然突出了作品中的舒曼特质，将抒情的、长呼吸的线条塑造得绵延不绝。几部分的主题采用了较大的速度变化以求得浪漫主义剧烈甚至突然的对比效果。

有意思的是，郎朗当晚的走台直到18时40分才结束，须知这都是他最熟谙的曲目，如此敬业的准备可谓精神可嘉。同时，和乐团的合奏中，郎朗花了近一个小时向乐团进行讲解与排练，对音准、句法的细节都提出了很细致的要求，让乐团有机会上了一堂生动而精彩的大师课。在“黄河颂”中，郎朗强调大提琴旋律的宽广和歌唱性的保持，告诉乐团如何聆听并“抓住”钢琴。格里格《a小调钢琴协奏曲》中，郎朗对几处管乐独奏与钢琴对话进行了力度、层次的精细处理。对上台的各位琴童，他也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支持。有一个细节是，郎朗奏毕轮到琴童上台时，他没有下台休息，而是坐在乐团首席的位置，耐心聆听每个琴童的演奏，并在他们演奏结束后予以鼓励。

而在晚上的演出中，可以看出郎朗对细节很关注，脸上看不出疲惫，手上也不见敷衍与懈怠，一切都在。在后台与郎朗闲谈，他对音乐的很多想法颇为精妙。例如对浪漫派作品的处理，他表示：“浪漫派作品的情感衰退都是有过程的，很少有到达音乐高点直接衰减下去的作品。相反，许多中国作品中有这样的句法元素，我们中国音乐家在演奏者中要认识到其中细节与风格的不同。”另外，通过这样的音乐会，他希望向更多人普及古典音乐，输出正确的音乐审美价值观。

说到“这样的”音乐会——体育馆的音乐会，很多人有一定微词。说实话我原来也持有这种观点。而随着阅读与深入“音乐社会”，我发现关注者总是关注其通俗性与娱乐化。那么反对郎朗参加娱乐节目、进体育馆演出的人们在反对什么呢？我想其一是反对他们对艺术娱乐化的推波助澜，其二是反对艺术家的追名逐利，其三是预先进行了一种判断——这种种行为会导致艺术水准的退化。

但艺术一定是非娱乐化的吗？施特劳斯家族的维也纳圆舞曲，维也纳爱乐乐团开专场的约翰·威廉姆斯电影音乐，作为电影音乐作曲家的肖斯塔科维奇，他们身上所谓高雅与通俗的标签早就粘在一起无法分离了。

这背后首先是一种试图区分“高文化”与“低文化”，甚至由此证明自己品味高雅的思维。就像一些资深发烧友不屑于谈论郎朗、许多网友过度关注他的表情，这些本身才是偏离音乐最大的谬误，才是公众对艺术家最可怖的娱乐化塑造。

第二重来自我们对艺术家认识的一种“意图谬误”。我们没有权力要求艺术家在很多方面，尤其是世俗的方面（当然，德行所导致的社会效应还是要注意的）区别于社会公众。自尼采反对瓦格纳事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出现以降，艺术家的公众生活与个人艺术成就到底有多少联系似乎更加扑朔迷离。

其三只是一种假设，走进音乐厅自然会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不是所有参与娱乐节目的钢琴家都会“翻车”。想一想这两年我一次次没有听成郎朗的音乐会，确实是因为票很紧张。但走进体育馆，看到人山人海的观众与一双双充满期盼眼神的琴童，这种精英化的想法自然就消散了。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古典音乐，亦符合郎朗“亚运会宣传形象大使”的形象，加上如今扩声技术的提高，这样的演出亦无不可。毕竟，卡拉扬和柏林爱乐乐团1979年在北京的演出也是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

在音乐厅里买高价票听着《哥德堡变奏曲》打呼噜的大妈，和走进体育馆带着崇敬之心追星的琴童，到底谁对谁错？我不知道。再次重申，我发自内心地敬佩尼尔森·福莱尔这样的钢琴隐士。但同样，只要不影响年底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巡演莫扎特协奏曲的质量，郎朗在体育馆演出，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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