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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成为思想劳动者
原创｜成尚荣
来源｜中小学管理
教育，是人类文明宝库中最为灿烂的瑰宝，时时闪烁着神奇的光芒，但只有思想敏锐的智者才能发现它的光，进而捕捉到它，并开发它。比如课堂，比如课桌，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甚至觉得它们平淡无奇，但是苏霍姆林斯基却说：“课堂是人成为思想者的发祥地”“应当经常跳动着好钻研的思想脉搏”，而学生则是坐在课桌旁的“思想劳动者”。
“学生，课桌旁的思想劳动者”，这几个字犹有千钧之力，一下子撞击了我的心灵。因为，这一用感性方式所表达的理念揭示了教育教学的本质，触及学生课堂学习最深层次的本意，让我们从惯常的思维和认识中跳脱出来，跃上一个更新更高的境界，看到一片亮光。这片光亮扫除了陈腐的观念，用哲学家莫兰的话来说，我们走出了教学中的“黑洞”，一切都敞亮、澄明起来。认真想来，已往我们只是把课堂当作学习的场所，学生是学习者，这本身没错，但是这样的认知还不深刻。我们当然知道学习是一种劳动，但从没有挑明学习这一劳动的深层含义，因而也就没有把马克思“劳动是‘改变世界’的第一支点”这一论述与课堂教学、与学生的学习联系起来，因而常常想办法把学生困在知识的灌输和习题的简单再训练中，于是，“第一支点”失却了光彩、失却了荣耀感。从此，学习与劳动分离甚至对立起来，“第一支点”成为“第一根绳”把学生死死地捆在课桌旁，学习成了一种被压迫被压制的机械劳动，毫无快乐，更无崇高感和美感。无疑，这是对学习本质的扭曲。课堂是思想的发祥地，是生长思想、生长精神、生长智慧的地方。我坚持一个理念，中国的软实力是在课堂里培育的。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曾对中国科学院盲人学者杨佳教授说过，您让我看到了中国的软实力。因为杨佳一直深耕在课堂，既在中国的课堂，也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课堂。“思想的发祥地”“培育软实力”，是对长期以来“课堂是知识的传习所”的改造、优化与跃升。不能诞生思想的课堂不是理想的课堂，不能诞生思想的课堂中也很难有所谓的深度学习。值得注意的是，“思想者发祥地”的课桌旁的学生不是一般的劳动者，而是“思想劳动者”。苏霍姆林斯基紧接着对“思想劳动者”的内涵与意义进行了阐释：“只有首先使自己成为一个思想者的条件下，学习思考和学习感受才会成为一种幸福，一种引人入胜的活动。”他还诗意地表达了对孩子们的期待：“学校连同它的基础知识、识字课本和第一次上课，连同它的老师、连同它的第一本书，都将作为你的智慧、你的才能、你的品格和你的心灵的高度教养的第一源泉，永远留在你心中。”他告诉我们，思想者之思想是基于学习的思考，包括学习中的思考，也包括对学生的思考；思想者，是将课程、教科书、教学当作教养的第一资源，思想者之思想的表现形态是智慧、才能、品格和心灵。如此的阐释与描述，正是课堂教学所期待和追求的境界。对此，我也有自己的理解。首先，思想劳动者，应是思维劳动者，具有良好的思维品质，尤其是逻辑思维能力-理性精神，批判性能力-积极态度、开放胸怀下的质疑能力，元认知能力-对认知的认知、学会学习，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学会学习就是要学会思维，学会思维正是思想劳动者的特质及其思想劳动的方式。其次，思想劳动者，应是问题解决者，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思路和方法。独特的见解、解决问题的精神与能力正是思想劳动者的核心与标识。再次，思想劳动者，具有强烈的求知欲、问题意识，有自由而丰富的想象力，以想象为先导，具有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这是思想劳动者的可贵品格与新境界。学生不是思想家，但应当是思想的劳动者，他们今天是课桌旁的思想劳动者，明天也可能就成为思想家或是有思想的实践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这样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让课堂成为思想者的发祥地，让学生成为思想劳动者，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教学要成为“引人入胜的活动”。引人入胜，在于激发渴望学习的热情，在于点燃心灵向往美好未来的思想火花，在于让情感的脉搏跳动起来，还在于让意义流淌起来，而这一切要让学生处在紧张的智力生活中。这是教学的艺术、教育的智慧。学生成为思想劳动者，说到底是讲台旁的教师首先要成为思想劳动者，而且是优秀的、杰出的思想劳动者，平庸的教师培养不出思想劳动者。老师们，让自己的思维活跃起来，让自己的见解丰富起来，才会让学生这一思想劳动者生长起来。这，正是教师最珍贵的人格尊严、最伟大的专业价值。田慧生：劳动教育要防止泛化或窄化——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内涵、特征与价值
吴康宁：“新劳动教育”中的“劳动”、理由和特征
没有思想市场，世界会怎么样？
作者｜张维迎
任何社会变革，都从观念的转变开始。观念是思想市场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市场从古到今一直存在。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思想市场的竞争程度或者自由程度有很大的不同。有时候更宽松，有时候受限制更多。不同的国家情况也不一样，有些国家的思想市场竞争性比较强，有些国家比较弱。在中国历史上，思想市场竞争性最强的时期是春秋战国。那时候思想比较自由，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主要流派，最后形成了现在所谓的中华文化。在秦灭六国后，秦始皇觉得儒生老爱发表意见，会威胁到他统治的合法性，就搞“焚书坑儒”，开始了思想禁锢。到了汉代，思想市场慢慢开始恢复，但后来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获得了法定垄断地位。虽然秦始皇和汉武帝看起来不一样，一个坑儒，一个尊儒，但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思想市场衰落了。到了魏晋南北朝，大大小小的王朝走马灯似的，眼花缭乱，这时候思想市场反倒又活跃起来，佛教主要就是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兴盛起来的。到北宋时，思想市场也比较活跃，因为开国皇帝立下规矩不杀知识人，犯再大的罪也不杀，所以产生了新儒家，就是以朱熹代表的理学。理学在明朝获得了垄断地位，科举考试全要按照朱熹的注释答卷，持不同观点者就成了异教徒，思想市场又萎缩了。满清以后，从康熙开始一直到乾隆都搞“文字狱”，思想市场变得非常弱小，虽然还有些学者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可能唱反调，但大部分没有好下场。最后到满清末期，社会危机频发，思想市场再度活跃起来，西方的思想也慢慢引入中国。西方从15和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到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最后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其实是思想市场的产物。而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跟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就在于思想市场的差异。简单来说，西方出现了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其基本特点是，多中心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竞争性的思想市场并存。相反，中国的思想市场却经常受到太多的约束和干预。16世纪开始的时候，欧洲有50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体相互竞争，这给思想家留出了空间。学者可以自由流动，某个国王不喜欢你，另一个国王可能会保护你。法国的伏尔泰逃难很多年，总有地方可以躲，他的著作也能在法国流传开来。西方世界政体有界，但思想无界，学术界是个统一的市场，思想可以跨越政治边界，学者们都说拉丁语，不管人在哪里都不会影响他们在学术界的声誉。所以思想家不太在乎自己所在的政体，更在乎的是在整体学术市场上的声誉。这种状况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到处传播思想，有充分的自由，好像也没有语言障碍。西方的知识生产主要在民间(包括教会办的大学)，中国的知识生产主要在官府。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名的学者大多数都是官员，当然偶尔也有几个官场不得志的或者没考中进士的。西方人生产知识主要是为了知识本身，用知识提高自己的声望。而中国的官僚生产知识，如果某个观点跟他的官位发生冲突，就只能选择放弃。这带来非常不同的后果。举例来说，发动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批评天主教会腐败，罗马教皇判他为异教徒，要德国的皇帝执行死刑。但是在执行死刑之前，皇帝必须把各个诸侯国的君主召集起来，开个听证会。开完听证会后马丁· 路德在回家的路上，被萨克森选帝侯Frederick派来的几个当兵的“劫持”，藏了起来，一藏就是一年多。教皇以为他已经死了，其实他还活着，躲在一个城堡里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等他再露面时，德文版的《圣经》流传开来，宗教改革势成熊熊烈火，任谁也灭不掉了。与此形成显著对比的是，中国有一个学者叫朱之瑜，生于1600年，活了82岁，是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一起被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学者”。清朝入关时他还忠于明朝，参加了抗清复明的活动，南明灭亡后先逃到越南，最后到日本并死在那里。他在日本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崇，成了日本大名政府的顾问，著有《朱舜水集》。但是在中国，他的著作一直到19世纪晚期才被发现，大家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学者。这还算是好的。朱之瑜算逃出去并活了下来，很多思想家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活不下来。纸和印刷术都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但有一项研究估计，从1522年到1644年（也就是明朝的后半期）欧洲出版的图书数量是中国的40倍。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在1445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机，50年时间里印刷机在欧洲扩散到250个城市，出版了1500万到2000万册图书。反观中国，毕昇在1045左右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比古腾堡早了400年，但是到1800年之前中国书籍出版还是靠雕版印刷，而不是活字印刷。活字印刷在中国没有得到推广使用，有很多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出版在民间，都是私营企业做出版，为了传播知识；而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出版主要由官方控制，出版是传播政令和控制思想的工具。古腾堡是一位企业家，毕昇没有成为企业家。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学者，也写了不少著作，但很少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像元代的农学家王祯于1313年完成了《农书》，到1530年时全中国只留存了一本。明代的科学家徐光启于1627年完成了《农政全书》，却到他死后的1637年才得以出版。明朝末年的宋应星于1637年完成了《天工开物》，该书被誉为17世纪中国的工艺百科全书，但唯一留下来的版本是在日本偶然发现的。《永乐大典》是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共有2万多卷，可是只制作了3套，现在已没有完整的版本。这些科学家写了书，但是没有出版或者没有足够多的版本流传于世，知识怎么传播呢？反观西方，比如法国的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发行量达到25000套，传播效果完全不一样。而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只印刷了7套，其中4套保留在皇宫里。乾隆时期焚烧的书和选编进去的书，在数量上可能差不多，而且编进去的好多书可能被篡改过。西方的思想市场上，学者追求新颖，总会有人来挑战现有的理论，包括亚里士多德体系在科学革命以后就被抛弃了。达尔文提出进化论，这跟以前“上帝创造人类”的说法完全不一样，颠覆了原有的思想体系，但能顺利出版并流传开来。而中国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证明原来的理论上，即使后来清朝出现所谓的考证学派反对朱熹，认为朱熹说的东西跟孔子的原意不一样，但他们只是要证明汉代之前的那个版本是对的，而不是去挑战儒家的思想。计划经济之所以给中国造成灾难，很大的原因也在于当时没有思想市场。我们可以设想，大跃进时有多少人真的认为那是好事情？如果允许表达不同意见，肯定会有人会提出批评，这事儿就搞不起来或者只能在局部搞；但不允许批评的话，往往会在一条路上走到黑。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使命是改变人的观念，以此来推动社会进步。亚当·斯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学术企业家(academic entrepreneur)之一，因为他改变了人的观念。在亚当·斯密之前，如果说某个人为自己谋利益，这个人就不道德；亚当·斯密则证明，一个人谋自己的利益，也可以给社会带来好处，所以谋利本身并不是不道德的。亚当·斯密还说自由贸易可以改进双方的利益。这些思想都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由于亚当·斯密的贡献，后来英国才废黜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走向自由市场。在过去40年里，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让中国人开始接受市场经济的理念，不再相信计划经济、人民公社、铁饭碗和大锅饭，转而相信市场竞争、私有产权、企业家精神。任何思想都是个体思考的产物，集体不会思考。一种有价值的新思想在出现之初，一定只被少数人接受。如果没人反对，往往说明这套东西不是新的。这是任何创新的一个基本特点。所以，学者必须有独立精神，只有如此才能对人类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洛克菲勒曾说：“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独立性，他的智慧就会降低。”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一个农民养了一群猪，有一次出门时忘了关圈门，猪都跑了。获得自由的猪必须自己找食，防范人的追捕和其他动物的侵害，所以慢慢变得非常有智慧。村民们想了各种办法抓它们，都没有成功。后来，有个外乡人拉着一马车的木板和粮食路过，村民们问他干什么去，他说我要帮你们把猪圈起来。村民们说算了吧，这些猪现在可聪明了，我们努力很多次都失败了。这个人说让我试一下吧，然后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外乡人回来了，说他已经把猪都圈起来了。村民们很惊讶，问他是如何做到的。外乡人说：其实也很简单，我一开始在地上放一点粮食，猪很警觉地过来闻闻，看看周围也没有人，经不起诱惑就把粮食吃了，然后就转回树林里去了。到了晚上，我又在原来的地方放了些粮食，但这一次，我同时在旁边竖了一块木板。第二天，猪又来了，窥视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不安全的，又把粮食吃了。就这样，我每天放一点粮食，同时加竖一块木板，猪每天都来享受我提供的美餐。木板慢慢围成了一个圆圈，猪的警惕性反倒越来越小。到最后一块木板准备好了，猪又来吃食，我就把它们圈起来了。第一，失去了独立性，动物的智慧、人的智慧都会降低；第二，如果经受不起诱惑，最后就会丧失独立性。这两点对于我们做学问的人来说必须牢记。我相信，中国更长远的未来取决于思想市场的发展。中国现在非常需要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学术企业家，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学者，他们创造新的理念，新的思想，还需要有冒险精神。如果大家都不愿这么做，那就依然有可能回到历史的反复之中，改革开放只能成为历史长河里令人回味的好年景。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网立场。本文由 张维迎© 授权 虎嗅网 发表，并经虎嗅网编辑。转载此文章须经作者同意，并请附上出处（虎嗅网）及本页链接。原文链接：https://www.huxiu.com/article/258176.html］张汝伦：于漪教育思想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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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实验，是一个以教师专业发展为起点，以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家校合作共建”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