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拿了我的外卖？”

在华师

除了在饭堂享用美食外

点外卖也是同学们的选择之一

然而丢外卖的现象时有发生

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

石牌校区西门外卖存放点

大学城校区北十一栋外卖存放点

南海校区北门外卖存放点

  约四成人曾丢过外卖  

“三份寿司都不见了！”晚上六点左右，教育科学学院邓同学结束了一天的学习，本想和舍友饱餐一顿，却发现外卖丢失了。无奈之下，邓同学只好重新点了份外卖，留在原地等候。这次，她顺利取到了外卖。

邓同学的经历并非个例。记者就华师丢外卖的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到2271份有效问卷。数据显示，在华师，三校区丢过外卖的人约为36.9%，其中大学城校区约为51%，石牌校区为34%，南海校区为14%。

此外，超过六成人表示在本校区经常听说丢外卖的问题。丢餐类型几乎覆盖了外卖平台上的所有种类，包括快餐简餐、甜点饮品、炸鸡炸串、汉堡披萨等等，不论在哪个取餐时段、取餐区域，取餐间隔多长，丢餐问题均有发生。

尽管外卖金额不高，但多名受访学生表示难以接受丢餐的问题。数据显示，近八成丢餐学生受到困扰，超过九成希望问题得以解决。“一般取餐时已经很饿了，再找不到外卖真的会很生气。”邓同学说。

  “怎么可能一个个等呢”  

为防止外卖丢失，大家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如提前到达送餐点取外卖、与骑手约定好放置地点等，但同时近三成人表示，这些防范措施效果一般。只要外卖无人保管，就存在丢失的风险，当面交接外卖是更稳妥的选择。

广东省大学生创业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少明介绍，关于骑手面交外卖，国内暂无通行的强制性规定，面交与否受外卖点实际情况影响。她带领团队走访了全国各地的高校，发现学校区域餐量极大，又因为骑手作为外来人员无法上门配送，所以面交的可能性低于校外区域。数据显示，在华师，面交外卖的情况不足20%。

面交的重要性在实际情况中显现出来。南海校区虽同处于学校区域，丢外卖的概率却远低于全校的整体水平。调查发现，南海校区面交外卖的频率更高，原因是宿舍到校门取餐点的距离较短，步行只需五分钟左右，骑手等待时间短。骑手们接单较少，或者距离下一单时间较长时，就会等学生前来面交。

在石牌校区，多数骑手没有面交的习惯。配送石牌校区的多名骑手提到，平台对骑手面交外卖不设有明文规定，仅具备口头协议，平台通过通话、聊天记录等监督骑手，如果不面交导致投诉将进行罚款。尽管这样，骑手通常不会等太久，因为“订单多，时间紧，如果外卖丢失，自己赔一份就是，花的钱也比平台扣得少。” 

在高校云集的广州大学城，难以面交的问题尤为显著。“单量实在是太大啦！不可能面交的！”贝岗村多名受访商家表示，大学城外卖配送从未形成面交的习惯，“多的时候一车跑一趟十几个单，怎么可能一个一个等呢？”截至2019年8月，广州大学城平均每天产生约8万份外卖订单，每月因外卖丢失损失近1万元。

  违法易，追责难  

外卖究竟丢哪儿了？广州大学城贝岗外卖总站助理站长告诉记者，外卖可能在送餐时丢失、送错，也可能在送达到取餐的间隔丢失。大学城校区保卫处称，有的外卖隔夜了也没人拿，不排除拿错的可能。

诸多可能性中包括偷外卖。多名丢餐学生表示，他们已经向骑手确认外卖送达至约定位置，有的还收到了相关照片，但反复寻找多次后，还是没能找到外卖，也没有收到拿错外卖的联系信息。上学期，法学院邵同学点了四五次外卖，无一不丢失。为了查清缘由，他点了一份热门便当，随后在外卖点附近观察，大约二十分钟后发现“有人瞟了一眼就拿走了”，几番追问后，对方终于承认了偷外卖的行为。

偷外卖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由于校园常闭式管理，外卖在校外集中存放，外卖丢失的可能性更高。记者走访发现，在石牌校区西门、大学城校区华师一路两个餐量最大的外卖点，取餐高峰期时外卖多达50和80份左右，个别情况下华师一路外卖数量甚至超过120份。除了少数店铺的外卖包装较显眼外，大部分是普通的透明塑料袋。在人头涌涌的饭点，不少学生找外卖就要找2到3分钟。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轻易就能偷走一份外卖。

严格来说，偷外卖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法学院副教授肖铃介绍，偷外卖是盗窃行为，可追究偷外卖者的法律责任，轻则罚款、拘留，如盗窃数额较大（广州市为3000元以上），或两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则构成盗窃罪，须承担刑事责任。

不论哪种，认定构成违法、犯罪的前提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如果没有证据，问题就比较难办。”肖铃说。然而能成功取证的少之又少，调查数据显示，丢餐人群中尝试追查取证的不足一成。发现外卖丢失后，多数人是联系骑手，如果骑手确认已送达正确位置，就联系平台退款，或让商家补送，鲜少触及调查一层。查证主要依靠监控，但外卖点人流大、外卖包装大同小异，监控难以精准反映各项信息，很难作为证据。“监控看不清单据，不能确认外卖包装信息”大学城校区保卫处解释，“去年就有过这样一起争议。”

追究责任的程序复杂、取证难度大，对学生来说，事后追责的成本较高，很多人不会动用这一权利。相较之下，肖铃认为，偷外卖的成本较低，也比较容易实施，这或许是偷外卖的原因之一。

  外卖丢了怎么办？

张同学是为数不多追查到人的同学之一，她认为必须让偷外卖的群体知道后果，否则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在她和其余两位被偷外卖同学的强烈要求下，对方在朋友圈公开道歉。学院知晓后，取消了偷外卖学生的奖学金评定和入党资格。

这样的处理结果不多见。即便追查到人，顾及学生的心理压力和未来发展，一般是批评警告、达成私下和解，少有实质性处罚。校卫队科长曾清云表示，如果确认偷外卖的是本校学生，一般会跟学生工作部沟通后再作处理，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给学生带来负面影响。受访的四名维权学生表示，他们都用写匿名公开道歉信的方式解决。其中一位解释，她担心公开个人信息会让对方陷入网络暴力，这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惩处范围。对此肖铃认为，有必要进行事后惩处，但事后惩处实施难度大，对于解决问题的效果较小，加强事前预防便尤为重要。

在诸多事前预防措施中，安装外卖柜的呼声最高。在广东海洋大学、深圳大学、南京审计大学等广东省内外多所高校，外卖柜已经开始实行。据报道，外卖柜的使用原理类似于快递柜，骑手将外卖放入外卖柜后，将发送外卖柜具体位置和取餐码的短信通知，提醒学生取餐。若超过一定时长仍未取餐，取餐码将失效。这样一来，即便不面交，外卖也能得到妥善保管。

然而，目前难以对外卖柜的实用性下定论。骑手叶先生曾配送某座安装外卖柜的写字楼，他告诉记者，使用外卖柜耗时更长，单位时间内配送单量低，所以骑手使用意愿不高；另外，取餐高峰期外卖柜位置容易紧缺，高校或许也存在这一问题。虽然外卖柜已经逐步在广州大学城各所高校安装和使用，使用效果仍待进一步观察。

相较之下，建立第三方代保管外卖的组织似乎是更合适的选择。2019年10月至新冠肺炎疫情前，广州大学城十所高校与广东省大学生创业就业促进会合作，建立起“兼职外卖派送员”团队（俗称“绿马甲”）。“绿马甲”施行期间，骑手将外卖送至高校的各个外卖分拣点即可离开，外卖由分拣点的兼职派送员保管，学生需报出正确的手机号才能取走外卖。这大大降低了外卖丢失的频率，广州大学城贝岗外卖总站助理站长曾统计“绿马甲”期间的丢单情况，结果是“半年不超过十单”。此前，仅华师大学城校区一天就丢失约三十单。

疫情后，由于外来人员不能入校，“绿马甲”暂时搁置。对此，文学院郑同学建议，可以考虑在校内开设保管外卖的勤工俭学项目，规避外来人员入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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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华师三校区共有18个集中的外卖存放点。分别为：石牌校区西门、南门、正门、东北门；大学城校区华师一路、南八栋铁门、北十栋楼下、北十一栋楼下、生活北区入口；南海校区东南门（正门）、北门、宿舍楼A至H栋（送至宿舍楼的外卖由兼职学生代领）。

  给同学们更好的用餐体验  

此外，据了解，种类繁多的外卖，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也逐渐增多，近两年因为吃外卖而引起的身体不适问题层出不穷。在饭堂用餐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方法，对此，学校各大饭堂一直在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力求给同学们带来更好的用餐体验。

据介绍，三校区饭堂均设有风味食堂和不同风味的菜品，并且每个学期都外出交流学习、研制新菜品，以满足各地学生的需求。“众口难调，我们也不确定大家喜不喜欢，所以每次推出前都邀请同学们来试吃、提意见。”楠园赵经理说。新菜品推出后，饭堂会持续观察新菜品的反响，同学们不爱吃的少做或撤下，爱吃的才会保留。熹园王经理表示，为进一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熹园打算开放三楼作为自选餐厅，目前正在等待基础设施完善。

近来物价上涨，饭堂也尽可能将菜品价格控制在适当的价格，让同学们吃饱、吃好。尽管市面上能买到大量反季的蔬果，但为了保证菜品营养和口感，饭堂坚持依据时令调整伙食结构，多买、多上应季的菜。

陶园张经理表示，饭堂一直将饮食安全放在首位，菜品从采购到生产加工都会经过严格检测、层层把关。特别是今年春季处于诺如病毒高发和疫情交织的背景下，饭堂更是坚持定时检测员工的体温情况和统一集中发放餐具，来减少病毒传播感染的可能。饮食服务中心主任廖海雄表示，虽然外卖有着自己的便利和优势，但考虑到食品安全问题，还是希望同学们不要长期依赖外卖。

丢外卖困扰大家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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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丨郑宇云 杨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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