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剧《人民的名义》的热播，又在中国掀起了一阵关于反腐话题讨论的热潮。

轰轰烈烈的反腐风暴，自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就以雷霆之势席卷各级政府、国有企业以及相关行业，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部门到高校、军队，再到金融系统。

五年多来，中纪委的持续发力让全世界看到，反腐在中国仍是现在进行时......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每年对全球16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清廉指数排名，中国2016年的排名为第79位。

相对来讲，亚太地区清廉指数最高的国家新加坡排名全球第七。

腐败与经济增长放缓之间有一定关联，这一点已经被很多研究所证实。

过去，中国政府也在反腐问题上做了不少努力，但似乎收效甚微。

直至2012年，习近平接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宣布实施反腐“八项规定”，用以遏制政府官员的过度消费，反腐的效果才初现端倪。

特别是在禁止奢侈品消费和高档服务等方面，包括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准政府官员）在内的群体都受到严格的限制。

柯滨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会计系教务长讲席教授

亚洲会计研究中心（AARC）主任

研究领域：财务报表与披露、盈余管理、内幕交易、国有企业、新媒体与大数据、财税与商业策略等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关于中国反腐课题的研究中，我们对习近平推行反腐运动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评估。研究的重点在于中国的上市公司股价对“八项规定”的反应，并且对比反腐风暴开展前后，上市公司在过度消费和业绩表现方面的变化。

该项研究覆盖了中国沪深两市2011年至2014年间所有上市公司，选取的时间段刚好是在中央关于反腐的“八项规定”出台前后两年。

特别关注的是在习近平反腐影响之下，中国上市公司的股价和利润变化，这其中，一类是专营奢侈品和高档服务的公司股价和利润，其他公司则是在购置奢侈品和高档服务方面受到影响。

总体来讲，这些股价和利润的研究结论是大致相似的。

国企公款消费明显下降

习近平的反腐重要影响在奢侈品零售和高档服务领域可见一斑。

“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奢侈品销售公司的股票超额收益率（abnormal stock return），与非奢侈品公司相比，下降了11.9%；该政策出台两年后，奢侈品公司的资产回报率下降了7.3%。

由此可见，反腐对销售奢侈品和高档服务的公司财务上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并且是相当重大的。

那么，反腐是否同时也让国企和非国企高管在奢侈品消费方面有所改变呢？

中国国企的高管们，尤其是那些在国家管制行业的管理层，长期以来都享受着超额福利待遇。

由于国有企业的性质，薄弱的监管意味着国企管理层有能力和机会为个人利益而收受贿赂，而奢侈品和高档服务是最常见的贿赂形式。

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管制行业的国企与竞争性行业的国企相比，公款过度消费明显降低。平均而言，从资产收益率的下降情况来看，反腐运动减少了大约2860万元的过度消费。

然而，管制行业中的非国有企业公款过度消费，并没有相应减少。这个发现并不意外，因为这些私有企业本身就不太可能存在公款消费的问题。原因是，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更加在于这个问题。

反腐并未增加股东价值

人们原本预计，随着对炫耀性消费的遏制，国有企业奢侈品消费的净股东价值（net shareholder value）会有所改善。但令人惊讶的是，并没有。

这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

其一，公款消费被禁，国企高管可能会有所不满，因此失去努力工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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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反腐可能并没有让国企高管们收受贿赂的行为有所减少，有些行贿都是不透明的，而且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有些行贿是直接以现金形式体现，而非送奢侈品。此外，国企高管们的显性福利减少，会刺激他们会转而追求隐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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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所谓的“正常的企业开销”并不十分明确，行事谨慎的国企高管们不愿冒险，因此可能会造成过度削减福利。比如，削减员工的正常福利以及必要的商业招待费用。这种过度削减可能会减少员工的士气，降低生产力，破坏企业绩效。

尽管当前的反腐对相关的奢侈品企业产生了非常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要宣告反腐胜利，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而且，中国还需要进一步的结构性改革，改变对管理层的激励机制，以彻底根除腐败和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

翻译：杨嘉铭

编辑：王彤

文章英文版首发于2017年1月13日香港南华早报

作者：柯滨

原题为Xi crackdown curbed SOE managers’ luxury habit but gain in value remains elusive

部分配图来自网络

*本文内容来自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官方机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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