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不仅是源头，而且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要认识先秦文学，我们首先要从大的历史时间跨度上给它一个基本定位。先秦文学不同于后世的断代文学，它指的是从中华民族诞生到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前这一大的历史时段的文学。虽然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相关内容，但即便如此,从发现了甲骨文的殷商王朝到秦的统一，也有超过一千年的历史,如果再加上口传时代的文学,历史就更长了。

　　以诗歌来讲，它的产生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当我们的先民发明了语言，有了感情冲动想要进行表达的时候,诗歌就产生了。《诗经》以四言为主,娴熟的语言、流畅的文字,以及比兴的大量应用和高超的表达技巧,说明它的文体形式已经非常成熟,从诗歌的最初产生到《诗经》的结集,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读《诗经》《尚书》就会发现,里面有那么久远的历史生活内容,显然不是一朝一代所能完成的。也就是说,《诗经》等作品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周代生活,还包含着蓄积久远的文化内容,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我们首先要从大的时空观上来看待先秦文学,而不能将它看作是一个断代文学,有这样一个历史定位,才能对它有一个准确的评价。

　　现在的文学史基本上不把殷商文学当作一个单独的时段来讲,基本上都是由原始文学、神话直接进入到《诗经》的讲述,也就是周代文学。而殷商文学作为有文字以来中国文学史的开端,却被忽略了。实际上,这是中国文学由口头文学进入书写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和文物材料,也能证明这一点。其实在早期的文学史中也曾提及殷商文学,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杨公骥先生的《中国文学》(第一分册)曾专列一编。后来的文学史却把这一段砍掉了。砍掉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的文学观念变成了所谓的“纯文学”观。在先秦符合此观念的文学作品只有《诗经》和《楚辞》。为了变通,也不得不讲像《左传》《战国策》以记述历史为目的的著作,但是我们并不讲述这些作品的全部,只分析其中的写人手法、叙事艺术,并将其称之为“历史散文”,这实际上是一种割裂行为。同样道理,《论语》《老子》这些以记言和说理为主的著作,则被称作“诸子散文”。而像甲骨文、铜器铭文等这些不符合“纯文学”观念的文献则被排斥在外。第二个原因是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将《商颂》看成是春秋时代的诗歌,“宋诗说”的观点流行一时,正考父校《商颂》的历史记载也被否定,《尚书·盘庚》篇也被认为是后世整理过的,不尽可信。这样就等于从整体上否定了殷商时代有文学的存在,在文学史上自然也不会有相应的论述,更不可能把它看成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从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开始,都是从原始文学直接跳入周代文学,这是有问题的。细心的读者会有疑问,中国文学是从原始时代直接跳到周代文学的吗?为什么周代文学会突然达到那么高的水平呢?离开了殷商文学,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法交代。近年来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直接和间接材料,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佐证,证明殷商已经是一个非常繁荣、高度文明的历史时期了。历史学和考古学界已经明确将殷商时期作为一个时代单独提出来了,我们的文学研究自然也应该重视。我们应该摒弃那种狭隘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的“纯文学”观念,要用一种符合历史实际的“泛文学”观来看待殷商文学,因为中国古代文学就是由一个“泛文学”观逐渐发展成现代文学观的。如果不尊重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殷商文学,也很难从源头上对中国文学的生成发展作出合理的阐释。

　　要对先秦文学作出更全面的认识,我想还要将先秦文学进行细分,分成两个大的时间段。第一段是殷商以前,我们可以称之为口传时代的文学。对口传时代的文学进行研究,这一工作我们目前重视得还远远不够。比如像《诗经》中的“兴”,它的产生有两个传统,都源于口传时代。一个是文化层面上的,起兴的意象背后都有古代文化传统的遗留,采用的意象都有文化蓄积。另一个是技术层面上的,《诗经》作为音乐文学,保留了许多口传时代的特征,“兴”就是口传时代才形成的诗歌技巧。这是需要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东西。第二段就是书写时代的文学,它又可以细分为殷商文学和周代文学两个阶段。商和周的历史跨度都比较长,但是他们的文化制度不一样,需要我们结合文化制度对这两段的文学进行分析。殷商时代是中国有文字书写的文学时代的开始,它有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作为这一时代的文学,至少包括甲骨文、铜器铭文、典册散文和诗歌这四大部分。一般人总认为甲骨文记载简略,青铜器铭文也不多,叙事功能不强,由此忽略了它的文学价值,这是不对的,我们需要从书写文学的源起来认识它的奠基意义。此外,殷商时代还有没有内容更为丰富的文学书写呢?自然是有的,那就是典册。我们知道,现在流传下来的殷商文字实物只有卜辞和金文,但是卜辞专记占卜内容,金文仅记载与某一青铜器铸造有关的情况。我们要问,殷商时代的其他国家大事难道就不记吗?如果记的话,用什么记载呢?是典册。对此,周初的文献《尚书·多士》里说得很清楚:“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说明殷商时期的主要文字记载应该是典册,未必是甲骨文和金文。这种情况,以周初的文字书写材料相佐证可以证明。周初的文字书写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写在简册上的国家大事记载,比如现存《尚书》中的《周书》部分;一种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还有一种是用于占卜的周原甲骨。在这三种当中,传下来的最成熟的文章,还是书写在典册上的《周书》。这说明,商代虽然只留下了《盘庚》这样一篇最可靠的典册文献,但是还有一些相关材料可以证明殷商时期的叙事文学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高度。另外,经过多年研究,现在的学界已经基本证实了《商颂》是可靠的商代文献,只是经过了后人的整理。而且,近年来新出的考古资料很多,其中有很多青铜器、乐器和诗歌创作相关,还有与乐器随葬的歌舞艺人,这些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相互发明,可以形成“证据链”,我们可以据此做殷商时期歌舞艺术和歌诗的研究。所以我们说先秦文学是一个高峰,不是空口无凭的,而是建立在考据和论证基础上的。

　　我想说说先秦经典中的文学精神,也就是先秦文学对人的思考。无论是《尚书》中的教诲,《周易》所倡导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还是《左传》《国语》中对大量人物故事的描写,都体现了先民对高尚人格的追求。在先秦时期,我们就确立了塑造与赞美君子人格的文学传统。《说文解字》说:“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尹为古代部落酋长之称,他地位很高,可以向他的臣民们发号施令,进而引申为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与君子相对的就是小人,指的是被统治者、地位低下的人,最初这是一个阶层的划分。但是在先秦,“君子”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专指那些才德出众和有特异节操之人。在周代社会文化观念中,人们对“君子”有着严格的才德要求,“进德修业”是其最基本的条件。这样,“君子”就不仅是一个对地位的称呼,而且是一个对品格的称谓。先秦文学中倡导张扬君子人格,斥责小人行径。有一种说法就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还有《左传》后面往往有一种评价,叫“君子曰”,这是道德评判,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现在我们研究先秦文学,必须学习其中的君子风范。这些君子风度翩翩,出言有章,熟习礼乐,博学多识;他们在家是孝子,在国是忠臣,对人是义士;对上恭敬,对人谦和,交友有诚信,为国能让贤;在政治舞台上,他们或者是艰苦的创业者,或者是卓越的改革家;在戎马生涯中,他们既是雄姿英发的武士,又是退让有礼的君子,既懂得为义而战,也知道以德服人。他们以良好的言行举止和不凡的道德功业,为后世树立了做人的楷模。这是先秦文学留给我们一笔最重要的人生财富,在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价值。

　　先秦文学能达到如此高的文学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确定了相应的文化制度。例如从《尚书·舜典》《尚书·益稷》可以看出,至晚在虞舜时期,不但已经有了从事歌舞表演的专门艺人,而且国家还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者。再读《商颂》,我们可以知道那时候的歌舞场景是那样宏大,乐器是那么完备,乐人是那么众多,场合是那么庄重。可见当时基本上是倾全国之力在做礼乐活动,正是诗和礼乐紧密结合的这种国家层面的制度,推动了先秦歌诗的繁荣。除了乐官制度,还有就是中国很早就确立了史官制度。我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历史传统非常发达,而且先秦时期的史官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坚持秉笔直书。《左传》里,齐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君之事就是很好的例证。这种史官制度也为先秦史学著作的兴盛铺平了道路。可以说,史官和乐官这两大制度的建设,为先秦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古代的“文学”与我们今天的概念本来就不同,刘勰《文心雕龙》里面所说的“文”绝大多数都不属于我们现在所界定的“文学”范围。而“自觉”更是一个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词,大家心中的“自觉”标准都不一样,所以用“文学自觉”的概念去硬套古代文学,不符合古代文学的实际,更不能用这一概念将中国文学以某个时代为界,划分为“自觉”和“不自觉”这样两个阶段。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认识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呢?刚才傅老师说了一个词——文言,我觉得很贴切,其实“文”就是用语言进行美的表达。在先秦文化观念里,从来不把“文”当作一个独立的艺术范畴。他们认为“文”是事物的形式与现象,是附丽于事物本质的外在表现。《周易·离卦·彖辞》说“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这自然生成的日、月、星就是天之文;山川风物、五行四时、百谷草木之类,就是地之文。同样,《礼记·乐记》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由人心感物形于语言声音的表现就是人之文,即广义的文学,它包括形诸语言和文字的所有物质表现形态。但无论天文还是地文,都是“道”的自然表现,对于人来说,“文学”只是人的一切思想感情自然表达的结果而已。

　　先秦两汉时代对于“文学”的这种理解是中国人一系列文学观念产生的基础,由此而推衍出的就是以善为美的美学观:强调作文的条件首先是做人,只有道德人格完善,才能作出天下之至文。因此,作文的途径只有从原道、征圣、宗经入手,入门须正,立意须高。也正因此,中国人早就对先秦经典推崇备至,不但视为后世文学之楷模,也是后世做人之必读。正是在此基础上,古人才建立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

　　所以,要研究中国人的文学观,我们应该首先看看先秦人对“文学”是怎么理解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人的“文学观”,更好地研究和认识中国文学的民族特点和发展的历史。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11月25日，原标题为《先秦文学应该重新定位》，有删节；作者：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李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