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家族小故事、國家大歷史：熊景明《長輩的故事》

說起雲南，首先讓人聯想到的大概是奇美的自然風光，那裏是很多都市人心心念念的旅行目的地。不那麼廣為人知的是，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雲南也佔據了重要的位置：在晚清時期雲南就派出公費生到西方、日本留學，中國第一座水力發電廠、第二座飛機場和城市自來水廠都是在昆明建成的⋯⋯

雖然地處邊疆卻絕不是蠻荒之地，既有秀麗山川又在維新的大潮中名列前茅，雲南就是這樣一個神奇的地方。我們最近出版的新書《長輩的故事》，講的就是雲南人的故事。

《長輩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

熊景明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

作者熊景明女士，1943年出生於昆明，1979年移民香港。1988–2007年，她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持工作，參與過多項中國大陸的農村扶貧項目，也編撰了好幾本中國研究論文集。近年來，熊老師致力於民間歷史的推廣和資料收集，也寫下了她自己的民間歷史，就是這本《長輩的故事》。

熊老師的曾祖父熊廷權是晚清進士，當過麗江知府，勤政愛民，祖父熊光琦思想新派，支持政改，在民國時期做過十幾年的縣長，外祖父蘇滌新是雲南第一代留日學生，父親熊蘊石是工程師，參與修建滇緬公路。這些大大小小的人物，經歷和見證了近現代中國的歷史變遷，從這本家族的「小歷史」中也就可以看到國家的「大歷史」。

熊老師寫她的真實經歷和真情實感，驚心動魄的往事也敘述得波瀾不驚，自有動人的力量，作家王鼎鈞就說這本書「寫傳統與革命的衝突，舉重若輕；寫母親多詩筆，寫父親多史筆。」陳方正教授說書中的大小故事和新舊歷史「錯綜交織成中華民族上世紀的一幅縮影」。林達認為，好的回憶錄應有的歷史感、判斷力、紀錄史實的責任心、對文字的掌控，還有幽默感，這本書都具備了。

1938年熊家四代合影：中間扶著拐杖的老者和男童是作者的曾祖父熊廷權和她的哥哥，左一是母親蘇爾端，照片為作者父親所攝

熊老師和母親感情極深，她的母親有心臟病，長年臥床，母女之間的美好回憶也因此變得特別珍貴，今天的推送就和大家分享本書第一章「母親和我」的節選。熊老師的母親曾經和人戲言這個女兒皮膚不好，她就用母親常說的「父母養其身，自己長其志」來反駁：「『父母長其身』，不關我的事。」多年後驀然回首，她才發現「志」也未必是自己所長，她品性上的優點主要都來自父母，尤其是她的母親。

作者與母親

替母親「扳本」

節選自《長輩的故事》頁38–42

碰到引我入勝的書，我常拿給母親看。她讀罷《居里夫人傳》，最津津樂道的是居里夫人曾跳了一整夜舞，磨穿一雙鞋底，以此教訓我不可只勞而無娛。另一個母親喜歡引用的例子，是不願片刻休息的俄國作家萊蒙托夫。友人評論他道：此人似乎知道他的有生之年將何其短暫，是故一分一秒都不願虛度。母親警告我說：「看你一雙手抓十條鱔魚，一分鐘也不歇，我怕你也是在趕命。」母親的話其實包括着許多樸素的真理，但我聽不進去，只相信學校裏教的、書本上說的，從小母親就笑我「將老師的話當聖旨」。

我念中學、大學的時代，認為虛度光陰相當於犯罪，「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雲南大學坐落在翠湖公園邊，上大學的五年中，只有一次三八婦女節和同學一道去公園玩過。放寒暑假，第一天的重要任務便是定一個嚴格的作息時間表，雖然做不到，但從不敢「放縱」自己去消閒。其實那時亂七八糟看了許多書，不求甚解，如魯迅形容的，讓各國馬隊在頭腦中踏上一遍，得益甚少，唯一的收穫大概是多少訓練出一點自制與自律。

母親失去健康，體會到人生沒有甚麼比此更可貴。她最不喜歡我晚間準備考試不按時睡覺。「一百分有甚麼用？」「考第一名為甚麼？」是她常掛在嘴邊的話。

作者與病中臥床的母親

母親極少板起面孔斥責我，我不依規勸時，她也只是嘆氣。我有個同學代濟敏，是溫良恭儉讓的化身。我們曾一道在鄉下同住半年，例如我說：「代濟敏，我們去廁所好嗎？」（廁所在村子另一頭）「好的。」「還是不去了罷？」「好的。」「我又想去了。」「好的。」我回來告訴媽媽，不如我們學代濟敏一般彼此千依百順。晚間我看書過了鐘點，媽媽說：「妹妹，關燈睡覺！」

「好的。媽媽，我再看一下可不可以？」

「好的。你看一會就睡吧！」

「好的。我還要再看一陣。」

結果還是學不成，兩人大笑一通。母親在和我擺家常、聊閒話時，常把她為人處世的信條掛在嘴邊，例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吃得虧，在一堆」，「一句好話暖三冬」，「與人為善」。當然影響她的子女的不止於她說了甚麼，而是她一生實踐了這些信念。

母親認為講謊話是小孩子最大的罪過。我今生記得被罰過一次就因講謊話，遭母親重重的訓斥，被關到後花園中。那時約四五歲，我坐在草地上哭飽、哭夠，走到住在後門的表姨婆家。老人家拿出零食來招待這個小可憐，並牽我回家向母親賠罪。講一點於他人無害的假話是不是優點，我不敢說，但確實因為開不了口編誑話，後來帶給我許多麻煩。到上大學以及工作、參加政治學習小組討論，聽旁人不費吹灰之力編大話，我自慚無能，如坐針氈。來到香港這個無須用謊言護身之地，對我是巨大的解放。

並非從未講過謊話，有兩次經驗至今記憶猶新。我的乾爹黃湛有個弟弟，我們叫八叔，一表人才，傾倒眾小姐，我的表姨是其中之一。我也喜歡八叔，當然沒有性別的含義，主要因為聽見他對媽媽說：「嫂嫂，小孩子喜歡吃甚麼，就表示他們的身體需要甚麼。」太美了！雖然媽媽沒聽進去，我倒愛上這條理論，信奉至今，自己的孩子也沾光不少。八叔說他未來媳婦的標準便是我母親。為了實踐理想，他開始去追求六姨。表姨和我們同院住，每星期我從外婆家回來，她就叫我去到她房中，先酬勞一點好吃的，接着就問我有沒有聽見八叔對六姨說甚麼。小孩子哪裏聽得到別人的情話？但一週復一週，次次被她款待而無所回報，無功受祿的愧怍令我難以忍受，於是對她說：「我聽見八叔說要買一支領針送六姨，問她喜歡甚麼樣的。」永遠不要派小孩去打探有關你意中人的情報，連最誠實的小孩也不可靠。

1946年的全家福，前排中間為作者

另一次難忘的經歷，我連當時的場景、教室的桌椅、老師的表情都不會忘記。那年我有八歲，虛歲已九歲。老師要我報歲數時弄不清虛實，就報了九歲，被選為班上十個紅領巾之一。參加了莊嚴的入隊儀式，才知道實歲九歲才夠資格，這一個無心之過很令我擔心。不久少先隊開會，要輪流講自己戴上紅領巾有甚麼進步。別人講甚麼我一概聽不見，只忙於腦中上下求索，去求證紅領巾除了讓我覺得比沒有入隊的人光榮外還有甚麼？輪到我時，不知哪裏來的勇氣讓我編造說：「媽媽叫我洗碗，我不肯洗，低下頭看見紅領巾，覺得自己是少先隊員，應幫媽媽做事，我就去洗碗了。」教育令兒童失去真誠的，這僅是一例。

母親和我其實有許多性格迥異之處，有時代的分別，也有女兒對母親性格的異化。母親是纖纖作細步的斯文女子，我是大跑大跳的野丫頭。有一次我翻出媽媽的一件旗袍穿上，非常合身。高興地跑到她房間讓她看看，急匆匆跨出幾步便聽到「嚓」一聲，旗袍衩口被我的大動作撕開。我們曾住在宿舍的三樓，沿長長的外走廊上住有十家人，媽媽說我上樓她一定聽得出來，因為我從來是跑上來而不是走上來。此刻想起來，也想到終日躺在床上的媽媽，靜聽着戶外動靜，盼望兒女歸來。

媽媽太多憂慮與牽掛，不時悔不當初這般那般，事事必求做到最好。大概為了安慰她，「不怕」兩字變成我的口頭禪。尤其文革當中，聽見我自己一天不知說多少遍「不怕」，連我也好笑。人的性格幾乎是不能開導的。托爾斯泰說「疾病和後悔是人生的兩大痛苦」，母親受夠痛苦的一生，隨時提醒我要避開兩個討命鬼。母親和我最相似的是我們固執於自己的行為準則，不願違心去屈從，但又不與人怒目相對，儘量維持和諧。父親說：「你和你媽一樣，不肯做的事就『軟頂着』。」

母親常說「父母養其身，自己長其志」，她很清楚所處的時代給女人帶來的局限，生了大哥後就一直說要生個女兒「扳扳本」，意思是爭口氣。我生下來，臉上一大塊胎記，又憨傻十足，母親的願望傳為笑談。大人笑我傻時就說：「你媽說要生女兒替她扳本呢！」稍後長大，也算漸漸不太難看了，逢人曲意討歡心說她的女兒好看，母親就添一句：「她皮膚一點不好。」我有時插嘴道：「『父母長其身』，不關我的事。」但還是覺得很尷尬。日前翻大學時的日記，不止一處說要努力，要為母親爭氣。好生奇怪，原來求學時代上進的根源不是共產主義理想，不是當時受的英雄教育，而是我母親。「自己長其志」也不儘然，我僅有的一點好德性都來自父母，尤其是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