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叔河：五十歲才開始編輯生涯，用炬火照亮了一代讀書人

《十三邀》最新的一集是採訪鍾叔河先生。

在此之前，恐怕沒多少人聽過鍾先生的名字。他是一位編輯，「編輯鍾叔河」，是病逝的第五代導演彭小蓮和編劇汪劍為他寫成的「紙上的紀錄片」的書名。這本書開選題會的時候，社長興奮地談起這位編輯行業的高山大河，年輕同事則一臉茫然。也有知道鍾叔河名字和「走向世界」叢書的，但仍然感覺很飄渺。

編輯鍾叔河——紙上的紀錄片

彭小蓮、汪劍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9/08

點擊文末「閱讀原文」購書

也許是世代更替太快，也許就像周作人給鍾先生寫的藹理斯的那段話，鍾先生也在黑暗中接下了炬火，又堂吉訶德式地向前奔走，將炬火交到千萬讀者手中後，再隱沒到黑暗裏。

藹理斯的話

1963年鍾先生寫信時向周作人求字：「先生最喜歡的藹理斯的那一段話，用在這裏也許適合，先生就請把它當作交給別人手裏的一支火把亦可耳。」 

彭導和汪劍為我們打開了鍾先生的故事：他拖過板車、坐過牢，近五十歲才開始編輯生涯；憑着自己的學問、膽識與堅持，在改革開放初期便開始策劃和出版了「走向世界叢書」、《曾國藩全集》、《周作人散文全集》等多部重要作品，啟蒙了一代讀書人。

他的前半生幾乎是荒廢的。1958年被定性為「情節特別嚴重、態度特別惡劣」的「反右骨幹分子」，在父親的申請下得以免去勞教在街頭求生，從此拖過板車，刻過鋼板，繪過圖，製作過模型。12年後又被捕，以惡毒攻擊文革的罪名被判刑10年。9年後「提前釋放」，已是1979年，48歲。

21年的時光足以廢掉一個人。但鍾先生始終沒有放棄閱讀和思考，「勞改犯是最有時間的」，他獨自在黑暗裏積攢力量。出獄後一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他就開始著手策劃與編輯思考已久的「走向世界叢書」。雖然前路仍是一波三折，但逆風時細細織造的帆，終於等來了時代的風。當然，對於拉板車的鍾先生來說，對於做細木工鉋的鍾先生來說，對於關監獄的鍾先生來說，閱讀和思考並不是為了日後能如何，只是覺得人活著本該如此。

今天推送《編輯鍾叔河》中，鍾先生出獄後策劃和出版「走向世界叢書」和《周作人散文全集》的曲折過程。《十三邀》最後有位女孩兒跟鍾先生說，這兩年自己和身邊的朋友面對世界的變化總有種無力的感覺。希望無力的人們都能像我們一樣，從鍾先生身上獲得前行的力量。

關於這本書還有另一位理想主義者的故事，燃盡生命最後的日子為鍾先生留下了紙上紀錄片的彭小蓮導演：

▹燃燒生命最後的時日，留下一個編輯的故事

▹彭小蓮逝世兩週年，遺作《編輯鍾叔河》獲「香港出版雙年獎」

鍾叔河與導演彭小蓮（右）、汪劍

「走向世界叢書」與《周作人散文全集》

摘自《編輯鍾叔河》第242–258頁

策劃出版「走向世界叢書」

平反後，鍾叔河不想再回到報社做文字工作了，想憑藉自己在街道工廠和勞改農場鍛鍊出的機械製圖的本事，去機械工業廳當一名工程師。正好湖南省機械廳的一把手早年接受過他的採訪，對他印象很好。鍾叔河找到這位領導，領導同意他進機械廳工作，卻還是要他去秘書科，做「筆桿子」，他只好苦笑着拒絕了。

1979年3月，鍾叔河平反出獄時在監房外留影，身後為農場「教育堂」。

這時，已經在省出版局工作的好友朱正向局長推薦了鍾叔河，經過「資格認證」的「作文考試」之後，他重操舊業，成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編輯。苦難中的鑽研與思索，成了他走出監獄後的「起跑線」，那些親歷的荒謬和困厄讓他更加堅定地認為「中國要摒棄封閉、落後的傳統，一定要走向世界。只有吸收全世界有益的東西，中國才能進步，才有發展」。他想通過編書、出書影響他人，推動社會變革。

在社會底層輾轉謀生，甚至身陷囹圄的這二十多年中，鍾叔河瀏覽過近兩百種晚清人物考察西方的記述，他進入出版社的第一個選題就是想從這些晚清古籍中，選取一百種出版，把百多年前，晚清的官員、士大夫甚至商人記錄下來的，第一次遇到西方世界的火輪船、德律風（電話）、巴力門（國會）等現代事物的經歷與思考介紹給廣大讀者，以紀念這些先行者，啟迪後來人。

鍾叔河先請人抄錄這些古籍，然後親自校對、註釋，從發稿到付印，都是他一個人來做。第一次編書，那些編輯的案頭工作，關於圖書開本的選擇、版式的安排、題目和正文字體字號的確定、校樣修改的程序、各種校對符號的用法⋯⋯等等，對於他來說，都很陌生。他就請來一位熟悉業務的女同事，請她坐在身邊做指導，一個多小時後，便全都學會了。

1980年8月，這套叢書的第一種《環遊地球新錄》出版，之後平均一個月出版一種。第一輯共三十六種，於1986年出齊，總印數超過了七十萬冊。這就是後來赫赫有名的「走向世界叢書」。

「走向世界叢書」，精裝版

「走向世界叢書」一百種，等於近代中國從閉關自守到對外開放這個歷史過程中的一百個斷面和側面。當改革和開放已經被確定為國策但還在不斷受到干擾和懷疑的今天，回看第一代「走向世界」的知識分子們所走過的道路，至少可以起到一點幫助打開門窗又防止傷風感冒的作用吧。（鍾叔河《與之言集・談「走向世界叢書」》）

叢書第一輯三十六種密集地依次出版，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了吸引更多的讀者、研究者認識到這套書的價值，鍾叔河還在每種書前寫了很長的導言，介紹作者的基本情況、他到國外去的背景，以及他記載的最有意義的事物，透過這些記載，引導讀者看出原作者的心態和見識。

後來這些導言集結成書，時任國務院古籍規劃小組組長的李一氓為這本序論集《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敘論集》 寫了序，其中說到:

這些人都在東西洋遊歷、考察、從事外交活動之後，留下各種著作，記述翔實，態度認真，這在當時有極大的現實意義，現在看來，也具有極大的歷史價值。因為從另一方面看，這正是自十九世紀下半葉起，中國的社會變革不得不緩慢而痛苦地前進的紀錄⋯⋯叔河同志在主編此叢書時，費力既勤且精：凡重要段落都在書頁旁加註要點，每種書後又增附「人名索引」和「譯名簡釋」，對原書人名、地名的異譯都加註原文和今譯。這都是麻煩費力的笨工夫，實堪佩服。

在廣泛閱讀和研究的基礎上，鍾叔河又寫成了一本近四十萬字的書，書名《走向世界——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從來不願意為他人作序的錢鍾書先生破天荒地主動為此書寫了序言:

我首次看見《讀書》裏鍾叔河同志為「走向世界叢書」 寫的文章，就感到驚喜，也憶起舊事。差不多四十多年前，我用英語寫過關於清末我國引進西洋文學的片段，常涉獵叔河同志所論述的遊記、旅行記、漫遊日錄等等，當時這一類書早是稀罕而不名貴的冷門東西了。我的視野很窄，只局限於文學，遠不如他眼光普照，察看歐、美以及日本文化在中國的全面影響；我又心粗氣浮，對那一類書，沒有像他這樣耐心搜羅和虛心研讀。一些出洋遊歷者強充內行或吹捧自我，所寫的旅行記——像大名流康有為的《十一國遊記》或小文人王芝的《海客日譚》——往往無稽失實，行使了英國老話所謂旅行享有的憑空編造的特權（the traveller’s leave to lie）。⋯⋯叔河同志正確地識別了這部分史料的重要，喚起了讀者的注意，而且採訪發掘，找到了極有價值而久被湮沒的著作，輯成「走向世界叢書」，給研究者以便利，這是很大的勞績。⋯⋯

「走向世界」？那還用說！難道能夠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嗎？哪怕你不情不願，兩腳彷彿拖着鐵鐐和鐵球，你也只好走向這世界，因為你絕沒有辦法走出這世界，即使兩腳生了翅膀。人走到哪裏，哪裏就是世界，就成為人的世界。

錢鍾書序言手稿（滑動查看更多）

「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和上述兩書出版後，受到了讀者的熱烈歡迎，對中國知識界產生着深遠而持續的影響。二十年後，2006年1月6日的《新京報》上發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所長、陸建德教授的文章〈重讀「走向世界叢書」〉。文章提及叢書中張德彝在光緒六年所記的日記:

一位倫敦的馬車夫因為鞭打馬匹過甚而被處以罰款並監禁一月，一工匠因拉馬尾巴而被監禁六週，待動物如此，待人就不必說了。

諸如此類的記載不勝枚舉，這套叢書所收著作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大開國人眼界，同時又讓讀者意識到，身邊很多習以為常的「小事」都是值得關注和檢討的。時至今日，這套叢書讀來依然具有讓人不安的力量。

就這樣，鍾先生一步從洣江勞改農場「走向世界」。

1980年代，工作中的鍾叔河

十年編成「周作人散文全集」

走出牢門、回歸出版界，鍾叔河最想做的兩件事情，一為編輯出版「走向世界叢書」；另一樁「夙願」就是編輯一套《周作人散文全集》。這一心願源自他多年來對於周作人文章的愛好，也源自於多年前他被貶為底層庶民時，這位「五四文壇老宿」「看得起」他這個「板車夫」，彼此書信往來的那份感情。

鍾叔河致周作人信（部分），1963

時年不滿三十的苦力，當然不敢在五四文壇老宿面前妄託知己，不過在讀到周作人隨後寫了寄來給我的古人詩句「萬卷縱觀當具眼」之後，我還是不禁暗喜。因為於冥冥長夜中知道自己還有一雙看得出好壞的眼睛，在漫漫長路上也就不會像原來那樣不知所從了。（鍾叔河《念樓序跋》・一卷本〈周作人美文〉序》）

這一份知己之感，就成了我後來肯花時間力氣編輯出版周作人全集的動力。（鍾叔河《與之言集・人不會永遠安於封閉》）

周作人致鍾叔河信，1963

一直以來，他堅信周作人文章的重要價值，特別是他的思想見識所具有的啟蒙意義，要了解「五四新文化」和中國現代新文學，就必須研究周作人的著作。周作人首倡「美文」一詞， 但又不僅僅只是美文家，他更是一位愛智者（philosopher），追求理想和智慧，追求真與美，「在『詩與真實』兩方面都顯出動人的力量，這便是周作人高出別的散文作者的原因。」（鍾叔河《籠中鳥集・談美文》）「他們（指魯迅和周作人）是最深刻地批判舊文化中消極東西的兩個人，其深刻性現在也沒人能夠超越。在周作人的文章裏，找不到反人文、反社會主義的話，全是對文化專制和思想統治的批判，對蔑視自由的意識形態的深惡痛絕。在這方面，周作人絕不遜於魯迅。」（鍾叔河《與之言集・談談周作人》）

1985年，鍾叔河調入岳麓書社的第二年，他就開始着手選編《知堂書話》，這是中國大陸1949年之後第一部署名「周作人」的新書。他計劃重印《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等「周作人自編文集」，並在《光明日報》上刊登了「重印周作人著作」的廣告:

人歸人，文歸文。周作人其人的是非功過是另一問題，其文之主要內容是對傳統文化和國民性進行反思，對中西和中日的文化歷史作比較研究，今之讀者卻不妨一讀。

「重印周作人著作」的廣告

《光明日報》，1987年1月3日

湖南省出版局的一位離休老局長得知此事後開始四處告狀，大聲疾呼應該制止鍾叔河「偏愛漢奸，大出周作人」，引起了省出版系統的顧慮，認為「出書必須慎之又慎」，要出版周作人的書必須先向北京中宣部報告，得到批准方可出版。鍾叔河去北京出差，在文化部出版局偶遇一位並不相識的中宣部副部長，副部長叫住他，大聲地說:「鍾叔河！你出周作人，要適可而止啊！」這時鍾叔河才知道，出版周作人的書已經在中宣部成為重點關注的對象。副部長的話讓他開始擔憂正在進行中的周作人著作出版計劃，擔心有關部門的一紙禁令會讓這套極有價值的著作就此夭折。

這時，因為「走向世界叢書」而相識的錢鍾書先生告訴鍾叔河，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當年與他同在清華大學讀書時，酷愛周作人的文章，也是個周作人迷。於是鍾叔河把自己編著的《周作人兒童雜事詩箋釋》寄給了胡喬木，並附信表達了自己想編輯一部《知堂文化論集》的願望。很快，胡喬木就寫來了回信:「謝謝你寄書，祝你的《知堂文化論集》獲得成功。」最終，湖南省拿到了出版周作人著作的批文，批文中特別點名鍾叔河，說他作為一名認真負責的編輯，可以由他來編輯周作人著作，但不能夠出全集，只有抗戰前和解放後的文章可以出。作家、藏書家黃裳後來告訴鍾叔河，是胡喬木不顧別人的反對，力排眾議批准了周作人著作的出版計劃。

1980年代，工作中的鍾叔河

然而，在出版過程中，攻擊和反對的聲音一直不絕於耳。有人認為岳麓書社是古籍出版社，出版不屬於古籍的周作人著作是「不務正業」、「出漢奸的書」。有朋友提醒鍾叔河:「不怕戴賣國主義的帽子嗎？」勸他不要自找麻煩。這時，一位解放前認識的副省級幹部拿了自己的詩稿給鍾叔河看，希望岳麓書社能出版他的個人詩集。鍾叔河說：「我不懂舊詩，你的詩寫得再好我也沒辦法給你出版，因為岳麓書社只出古人的書、死人的書。」這樣一來，這位領導就開始寫文章「批」鍾叔河，說他「左」，看不起舊體詩，卻偏愛周作人。

鍾叔河對於這樣的「批評」不予理睬，他說:「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從不看『官』們的臉色，從不拍『官』們的馬屁，頂多不當這個總編輯就是了，這實在是無足輕重的。」他還拒絕了省裏每年給予岳麓書社四萬元的補貼，他認為要是拿了這個錢，「今天出這個領導的書、明天出那個領導的書，賠的還不止四萬。」

終於，省出版局到岳麓書社組織了一次「一人一票」的選舉，當時湖南出版界正在開展整頓，點名批評幾本「自由化」出版物，簡稱「三種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醜陋的中國人》以及周作人。於是，鍾叔河不出意外地落選，提前從工作崗位上退了下來，這一年他58歲。三十五種周作人著作的出版計劃就此中斷。

雖然被迫放棄想做的事，對於鍾叔河來說既難過又不甘心，但他還是不屈不撓地想要把周作人的作品能夠按照自己最初的構想，盡可能完善地印出來。於是，他謝絕了出版社的續聘，依照自己的心願回家，繼續編輯周作人著作。但離開了出版社，就不可能以個人的名義出書，他只能自己編輯，然後交給其他出版社出版。

⋯⋯

直到1998年，湖南文藝出版社才最終匆促出版了這套《周作人文類編》，但未能應鍾叔河的要求加入這四、五年間蒐集到的佚文，以及新發現的錯漏，且整套書四百多元，必須成套購買，鍾叔河對此不滿意，卻也無能為力。

⋯⋯

從1984年開始蒐集材料，到1995年全書編成，1998年終於出版，鍾叔河以十年之力編成了這十卷書，他說「『但得有人看』，也就算是對他『誠心期法施』的一點回報。」

《周作人文類編》，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

圖片來源：孔夫子舊書網

「周作人作品集」，鍾叔河編訂，2019新版

鍾叔河，編輯家、學者、散文家。

1931年11月，生於湖南澧縣，成長於平江和長沙。在反右派鬥爭時被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其後在街道上「自謀生活」12年。1970年被捕，以「惡毒攻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判刑10年。1979年被徹底平反後，開始其書籍編輯生涯，策劃編輯出版了「走向世界叢書」、《曾國藩全集》、《古典名著普及文庫》、《周作人散文全集》等，多部深遠地影響中國出版界的作品。

2017年的東亞出版人會議上，獲授「特殊貢獻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