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加彪等：耳朵的“苏醒”：场景时代下的声音景观与听觉文化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社会步入视觉传播时代，但移动媒介的勃兴，使得“读屏”成为大众生活的常态，同时也“唤醒”了耳朵，“声音”在场景时代重新焕发了活力，再造着移动的声音景观。听觉文化的回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视觉文化膨胀的不良后果，达成人体信息器官的相对平衡，但其依旧是消费主义语境下的“解放神话”，人的本真存在依然处于某种危机中。

一、耳朵的延伸：媒介技术、声音景观与听觉文化的交织

麦克卢汉具有预见性地指出媒介技术正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大众，但大众并未察觉，他认为这是一种“那喀索斯症”。在麦克卢汉看来，那喀索斯在水中的延伸使其变得麻木，水中倒影成为“自己延伸即复写的伺服机制”，而媒介技术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每一次的延伸也是“自我截除”。在口语文化时期，人类呈现出一种“部落化”，对于感官的使用和调配处于平衡状态。当拼音字母出现后，眼睛占据优势地位，麦克卢汉认为此时的人类面临“脱部落化”，古登堡革命强势地用“眼睛”取代了中世纪的“耳朵”，打破了感官平衡，改变了感官比率。直至今天，视觉依旧占据着无可比拟的地位，人们对眼睛的依赖与索取迫不及待地将一切事物进行“可视化”。麦克卢汉认为，在电子时代，“耳朵”将卷土重来，与眼睛相抗衡，实现“再部落化”，重新实现感官平衡，实现人的回归。

耳朵相较于眼睛来说，没有线条性和方向性，却更具弥散性和沉浸性，是一种情感型媒介。麦克卢汉认为耳朵是“机敏的”，而眼睛是“冷峻的”“超然的”，耳朵的世界要比眼睛的世界更具拥抱性和包容性。留声机、广播等媒介不断延伸着大众的“耳朵”，以不同的形式重新焕发着“部落鼓”的魅力。随身听、mp3、iPod的发展则赋予了大众随时随地享有私人听觉空间的权力，其加速了私人听觉空间与公共听觉空间的融合，也成为青年人彰显自我、寻求身份认同的表征。在今天，随处可见佩戴“耳机”的人，媒介的此种延伸成为了人的“外显器官”。而Siri、小度等人机智能对话的出现与可穿戴设备的发展，将继续拓展人类对于声音的想象。

即使在视觉传播时代，声音也有其主体价值。音乐是人类的通用语言，加拿大作曲家谢弗一直呼吁摆脱视觉文化研究框架，不再将听觉视为其附属，应该重视声音所具有的独特性和主体性。他于1970年代提出“声音景观”这一概念，认为其是“任何可研究的声音领域”。总的来说，声音与人的关系一直处于相互缠绕的状态，比起物理环境，显然更强调人的主体性感受与理解。技术延伸着“耳朵”，大众再造着“声景”，不断呼唤着“听觉”，从而走向人的原始状态。 

二、时间压缩与空间再造：场景时代“行走的声音”

“场景化生存”正在成为21世纪人类的一个显著特征，罗伯特·斯考伯和谢尔·伊斯雷尔认为人类已进入“场景时代”，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大数据、传感器和定位系统共同推动了这一进程。随着物联网、VR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场景将不断焕发出蓬勃的活力，基于场景的个性化传播将更为精准。正是在这种境域下，声音的价值又重新显现。手机（人体的延伸）和耳机（耳朵的延伸）的适配，使得大众乘车时、做饭时、开车时等都可以“边听”，满足了独属于自己的“听觉需求”。“行走的声音”成为了都市生活中一道独特的声音景观，昭示着新的时空关系的到来。

时间作为一种尺度，一直以来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的进程和人类的生活。海德格尔认为人作为存在，在根本上是时间性的，总是在时间性中找寻自身意义之所在，是时间表达了人作为存在的性质。农耕社会时，人类以自然时间为尺度认识世界，时间总是与身体联系在一起，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对时间形成一种亲密感知。到了工业社会，钟表使得时间成为了一种抽象化的社会表达。这种标准化刻度时间的建构是一种人造时间，不再与个人经验相关，抛弃了人的“生物性”，将人化约为纯粹理性个体，避免“自然冲动”。今天，人类进入了高速运转的信息社会，时间已经被压缩至“现在时态”，形成了一种分散的、无序的、即时的“碎片时间”。这种时间观念漂浮不定，将线性的“钟表时间”切割成无数碎片，使其同时存在，并渗透到人们日常的存在中。于是播客、音乐、广播剧等媒介产品轻而易举地占据了这些“碎片时间”，重新将声音拉进大众视野。这种沉浸式的、陪伴式的“听觉文化”充斥在“碎片时间”里，逐渐形成一道独特的声音景观。

信息社会不仅改变了时间观念，还造就了新的空间形态。曼纽尔•卡斯特认为信息社会的本质是“流动”，而空间形态正在由地域空间走向“流动空间”。从传统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跨越，使得空间与地点不再不可分割，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点将会消失，而是在现实空间里再造了一个“虚拟空间”，是空间的一种“叠加态”。“手机+耳机”在人移动的现实场景中再造了一个“虚拟空间”，人在此空间中具有自主权，按下“播放”，进入虚拟空间，按下“停止”，回到现实空间。正如戴维所言，个体试图通过主观感受将自己置身于想象与虚构之中，进而创造一种存在于内心的空间和景象。哈里斯认为空间构造的目的并不在于凸显时间的真实感，它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暂时”，所以其在时间之中消除了时间。当人们戴上耳机穿梭在城市中，进入由声音再造的“第三空间”，人身上所具有的游徙性与游戏性发生了重叠，暂时逃离了集体的“规训”，与自己“独处”。今天，我们随处可见戴着耳机行色匆匆的人，他们在城市中穿梭，不断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中来回切换。其置身于人群中又远离着人群，消弭了私人听觉空间与公共听觉空间的界限。“行走的声音”，成为了极具后现代主义特色的声音景观。

三、听觉文化的两面性：后现代主义的反抗与消费主义的束缚

广播，作为一种纯听觉媒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重新焕发了生机。播客、广播剧、有声书等因势而动，结合新媒介的特征将声音的魅力再次绽放。无需投射过多的注意力，在出行、运动、做饭、开车时，都可“播放”。如今随处可见“耳机人”，其在享受听觉体验的同时，也进行着身份认同，塑造着新的听觉文化。这一烙上时代特色的听觉文化，究其背后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反抗，但又深陷消费主义的牢笼无法挣脱，沉溺在“解放的神话”中，表现为一种具有两面性的存在。

在移动互联时代，声音是一种带有“想象”的、诉诸“情绪”的、具有后现代主义气质的表达，人们借此可以进入一种“醉境”，彰显了尼采式的“酒神精神”。酒神狄奥尼索斯所展现的是人类根植于本性的一种原始冲动，其是感性的、放纵的、迷醉的野性。尼采认为这是人的价值与主体性的真正体现，是一种消灭了“无灵魂”个体幻觉之后复归自然显露意志的完满状态。后现代的听觉文化正是在现实生活中营造了一种“忘我”的“醉境”，促使置身其中的个体暂时与世界分离，进入“自选”情境。这体现了尼采式对生命所具有的一种形而上的悲剧情绪，重新寻回自我的渴望。而读写文化背后站着的是尼采所言的由阿波罗所代表的“日神精神”，其崇尚节制、理性、静穆，代表了一种稳定的形式美。现代性社会所打造的正是这样的纯理性个体，扼杀了感性的宰制，在“自由的幻梦”中成为了福柯所言的“规训”的身体。在后现代社会，大众正在听觉文化中重新寻找一种新的“权力意志”，一种尼采所呼唤的生命力，用来推翻对于身体的束缚。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体宰制的听觉文化的移动互联形式所折射的则是大众无法消灭的人的本能的呼唤，一种属于后现代主义的反抗，一种以体验感和沉浸感为表征的拆除线性逻辑链条的尝试。

听觉文化的回归虽然彰显了大众渴望个体自由的意志，但其依旧处于消费主义的裹挟。移动音频从UGC、PGC发展到PUGC，大众沉浸在声音的世界中，在多样化中寻找着个性化。而这种个性差异的背后却隐藏着着消费主义打造的“解放神话”。鲍德里亚曾在《消费社会》中谈到，人们正处于一个商品“丰盛”的状态，商品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人们受到物的包围。实际上，生产所具有的垄断性与消费所提供的个性化相勾连，强加给大众一种“选择自由”的幻觉。在消费主义语境中，“个性”和“自由”只是一种令人晕眩的“解放神话”，它取消了人的真实差别，构建了一种大数化的“同质化”，以利于商业化和工业化的资本利益。期盼借助听觉文化的回归重新获得自由的大众，在消费主义的包裹中显得天真无助。以商业化和工业化为特征的产品生产逻辑将大众自身纳入再生产环节，抹煞了他们真正“解放”的可能。

四、被围困的人：耳朵“苏醒”背后的焦虑

移动媒介与声音的相适配，创造了新的声音景观，唤醒了耳朵，使听觉文化再次回归。这一新的转向试图改善大众对眼睛的过度“依赖”，重新寻回感官平衡。声音借助新媒体的不同形式带大众进入了一个“自己的世界”，由于可以随时进入与退出，可以自选进入哪里，重叠各个空间，大众拥有了“自主权”。“积极的自由”不断地诱惑着大众，使其甘之如饴。今天的社会已由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向韩炳哲笔下的“功绩社会”转变，一种“肯定”模式取代了“否定”模式，其隐蔽地将被动的社会规训替换成了主动的自我要求。社会用积极修辞消灭了消极修辞，使个体在“自我合理化”中越走越远。正如韩炳哲所言，无法触摸真实的世界，与他者擦肩而过，将使“自己困在一架不断加速、围绕自身旋转的疯狂竞争之中”，最终将会走向自我瓦解。耳朵“苏醒”的背后是大众对于“自我解放”和“社交孤独”的焦虑。

在移动互联时代，大众具有一种“超注意力”，其在多个任务、多个场景之中来回切换，感知逐渐变得分散化、碎片化。“声音”流动在这些“碎片缝隙”中，成为一种“陪伴式”的存在，他们已经变得无法忍受无聊与孤独了。无聊地行走、开车、运动、做饭，迫使他们积极地寻找着打发无聊的方式，于是各种各样的“声音产品”填满了这种无聊，满足着自我，但孤独依旧如影随形，不可消解。戴上“耳机”就像挂着一个“生人勿近”的牌子，拒人于千里之外，这背后可能是自我的个性彰显，但更多的也是对于社交的恐惧，切断了与他者的真实连接，只是沉溺于自己营造的世界。数字技术使大众摆脱了现实与地域的限制，但也带来了项飙所言的“附近的消失”。真实地发生着关联的他者面目全非，所看到的只有想象中的“同类”，看似热闹的拥抱孤独，却可能是再一次陷入沉默，彼得·汉德克所言的现代“疲倦”正在不断上演，“各自进入各自疲倦的巅峰，不是我们的，而是我这里的和你那里的。”数字媒体所带来的“去真实性”体验正在使得大众逐渐失去和他者、和附近的真实连接，移动互联网消除了远距离但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切近”，“原子化”的存在还将继续扩张，将从身体远离走向心灵分离，“再部落化”能否如期到来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五、余  论

媒介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世界、对自我的感知方式和认知模式，在视觉文化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之际，听觉文化也悄然兴起，唤醒了“耳朵”这一感官，并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移动声音景观，浸润在生活的每一个场景中。移动互联时代的听觉文化是在一种新的时空关系中重新被召回，与人类生存的新方式相适配。在一定意义上讲，人们在听觉文化中投射了“真实的自我”的影子，以此进行了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性质的反抗，试图在“酒神精神”中达到自我的完满。但令人遗憾的是，听觉文化依循的仍是弃绝差异的消费逻辑，所以其追寻的只是一种“解放神话”，“遁入”声音，并不能在实践层面摆脱束缚。面对此，可能唯有从听觉幻梦中再次苏醒，调动各种感官去认识世界，摒弃消费主义所建构的虚假自我，重新认知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重新明晰沉浸与真实之间的关系，重新调和“酒神”与“日神”之间的关系，以一个“丰富且弱化的自我”与世界再次建立新的联系，真正实现人的回归。

作者简介：许加彪，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传播理论，媒介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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