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6月19日我们刊发了郑彪教授的《中华价值观形成的历史脉络与经学之探源》一文，今天刊发的这篇文章是那篇文章的续篇。

　　但凡教书匠作久了，就不免有两种职业病，很古老，又相互联系。一种如孔子曰：“诲人不倦”。诲人不倦，乃孔子之大德也。何以谓之病？岂不谬哉？或曰：在孔子则为大德；在常人，搞得不好，则为大患。如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就似指另一种职业病。在诲人不倦与好为人师之间，如何平衡？也有古训。朱子在《孟子·離婁上》此条下引王勉云：“学问有余，人资于己，不得已而应之可也。若好为人师，则自足而不复有进矣。此人之大患也。”这是一种平衡二者的办法，就是人有求于你，请你讲学，还是可以讲，可以写的。还有一种做法，也是传统，或说学统，叫做“有来学而无往教。”马一浮先生特别在意这一条，所以当年北大来聘，据说先生以此一古训拒之。个中道理，今之学者，主要是年轻学者，不可不知。向人请教，也要讲规矩，古礼已经难言，至少要有礼貌。但是，“应之可也”的前提，是“学问有余”，此一点需要斟酌，既要有自知之明，不可以好为人师而造次，而贻笑大方；又不宜故作矜持，放弃责任，故需要拿捏。其实，所谓“学问有余”，是相对而言。一般说来，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一辈子学问，比之年轻学者，多多少少，或说学问“有余”或不为造次，至少风险较小。而且，以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故而前些年我自愿退休前夕，有一文题为《年轻学者如何做学问》，在博客发表之后，不胫而走。前不久，承国际儒学联合会的朋友垂爱，转发了此文。又邀我谈谈如何读经读史，我不免私心“大骇”，至少是有些惶恐：班门不可弄斧，儒门岂可谈经？于是又说“主要是写给年轻学者看”，又说这在时下也是亟需，更说做了此事，则我“善莫大焉”。如此一来，我也只好“不得已而应之”了。多年来我不喜作八股文而喜欢漫谈，于是本文题为《漫谈读经与读史》。漫者，散也，放也，信马由缰，虽不是没有方向和主旨，却是想到哪说到哪。不要求漫得多深，更不敢说一定能回答《编者按》中提出的一连串高难问题，但也可能有一得之见，对年轻学者或有所助益。

　　先从学术自信谈起。经过百年来几波汹涌而来的西化浪潮冲击，现在余波尚在，已近尾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近代西方后来居上，在西半球已经五百年，东半球也已经两百年，其间已有不少名世者。中西方文化的攻守大势，经过历史蓄势，终于开始有所转机，近年来中枢重新提倡读经读史，盖有深意，高瞻远瞩，又适逢其时，大有前途。然先要学术界确立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学术的自信。近年来多说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层层剥笋，步步深入，非常正确。再深入下去，说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文化的骨骼和主干，即对儒学的自信。所以一定要确立学术自信，学术自信根本是中国学人的自信。这方面，百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学术上看，归根结底也是由于毛泽东首先从理论上也可说在学术上借鉴了也“颠覆”了外国理论和经验，从而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成功地开辟出中国道路。中国学术，历来重视通经致用，成为优秀传统。而中国道路的开创，是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一次通经致用。现在需要再来一次学术创新，创造出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今文经学”，通经致用，以为实现中华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学术支撑。这里说的今文经学，只是借古喻今，讲的是学术要变革这个道理，中国特色色会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构建，当然不是一个今文经学所能概括的。

　　华夏学术，第一是经学，第二是史学。经学和史学，春秋已初具规模，或说由孔子开创奠基，到汉代已经有相当成就，颇具规模、系统。魏晋以下，学术乃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儒学也可说经学为四部之主，为之中心，经史都居重要地位，而经学地位最尊。

　　华夏先民最重学术，伏羲氏、神农氏都是以部落首领或说政治家兼任学术带头人——或反过来说似也成立，就是明证。先秦不甚言学术，而喜言学问，学是学习，问是问难。更喜道德学问连称。学术，指专门的系统的学问，术，指专攻的学问。易学大概是最早产生的学术，当时没有文字，只能口耳相传，是否结绳记事就记了学术，已不可考。至少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已经记载了学术，因学术长期与巫术不分，而甲骨文记载时人占卜吉凶的卜辞和有关事宜，无论其使用的易的方法以及有关内容，都包含有先民长期积累的学术在内，应无可疑。实际上，自三皇五帝以来到三代文化、礼制发达，是以学术之发展为前提，应无可疑。而学术形成学说，凝成精神，提出理想，在上引导政治，也形成政治文化；在下影响风俗，形成社会文化，民俗文化；上下联动推动社会发展，又孕育文化教化理念，人文化人，进而不断在正能量价值观指引下提升社会精神文化水准，使之不断有别于禽兽“社会”(古人视夷狄、匈奴等近乎禽兽社会，有其根据)，进而理想不满足于小康而日益高远，即天下一之而求大同，而止于至善。先民重视学术，重视治学，也必然重视学术传承，应是久已成为优秀传统。华夏学术和教育，人文精神，到周朝时已经相当发达，形成完整的国学教育制度和体系，至孔子集先秦文化之大成时，乃达到一个辉煌的高点，之后即出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达到了人类文明史早期的顶峰。所以说中华文明早熟，乃由于华夏先民早慧，也由于学术、政治（礼治）、教化之发达。那才是人类真正的人文精神，也是华夏特有的价值体系和民族精神。所以，历史地看，今言中华复兴，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在学言学，首当传承发展中华学术，包括传承发展经学，其次为史学。

　　说到中华学术，主干是儒学。儒学重学术，更重学人，学术和学人，学人为主，学术为从，故道德学问连称，是中国优秀传统。学人以道德为重，道德统帅学问，苟无道德，则学问再大，其实主要可能是名气再大，无足观矣。是故中国学术乃尚通不尚专，贵通不贵专。如孔子乃文武兼备，又文理兼通，道德学问更被尊为万世师表。贵专不贵通，本质上是工业化社会的需要和学术特征，早已暴露其弊端。又譬如字画，中国社会，三教九流，无不喜欢，然一旦沦为汉奸、权奸、王八蛋，尽管出于高官如秦桧、严嵩者流之手，遂无人问津矣。前些年有人乱炒作，乃是一种变态，一种逆流。故中国传统，无论学人还是学术，乃最重风骨。非有风骨，则无论学术还是学人，按照儒家也是正统观点，则一文不值矣。此即孔子反复言君子儒、小人儒的区别，道理所在。一切的关键在人，不在物，故有“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的古训。”故孔学也叫作圣学。圣学难仰，也是因为圣人难做。虽言难做，但实际上历史仍要求做，也必须总有人做，惟其如此，社会才不断有向上的力量支撑，不致沉沦。

　　所以，经学在中国，一直是做人之学，正能量之学，周公、孔子、儒林优秀人物，乃成为此下几千年中国士大夫的标准和模范，故士居四民社会之首，一直到清末。这样讲中国历史，主要讲儒学的优秀价值观以及儒家治国理政一套成熟的体制和办法，有其重要的作用，并非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须知孔子主要是一介平民，历史上的优秀士大夫也多在中下层，他们也是民，叫做士民，是民的一部分。历代农民起义，也多有落第书生带头造反。现代也是如此。“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现代化云乎哉？关键在有什么样的人。人都西化了，一切也就完了。或说全球化了，那该多好!别扯淡了，那叫以夷变夏，最后会是什么？需要学点地缘政治学，传统经学里面，也有地缘政治学，如“大一统”、“尊王攘夷”、“华夷之防”，等等。中国也是地缘政治学的鼻祖和老家，两千多年前苏秦挂六国相印，比基辛格神气多了。

　　说到君子儒小人儒，中国文化之最了不起，在于此一点儒学的价值精髓和骨血，两千多年来饱受摧折磨难，毕竟得以保存传承和弘扬，以支撑中华不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国学中的大学，后来又叫太学和国子学、国子监，教学内容都以儒学经典为主。何谓国子？就是卿大夫子弟，犹后世言所谓“某二代”。所不同在于，那时是贵族垄断学问，叫王官学，为周公所创。不是有了出身就叫贵族的，乃必修国学，达到水准，乃有资格传承爵位，或者授官。后来周室衰落，王官解体，学术散入民间，到孔子创立儒学，实为一种平民学。平民及其子弟才可以从事学术，高大上的事业，是亘古未有的大变革，大进步。另一方面，平民学也是一种家学，百家之学。但孔子创立儒学，乃能先声夺人，超越后世百家而地位独尊，乃能继承国学的名号。故说国学就是儒学，儒学即是国学，在历史上没有疑义。马一浮先生说，国学是六经之学，符合古义。近年来争论国学的由来，以为是作为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对立物而提出的，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学者坚持这种看法，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说得严重一点，更是崇洋自贬。国学就是儒学，此亦不烦深辨，其所以混乱如此，也与甲午战争以后，百年来中国社会上下发生不止一次的大面积价值崩溃有关。此后的中国，一切以信奉西方为归，学术上更是率先全盘西化，则西学都是新学，国学称为旧学，无用之学，一无是处之学。当然，话又说回来，不经过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经历的数次劫难和历练，包括几度全盘西化，不吃够苦头，这个古老伟大的民族，也不足以言复兴，也不可能复兴，惟其又能复兴——这是任谁也挡不住，才配叫中华。

　　近代西方说人类社会还有几种古老文明如何，现在看来，很多问题存疑，姑且不论，至少华夏文明很早就有编年史的记载，且多有考古学的证明，比较靠谱。中国有发达的经学，故中国社会上下皆有优秀的价值观及其政治伦理支撑，故中国得以不坠不亡。所以，现在要讲学术和学人，讲治学、治学传统，治学经验，特别是读经、读史的经验，则非中国人莫属。人类其它文明的消亡，与其社会没有方向，或失去方向有关。就是苏联解体，从根本上说，也是这么回事。

　　西学的软肋太多，最怕讲古代，古代史最是软肋。首先是其古代史不靠谱，故史学在西方社会科学中最晚建立，已经是十九世纪末了。其次是没有经学，经学的本质是关于华夏优秀价值观的学说，西方自古没有这门学问。圣经是中国古语，专谓圣人之书，《唐书·艺文志》云：“自孔子在时，方修明圣经以绌缪异，而老子著书论道德。”可见圣经在中国多专指孔子书。基督教的《旧约全书》是承继犹太教而来，谓神与人定的约，不是经而是约，犹今言合同，与圣不圣毫无关系。但叫合同实在不雅驯，中华自古尊孔重士，士大夫峨冠博带，礼教自命，出口成诵，论文辞雅驯，更是独步天下。

　　虽然西方古代历史文化难言，近代以来西方的学术却是成就惊人。近代以来，他们真的是暗中学了中国很多好东西。所以，中国人在大学特学西方百年之后的今天，虽然学费不菲，毕竟已经学有所成了，回过头讲文化自信，真的要自信，包括学术自信，学人也要自信。

　　为什么现代中国人还要读经？读史的必要性，一般还容易了解。还要读经？一百年不读了，不也过来了吗？读经到底还有什么用呢？我们说，人类社会越是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越是不能动摇而是要加强自身文化的根基，中国人越是要读经读史。这件事关乎顾炎武所说的亡国亡天下的民族命运。此一点，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人类社会综合危机空前深重，根本是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价值观危机，在全球文明冲突、国际竞争白热化、局部战争愈演愈烈、世界大战包括核战争日益逼近的条件下，向传统文化寻求价值支撑的需要，尤其来得迫切。这是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不独中国如此。这里择其要者，讲三条理由。

　　首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进入了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后决定性阶段，遇到怎样凶恶邪恶十恶不赦的对手，终于可以说众所周知，也遇到了近代以来最为错综复杂的全球形势。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既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也需要优秀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想精华的精神滋养。而传统文化蕴涵的优秀成分，基本在儒学亦即经学之中。为此，必须大力发掘经学中的价值资源、思想资源、精神财富，通经致用，参与引导当下，开辟未来。

　　其次，是治国理政的需要。司马迁言“有国者不可不知《春秋》”，不可不读经，不知经。不知经，也就不知权，处此中国不仅三千年所未有，也是世界五百年所未有，更是人类社会今古至今所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会有危险。读经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可以说相辅相成。这里不能深论。《春秋》其中“文成数万，其指数千”，而“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进而“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甚至还说“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则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史记·太史公自序》）。最末两句更当为痴迷西方法治者所深省。

　　再次，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说到底，就是再怎样现代化全球化，仍需要首先做一个中国人。无论居官经商做学问，做一老百姓，都仍有必要读经。这是百年历史的教训，人所共知，不烦深论。细读上引太史公序的一段话，联系现实，不能不使人惊心动魄。一百年线装书扔茅厕，有利有弊，先是利大于弊，后来逐渐弊大于利，国本动摇。不知春秋大义，不懂经学大义，作多大官，有多少钱都不知足，不光底线洞穿，还动辄谋逆。凡此种种乱象，历史上多有，是不是于今为烈？是不是与不读经，不懂史，特别是不懂中国历史，大有关系？特别是干部队伍？做老百姓也是一样道理，孝悌忠信，糟粕是有的，其基本精神对每一个中国人都仍然是是有价值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仍然是现代中国之四维，四维不存，中国就如顾炎武所言“亡天下”了。自古有人在江湖一说，包括官场商场，也可以包括读书人乃至老百姓。古代官、商称之为江湖，虽不雅驯，却也多是爱国者。此与近世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有所不同者。

　　总之，现代人读经，既是现实需要，也是由经学的性质、意义及其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决定的。这个道理，就不多说了。

　　上篇文章我们探讨了华夏价值观的形成和经学的来源，初步了解了经学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实际上远不止此，即就两汉来说，其时一切政治制度、社会风俗、教育宗旨和士大夫修齐治平的大纲节乃至四民社会上下的各种基本礼仪规范，无不根据经学而来。经学不仅管顶层设计，也管底层设计，即影响社会风俗。所以两汉经学对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乃至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塑造，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读《史记》和《汉书》、《后汉书》，其中无数杰出的历史人物，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深远。

　　下面简单说说怎样读经读史。

　　“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读古书，第一是经，第二是史。只读经不读史，皓首穷经，也可能是一书呆子；只读史不读经，不知所以，搞不好是个讲古的。”这是笔者前不久写的一段微信，也是多年来读古书的一点心得，不少朋友叫好，我于是戏言，后两句虽不好听，却能够发人深省，也可以看作是一副对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段话是说，读古书要经史合参，而且必须经史合参，不可偏废。我在上篇《中华价值观形成的历史脉络和经学探源》中，部分地回答了为什么必须经史合参，因为经学是在华夏早期历史上形成的，因此经学是中国最古老也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门学问。史是经的母体和载体，经由于是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凝结成一种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是历史的灵魂和眼睛，能看清方向，指引方向。史学必须把握和再现这种来自经学的精神，才能提纲挈领，写出来对人有教益，也才成其为真正的史学。否则，就只有对故事的描述，史料的堆砌，历史永远是一堆碎片。

　　其实经学也是史学，如《春秋》，兼有经学和史学的性质，却被列入五经。《诗经》中有很多历史事实，又何尝不是一部史诗？又说“六经皆史”，一部二十四史，历朝历代，又何尝没有经学在其中？且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从上篇文章了解了中华价值观的形成和经学的来源——后来的历史也是由此奠基的，就知道中华民族是怎么一路走来的，一直是有方向有优秀的价值观指引的，一以贯之的，所以中华民族得以历经劫难而不坠，就能够排除万难，不仅能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而且一定能战胜人类社会深陷的危机，走向未来。这大概是我们今天读经读史的根本目的，虽说是高大上，也是很切实地关乎每个人的利益。也因此，经学连同史学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学术的核心地位，进入现代社会，这个地位被西学颠覆，经学随之被肢解，传统价值观支离破碎，其实其中优秀部分对于中华民族有着永恒的重要的意义。被西学颠覆和肢解，易经被列入哲学，春秋、尚书被列入史学，诗经被列入文学，诸如此类，根本是地缘政治原因。经过百年来的奋斗，如今全球地缘政治再次变局，东西方正在易位，传统经学和史学的地位正在被历史颠倒过来。

　　六经皆史。一部二十五史，翻来覆去，变来变去，都是经学之道，都是经学引导政治、治道，今言指导。清末废除科举制度，有利有弊，经学断绝，中国人的精神遭到重创，根基动摇，后来几度西化，虽未连根拔起，也很危险。此是其弊端，一时看不出来，百年就看出来了。可见欲研究一国之文化之学术，主要就在其历史，因其是文化和学术的载体，离开历史去说文化，都是空谈。

　　经史合参，是读经读史的基本经验。古人又有“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说法。刚与柔相对称，是华夏先民很早就发现的两种价值。洪范三德就有刚克和柔克。古人又讲奇偶，刚日就是奇日，《礼·曲礼》：“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其疏曰：“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为刚，乙、丁、己、辛、癸五偶为柔也。”我理解，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说法，不外取刚柔相济之义，即言经史必须合参，才能相济。未必倒过来刚日读史，柔日读经，就真的不行。是不是这样？或此中还有阴阳五行之类别的学问？我也没有把握。

　　至于怎样读经、读史。这个问题，太考学问，既不是经学家，又不是史学家，我自认没有资格回答。硬要回答，就只能就自己极其浅薄的体会，主要有二。一是读经首重大义。经之所以为学，奉为经学，孔子被奉为万世师表，又儒学享有“独尊”的地位，一尊几乎两千年，根本在于儒学的价值观正确而重要，能为社会和人生指引方向，所谓修齐治平，就是如何治国理政，如何作人作官。孔子言“政者，正也”，为政作人作学问都是一个道理，直道而行，但世道混乱，政治黑暗，所以往往不能直言，更不能畅所欲言，于是有微言大义，不独《春秋》如此，《论语》何尝没有微言大义？西汉重经学，主要就是阐扬孔子的微言大义。然不免见杵于世，于是西汉末期兴起所谓古文经学，多以名物训诂为重，置微言大义于不顾。严格说来，这不是真经学，不是君子儒，所谓陋儒、细儒、庸儒，等等，话不好听，却是儒家正统，孔子从不讳言。其实，小儒也需要，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例如乡塾，哪里有那么多大儒？却是小人儒一路。此种学风，后世多有，今世有没有？需要警惕。所以，读经，我自己着重把握大义，不是不重视训诂考据，完全不考据不训诂，也读不懂经学。但不以为重，重在大义，通经致用，主要在大义，大义是经学的根本旨意，精义。宋儒重义理，也有这个道理在内。

　　第二点体会，是读史注重历史精神，历史红线，这样才能提纲挈领，也利于融会贯通，直通现代。西方人研究中国，包括治中国史，百多年下了大力，最著名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汉学，英国的汉学，成果之多，汗牛充栋，许多也有价值，有成就，不乏精彩。但是读他们的剑桥中国史，总体上就是评价不高。为什么？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和学术的独特性，尤其不懂经学，不懂经学，就找不到中国历史真相，深层的规律性，就在皮毛上打转，皮相写得再精彩，也是皮相之见，不可能治好中国史学。而钱穆先生，抗战期间，三十多岁，就能写出《国史大纲》这样了不起的巨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以经治史，读《国史大纲》乃有一条经学的红线贯穿其中，不愧叫大纲，确能提纲挈领。一部中国几千年的通史，在他笔下，如同一堆散钱，很好地穿了起来，穿得结结实实，读来清清楚楚，了然于胸。不足是他通今只能通到清末民初，几乎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史，他不能正确地诠释，甚至不顾基本事实。这是他的历史局限，不宜苛求，不影响其大师地位。

　　不读经学，就不懂的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是怎么来的，精神世界、民族心理和文化特征乃至生活方式、社会风俗等等，是怎么来的？不读史学，就不知道中国人这几千年是怎样历经磨难而走过来的，不明白为什么能走过来？特别是历史上多有变革，有什么经验教训？也就就不能通古今之变，不能鉴往，也就不能知今，就不免迷路，歧路亡羊。

　　先读经，还是先读史？先读史，还是先读经？两者均可，因人而异。古人五岁开蒙，私塾要读到十几二十岁，都是先读经，然经里有史，以经带史。废除科举制后，百多年就多读新学，经书搁起不读，但史学多少总要读些。不读史，连本国历史都不知道，留洋是要被笑话的，做学问写文章，要出问题的。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不要说完全不懂经史等国学，就是造诣不高的，在北大清华这种真正最高学府里，也是很难混的。就算胡适高才，其实旧学底子很薄，留美回国之后，虽说新文化运动中爆得大名，他那“两只黄蝴蝶，一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只又回还”的时尚新诗，被黄侃、辜鸿铭等老夫子一顿奚落，一时哭出来的心都有，别提多么难受了。至于北伐以后，时局大变，王国维大师都殉了传统文化，旧学势力终于一蹶不振了。那也是在劫难逃。所以，后来人大都先读史，好一点的后读经，多数人，就专读西学、西史——西人著的史，或按西方中心论著的史，简称西史，就谈不到先读后读，而是一概不读了。新中国前三十年，传统经史，几成绝学；后三十年，已成了绝学。我是“五零后”，自然毫无旧学底子，几乎是忝为教授以后，恶补十几年，先读史，后读经，自学不才，囫囵吞枣，自忖学问多少有点开窍。仅此而已。却不料被编者强拿鸭子上架，儒门谈经，害我不浅。

　　大抵历史上经历巨变，学术重心必须跟着变，也领着变。现代也是如此，进入二十一世纪，又来一次，这次乃更为重要，又是决定生死存亡。近年来主要由于历史推动，更加以中央号召，大力提倡，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热潮又起，特别是在儒学界，一方面比较热门，另一方面，也不免有些乱象。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有各种政治目的在其中，也不必大惊小怪。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势所必然，因为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文化需要，也是政治和创新理论所需要。在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摆在当代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解决好这一课题关系重大，是广大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们的光荣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