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万发、许勤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

【内容摘要】生态文明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新型绿色理念，是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内落实和双边、多边国际合作的重要纽带。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仅在理念上存在一致性和相通性，而且在具体内容上也相辅相成并具有协同性。在现实中，两者对接的国内、国际需求日益突出，主、客观条件也不断成熟。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集中体现在主体架构、运行基础、发展层次、基本原则等方面，并遵循互补性、互动性和协同性的逻辑。在此过程中，中国可以发挥政府间双边、多边机制对接的引导性作用，将公共产品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的着力点，打造民心相通和绿色文明互鉴的社会基础，善用国家主场外交等重要契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相互借鉴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不仅可以使生态文明建设获得更多的外部认同和支持，而且可以推动国际社会全面、均衡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关键词】生态文明  2030年议程  全球环境治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作者简介】汪万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邮编：100872）；许勤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邮编：100872）

长期以来，人类在应对全球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和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的集体努力过程中矛盾重重、成效有限，而且这些问题往往与全球治理、发展问题、信任赤字等相互叠加。联合国作为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能够反映各国的共同意愿和人类的集体利益，并在协调各国关系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2015年，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在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正式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30 Agenda forSustainable Development，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旨在有效应对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问题，兼顾人类、地球、繁荣、和平、伙伴关系的总体要求。2030年议程已经成为指导国际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到2030年，实现2030年议程下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当前国际社会最主要、最紧迫的任务。美国、欧盟等都围绕2030年议程进行了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国内、区域和全球安排。除此之外，欧盟和美国等西方发达经济体正在通过实施绿色新政，深化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领导力并巩固领导者地位。在后疫情时代，全球正在通过绿色复苏、“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等新议题引领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和落实2030年议程。

为应对地球生态问题、人类发展问题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理念及方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中国大力推进自身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并宣布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积极建设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绿色“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贡献更加显著，国际影响更加深远。2021年，中国作为东道国主办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成为以主场外交的形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75周年立场文件》强调，“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以开启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为契机，支持联合国相关努力”[1]。在“一带一路”倡议与诸多国家发展议程对接的实践和有效治理的基础上，在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互动以及议程对接成为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背景之下，推动理念相近、功能互补、目标契合的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的国内、国际需求日益突出、主观及客观条件也不断成熟。

一、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的现实需求

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为国际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的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越来越强的国际影响力，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也将为中国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两者同步交织、相互影响。

（一）国际社会共同落实2030年议程面临严峻挑战

从近五年国际社会共同落实2030年议程的实践来看，有若干重要问题制约了落实该议程的进展。

第一，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客观上影响了2030年议程环境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影响了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同治理成效。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问题对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复杂的相互作用。[2] 201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发布的《全球环境展望》报告指出，地球已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如果不采取紧急且更大力度的治理行动来保护环境，地球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事业将受到更严重的威胁。必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采取紧急行动，来制止和扭转这种状况，从而保护人类和环境健康，并维护全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3]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普惠、公平的民生福祉之一，同时还是维护人类健康和生态安全的前提，对落实2030年议程具有系统性、根本性的影响。

第二，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UNSDSN）自2016年起对各国落实2030年议程进展的分析及成绩比较，总体上呈现欧美国家领先、新兴经济体追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滞后的基本态势，而且这种两极分化的状况仍在加剧。[4]发展中国家在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先天基础薄弱、后天发展方式失调、话语权缺失的困境，在发展依旧是第一要务的现实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跨越式、创新性发展，并将生态环境置于优先地位、走绿色发展道路将决定全球能否如期实现2030年议程。此外，如何有效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是保障2030年议程落实的基础环节，是一个长期性的难题，特别是关于发展中国家落实2030年议程的评估机制、体制仍严重缺乏和不到位。[5]同时，尽管生态系统的价值越来受到重视，但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投资依然不足，[6]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援助、技术转让等的承诺长期没有得到全面、有效落实。

第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生态问题上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依然突出。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在《生态革命》一书中用“生态帝国主义”揭示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生态问题上的不平等和非正义问题。[7]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的发展观及其发展模式长期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效仿，在中心与边缘结构下，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往往以环境污染、资源消耗为代价，导致一系列环境问题。在西方工业化模式下，平衡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虽然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发达国家将落后的、高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并加剧了全球环境治理赤字。此外，现有的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的有效性不足则造成发展治理问题凸显，这提示我们要从更宏观的视野重新认识环境与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二）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在全球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国际社会为应对全球性问题进行了大量努力，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发达国家是绿色发展理念的主要倡导者、绿色伙伴关系的主要纽带和绿色公共产品的主要塑造者，但这些理念和公共产品未能有效适应、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和要求。全球治理领域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验和治理主张长期严重不足。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以国家、国际组织为代表的各主体都致力于提高自身在全球环境与发展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影响国际规范的走向。例如，2021年3月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与世界贸易组织兼容的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决议，这意味着如果一些与欧盟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不遵守碳排放相关规定，欧盟可以对这些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8]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这种竞争正在加剧，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规范性压力和高标准要求。

当前，中国以生态文明理念为代表的发展和环境治理经验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并随着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深入参与而日益受到重视。中国主张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更有效地应对全球性挑战。[9]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有可能从“非西方”的背景和现实中建立不同的替代性理论。[10]基于中国本土经验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与公共产品，能够为一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经验和启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1]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主动与一些国家的发展议程对接，同世界各国、国际组织携手合作，共同推进2030年议程。中国自身不仅积极推动2030年议程的落实，而且在多边、双边合作中践行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成为落实2030年议程的全球示范者、推动者。

（三）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加强与全球主要发展议程的对接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全面论述，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生态文明被相继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正式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阐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中国绿色发展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发表题为《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的重要讲话，其中的五个追求[12]反映了中国将继续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决心，也反映了中国对建设全球生态文明的思考。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13]生态文明的内涵也在实践中持续创新。

生态文明建设既包括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也包括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并追求国内生态文明与全球生态文明的良性互动。生态文明丰富和发展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14]也成为中国参与、贡献和引领2030年议程国际合作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着力点。

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高度重视面向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在全球绿色发展领域提出的独树一帜的核心理念。中国向全球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国在行动》等报告，致力于为其他国家应对类似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挑战提供可借鉴的经验。目前，中国主要通过提供绿色发展理念与公共产品并举、国内与国际融通等路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带来了绿色发展的新经验，国外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对生态文明理念的研究、认可也越来越多。[15]

未来，生态文明建设还需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增强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并推动生态文明在“主流化”和“国际化”进程中持续创新。

从全球范围来看，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是地球生命共同体，路径是绿色发展共同体，目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兼容、对接，并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我们需要通过生态文明来协同各方力量、创新可持续发展方式。此外，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有效对接，能够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全球主流化议题，从而更好地影响世界、造福人类。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的主要内容

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之所以能够对接，在于两者多维度的适配性，其对接主要体现在主体架构、运行基础、发展层次、基本原则等方面。

（一）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的多维度适配性

在全球治理方面，奥兰·扬（Oran R. Young）提出了“适配性难题”（Problem of Fit），认为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取决于相关机制与人类试图治理的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匹配度，良好的适配度是善治的必要条件。[16]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并发挥协同增效的关键在于两者面临共同的问题，而且在理念、目标、路径等方面也存在内在一致性和互补性。

第一，中国与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长期良好互动是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的前提。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以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主要代表，中国坚持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主张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在落实2030年议程方面，中国率先发布落实2030年议程的国别方案及进展报告，将这一工作同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发展战略有机结合，加快推进2030年议程的国内落实。同时，中国也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在南南合作框架下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17]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也表示，联合国希望同中国继续加强合作，期待中国发挥领导作用，并相信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自身发展并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18]中国长期积极响应联合国号召，大力推进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在绿色发展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愿意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方案。此外，中国已经构建起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也为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目标的关联性。自1987年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并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以来，人们日益认识到人类面临的是许多相互关联、具有整体性的挑战，[19]并且开始从自然、经济和社会三大方面定义可持续发展。在2000年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等重大场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是生态文明在中国兴起与实践的时期。2030年议程的主要目标是落实全面且高标准的17项目标。生态文明目标与2035“美丽中国”目标基本一致，即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可见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在目标上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一致性。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成为两者对接的基础性议题，且对正在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尤为重要。在经济发展绿色转型和环境压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未来近10年的时间不仅是落实2030年议程的关键期，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可以大有作为的时期。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在治理理念上契合。现实政治的跨国性和跨部门性并不能反映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通过背离既往难以应对其自身新问题的旧范式，建立新的范式可以创造新的发展机会。[20]管理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跨领域、跨国界的方式和途径，呈现出与其他问题高度的互动性和依赖性。[21]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1年在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前夕发布《与自然和平相处》的报告，阐明了地球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污染等危机同根、同源且相互作用，要求各利益攸关方协同治理。[22]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为可持续发展赋予了新意涵，同时也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污染的历史责任、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继续强化和坚持各自能力、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夯实可持续发展的道义基础，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2030年议程的共同主张。此外，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均强调各国家、各区域、各世代的人们享有公平、平等的发展权，将人类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有机结合起来。

第四，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在治理路径上的协同性。应对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要重组人类与自然系统之间的整体关系。[23]关于全球治理的失灵，一些研究认为是由于国际社会不能应对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24]在全球治理体系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善治的关键在于推动各方的互动、整合。[25] 2030年议程显著提升了国际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当前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再继续走西方工业国普遍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或跨国性污染转移的传统路径，本已脆弱的全球生态系统将难以为继。有鉴于此，中国通过生态文明引领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并获得了一定的经验。例如，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0年汇编、发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良好实践（SDG GoodPractices）”，整理了全球513项良好实践案例，其中来自中国的实践案例有22项。[26]生态文明建设与落实2030年议程在治理路径上的联系还体现在国家的核心角色上。2030年议程的目标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设定，[27]生态文明建设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能力培育，注重基于内生的发展优势，注重加强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践与科学技术的应用。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的主要内容

生态文明建设是将经济、社会、环境等目标融合的综合性战略，2030年议程也是以推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国际性战略，两者对接有一定基础。同时，面向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也需要与落实2030年议程相联系和相衔接。

具体而言，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要注重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可以扩展生态文明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国际社会对“生态文明是一场观念的变革，是一种文明范式变革”的认识依然非常局限，这会影响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建生态文明。[28]二是可以促进2030年议程的落实，并为落实该议程提供新的范式和选项。三是可以促进中国与联合国、相关国家的合作及共同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将促进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合作进程不断走向深入（见表1）。

表1  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的基础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做好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应聚焦主体架构、运行基础、发展层次、基本原则四个方面。

第一，在主体架构上，协同推进自主、双边和多边行动。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可以自主方式为主，以双边交流合作为纽带，以多边合作为增长点。在主体上，各国应依据全球共同目标、按照责任分担原则、结合自身实际状况，各尽所能地开展国内行动和国际合作行动。同时，要注重参与主体相向而行，提高各主体在可持续发展政策方面的协调性和包容性。随着中国不断深化全球环境与发展治理，生态文明理念逐渐成为全球性发展理念。在此基础上，生态文明与中国的国家形象、国家能力和领导力相互影响，这也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在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中、在多边合作中与时俱进，不断完善。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和新兴大国，在推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国家议程与国际议程对接上的经验和能力依然有待提高，这需要中国加强双边、多边国际交流与合作，聚焦现实需求，实现互利共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绿色复苏、“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均对全球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中国应在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中不断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第二，在发展层次上，从地球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共同体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目前，全球可持续发展与能源、贫困等问题深度交织，并受到地缘政治、大国竞争等因素的影响，这使得人类发展问题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点。总体上看，地球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的关系是共生共存、相辅相成的，三者共同构成了全球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共谋全球生态文明符合全球绿色转型、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国际社会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愿景，彰显了生态文明的世界意义和广泛适用性，引导各国共同守护地球生态环境和人类发展的未来。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重点应首先着眼于地球生命共同体，其次是绿色发展共同体，最后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理论上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并指引全球生态文明建设。[29]同时，通过处理人与自然、环境与发展、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可以继续在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中丰富、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并不断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分享中国的经验和方案。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的全球性蔓延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造成了严重冲击，也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的难度，但也凸显了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紧迫性，这为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和2030年议程的对接创造了新的契机。

第三，在运行基础上，从国内示范、周边优先迈向全球互动。随着人类世（Anthropos）的到来，全球性问题较之以往更加复杂，国际社会需要从系统性、整体性视角出发加以应对。[30]首先，中国应加强国内示范，继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落实2030年议程，将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更好地融合，加快以生态文明引领2030年议程的落实，特别是从国际社会共同关切的领域和问题入手，积累治理经验、形成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其次，中国应以周边为优先，积极塑造周边可持续发展共同体，将周边地区打造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的优先地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等主张，为周边区域合作指明了方向。同时，中国始终聚焦周边区域共同利益，不断拓展周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途径，而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就是其中之一。再次，中国应促进全球互动，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助力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应对复杂、严峻的发展与环境问题，并推动这些国家高质量落实2030年议程。中国应以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实践为基础，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与国际互动。

第四，坚持互联互通、共商共建共享、循序渐进等原则。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需要秉持一些基本原则。首先，坚持互联互通。互联互通是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协同增效的基础。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硬联通，民心和机制的互联互通是软联通。软硬互联互通并举是推动各国实现联动增长、共同发展的内在要求，也能够使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走深、走实。其次，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只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才能让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行稳致远。中国需要继续推动生态文明的国内建设与国际合作相结合，在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带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应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融入对接的各方面，不断形成更多高质量的公共产品，让越来越多的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充分发挥智库、社会组织、企业等的独特作用，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包容性利益共同体，为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提供更多可能，并更好团结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多领域、多层级力量。再次，坚持循序渐进。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从区域或全球公共产品供应等基础性事务做起，积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的实施路径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的具体实施路径，可以从国际机制安排、公共产品供给、民心相通和主场外交等方面综合推进。

（一）发挥政府间双边、多边机制的引导性作用

中国已与100多个国家开展了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与交流，与6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及地区组织签署了约150项环境保护合作文件。[31]中国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开展了广泛的能源贸易、投资、产能、装备、技术、标准等领域的合作。[32]这些绿色伙伴关系为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奠定了合作基础。另外，为了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可以在理念塑造、公共产品供给和全球绿色秩序构建等方面进行布局，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联系从认知性、策略性走向实质性融合发展阶段。目前，中国几乎加入了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加入了500多个国际公约，忠实履行国际义务。[33]绿色合作也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应对一系列问题的金钥匙。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绿色发展，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截至2021年1月，中国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34]而且绿色“一带一路”也获得了沿线国家的广泛支持，已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实2030年议程形成了良好的带动作用。这都为机制合作创造了良好的互信基础。

机制对接是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的制度基础，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的总体进程中具有引领作用，应鼓励形成政府、企业、智库之间的包容、协同发展模式。加强国际学术网络建设，在政策制定、发展合作、国际交流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另外，鉴于国家仍是应对人类共同危机的基本单元，因此应重视政府间机制的对接，发挥政府间机制的引导性作用。例如，可以在已有的政府间机制基础上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合作中融入生态文明理念，并推动2030年议程的落实。

（二）将绿色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的着力点

在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的进程中，也面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这不仅会影响2030年议程的落实，而且可能会侵蚀已经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在可持续发展水平和能力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对全球环境问题负有不同的历史责任。因此，如何在落实2030年议程的过程中坚持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的原则显得十分重要，这也需要平衡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关系。这首先体现在发达国家要加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另外，根据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IH）的研究估计，到2040年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接近94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需求来源于发展中国家。[35]

具体而言，落实2030年议程需要在各领域加强对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涉及可持续发展目标6、7、9、11）。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有效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进程。在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的过程中，将绿色基础设施作为着力点，可以发挥公共产品的纽带作用并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2020年，中国宣布将设立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这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提供新动能。中国还可以广泛开展双边、多边合作，提供环境合作公共产品，并支持多利益攸关方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发挥更大作用，从而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

（三）坚持不懈打造民心相通和绿色文明互鉴的社会基础

中国长期注重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方式推动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和实践，早在2009年，中国通过创办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汇集国内外智慧，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分享知识与经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发展，该论坛迄今已经举办了十余次，国际影响持续扩大。另外，民心相通是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基础，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36]以民心相通为抓手，深化绿色文明互鉴，可以为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奠定基础，并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和谐共生、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等理念，这为生态文明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素材。然而，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落实2030年议程中所作的贡献，往往会被西方媒体选择性忽视，这对于中国提升国际形象和占据道义制高点是一个新的考验，也要求中国积极主动作为，加强国际话语权建设并提升影响力。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中国从世界的角度和人类发展的高度出发，不断提升生态文明与2030年议程的互动，不断增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力、感召力。在国际上，应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公共外交，特别是在完善全球生态文明研究、加大生态环境保护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方面广泛开展合作，并举办更多全球生态文明论坛等交流活动。以民心相通为基础，打造更加平等、均衡和协作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首先应保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除了政府部门，还应包含企业、智库、社会组织和个人等，让更多人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参与其中，特别是2030年议程中提出的确保实现“不让任何一个人被全球发展落下”“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等目标，也为广泛提升个体的发展水平提出了要求。另外，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也要求各国相互借鉴落实2030年议程的经验与方案，加强互联、互通，合作形成落实2030年议程的协同方案，并不断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四）善用国家主场外交和全球绿色复苏等重要契机

中国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的东道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提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主题，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提供了一次发挥主场外交作用的重要契机。通过主场外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具有议程设置、话语引导和实践试点等多重优势，也可以积累一批对接的实践经验。在主场优势下，中国可以积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伙伴关系建设，不断提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水平，与国际社会一道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发展，共同推进2030年议程的实现。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应勇于承担与自身能力相称的国际义务，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国际领导力并占据道义优势。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未来主场外交会越来越多，可以借此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在各领域、各层次的对接。

此外，疫情被广泛认为是自二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它触发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绿色复苏成为许多经济体恢复经济的重要方案。[37]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客观上要求国际社会加强经济的绿色转型，大力发展低碳循环经济，才能确保实现“碳中和”及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目标。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指出的，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要坚持生态文明，增强建设美丽世界的动力。[38]因此，世界经济的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对接并协同发展的新增长点。在后疫情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复苏，国际社会日益重视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些理念和行动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潮流。中国可以在国际双边、多边合作中加强绿色文明互鉴，抓住绿色复苏契机，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深化中国与联合国、相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合作进程。

结 束 语

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实践，不仅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将为落实2030年议程作出新的贡献，并将为应对百年变局与地球生态挑战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在生态文明领域深化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互动，推动国家议程与全球议程的对接，也将为中国的国际合作积累更多经验，提升中国绿色发展的国际形象，并在全球治理转型中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更好维护自身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与发展治理体系。

展望未来，推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是解决诸多全球性问题的根本之策，也是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优先方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可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和实践，也将为应对生物多样性减少、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等多重生态危机提供新的路径。此外，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议程的对接，将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提高环境治理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助力国际社会全面、均衡和有效落实2030年议程，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75周年立场文件》，外交部网站，2020年9月10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W020200910425553975697.pdf。

[2]张海滨：《气候变化正在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外交评论》2009年第6期，第5—12页。

[3] UNEP,Global Environment Outlook 6,March 4,2019，https://www.unep.org/resources/global-environment-outlook-6.

[4]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olutions Network, Bertelsmann Stiftung,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0,June 30, 2020,https://www.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汪万发、蓝艳、蒙天宇：《OECD国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分析及启示》，《环境保护》2019年第14期，第68—73页。

[5]张春：《G20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国际展望》2016年第4期，第24—43页。

[6] UNEP, WEF, ELD, Vivid Economics,State of Finance for Nature, May 27, 2021,https://wedocs.unep.org/xmlui/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6148/SFN_ESEN.pdf.

[7]JohnFoster, 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 MakingPeace with the Plane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

[8] European Parliament,“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10 March 2021towards a WTO-Compatible EU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March 10,2021,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9-2021-0071_EN.html.

[9]《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75周年立场文件》，外交部网站，2020年9月10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W020200910425553975697.pdf。

[10] Amitav Acharya, “ Dialogue and Discovery: InSearch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Beyond the West,”Millennium: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9, No.3, 2011, pp. 619-637.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12]“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我们应该追求绿色发展繁荣”“我们应该追求热爱自然情怀”“我们应该追求科学治理精神”“我们应该追求携手合作应对”。参见习近平：《共谋绿色生活 共建美丽家园》，《人民日报》2019年4月29日，第2版。

[13]《持续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人民日报》2021年3月16日，第1版。

[14]孙新章、王兰英、姜艺、贾莉、秦媛、何霄嘉、姚娜：《以全球视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第9—12页。

[15]许勤华编：《读懂“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浙江文艺出版社、外文出版社2021年版，第46—80页。

[16] [美]奥兰·扬：《复合系统：人类世的全球治理》，杨剑、孙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前言。

[17]《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19）》，新华网，2019年9月25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9/25/c_1210292253.htm。

[18]《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民日报》2020年9月24日，第1版。

[19] United Nations World Commission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d.,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20]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21]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Glob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Rules for Development in the Post-2015 Era,June 16,2014,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content/uploads/sites/45/publication/2014-cdp-policy.pdf.

[22] UNEP, Making Peace with Nature: A Scientific Blueprint to Tackle the Climate, Biodiversityand Pollution Emergencies, February 18, 2021,https://www.unep.org/resources/making-peace-nature.

[23]Philipp Pattberg andOscar Widerberg, “Theorising Global EnvironmentalGovernance:Key Findings and Future Questions,” Millennium, Vol. 43, No. 2, 2015, pp. 684-705.

[24]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4—18页。

[25] Oran R. Young, Leslie A. King, and Heike Schroeder, Institution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Principal Findings, 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 Frontiers, Cambridge, MA: MITPress, 2008.

[26]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SDG Good Practices,March 14,2020,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6019Information_Brief_on_Good_Practices_Mar20.pdf.

[27]叶江：《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比较刍议》，《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37—45页。

[28]樊美筠：《生态文明是一场全方位的伟大变革——怀特海有机哲学的视角》，《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0年第2期，第70—79页。

[29]丁金光、徐伟：《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岳论丛》2020年第11期，第66—72页。

[30]Gisli Palssonet al, “Reconceptualizing the Anthroposin the Anthropocene:Integrating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Research,”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Vol. 28, No. 4, 2013, pp. 3-1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0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提出，随着人类和地球进入一个全新的地质年代，即人类世或人类纪，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应重新设计各自的发展道路，为人类给地球施加的压力负起责任，做出改变。参见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2020, December 15,2020,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0.pdf。

[3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环保部举行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7年7月20日，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hjbhb/document/1559676/1559676.htm。

[3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20年12月21日，http://www.scio.gov.cn/37234/Document/1695111/1695111.htm。

[33]《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75周年立场文件》，外交部网站，2020年9月10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W020200910425553975697.pdf。

[34]《我国已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5份》，中国政府网，2021年1月30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1/30/content_5583711.htm。

[35] 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Global Infrastructure Outlook, July 25,2017,https://cdn.gihub.org/outlook/live/methodology/Global+Infrastructure+Outlook+-+July+2017.pdf.

[36]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人民日报》2017年5月15日，第3版。

[37]汪万发、张剑智：《疫情下国际绿色复苏政策动向与影响分析》，《环境保护》2020年第20期，第64—67页。

[38]《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