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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艺存,人亡艺绝?体育非遗保护的路还有多远

王若光 体育与科学 2021-09-20


王若光

扬州大学

研究方向:体育人类学与民俗体育文化保护




应《体育与科学》杂志之约,以“自述”方式向学界同道介绍拙文《民俗体育的身体技术与“关联场域”》的问题缘起、写作背景与研究反思。


选题还要从7年前的博士学位论文说起。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描向了基于田野个案(鄂乡鼓车赛会)的体育人类学研究。学术范式的转变并非易事,至今,还清晰记得当年撰写博士论文时的“煎熬感”。在“纯理论”的研究中,前人成果不仅呈献给我们“观点分析”,同时也会为我们“留下”写作的语言逻辑。然而,基于个案的田野作业,留给写作者的是一大堆没有书面语言逻辑的质性材料,这不仅需要我们有材料分析的能力,还需要有叙事的语言能力。用人类学家的话来说,即“从田野数据到民族志整体性的拔升能力”。这对于体育科班出生的我们来说并非易事,随后的博士论文虽顺利完成,但我深知,距离文化人类学的标准相去甚远……



一、问题缘起


2016年本人有幸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能有更加充沛的学术资源来深化我的鄂乡鼓车赛会研究。在后期的田野回访中,我发现,鄂乡鼓车赛会中尚有前期研究中未能发现的更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这一“发现”完全得益于“田野作业”中持续不断的田野回访。只有在不断的“追踪田野”过程中才可以感受到同一研究对象的微观变化,微观变化的察觉自然会为我们带来不少“学术灵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拙文所重点讨论的“身体技术”与“关联场域”问题了。


本研究的问题意识在于呼应国家有关“非遗”保护的统领性措辞“人在艺存,人亡艺绝”。此说可能过于抽象,品类繁多的“非遗”事象中并非完全是这样的文化逻辑,如鄂乡鼓车赛会的种种文化迹象恰恰呈现给我们的是另外一种逻辑:“鄂乡鼓车赛会中存在着‘人在艺危’甚至‘人在艺亡’的风险。”那么,有关民俗体育的身体技术只存在于个体的肉身之内吗?如果不是,身体技术究竟会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呢?



二、研究工作的展开


当研究问题确定后,我在身体技术相关的社会学、人类学文献梳理中也得到了不少的启示,较早如法国马塞尔·莫斯等的《论技术、技艺与文明》,后继者有法国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感》,新近者见德国艾约博的《以竹为生》等,均关注到了身体技术的“非个体维度”。诸位学者的“技术问题”虽聚焦于一般身体技术领域,但这些经典的学术论著为我的研究问题提供了学术对话的机会,因为有关体育的身体技术,恰恰是一般身体技术中更具有外显性的社会行动。


部分经典文献材料

 

“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以行事之深切著名也。”在研究规划中,我围绕“研究问题”将莫斯早期有关身体技术的理论作为基本框架,于2017年、2018年鄂乡鼓车赛会期间,再度深入鄂乡,进行了田野数据的针对性采集与补充。


近两年的田野回访中,我们“饱和”了不少能够应验研究问题的数据,如“鄂乡男性青年鼓车赛会‘力不从心’的问题”“社会转型期鄂乡生活的变奏问题”以及“鄂乡民众外出谋生空间的微观变化”等;同时,也更加幸喜的“捕获”到了不少新的田野数据,如“鼓车赛会的妇女参与问题”等。最终,回到书斋开始“磨砺”民族志写作,拿鄂乡文化实践的经验性材料来进行学术叙事。故事本就暗含了理论与观点,本研究紧扣“人在艺危”的文化逻辑,由物及人,从人到群,再由群到地方信仰,来讲述“文化关联场域”是如何左右着鄂乡鼓车赛会的身体技术表达的。


在叙事中,我们发现,内中生发出来的种种问题与细节会自然而然地与既有的社会学理论进行学术对话。“理论总是灰色,生活却是常青”,当社会学的一般理论或观点遇鲜活的文化事件时总会有或多或少的蹩脚之处;当然,该现象的出现并不在于否定前人的理论成果,而是能让我们重新认识既往理论的解释力,以个案的复杂性来验证理论的有效性。


不断田野中的“我们”-物与人配置关系的复杂性

 

三、研究反思


如此的研究范式,也会让我们重新思考社会学研究的两种路径:一是追求科学范式的一般理论与观点,二是探寻一般理论与观点遭遇具体情境下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这二者取向都在于知识的增长,且互有张力、互为补充。当然,就当下体育社会学领域而言,我们的研究范式确是多集中在前者,过多地追求了一般性研究。想必,“一边倒”的学术范式并不一定健康,适时的微观、个案研究或许会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带来更多的“活色生香”。


对于田野个案的研究来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是本人最大之体悟。短暂的田野作业一定不会达到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深”的标准。个人认为,持续对田野的“追踪调查”应是开展体育人类学田野作业的重要范式;专题文化研究中,短期的田野作业,“他者”必然会有意无意地“家丑不外扬”“报喜不报忧”,致使提供给我们过多的“过滤数据”,如本研究中的“女性参与问题”,只有当资讯人对“我”不那么敏感时才会自然地流露出“真”信息。


另外,还有“他者”本身尚无意识或“视而不见”的学术信息,单次短时的田野作业“我”根本无法“感受”到,如信仰场域的变化、鏖战者的体能变化、参与者在场与否及原因等,均需要反复不断地对田野数据进行细致比对后才会有所获。在当前学术的具体情境下,专题文化研究的田野作业,既然不能保证经典人类学要求的田野时间“一个农业周期”,那么,采用持续多年的分时段田野作业,“观复”文化发展的细微变化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反映鄂乡生计方式转变的水利设施:日渐残败的上汧分水柱


信仰场域在发生着微妙变化:旧日楹联(左)、仪式中的祭鼓文(右)

急剧变化了的信仰场域:山西某地的祭卡车习俗




文献引用格式:

王若光.民俗体育的身体技术与“关联场域”——基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鄂乡“鼓车赛会”的田野考察[J].体育与科学,2020,41(06):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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