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明康德内容团队编辑

编者按：在全世界，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已超过10亿，并将在2050年占据全球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当全球老龄化的进程正在不断加速，“健康老龄化”也成了全世界各个国家共同的未来关注焦点。 在“健康老龄话”专题中，药明康德内容团队将对话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老龄问题专家，从科学、医学、公共卫生、经济、社会等不同角度，向读者们呈现意见领袖的思考。

在这一场讨论中，BioCentury资深编辑Karen Tkach Tuzman博士将对话强生（Johnson & Johnson）外部创新全球负责人William N. Hait博士，共同探讨知识和合作对破除健康老龄化困境和实现精准医学干预中的重要作用，并探索如何加速创新。本文也附上了两名嘉宾的采访视频。如需观看完整采访，请点击文中视频，并关注“药明康德”视频号。

图片来源：123RF

Karen Tkach Tuzman：我是Karen Tkach Tuzman，BioCentury的资深编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强生外部创新全球负责人William Hait博士参与讨论。他负责全球变革创新，以助力强生实现改变人类健康轨迹的使命。Hait博士于2007年加入强生，并于2009-2011年间担任肿瘤治疗领域全球负责人，2011-2018年担任杨森全球研发负责人。

非常感谢您参与今天的讨论。我们或许可以从联合国健康老龄化倡议聊起。我想知道您如何看待行业对于健康老龄化的应对策略，以及您对这一领域随时间发展的看法。过去10年发生了哪些变化？纵观整个行业，尤其是强生，您觉得未来10年会呈现怎样的光景？

William N. Hait：Karen，谢谢您的问题。我将聊一聊强生公司是如何看待健康老龄化的，以及强生同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的健康老龄化倡议的合作情况。

强生的行动开始于我们意识到世界人口正在走向老龄化，不论我们愿意与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都会开始被慢性病所困扰。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没有衰老和疾病，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我们称这种生活为“无病”（immorbidity）状态，这是由我们在强生的同事Jaap Goudsmit创造的术语，现在他在哈佛。

那么，我们将如何去设想这个没有疾病的世界呢？我们从整个强生公司，从我们的消费者健康团队、医疗技术团队、制药团队组建了一个小组，并组织他们到外面参观学习，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创造一个健康老龄化，没有疾病的世界？”他们回来后说：“我们倾向于类似车辆的模式去运行。”我们问：“如何运行呢？”

他们说，当车辆从装配线上开下来时，所有的参数都是已知的。车辆内嵌传感器，监控所有重要系统。当车辆开始超限时，发动机故障灯会亮起，数据会被下载到电脑中，在发生故障前就能进行调整。我们也想如此。从出生开始，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规格”，那就是我们易患的疾病，并且希望通过可穿戴设备、可植入设备、甚至隐形设备来进行监控。在超出这一规格时，我们希望人体的故障提示灯亮起，把机体信息下载到像IBM Watson一样的电脑中并进行干预，这样我们就不会生病。我们过着这种令人向往的没有疾病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病”状态。

Karen Tkach Tuzman：我非常赞同这个概念。我想问，通常，当人们想到与衰老相关的疾病时，他们可能会想到阿尔茨海默病、癌症和中风，但您提到了一种用于广泛的健康状态和疾病指标的检查引擎。您认为，对健康老龄化来说，这些传感器探测到的哪些方面、哪些适应症更为重要？

William N. Hait：是的，还有就是，许多人常经历像认知障碍一样的重大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还会经历其他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关节磨损和需要置换膝关节和股关节的骨关节炎，那都是非常痛苦的。我们认识到，这些疾病发生于生命早期，而不会在七八十岁或九十岁时突然发生。当人们刚开始罹患某一疾病时，检查模型就会启动并检测疾病进展，以便能够及时干预。

事实上，我们处理的这些慢性病中，很多都和慢性炎症有关，甚至可能是由慢性炎症导致的。因此，如果您从一种新理念看待阿尔茨海默病，包含神经炎症成分和心血管疾病，那么您会知道CRP和慢性炎症是危险因素。事实证明，肥胖是慢性炎症的一个危险因素，即脂肪组织具有较强的促炎性。因此类似慢性炎症，或者更进一步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都将成为更严重疾病的前兆。我们认为早期干预和拦截这些致病过程将有望阻止疾病的发生。

Karen Tkach Tuzman：您提到了炎症，我想知道您认为哪些生物途径会成为衰老相关疾病的主要靶点？哪些技术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途径？

William N. Hait：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果，那就是诺华（Novartis）公司靶向IL-1β的抗体。在他们的研究中，对10,000例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进行观察，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用一种强效抗炎药物，如抗IL-1β抗体来阻断炎症，会得到积极的效果吗？”而结果证明，的确会产生积极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认为，这10,000例受试者患肺癌的风险很高，因为他们大多是重度吸烟者。即使入组时均未被诊断为肺癌，但在接受抗IL-1β抗体治疗后，这些人患肺癌的几率显著降低。事实上，良好的剂量反应，让您确信这一观察结果的真实性。因此，在我们多年来看到的许多事情中，这也许是干扰慢性炎症可能具有广谱效应的最新案例。它可能对心血管健康产生影响，也可能对癌症产生影响。即使有其他相似情况，我也丝毫不会感到惊讶。

因此，新出现的数据让我们对炎症的各方面了解更清晰，这非常重要。而IL-1β是生物学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包括NLRP3炎症小体等靶点。人体内的炎症小体已经进化到可以处理引起炎症的部分微粒。基于这一特点，我们可以靶向这些炎症小体，以细胞中一种称为炎症体的区域为基础，在全新的生物学领域来加速这一进程。

Karen Tkach Tuzman：回到您提到的故障提示灯，也就是我们也许可以在车辆抛锚前发现问题的迹象。我们的卫生系统通常按出现症状-诊断疾病的模式运行，而对无症状病例筛查的重视程度较低。在流行病中我们看到，无症状人群筛查对公共卫生而言非常重要。同时，癌症早期筛查的出现，拓展了筛查模式。所以我很好奇您如何看待健康老龄化筛查测试的作用？或许您可以结合强生开展的一些活动来谈一谈。

William N. Hait：是的，这非常关键。我猜您是想说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健康管理，有的只是疾病护理，等发病后才干预。想想看，100年后人们会说：“在过去，我们的祖先常在生病以后才采取行动。”他们肯定会说：“他们疯了吗？”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

另一方面，一些最具变革性的机遇出现在疾病拦截或者预防。这一点上，很容易联想到疫苗。传染病预防一直是疾病预防的领军者，疫苗的研制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SARS-CoV-2和COVID-19上所看到的非同寻常。而在心血管领域，他汀类药物和现在的PCSK9类药物主要通过阻断疾病进展过程起作用。我们不会等到心脏病发作或中风时才开始采取行动。

面对大大小小的疾病，我们都应该这样想，为什么要等确诊后才干预呢？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领域是癌前病变。多发性骨髓瘤这种极具破坏性的疾病，有一种恶变前状态，称为冒烟性骨髓瘤，而冒烟性骨髓瘤也有一种先兆状态，称为MGUS（意义未明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

我们会思考这些问题，首先，诊断这些疾病容易吗？答案是肯定的。其次，它们可以治疗吗？答案也是肯定的。我们必须进行研究以获得数据，这些研究正在进行中，但是在例如肿瘤学的领域，我的脑海中没有这些问题，越早解决这些问题，结局就会越好。因为随着疾病的进展，就像我们看到的COVID-19一样，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这些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另一个真正有潜力的是1型糖尿病，青少年型糖尿病很可怕。这些孩子，通常是婴儿，当前无法摆脱自行监测血糖、注射胰岛素的生活。即使目前已经有一些最新的设备，1型糖尿病仍然是一个可怕的疾病。然而，您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血液测试来预测谁会得1型糖尿病，因为患者会产生自身抗体。如果机体产生了不止一种，比如两种甚至三种自身抗体，就很可能患上1型糖尿病。问题是可能的干预手段是什么？哪些药物可以阻止疾病进展？万事皆有可能。您要做的就是透过表面，找一群同样致力于疾病治疗和发现治疗策略的人，将这群人的注意力重新聚焦在阻断致病过程上。这将是变革性的。

Karen Tkach Tuzman：而强生公司确实一直处于开创疾病拦截概念的前沿。很多时候，当我们考虑到普通公众的疾病拦截时，我们会想到应该做的饮食和运动干预，也许我们做了一些，但做的还不够。一般来说，我认为采取预防措施的模式，特别是当它会产生高额的费用支出，而且尚未发现问题时，就人们的参与意愿而言，这可能是一个难以推广的模式，诸如此类。所以我想知道，在拦截疾病，特别是与衰老有关的疾病方面，您认为从疗效和依从性角度，有哪些最有希望的疾病拦截方法？

William N. Hait：您提出的这一点很关键。而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答案。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知识。我可以说，“多吃维生素X、Y或Z”，这将是一个大胆的猜测。如果我经营一家保健食品店，您就能找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如果您把我们对疾病的了解和对疾病因果关系的了解进行比较，那就大相径庭了。因此，在我们知道更多关于疾病易感性，以及疾病发展的前置步骤之前，我们只是在猜测，还不够精准。精准拦截或精准预防这个词很好，但如果没有知识，我们就无法做到精准。

所以不仅仅在强生，我呼吁学术界以及产业界的同仁，都来共同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忽视人们正在遭受疾病折磨的事实，我们仍然要把精力放在治疗上，但是，让我们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借助先进技术和杰出人才的力量，对疾病易感性和疾病发展前置步骤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回答您的问题。的确，（均衡）饮食、运动、多吃水果，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们需要更加精准，尤其是当我们开始了解我们自身、我们的亲人和孩子易患的疾病时，让我们行动起来吧。

Karen Tkach Tuzman：从技术驱动的角度来看，当您列出可用于此的技术类型时，您提到的无形的一件事让我非常好奇，那就是围绕无形的技术。您能不能展开聊聊，以及，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William N. Hait：这项技术很了不起。这是麻省理工学院研发的一项技术，通过简单设置，特定级别的能量能够受人体运动的干扰。他们首先想知道的是，在房间中能否通过某种形式的能量来检测运动？用这种方式，他们或许能发现一些异常的运动。他们就去尝试，并且发现可以很容易地检测到运动。同时他们也看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一些波形。而这些波形竟然是呼吸。在波形的顶端，他们看到了斜线和棘轮，而这些原来是心率。想象一下，您只是在家中行走，只是在进行日常活动。

您可以想象在家中就可以进行健康监测，而不需要像很多人那样通过植入式或可穿戴设备来检测是否有异常心律。这种检测将是自主进行的，形成一个信号，给远程医疗的医生一个提示音，提醒他们查看出了什么事。您可以想象这个过程，家里看不见的检测信号，会连接到远程医疗集团，医生的办公室也将完全不同，不再是面对患者的候诊室，而是由一排电脑屏幕自主监控着无形的信号，当某项指标超出正常范围时，检查指示灯就会熄灭，然后会进行医患的互动。

Karen Tkach Tuzman：我们访谈还有最后几分钟，您之前提到如何真正面对全球空前庞大的老龄化人口这一事实，以及解决老龄化相关疾病的迫切需要，您认为如何加快创新的步伐以满足这一需求？

William N. Hait：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因为它触及了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如何让某些人参与临床研究。这绝非易事。我们多年来了解到的一点是，有几个标准可以提高入组率。

其一是，当他们看到有共同生活经历，可以信任的同龄人（参与研究）时，他们更有可能参与。从研究中我们了解到，当研究已经招募了上述条件的人员时，这些人更有可能参与研究。

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就是便捷，尤其是对极年幼和年长的人而言。如果必须每周多次旅行，或长途跋涉才能参与临床研究，招募到的人往往不会太多。与之相反，越能在线上进行的、越能反映真实世界证据的研究，在家中通过远程医疗或远程临床研究人员做得越多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不管是哪个领域，患者招募的能力都很高。招募更多年龄层和多样化背景的患者，可以使整个研究体系更加均衡。

Karen Tkach Tuzman：您有肿瘤学研究背景，在这一领域，我们看到了更多精准医学的爆发式增长。来自肿瘤学领域的经验或许可以为其他疾病适应症所效仿和借鉴。您能多分享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吗？

William N. Hait：当然。我想这始于1971年尼克松总统签署《国家癌症法案》。美国境内的几乎所有大学，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很多高校都建立了癌症中心，这些中心通常借助多学科的方法，来尝试获得能够转化为产品的知识。

经过长期的不断积累，我们才能拥有足够的知识帮助我们在一夜之间获得成功。所以格列卫和BCR-ABL的出现，并不是因为Brian Druker早上醒来说：“啊，我可以制造格列卫。”它建立在年复一年的研究基础上，可以追溯到费城染色体，以及对染色体上的物质如何移动以产生融合基因和可用药物靶向的蛋白激酶这一过程的理解。20年的辛勤工作，为了试图获得那样的理解而全力以赴，这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它的发生是因为我们产生了知识。

另一个对肿瘤学真正有帮助的，从儿科肿瘤学就能看出来，那就是协作组，也就是在临床研究中合作的能力。在儿科，特别是当看到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不仅可以治疗，而且有可能治愈时，全国各地的人们，医疗专家、儿科肿瘤学家形成合力，招募他们的患者参加研究。前期研究中积累的经验，推进了后续研究的改进。最终，我们达到了儿童白血病如此之高的治愈率。这不是魔法，而是科学。尽管科学有时看起来像魔法，但它是真实的。而它之所以真实，是基于其产生的知识和数据，进而得出事实，而后更加精确。

Karen Tkach Tuzman：好的，非常感谢。很高兴今天能与您连线，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您今天过得愉快。

William N. Hait：谢谢Karen，我也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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