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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华网手机客户端上传了素有“艺术常青树”之称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梁波罗老师在央视“向经典致敬”录制现场的图片集锦，短短一周时间，创下近77万的高峰点击量，此视频不但重现梁波罗老师的艺术魅力与个人风采，还引燃了网友的集体美好记忆。要知道这位依旧温文儒雅风度翩翩的“不老男神”已82岁。2019年12月31号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梁波罗老师82岁生日，自1959年上戏毕业进入上影到如今，他从事表演已整整六十年。
感谢摄影家木振华先生提供资料
如果说“小老大”是个孩子，那么由呱呱坠地算起，至今也有半个多世纪了，我也早已由“小老大”成了“老老大”。那么多年来，无论走南闯北，人们都爱用剧中人的称谓来招呼我，好像彼此相识相知似的。可见，一部优秀影片、一个英雄人物在观众心目中的印象往往能超越时空，它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51号兵站》中的“小老大”
——梁波罗
说到我的“代表作”，绝大多数观众会首先想到让我一夜成名的《5l号兵站》。这部1961年由海燕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描写的是抗战时期，新四军青年干部梁洪奉命到上海，以封建帮会头子门徒“小老大”的名义做掩护，恢复因叛徒告密而被敌人破坏的地下兵站，机警沉着地把根据地急需的军用物资巧妙运出的故事。由于这部影片的特点是戏份均集中于男性演员身上，故而被戏称为“和尚戏”。尽管没有耀眼的美女，但一帮优秀男演员的出色表演还是获得了极大成功。无论最初首映，还是“文革”后复映，都取得了上佳的票房。2016年，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51号兵站》重又播放，依然拥有颇高的收视率。《51号兵站》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与拥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分不开，其素材来源就是影片编剧之一张渭清的亲身战斗经历。当年他曾是新四军第一师后勤部军需科科长，奉师长粟裕之命来上海开展兵站工作。吴淞曾是他战斗过的地方，他经常出没于鱼行和米市，剧中不少情节都是他亲历过的。这一点，在影片放映不久，从当时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张爱萍同志在接见主创人员的座谈时，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温锡莹与孙道临饰演苏中地区新四军领导
影片的背景：其时正值“皖南事变”不久，蒋介石停止了对新四军的一切武器和物资供应，日寇更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要扭转这种局面，唯一的出路就是冲破日伪封锁，自我装备。张渭清经过种种努力，与敌寇斗智斗勇，终于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开辟了一条上海通往苏中的地下补给线。正是在其间发生的一场场紧张曲折、险象环生的“虎口夺食”殊死较量，孕育出了这部以男性角色为主的《51号兵站》。可见好影片离不开坚实的生活基础，是张渭清们的英雄事迹，塑造了“小老大”的光辉形象，并让影片赢得了“十七年电影”中最具传奇色彩军事惊险片的赞誉。
《51号兵站》筹拍期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电影战线同样执行“收缩政策”，不可能为之“砸大钱”。这就被逼着，只能在质量上狠下功夫。海燕厂负责创作生产的副厂长徐桑楚读过剧本后，十分看好这个题材，因而把它列入I961年的“开锣大戏”。徐桑楚决定把这部戏的导演重任交给刘琼。虽然此时刘琼从演员转为导演不久，但已先后执导了故事片《翠谷钟声》、儿童片《两个小足球队》、喜剧片《乔老爷上轿》以及戏曲片《宋士杰》和《女驸马》等，导演技巧日趋成熟，而且艺术路子宽广。更为重要的是，抗战期间刘琼没有离开过上海，曾冒着风险积极参加爱国进步影剧活动，对“孤岛”时期的社会生活相当熟悉，而该片恰恰描写的又是那一阶段发生于上海的事情。况且，刘琼又是资深电影演员出身，艺术实践颇为丰富，能为演员提供表演上的依据与指导。
同时，徐桑楚动用了一批知名演员，在片中扮演大小配角，用他的话说，不惜把海燕厂的“看家班底”都押了上去。罗列一下，看看阵容的强大：有1925年就进入电影界的第一代电影演员、早期电影“武侠明星”、被誉为“影坛雄狮”的张翼；有1931年起从事话剧表演、以“袖珍小生”驰誉影坛的顾也鲁；有自抗战起活跃于舞台与银幕、擅长扮演军人（尤其是海军官兵）形象、“演一个像一个”的高博；分别饰演地下党方面的领导人老杨，打入伪巡防团的宋先生，以伪军政要身份出现的吴明。
敌伪方面，日军情报处长龟田、情报科长马浮根、巡防团长黄元龙三个大配角，由“老资格”的李保罗、李纬、邓楠分别饰演；就连纯属“跑龙套”的角色，如只在“拉场子”宴席露一下脸的帮会头子金老太爷，只在提取无缝钢管时点头哈腰、张嘴结舌的五金店老板，只有一个“是”字台词的王情报员等，也都是由陈述、阳华等资深演员和著名译制演员毕克担任。刘琼确实不辱使命，从开始剧本创作到后来实际拍摄，乃至片名的设定都煞费苦心。投拍时片名叫《地下运输兵》，刘琼总感到不够吸引人，很一般化。拍摄过半时，他在摄制组发起征集新片名活动，多数意见倾向改为《虎口拔牙》，但刘琼仍觉得不满意，认为缺少文学性，提出“最好带点悬疑色彩”的要求，于是有了《503号兵站》。最后，还是刘琼一锤定音，把数字简化一下，干脆就叫《51号兵站》。
最初，当听到让我演主角梁洪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记得演员组宣布名单的那天，海燕厂几乎炸开了锅—在楼道里，我被大哥大姐们簇拥着，接受他们的祝贺。说实话，我真的有些懵了，心想进厂未满一年，“馅饼”竟毫无征兆地砸到了我的头上。要知道在当时起用新人担当第一主角，新中国成立以来可是头一遭啊！特别是浏览了剧本后，吓得我冷汗直冒。梁洪是个集战士、特工和帮会成员三重身份于一身的人物，这对于一个毕业不久、初出茅庐的电影新人来说，实在是严峻的考验，当时我的心情只能用“诚惶诚恐”来形容。
与我演对手戏的李纬、高博、顾也鲁、邓楠、李保罗等都是我的父兄辈，张翼、黄耐霜更是自无声片起就驰骋影坛的宿将。试妆时，化妆大师乐羽侯在我年轻的面庞上左描右摹，可是化妆后的脸仍被笑称是一只“剥光鸡蛋”，急得乐大师双手一摊，满脸无奈。我与李纬扮演的敌情报处长站在一起，宛如“老鹰捉小鸡”。可见我当时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既要迅速把握人物的精神气质，又要尽快适应电影表演的特性。
在苏中根据地政委（孙道临饰）向梁洪布置地下工作任务。导演刘琼敏锐地觉察到我所承受的压力，为了给我减负，挑选了几场重点片段进行排练，将剧本“立”起来，让演员“动”起来。据同事们说，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排练汇报后召开的座谈会，更让我终生难忘。徐桑楚说：“很高兴发现了一位可以与老演员并驾齐驱的年轻人！”赵丹说，要演活梁洪，送我8个字—“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孙道临则主动请缨扮演仅两场戏的政委一角，以示对新人的扶持。那晚我彻夜未眠，既被那些温暖的话语感动，又深感肩负责任之沉重。前辈们“金玉良言”式的指点，被我恭恭敬敬地录入创作手记，几乎成了我拍摄期间朝夕对照的座右铭。
为了熟悉生活，尽可能了解当年上海沦陷时的社会背景，在开拍前，我还随主创人员会见了当年的商贾名流，甚至去提篮桥监狱探访。饶有趣味的是，那些昔日狐假虎威、胡作非为的帮会头目，见到我们这些“仪表堂堂的干部”，以为是调查他们的劣迹来了，个个噤若寒蝉，说话唯唯诺诺，唯恐有些许差池。在那样的尴尬氛围下，我们也不便刨根问底，只得适可而止。当然要说收获也是有的，就是一些旧上海浅显的帮规礼数，这些都悉数用到戏中去了。
我的手记中还有一条外人难以理解的口诀：“胸微欠，手横甩，行八字，忌挺直”。这是什么呢？原来是戏中“小老大”那身招牌式长衫的穿着要领。至今记得，当我第一次完成化装造型，穿上长衫戴起礼帽，怀着既激动又忐忑的心情往试衣镜里一瞧时，顿时凉了半截—这哪里是梁洪？分明是《家》里被迫拜堂的新郎官觉新啊！我顿时明白，片中人物的精神面貌和生活习惯与自己相距太远，我必须加紧补课，迅速缩短与角色的距离。对我而言，穿长衫如何行得飘逸、坐得潇洒，委实是个新课题。对此，李纬不厌其烦地向我传授要领：如何含胸甩臂、撩袍挽袖。于是乎，我们在摄影棚里就演练开了—在众目睽睽之下，两人一前一后踱起方步。我起先还有些怕人笑话，但转而想到一切为了角色需要，也就心安理得地大摇大摆走了起来。上述“12字口诀”就是这样在练习中产生的。
在摄影棚里，着长衫戴礼帽地尾随在李纬身后亦步亦趋，这还只是从外形上寻找人物的感觉。在形体动作之外，要准确把握人物内在的精神气质就更难了。记得戏拍了一个阶段后，有一次讨论样片，高博严肃地对我说：“梁洪敲门参加党小组碰头会，大妈开门，你大摇大摆扬长而去，像少爷对待下人，精神面貌不对头。”一语中的。闻此言，我犹如五雷轰顶，意识到精神面貌不贴切，将会前功尽弃。该剧作者张渭清也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说：“地下工作依靠两条，党的观念和群众路线。”听此言，又如醍醐灌顶。是啊！我应紧紧抓住梁洪与老百姓鱼水情深的关系，哪怕一个过场镜头也不能放过。于是我连夜将梁洪在剧中所接触的人和事详尽地列了一张表，找寻准确的人物关系和应有的态度。通过这些技术性的操作，我从中理出了头绪，像是攀援着两根绳索逐渐向人物靠拢。
对于片中“鸿门宴”一场戏，我至今记忆犹新。在这一场戏中，我扮演的“小老大”为了能够在上海打开局面，巧使范金生的大徒弟、伪吴淞巡防团长黄元龙出面，替他请客“拉场子”。在宴会上，敌情报科长马浮根用帮会中的黑话盘问梁洪，梁洪沉着冷静，对答如流，始终未露破绽。从此梁洪在上海立足，打开了吴淞口通往苏中根据地的交通要道。当时由于年轻，我对旧社会的酬酢应对一无所知，更甭说戏中“拉场子”那种劲爆场面了。我甚至连大鸿运酒楼也没去过，尽管同事们多次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可我脑子里依然呈现不出1943年上海酒楼的景象。说来凑巧，拍摄期间正逢上海市召开第三届青年代表大会，我有幸成为青年代表。一天在任选午餐饭店时，“大鸿运酒楼”赫然在目。起初我只是想借此机会实地勘察一番，可就在我进入酒楼的瞬间，一个有趣的念头闪现了：何不借此机会体验一番，来个“梁洪设宴”的假设！上得楼来，只见宾客云集、侍者穿梭，一种奇特的“主人翁”感觉促使我招呼陌生朋友入座，以极大的热忱与他们周旋……别人还以为遇见了热情过头的代表呢。
凭着这种情绪记忆，在导演和老演员的引导下，我完成了“鸿门宴”的拍摄。这场戏原先拟处理成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场面，尤其“盘问”一节，梁洪甚至蓦地起立，向马浮根反诘黑话，席间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这正是惊险片的常规演法—紧张、炽热，也有助于刻画梁洪深入虎穴的英雄性格。但大家反复研究后发现，如此纵有剧情奇峰突起之利，却不乏人物矫揉造作之弊。试想一个从苏中小城乍到上海的年轻商人，以“卖老”的姿态现身，不仅难以取悦座上客，反会平添马浮根的疑窦。而这场戏的目的恰恰是要解除敌人对梁洪的怀疑，取得合法身份。加之从我本人的气质考虑，也必须从“硬碰硬”的窠臼中跳将出来，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就有了当时有问必答、对答如流、谈笑自若、绵里藏针的表演，让马浮根领略到“硬碰软”的“拳击棉絮”之苦。按照这样的角色定位，我在表演中努力体现梁洪谦而不卑、活而不浮的气质。但从完成后的影片看，那种“外弛内紧”的非常精神状态仍嫌不足，尚缺乏内在的威慑力量，这是我至今深以为憾的。
在此再说说拍摄接近尾声时的花絮。随着与角色贴得愈来愈近，摄制进展也愈来愈顺利。不料，就在拍摄“梁洪伫立机帆船头，胜利返航”这一组最后镜头时，竟遭遇意外险情。那天上午，摄制组来到吴淞口外江面上实拍，当时只有我一个演员。应摄影师的要求，拍摄前把机帆船与海军巡逻舰绑在了一起。准备就绪后，我走上机帆船，刚刚站定，突然江面上风起浪涌，冲得机帆船与巡逻舰相互猛烈碰撞。为了避免舰体受损，连忙将机帆船松绑，军舰掉头驶回基地去了。因为没有了依托，机帆船立刻失去控制，在巨浪猛烈推动下顺流直行，向着江北方向飘去，眼看就要撞上江面巨大的浮筒。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船老大沉着应对，及时拨转船头，使船身从浮筒边一闪而过，躲过了这一灾难。我先是不知所措，继而在庆幸大难不死之后，这才想起早晨为了赶来拍戏没吃早饭，这只机帆船又是临时租来的，我连船上人的话也听不懂，只得孤独地苦苦忍耐。茫茫大海，巨浪推涌着机帆船漂来荡去，一直熬到下午15:00，才重新回到吴淞口外的拍摄点。当远远看到站在码头上焦急等待着的制片主任时，我真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为了抢时间拍戏也顾不得吃饭，我又重新潇洒地站到机帆船头，一气呵成完成“胜利返航”的镜头，定格为风度翩翩的“小老大”标志性形象。从此，这一称呼一直与我相伴。
如果说“小老大”是个孩子，那么由呱呱坠地算起，至今也有半个多世纪了，我也由“小老大”成了“老老大”。那么多年来，无论走南闯北，人们都爱用剧中人的称谓来招呼我，好像彼此相识相知似的。可见，一部优秀影片、一个英雄人物在观众心目中的印象往往能超越时空，它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2015年9月，梁波罗老师在《民族脊梁——庆祝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摄影展上。
著名影视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1959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961年他在经典抗日电影《51号兵站》中，出色地饰演了主角“小老大”梁洪，由此扬名影坛。20世纪80年代初，因主演电影《蓝色档案》和《小城春秋》而蜚声海外。此外，他不仅在《人之初》《浣纱女的传说》《豪门惊梦》等电视剧中塑造过许多令人难忘的角色，而且一直活跃于歌唱、主持和朗诵的舞台上。1984年时就应邀中国唱片社等音像单位，录制、发行了《梁波罗独唱歌曲》三辑，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电影演员出版歌唱专辑的第一人，至今《南屏晚钟》《卖汤圆》《星》等歌曲仍然让人回味无穷、记忆犹新。
注：梁波罗老师新作《艺海波澜》最近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如需此书请在公号后台留言，本公号将义务帮助衔接购买事宜。本文为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抄袭必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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