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不干預：港英政府的中國通

黃兆輝  著

「邊城思想者」系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

中國人以德治國二千多年未果，於是發起洋務、新文化、五四等運動全面西化，但一群西方有識之士卻人棄我取，以耶教信仰、騎士精神和紳士文化探索孔孟之道。由於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認識甚深，所以被稱為「洋儒」或「中國通」。經過幾百年的歷練和傳承，這些傳教士、外交官和官學生終於找出中西文化墮落的主因，在自己的崗位上試驗令人真心行善的方法，並成功用於社會治理以促進人民幸福。

作者搜集了大量有關個案，把儒家士人和英國紳士的文化涵養解剖清楚，找出為官所需品德和知行合一的方法，重現幾代洋儒的心路歷程，解釋中國通「積極不干預」的原意，描繪他們治理社會的各種基本招數。

作者介紹

黃兆輝，澳洲悉尼大學哲學博士，回港後出任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助理及助教，後遠赴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任教國際關係科目，現任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課程副教授。2013 年出版的《小政府大社團：澳門的後後現代性與後傳統生活》獲得「第四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專著類三等獎。

學界推薦

過去學界討論「積極不干預」主要集中在經濟學層面，對於其他學科層面如政治、社會、哲學、文化等方面則較少涉及。這是筆者第一次讀到經濟學以外的學科對「積極不干預」的全面闡釋，可說是一本相當難得的著作。

——饒美蛟榮休講座教授（嶺南大學）

洋儒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有著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黃兆輝博士耗費多年時間研究洋儒的政治經濟哲學，本書對中國研究、港澳政治經濟發展及大中華的歷史發展，都有莫大裨益。

——盧兆興教授（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本書精彩之處在於，作者對「積極不干預」作出新的解讀，剖析當時的港督和高級官員，如何在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之間尋求平衡，在當時資源緊絀的情況下，如何造就了一個善治的奇跡。

——陳卓華副教授（澳門理工學院）

目錄

代序　饒美蛟

自序

第一章  傳統觀點不符港英經驗

第二章  本書的研究問題、時段和命題

        1. 自行訓練有品德的洋儒做官

        2. 洋儒用西方思想理解「以德治國」

        3. 洋儒用西方科學驗證儒學理想

第三章  洋儒與中國通的定義與文獻

第四章  分析洋儒與中國通的標準和框架

        1. 英國傳統公學的「騎士型官員」

        2.「野蠻人模式」的「擺架子官員」

        3.「阿諾德模式」的「顯公義官員」

        4.「體育競技模式」的「開拓型官員」

        5.「顯公義官員」推動「積極的自由」

        6.「開拓型官員」變身「英式士大夫」

第五章  兩代洋儒如何走出中式倫理困局

第六章  從兩國傳統中解開儒學淪落之謎

第七章  洋儒不重蹈士人覆轍被權貴排擠

第八章  洋儒不再透過信仰產生積極自由

第九章  洋儒從明末士人看到西方的未來

第十章  洋儒幫助士人提升道德認知能力

第十一章  士人的骨氣從清末開始每況愈下

第十二章  中國通重新思考如何再以德治國

第十三章  官學生被培養成為洋儒和中國通

第十四章  港英政府中國通的五個管治招數

        招數一：分隔補充

        招數二：化敵為友

        招數三：上滲扶貧

        招數四：勾而不結

        招數五：複合配方

第十五章  七個政策範疇中的四個階段演變

        1. 一地兩制的演變：從極度矛盾到通情達理

        2. 法律制度的演變：從人治法治對立到協同

        3. 教育政策的演變：從訓練翻譯到培育紳士

        4. 公共衛生的演變：從水土不服到五星醫護

        5. 經濟政策的演變：從民生發展到亞洲小龍

        6. 創意產業的演變：從零影視到東方荷里活

        7. 治安管理的演變：從軍警弄權到蜚聲國際

第十六章結論

附錄：歷任港督背景概覽

參考書目

索引

代  序

饒美蛟

「積極不干預主義」一詞由1980年港英年代的財政司夏鼎基爵士（Sir Philip Haddon-Cave）所創。六十年代郭伯偉爵士（Sir John Cowperthwaite）長期擔任香港財政司（1961–1971），他可說是二戰後香港經濟發展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郭伯偉的經濟哲學思想與十八世紀盛行的英國「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創導者阿當 · 斯密（Adam Smith）和約翰 · 彌爾（John S. Mill）一脈相傳，這學派主張「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因此在郭氏主政香港財經事務的年代，港英政府對香港的經濟事務基本上是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認為應完全由市場來決定經濟的發展和走向。香港經濟確在五十與六十年代取得了飛躍式的發展，西方傳媒和經濟評論界亦把香港的「經濟奇跡」歸功於經濟自由主義的推行，把香港稱之為「約翰 · 彌爾之地」（“J. S. Mill’s Land”）。到了夏鼎基接掌香港財政司（1971–1981），香港的經濟比五十、六十年代遠為複雜，夏氏認為香港政府對經濟的順利運行有一定的特殊責任，但他認為經濟仍應以市場為主導（「大市場」），政府只有在市場失靈或企業不願做但又不得不做的情況下才介入經濟（即「小政府」或「最小干預」政策），這便是他主張的「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政策。夏氏所說的「積極」其實是一個形容詞，即「積極性不干預」。後來很多人（包括若干學者和媒體評論人士）把這詞語誤解為「積極地不干預」，「積極」二字從形容詞變成了副詞，把「積極不干預」等同「自由放任」，因而引起了很多的誤解，以為政府甚麼事都不做。到了彭勵治爵士（Sir John Bremridge）出任財政司時（1981–1986），他甚至說，「自由放任」對香港而言是一個「恥辱性的詞語」。到了麥高樂（Hamish Macleod）擔任財政司（1991–1995），他宣佈放棄使用「積極不干預」一詞，主要是此詞語引起對香港經濟哲學思想的長期誤解。儘管如此，「積極不干預」還是持續在討論時出現。

早在1980年代中，筆者首次在報上發表文章討論「積極不干預主義」（文章題為〈正確認識積極不干預主義〉，《明報》，1986年4月17日），隨後又陸續在《明報》、《華僑日報》及《星島日報》等報章發表了多篇討論相關問題的文章，而「積極不干預主義」一詞在香港亦逐漸廣為人知。2007年，香港《經濟導報》創刊六十周年，筆者應邀在該雜誌六十周年紀念的特刊發表一篇對「積極不干預主義」總結性的文章（題為〈「積極不干預主義」：一個持久被誤解的經濟哲學〉，《經濟導報六十周年紀念特刊》[1947–2007]，頁153–155），對有關課題作了一次總結性的討論。

過去，學界討論「積極不干預」主要集中在經濟學層面，對於其他學科層面如政治、社會、哲學、文化等方面則較少涉及。最近筆者很高興得悉，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系的黃兆輝博士對有關課題下了很大的工夫，他借助大量的一手資料，全面探討諸多洋儒和中國通對積極不干預的理解，並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寫成了這本題為《積極不干預：港英政府的中國通》的專書。這本專著學術含量高，有原創性。這是筆者第一次讀到經濟學以外的學科對「積極不干預」所作的全面的闡釋，可說是一本相當難得的著作。全書文筆流暢，適合不同類別的人士（包括專家學者、大學生和研究生）閱讀或參考。黃博士的專著出版在即，徵序於我，謹綴數語，是為序。

饒美蛟  謹識

前香港中文大學管理學系講座教授

前嶺南大學副校長，現為榮休講座教授

2017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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