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福建！这位清末怪杰曾名振西方

20世纪初，北京东郊民巷六国饭店前，一群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正排着长队，购买一场演讲会的门票。

演讲会只有一个人发言，一张票的价格高达两块大洋。在当时，演讲并没有售票的先例，就连全国最火的梅兰芳的唱戏，票价也不过一元二角。

演讲者是中国人，却生得一副洋人相貌；他留着辫子、穿着华装，却用一口地道的英文演讲；他尖锐地批判西方文明，认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却让一批批外国观众趋之若鹜……

他，是“一代狂儒”辜鸿铭。

辜鸿铭。图片来源：文旅海淀

“不要忘记，你是一个中国人”

辜鸿铭（1857年-1928年）祖籍福建省同安县新圩乡古宅村（今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古宅村），祖辈于清朝初期迁居南洋。辜鸿铭的祖父叫辜龙池，父亲叫辜紫云：这两个名字一个是古宅村的一处地名、一个是古宅村黄氏的堂号。

辜紫云在马来西亚一家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中担任总管，操一口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母亲是西方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在这种家庭环境下成长的辜鸿铭，自幼对语言有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

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辜鸿铭，将他收为义子。辜鸿铭10岁时，布朗年事已高，思乡心切，决定带辜鸿铭一起回英国。

临行前，辜紫云把辜鸿铭拉到家里的祖宗牌位前，点了一炷香，叮嘱道：“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一个中国人。”

到了英国，辜鸿铭开始学习西方经典文学名著，并以优异的成绩被爱丁堡大学文学系录取。

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他又赴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欧洲诸国学习，在文、理、工、哲等多个学科上都颇有造诣，并借此掌握了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多国语言。

1880年，辜鸿铭学成回到南洋，在新加坡的殖民政府任职。虽然领着丰厚薪水，但他却对自己为英国殖民者效力的现状感到不满，常以“假洋鬼子”自嘲。

直到遇到那个人，辜鸿铭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正是马建忠，使我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1882年，辜鸿铭前去拜访由印度回航途经新加坡的马建忠。

马建忠，清末著名的学者和外交家，国学功底深厚又颇通西方文明。这次会谈，让辜鸿铭真正领略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二人一聊就是三天。

“在新加坡与马建忠的会晤，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正是马建忠，使我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辜鸿铭晚年这样回忆此事。

会谈结束后，辜鸿铭立即向新加坡殖民当局提出辞呈，还没得到批准，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马来西亚。他与家人说，他要蓄辫，改穿中国衣服。

辜鸿铭开始从头学习中国文化。为此，他移居香港，并定期回到福建，拜师补习汉语。辜鸿铭每到一处居住，都能把当地方言学说流利。

辜鸿铭通晓多国外语，最看重的却还是汉语。他说，世界上最为伟大的语言有三种，一是汉语，一是希伯来语，一是古希腊语。

一次，在从福建返回香港的船上，他兴致勃勃地给外国人讲解中国文化。流利的英文引起张之洞手下的注意。自此，辜鸿铭进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张之洞的外交顾问秘书。

张之洞。图片来源：书香上海

在协助张之洞办理洋务之余，辜鸿铭苦读儒家经典。他逐渐相信，不只有西方文明具备优越性，中国文化更是拯救世界的良方。

彼时的中国在西方的侵略和冲击下，从科技、工业、制度甚至文化等各方面向西方学习。在此种背景下，部分国人对西方一味盲从，对自己的老祖宗缺少了尊重。多年欧洲游学的经历让辜鸿铭深知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目睹国人在世界面前丧失文化自信的怪象，他感到格外愤怒。

19世纪末，一阵名为“黄祸论”的逆风袭卷欧洲，称以中国人为代表的黄种人将对欧洲造成威胁。面对“黄祸论”，辜鸿铭义愤填膺，用英文发表了《文明与混乱》一文来正告西方新闻媒介不要混淆是非。

“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翻译并在西方出版的三本中国传统经典《论语》《中庸》《大学》曾轰动西方世界：原来中国还有那么高深和有洞见的哲学！

辜鸿铭翻译的最大特点是会用歌德、席勒等西方名家的言论，来注解中国的儒家经典。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辜鸿铭：“他不只是忠实的翻译它，而是一种创作性的翻译，一种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哲学了解的突然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

1898年，辜鸿铭将《论语》翻译成英文。图片来源：书香上海

1915年，辜鸿铭出版英文书籍《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他在书中写道：“衡量一种文明的价值，在我看来，我们最终要问的问题，不是看他是否修建或能够修建的城市有多么伟大，建筑有多么豪华……我们必须要追问的要义是：它能造就什么样的人性类型，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

他给出对“中国人的精神”的定义是“温良”：

“中国人的精神第一个就是温良（gentle），温良并不是天性软弱，也不是脆弱屈服，而是没有强硬、苛刻、粗鲁和暴力。”

当时，欧洲正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人们深受战争苦难，对自身文明普遍感到失望。他们从辜鸿铭的书中找到了理想世界的希望。很快，《中国人的精神》被译成德、日、法等多种文字出版，在西方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

那些年里，辜鸿铭成为外国人了解东方的重要窗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诗人泰戈尔，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英国作家毛姆等，都曾来中国拜访辜鸿铭。

一时间，西方人流传着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我留着辫子，是要告诉世人，我是老大中华未了的一个代表”

然而，这位在西方引起轰动的传奇人物，在当时的中国，却被称为顽固守旧的卫道士。

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这样描述他：“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

晚年辜鸿铭。图片来源：文旅海淀

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聘请辜鸿铭为文学教授。由于辜鸿铭处处维护帝制，与学生的主流思潮有所冲突，要求解聘他的呼声很早就有。

北大的学生嘲笑他的辫子，辜鸿铭回复道：“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诸位也许笑我痴心于清室，准确来讲，我并非忠于王室，而是忠于中国的政教，忠于中国的文明，我留着辫子，这是一个标记，我是要告诉世人，我是老大中华未了的一个代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北华政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北大学生是暴徒，是野蛮人。他的言论使学生们极为不满。随后，辜鸿铭离开了北大。

在最后一堂课上，他对学生讲了这样一段话：“我教诸位学习英文，是希望培养对中国有用的人才，而不是美国化或英国化的洋奴，望诸位同学知我苦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著名学者张中行曾这样评价辜鸿铭：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身患肺炎，久治不愈，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他的床上还放着儒家典籍的讲稿。

他死后，国闻社和《大公报》发了一条简短的报道，最后一句是：

性孤僻，发辫至死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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