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六或周日的“周末”栏目，是三辉编辑部喝喝水聊聊天的地方，由三辉编辑们轮流主持。本期主持人是羊小穷，一个每早挤上恐怖9号线，早早抵达办公室的姑娘。她随附一首音乐，请收听。题图来自DON，Flickr 。

进站请安检，但不安检也行

文／羊小穷

喷嚏

宜山路站挤上来一位或许有鼻炎的乘客，厮杀于人群中时她与别人无异，但进入车厢后，她带来了一个旷日持久的喷嚏。“啊——啊——啊————————”她一口一口地吸气，“嚏”字始终出不来。

整个车厢的神经都紧绷着，安静得要命，大家似乎都在等着一个了断。一个在看电子书的人眼神警惕，他没有转头看别处，但文字一直停留在同一页；一个父亲将捧着小学课本、戴着圆眼镜的女儿护在角落里；只有一个担心蛋糕被挤坏而将其举过头顶的男孩回头看了一眼。

“啊——啊————”女孩的节奏有些变化，但喷嚏依旧悬而未决。

她就在我身后，我的后脖颈是凉的。后来漕河泾到了，我解脱了，把她留给了他们，凉了两站路的后脖颈慢慢暖回来。

开黄腔

车厢里有一群穿着白色校服的中学生，他们在玩一个类似“大冒险”的游戏，玩法很简单：摇色子，点数最少的人要做一件“丢脸”的事。他们的想象力实在不丰富，输的人全都被要求大声说一句涉及性的话。车厢里无人感到受了唐突，甚至没人注意他们，或许是因为每个人都更专注自己，但更多是因为人们都盯着手机。

一个二十来岁、拎着帆布袋子的姑娘饶有兴致地观察着他们的游戏，并被他们逗笑——看《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时，看到偷窥莫妮卡·贝鲁奇的少年回家后给吱呀作响的弹簧床上润滑油然后打飞机时，我也曾这样笑。

他们开始注意到她的存在，看到她没有摆出一张严肃脸，于是更加放肆；本来这个游戏的走向就是，下一个输的人被要求说的话会比之前的更难以入耳，看到她笑，中学生们便在每一句话的开头都加了一句“姐姐”。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自觉比他们老练的姑娘或许没有想到事情竟有这样的展开——玩笑竟然开到了自己身上，观察者也成了参与者。她大概很窘迫，但因为人多无法走开，于是摇摇头，从包里拿出一本书，装模作样地看起来。

安检员

进站的时候，站在安检仪器旁边的安检员说：“进站请安检……”我觉察到了某种不同。这是一个新安检员。对我来说具有辨识度的不是他们的外貌，每个安检员都穿着同样的衣服，为了避免与他们眼神接触，我也完全不记得长相；我知道他是新安检员是因为声音，他的声音我不熟悉，而且里面有种不确定。

但这不是一个职场菜鸟的故事。

上海地铁安检人员的工作状态让我有段时间以为他们是某类上帝选民，手上天生长有什么检测仪器——一旦有人要径直过去，他们便伸手在人身前一扫，然后放行。我曾猜想他们工作的标准，比如劝人安检的程度，是说一声“请配合安检”便罢，还是理论上应使尽浑身解数拖住对方直到对方肯接受安检？无论如何设想，看起来都有些滑稽。

我时常为他们感到尴尬。收到退稿信的小说家可以假装自己从未努力，甚至向身边人隐瞒自己小说家的身份，但地铁安检员们每天都要大声地向别人说出自己的请求，而一个个请求注定被公然拒绝和无视；上年纪的女安检员会假装熟络地询问进站者手中拿着什么，以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减小危险品进站的概率（“快递袋子里是衣服伐？是的话就不用安检啦。”），但收获的多半是沉默、冰冷的回答或者注重隐私者的抗议；而思考起他们工作的意义和成果，我则庆幸我只需做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名民营出版机构的编辑。

安检员们大多不在意乘客对他们的看法（至少看来是如此），他们普遍年纪偏大，有的正气凛然如红卫兵，有的有一种青年文摘式的智者气质，还有的则面无表情地机械重复着同一句话。处于某种怪异系统之中的人，会日渐将自己的不正常视为正常，而在系统之外的人看来，他们的表现依然怪异。

走过那个安检员身边三秒之后我回头看他，他并没有任何不同，他对后面的人说着同样的话，声音有点小。虽然如此，我还是松了一口气。

*拎帆布袋子的姑娘正是我本人，总觉得这种时刻开黄腔的人应该是自己才对，因而已经没有办法用第一人称把故事讲出来。——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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