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璇 | 感知媒介下的流行病、经验与社会记忆 ——基于屏幕介质的数字传播实践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蔓延全球，不少国家先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信息的高速传导与碰撞，可能强化流行病感知经验中的怀疑、偏见、杜撰等糟糕效应，网络交互的即时性也可能引发更加强烈的民族与文化冲突。屏幕作为数字传播实践中的介质与界面，在数字时代逐渐成为一个独特的经验框架，也成为流行病的“终端化体验”的重要装置，与病毒相关的感染与冲突事件每天都以全终端、全时空、全信息和全体验的方式在大小各异的屏幕中冲撞。在以屏幕为介质的数字传播实践中考察人们对流行病认知的重塑，可以清楚地看到屏幕正在深刻改变人们体验流行病的环境，被屏幕分割、放大、延伸的身体感官，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流行病感官经验。因此，我们应重新思考如何应对日益增多的远程体验，如何审视这些可能导致的新的格局与秩序——人与疾病、经验、记忆的关系在数字传播实践中将被基于屏幕介质的感知媒介重新塑造。

一、屏幕：流行病的感知经验与记忆之场

屏幕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界面装置和视觉框架，为人们提供一种远程感知。传染、外部威胁、监视和危险关系等以各种形式在屏幕中弥散开来，尤其是图像的放大、并置与叠加，将流行病的体验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数字化视觉感知中。

人与屏幕的互动强化了疾病想象与社会经验的复杂性，并且与之相伴随的“医学统治”、权力、算法等过程，也都将被这种互动重新编排和描述。感知媒介不仅提供了流行病蔓延中的特有交互轨迹与信息流动，还作为承载与存储记忆的装置。屏幕介质将流行病中的社会记忆与搜索引擎联系在一起，当把互联网看成一个重新想象的空间时，屏幕则是一种可折叠的装置，它可以通过密集的数据、图像和文字重新调节社会记忆。这种社会记忆与博物馆、纪念馆等建构的社会记忆不同，博物馆这些地方更加突出国家民族的记忆选择，个人的故事被纳入公共叙事，而依托屏幕介质的记忆建构则以所能容纳的数据、词汇、图像和隐喻构成记忆的结构与形状，各种无法分辨“真伪”的图像以及相互矛盾且不能彼此印证的信息，体现出感知媒介“记忆之场”的复杂性。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远程感知体验中关于流行病认知的重塑问题。基于屏幕介质的感知媒介正在深刻改变人们体验流行病的环境，并以复杂与怪诞展现出人们所经历的多样性。

二、数据标签：经验的数字化与记忆的框架

屏幕中每天持续变化的数据为人们提供了疫情变化的动态性，在这个系统中，数据显露出一种高度智能和普遍化的治理技术，数据的计算和追踪，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生命的档案化处理。数据秩序在流行病的“例外状态”中显露出前所未有的运作状态，我们在对屏幕的凝视和操作中成为最理想的治理对象，完成对档案化和数据化生命的监控与管制。屏幕作为提供数据的介质，流行病中的每个人都将在屏幕中被转化成一个数据，或者一个档案，个体不再是共同体之下的自然个体，而是被数据与屏幕捆绑的治理对象。这些构成了现代社会流行病远程体验的数字化经验，数据图形按照屏幕的尺寸和像素将流行病的生命与医学经验置换成由数字序列组成的媒体对象，同时也成为一个可以编程的数字产品。身体按照数据技术在屏幕框架中被生产为一种档案化的存在，人们的身体活动，健康状态，行动轨迹、接触群体等信息都将被收集起来，并不断进行记录、转化、计算和分析，最终被标签化。流行病的医学经验或者身体经验开始转化为数字形式，这既是经验的数字化，也是生命的数据化。

数据在运算和分类的同时，可能直接导致记忆的标签化。这种标签化记忆往往作为流行病社会记忆的外部框架而存在，也是一种记忆的“外部脚手架”，用来维持记忆的外部结构。依赖于屏幕行为的流行病数字经验针对的是可数据化与可计算之物，数据的计算只在屏幕介质和生命存在的背后以不可见的方式运行。除此之外，还有不可数据化和不可档案化的经验和行为，它们与图像、词汇、隐喻一起进入到“在场”与可言说的层面，成为建构记忆与经验的内部核心力量。

三、图像流通：经验的“在场化”与记忆的激励

在数字时代，人们通过屏幕介质的感知媒介凝视疾病的蔓延与死亡，各种流动的图像不仅将现代社会“不可见”的场景暴露在公共空间，同时这些图像还以叠加、并置、扭曲、拼贴等“蒙太奇”效果及其互动形式同时出现在屏幕的多个视窗中，延伸并塑造出复杂的意义关系。对屏幕或者图像的操作将有可能影响身体的感觉和情感体验，屏幕作为界面组织与安排了这种影响。在远程的感知媒介体验中，疾病通过图像被赋予了可见性，并具有特定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影响。屏幕中的图像（包括照片和视频）将疾病或死亡从数据中打捞出来，形成对身体缺席的重新“在场化”。当身体嵌入了可以记录和捕捉的图像技术后，媒体活动也成为一种开放式的活动，通过旁观者的眼睛和技术可以同时见证疾病或死亡。因此，屏幕成为更广泛的事件建构的一部分，个体通过感知媒介的自带镜头将流行病事件的一部分抓取到屏幕中，通过图像和视频向公众开放。现代性中的死亡是隐藏的，屏幕却大量提供了生命访问死亡的视觉文本。同时，屏幕图像不仅将一度隐藏的流行病置于公众视野，而且图像在屏幕中不断被制作、观看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和传播实践，它们的意义被给予了重新的协商和操作，甚至可能被转化一种“团结”的力量，并与社会记忆的深刻激励有着紧密关联。

屏幕中的图像提供了纯粹的、直接的记忆和创伤体验，它们有可能被建构成流行病灾难无声的社会见证人，这是基于在图像和流行病的社会真实之间建立的某种联系，也是基于图像流动所依赖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如果记忆具有真实的“真值”或一定的真实性，那么“真实”和“被记住”之间的感知联系在某个阶段可能会凭借屏幕图像的社会流通来维持。

四、个体叙事：经验的“时空化”与记忆的延伸

流行病的个体经验大多以个人日志的方式被记录与保存下来，这些文字记录被发布在各类社交平台上，个人书写拥有唤起的力量，并在记忆中运作，这不仅仅是其作为内容的功能，同时也将通过文字在屏幕中的视觉对话来推动记忆。

疾病的个体经验通常被看作与“创伤”有关，基于屏幕介质的感知媒介将个人的创伤经历通过屏幕介质的视觉叙事框架和社交互动平台重构共享的“过去”。因此，尽管这种创伤记忆是个体经验，但对于创伤的见证却是以屏幕为介导窗口的一种集体的社会架构，当个体记忆普遍融入或建构成集体记忆时，便不容易被时间腐蚀。

在流行病经验的传播中，个人网络日记成为一种主导形式。依托网络媒介的即时分享，这些文字记录能迅速形成事件、社会关系、情感记忆与历史。由于日记或微博所承载的个体叙事，分别将流行病的经验与记忆朝着时间与空间的向度延伸，因此这些可以在当下或未来的任何一个时期被屏幕介质（网络）重新激活。

而“微博”则是一种互动式记录，它可以在屏幕的视觉叙事框架内凝结空间地点，并通过集体对话形式建构流行病的经验与记忆。社交圈群中成千上万的评论留言往往将记忆的时间特质转化为视觉架构下的空间序列。这种空间蒙太奇以多层面的方式将杂乱的“网络讨论”连接起来，并在叙事的过程中积累事件，不断整合个人和集体记忆。记忆的过程通过屏幕连接的跳动窗口及对应的各种网络“地方空间”被想象和传达，这些“地方空间”提供了内部记忆场所的独特架构。

五、结  语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曾将任何能够在集体层面唤起民族记忆的文化现象称为“记忆之场”，流行病的社会经验与文化记忆在数字传播实践中，将屏幕形塑成“记忆之场”的视觉介质，它可以看作是流行病经验“全球感知”的一种数字化介导，它依赖数字传播保存、再现、重构相关的文化记忆，它既具有功能性，也具有象征性。基于屏幕介质的感知媒介，重构了疾病的经验，也重构了记忆的空间与纪念的仪式。

作者简介：胡璇，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视觉文化与影视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