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剑 | 鉴往知来：五年来学术期刊研究的十大热点（2017—2021）

近年来，学术期刊研究持续升温，究其原因，除了学界特别是业界对学术期刊规律探寻的日益重视外，当与学术领域一系列大事的发生有关。来自外部的推动与期刊界内部的呼应促成了学术期刊研究多个极具时代特色的热点的形成。本文尝试对此做一全景式展示并略加评说，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回信激起巨大反响

要说五年来最能触动学术期刊界的事，当首推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回信了。

2021年，创刊于1951年的《文史哲》迎来70周年刊庆，刊庆期间，编辑部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回信。王学典主编曾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编辑部都沸腾了，大家兴奋异常……用了整整一个上午来体会总书记的回信。”其实，不仅仅是《文史哲》编辑部，总书记回信的公开发表，在整个学术期刊界激起了强烈反响。从期刊协会到各个编辑部都闻风而动，汇聚成学习领会回信精神的热潮。

首先，关于学习总书记回信的体会。从回信发表至今，学习和讨论回信精神都是学术期刊界所有活动的重要主题，有两点认识是高度一致的。其一，总书记的回信指明了哲学社会科学未来发展方向，“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其二，总书记的回信指明了学术期刊的历史使命，“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

其次，如何贯彻落实总书记回信精神。这也是学术界和期刊界讨论的主要内容。如在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五家期刊共同举办的学习交流会上，各期刊编辑部的主编和编辑人员畅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决心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为契机，更好地推动报刊社期刊的发展，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打造高品质学术期刊贡献力量”。不仅是期刊界，“回信鼓舞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民网强国论坛采访了来自文学、历史学、法学等学科专家，他们纷纷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在工作和学习中不断开拓创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再次，对学术期刊初心和使命的再探讨。“什么是学术期刊的‘初心’？作为学术期刊的从业者，我们是否忘记了‘初心’？习总书记的‘回信’是提醒，更是警醒，也是鞭策和鼓励。”《文史哲》编辑部专门撰文阐述了他们在学习回信后对初心和使命的认识：“坚守初心、引领创新的首要目标，是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坚守初心、引领创新的根本任务，是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坚守初心、引领创新的核心措施，是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坚守初心、引领创新的重要方面，是促进中外学术交流。”

最后，对《文史哲》成功经验的研讨。总书记的回信肯定了《文史哲》创刊以来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绩，故而研讨《文史哲》成功经验也就成为学术期刊界学习和领会回信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文史哲》创刊70周年纪念会”上，王学典主编将《文史哲》的经验和传统概括为：“‘不入主流，难成一流’是杂志始终如一的办刊理念；质量立刊，专家办刊，视学术为生命，是杂志坚定不移的办刊原则；倡导百家争鸣，锻造公共学术话题，是杂志一直以来的办刊追求；发掘新生力量，扶植‘小人物’，是杂志未曾动摇的办刊传统。”刘京希副主编则是这样形容《文史哲》的风格和特色的：“学者办刊，编学互长；延揽大学者，扶植小人物；倡导新方法，研究新学术；关注学界动向，引领学术潮流；立足本土话语，放眼世界文明。”对于《文史哲》的经验或理念，期刊界并不陌生，因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文史哲》都作为主流学术的代表而备受关注，《文史哲》的经验能否被复制才是一个真问题。因此，探讨《文史哲》为何成功，《文史哲》的经验如何复制，一时也成为期刊界热议的重点。

此外，还有大家从一开始就十分感兴趣的问题，《文史哲》给总书记的信到底写了什么？为什么能得到总书记回信？关于前一问，王学典主编曾披露：“我们就想在《文史哲》70周年之际，向总书记汇报一下我们的办刊情况……汇报的主要内容就是《文史哲》的发展情况，以及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工作。”关于后一问，王学典主编说：“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文史哲》的办刊理念与实践，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待与希望完全一致。”他引述了习总书记考察武夷山朱熹园时指出的“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后说：“《文史哲》杂志从一创刊，其发稿的侧重点就是中华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成果，持之以恒地研究探索‘中华文明’，一直是《文史哲》的追求，近十几年来尤其如此。”显然，这也是《文史哲》得以成功的秘诀。

二、“双一流”建设给学术期刊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在中国学术期刊阵营中，无论是跨学科的综合性期刊，还是各学科领域的专业期刊，尤其是后者，都有一批在各学科领域引领创新、深得学术共同体认可和归依的学术期刊存在。但从总体上审视整个学术期刊阵营时，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如此优秀的期刊还是太少了，与学科体系配套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更少。

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期刊阵营有两个大的变化：一是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高校学报在21世纪初实现了大扩容；二是影响力下降，体系化构建远未完成，而高校期刊因为综合性学报的大量存在更为明显。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21世纪的前十多年中，从学术界到期刊界以及管理部门对此都有颇为深刻的反思，多将不合理的学术期刊体制、学术评价机制指为主要根源。对于这一状况，期刊人当然很不甘心，无奈的是，仅靠期刊人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合适的契机、外力的推动和体制机制的同步改革都是必不可少的。2015年11月5日，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的目标。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双一流”建设无疑是一个能促进和带动多方联动的十分难得的机遇。因此，抓住“双一流”建设机遇振兴高校学术期刊，成为持续不减的热点。

最初的讨论带有明显的刚看到希望时的兴奋，因为无论是一流高校还是一流学科的建设，都离不开学术期刊，所以有期刊人十分乐观地断言，“作为大学出版的重要方面军——学术期刊以其独特优势和特点，在学科建设和学界占据重要地位……对‘双一流’建设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学术期刊人急需思考的问题当是如何抓住机遇“引领和推动高校‘双一流’建设”，颇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味道。这样的联想和推理似乎不无道理，但并不是所有学术期刊都天然具备助力“双一流”建设的功能。

在最初的兴奋过后，逐渐冷静下来的期刊界中有人指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通篇只字未提学术期刊。“要使‘双一流’建设目标达成时得到举世公认，无非就是两件事：其一，通过以学科建设为核心的一系列建设，产出一流的学术成果；其二，在一定程度上掌控国际学术话语权和评价标准”，后者主要靠的就是世界一流的学术期刊集群，“两件事紧密相关，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那么，期刊被无视的原因是什么？恰恰在于我国目前没有、短时间内也不大可能拥有成体系的世界一流学术期刊，所以“实现‘双一流’建设的阶段性目标，还是离不开国际学术期刊这一发表平台”。但这些期刊主要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拥有，非我们所能规划，“这才是《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只字不提学术期刊的真实原因所在”。换言之，“双一流”方案在设计时对现有高校学术期刊就未寄予太高的希望。“双一流”建设全面启动以来，优质稿源的加速外流也说明了这一事实。可见，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双一流”建设是机遇但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当然，高调宣称“双一流”建设离不开现有高校学术期刊的文章还在不断出现。不过，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挑战之严峻，最近一两年的讨论逐渐趋向务实。首先，对高校学术期刊的现状和处境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毕竟高校学术期刊在稿源、传播力、影响力等方面的普遍不足有目共睹，仅凭时下的高校学术期刊是不可能满足“双一流”建设需要的；而“双一流”建设启动以来对高校学术期刊几乎没有实质性投入，更没有将其纳入未来规划，则从事实层面说明了这一点，这使得高校学术期刊人不得不直面严峻的现实。其次，不再执著于“引领‘双一流’建设”的自信，转而谋求搭上“双一流”建设这班车，并对搭上车后如何服务学科建设和提升期刊影响力提出种种设想。有多位研究者设想了高校学报与学科建设协同发展的种种路径，从高校学报与学科建设协同发展的战略环境、内核动力、策略机制、评价体系诸方面提出建议，试图说动高校决策者。显然，搭上车与“双一流”建设主要依靠的传播平台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但若换个角度看，没有自己的学术平台，“双一流”建设真的能成功吗？世界上又有哪个拥有一流高校、一流学科的国家没有自己的一流传播平台？所以，相关讨论在接下来的两个热点中还将延续。

三、“破唯”行动中对学术期刊评价作用的再审视

继“双一流”建设后的另一个热点，是清理“四唯”“五唯”和破除“SCI至上”引发的对于学术期刊评价作用的热议。其实，学术评价热已有些年头，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最抢眼的表现就是学术界、学术期刊界与定时发布期刊排行榜的评价机构的“缠斗”，管理部门虽然一直在倡导构建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但对这样的“缠斗”，一般不会轻易表态，更没有针对具体评价指标发表意见。

要说近五年来学术评价热与以往有何不同的特点，那就是管理部门强势介入和引导。特别是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的“破唯”目标之后，教育部办公厅随即发布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

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全面开展了清理“四唯”“五唯”行动。而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则从评价导向的高度对SCI论文这样的具体评价指标表达了鲜明的态度，宣示了评价体系开始重建。

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即使撇开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不谈，仅从科研现状看，某些评价也已异化得太过，偏离得太远，管理部门出手纠偏是必然的。多年来关于评价的研讨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些基本问题有了共识，纠偏也有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诚如张耀铭所言：“在学术评价的历程中，钟摆效应始终存在。钟摆可以过头，但它终将修正。”

与管理部门引领相对应，此次评价热的另一个特点是学术界和期刊界所表现出来的理智与冷静。其实，对于现行学术评价机制而言，摆脱“缠斗”困境、更多建设性的批评也是近年来期刊人不懈努力的方向。如2017年新的一版CSSCI来源期刊遭遇攻击时，就有期刊人站出来呼吁应该客观评价CSSCI，“C刊被异化为学术评价的标准，其根源在于学术体制，对C刊和CSSCI的指责并不能解决现实中的评价问题”。在“破唯”热议中出现的冷思考，至少可从以下几方面看到。其一，对“四唯”“五唯”和“SCI至上”成因的深度挖掘。表面上看，原因似乎是对SCI论文等评价指标的片面理解和错误运用，但还有深层次的原因。马敏指出：“指标化、数字化背后是高度的行政化。这套量化学术评价体系实际上是由行政主导，而不是学术主导的，带有强烈的行政化色彩。行政化的要害是官僚化、科层化、简单化、一刀切，是利益驱动而非学术驱动。”索传军也指出，当评价是一种组织行为时，就会同时存在评价活动组织者和执行者两个主体，前者往往是行政管理部门，而“‘唯论文’实质上是评价组织者的价值尺度问题，或者说，是其价值导向问题”。因此，一方面，如马敏所言，必须“正本清源，标本兼治，从源头进行治理”；另一方面，如高自龙所说：“政府不能越位但也不能缺位……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通过加强学术期刊评价的顶层设计和运行机制建设来提高治理效能……推动建立开放多元、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序的学术期刊评价体制机制。”

其二，对谁来“立”、“立”什么、如何“立”的深入思考。破易立难是大家的共同看法，但要重建评价体系，“立”就不可回避。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SCI指标肯定有缺陷，但拿什么来替代它？唯有同行评议。但如何确保公正，又是一个世界难题。尽管如此，回归同行评议仍是希望所在。王学典指出：“学术评价归根结底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它实质上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一种自我认定、自我调控……只有深谙学术研究之道，方能担当学术评价之责。”他同时提出了同行评议的标准：选题质量、功力与见识、能否进入学术史，“寄希望于一个独立与成熟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这也是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

其三，对“破唯”给“双一流”建设带来影响的分析。“双一流”的参照系是国际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要获得国际公认，就必须依托世界一流学术期刊作为成果传播的主要平台，“破唯”行动则是对“双一流”某些重要指标的消解，不再唯SCI等国际大牌期刊是尊，倡导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缘此，两者间的紧张不可避免。尽管教育部、科技部已明确要求“检查修改相关制度文件及‘双一流’建设方案”，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世界一流期刊是“双一流”建设不可或缺的条件。

其四，对“破唯”与学术期刊评价关系的再认识。“双一流”建设和评价体系的重建使期刊评价的意义再度凸显。叶继元等指出：“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是整个学术评价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期刊具有将学者、最新研究成果及其评价融为一体的独特功能，因此从学术期刊评价入手，有助于整个评价体系的重构。”

三年来的“破唯”行动对于评价体系的重建来说只是开了一个头，重建必将是一个艰难而长期的事情，所以，评价热不仅会持续下去，而且还会与其他热点相互呼应。

四、围绕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和繁荣学术期刊两个《意见》的讨论

2019年8月，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了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目标：“到2035年，我国科技期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建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期刊和若干出版集团。”紧接着，多部委又联合发布“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行动”），使纸上的意见变成了具体的建设行动。这可谓近五年来继“双一流”建设和“破唯”行动之后学术界和学术期刊界迎来的第三件大事。

这三件大事之间有何关联？从学术评价的角度来观察，就会发现正是学术评价将此三件看似无关的大事联结起来。学术评价从来不是孤立的，无论是“双一流”建设还是“破唯”行动，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指向了学术评价。前者需要通过评价来确认阶段性目标和最终目标是否已经达到；后者则试图改变现有标准并确立新的标准。不管是现有标准还是新标准，学术期刊都是其主要评价对象（学术论文）几乎唯一的载体，离开了学术期刊，学术评价和学术话语权根本无从谈起。因此，“破唯”能否推动新的评价体系建立，中国的学术话语权能否成功构建，“双一流”建设的成果能否以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并得到举世公认，关键还取决于我们能否拥有世界一流学术期刊集群。可见，“破解之道在于重建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国际化的学术期刊集群，因为这既是‘双一流’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也是重建学术评价体系的逻辑起点”。

《意见》的发布让科技期刊界一片欢欣鼓舞，随即开始了围绕为何和如何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深入探讨。

首先是对《意见》精神的领会。《意见》指出，“必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说明了体制机制弊端的客观存在，强调了改革的意义，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的必要性；《意见》对学术期刊数字化、集群化、集团化、专业化、国际化、科技评价等的阐释也富有新意，且与评价权、话语权和科技强国建设联系起来，用世界眼光谋划国际化发展之路。

其次是对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内涵和作用的认识。对于《意见》开宗明义指出的“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深表赞同，并进一步阐发，“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科技创新的风向标和驱动器”，“承载一流成果，策源创新思想”，“塑造创新文化，彰显社会价值”。

再次是对科技期刊现状的分析。《意见》指出：“我国已成为期刊大国，但缺乏有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存在明显劣势。”期刊人则追根寻源，将其归结为“体制机制问题”“集群化发展的问题”“中、英文期刊的优质稿源竞争力问题”“数字出版与传播平台问题”“人才队伍问题”“研究评价问题”等，并从改变评价标准、吸引优质稿源、扩大国际影响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最后是对机遇与挑战的分析。与“双一流”建设的规划相比，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的目标同样宏大，时间却更为紧迫，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所以，这个计划设置了较高门槛，在第一个五年设立的七个子项目中，能入选的高校学报可谓百里挑一。与此相比，每年获批30家学科归属清晰、办刊方向明确、一线学者主编的新刊更引人注目，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新的期刊体系构建正在从改造既有期刊悄然向“另起炉灶”或“两条腿走路”转变，所以，能否加入“卓越行动”对于现有科技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来说意义至关重要。

2021年5月，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又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将培育世界一流期刊的目标从科技期刊推及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在内的所有学术期刊，重申了“努力打造一批世界一流、代表国家学术水平的知名期刊”的目标，提出了“优化布局结构”“加快融合发展”“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等具体举措，包括“优化刊号资源配置”“推进集群化集团化建设”“推动数字化转型”“推进融合发展平台建设”“提升开放办刊水平”“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等，内容十分丰富。

上述两个有关学术期刊发展的《意见》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学术期刊整体提升规划，打造世界一流期刊是繁荣学术期刊建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耀眼的部分，其引领作用和标志性作用非常明显；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学术期刊的转型与体系重建，只有把遵循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规律、充分利用最新技术、适应学术期刊发展世界潮流的国家层面的学术期刊体系建立起来，世界一流期刊的打造才有坚实的基础，中国才能从学术期刊大国转变为名副其实的学术期刊强国。“卓越行动”的启动，宣示了未来科技期刊发展的路径，由于目前人文社科期刊界尚无“卓越行动”这样的计划，如何创建世界一流人文社科期刊还有待进一步的顶层设计。

五、学术期刊如何“走出去”

与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同热的是学术期刊如何“走出去”。“走出去”与学术评价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评价热的一个背景就是国际化浪潮的高涨。自中国现代学术诞生以来，国际化就是它的宿命，只不过以前称其为“与国际接轨”。从引入国际规则的接轨到百年后注重输出中国学术、参与规则书写的国际化，其背后是中国国际地位的巨大变化和以评价及规则制订权为中心的国际学术话语权的争夺。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构建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具备领先国际学术界的科研能力，能够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拥有最重要的国际学术舞台——体系化的权威国际学术期刊集群。当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所有学术领域同时满足这三条，所以，一方面，学术话语权的竞争十分激烈；另一方面，学术话语权必定由多个国家分享。对于科技后发的中国来说，哪怕是争得在少数领域的学术话语权，也必定是个艰难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国际化”对“接轨”的取代昭示了这一艰难过程的开始：国家对学术研究的投入空前增加，科研能力和水平迅速提高，当初步具备了第一条件后，如何有效地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遂成为必须面对的事。要不要输出是个战略问题，答案十分肯定，而如何输出则是策略问题，是“借船”还是“造船”？这就颇费思量。这里的“船”指的是中国还极为缺乏的世界一流学术期刊。这时，学术评价的引导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文献情报专家指出，SCI对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和评价具有很强的可靠性。于是，从1987年起，国家科委即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对我国学者在SCI期刊发表论文情况进行统计，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又纷纷以此为依据进行比较排行，“借船”遂成定局。所谓“SCI崇拜”即始于此时，直至近年来形成了“SCI至上”，其间争议不断，SCI就是这样热起来的。

在如此热潮中，中国学者在SCI等国际学术期刊上的发文量稳步且迅速地提升，此举的确使中国学者及其优秀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迅速提升，其代价就是除了昂贵的版面费、不菲的订阅费外，中国自己的学术期刊影响力持续下滑。此举得失姑且不论，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仅靠“借船”，中国学术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话语权的构建很难实现。

要构建学术话语权，就必须“造船”。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卓越行动”就是一个“造船”计划，它的出台也可视为对期刊人近年来锲而不舍且越来越强烈的呼吁的回应，故而赢得了学术期刊界的一片欢呼，使得在此前后的“走出去”热议具备了以下特点：首先，单向输出的“走出去”取代了双向互动的“国际化”，成为讨论的中心议题；其次，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期刊人在讨论中虽仍很少交集，但讨论的问题却已由各说各的走向趋同；再次，讨论中表述的观点比较一致，几乎没有针锋相对的争论。以下对代表性观点做一概述。

第一，“走出去”的成绩和经验。“走出去”不可能一步到位，“大多数中国英文期刊选择走借船出海之路”。张月红指出：“截至2018年3月，中国英文版学术期刊有548种（含港澳台），其中大陆出版440多种，有CN号的369种，大多数选择与西方出版商合作，其中施普林格·自然囊括了近200种国内英文科技期刊。在JCR数据库的213种中国英文刊中，近98%是借船出海的。”可以说，从单篇论文借国外科技期刊之船到整本期刊借国际出版平台之船，这是“走出去”的一小步，也是重要一步，它至少能让中国期刊人真实而直接地与竞争对手打交道，而不再止于纸上谈兵。当然，“这不该是长久之举，我们应该学会开发和打造中国自己的市场品牌，这也是中国学术出版行业最需要研究以及实践的一件事情”。

第二，“走出去”必须面对的困难。热议中的观点可谓基本一致，这些困难主要有：缺乏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传播平台，不得不依靠国际知名数据库；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不足，被国外知名数据库收录的期刊数量有限；英文学术期刊发展缓慢，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升；优质稿源外流严重，留不住、拿不来好稿件；“走出去”流于形式，“走进去”尚存瓶颈。还有研究者专门针对社科期刊指出：“社科类学术期刊结构不合理，没有形成完善的对外传播模式”，“外文社科类学术期刊相对较少，出版成本比较高”，“社科类学术期刊面临的语言翻译、意识形态及文化差异等困难更大”。

第三，对继续“走出去”的建议。讨论中提出的建议也是基本一致的，关于英文期刊，以丁以绣、苗伟山的建议最为全面：“适度增加英文学术期刊数量，优化期刊种类结构，加强期刊管理的顶层设计方案”，“加强对非法英文学术期刊（指仅有ISSN号而无CN号的期刊）的摸底和动态监控，统一管理标准”，“以英文学术期刊审批为依托，打造国家科技出版的能力建设工程”，“改革中国的期刊管理制度，打造有全球竞争力的出版集团和平台”，“加强期刊人才管理，建立多层次人力管理办法”，“加强国内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建立同行评议机制，弱化对外在国际评价体系的依靠”。关于中文期刊，何明星以文史期刊为例说得很切实际：“‘走出去’，其前提是明确期刊所依托的相关学科在世界的优势，以及中国学术期刊世界影响力的真实现状……仅就目前中国最有优势的中国文史类期刊而言，加大编辑队伍的专业化力量，加快其在世界展开出版活动的步伐，特别是聚焦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地区展开学术出版活动，是目前比较现实的路径。” 

从“双一流”“破唯”到“卓越行动”“走出去”，四个热点可谓因因相袭，环环相扣，为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改善外部环境的良好契机。

六、媒体融合时代学术期刊的转型与发展

媒体融合的概念进入中国约有20年了，但在学术期刊界真正热起来则是在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之后。

在这之前，学术期刊界谈论最多的是数字化转型和（移动）互联网传播以及新媒体。尽管新技术、新媒体给学术期刊带来的危机似乎一直在路上，但却始终未到来，纸本学术期刊在学术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依然如故。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媒体冲击下受众大量流失而节节败退的传统主流媒体（面向大众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面对迫在眉睫的危机，唯有实现媒体融合，才能重建互联网时代传统主流媒体的中心地位。作为顶层设计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及时发布，有力地推动了传统主流媒体融合新媒体的步伐。不过，该文件并未提及学术期刊，直接原因当是在学术传播领域，几乎不存在具有独立信息源的新媒体，最常见的微信公众号主体仍是纸本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者，刊发的内容也主要来自纸本学术期刊，确切地说，它们只是纸本的附属物，离开了寄主就无法独立存在，当然不可能危及寄主了，这与大众传播领域大相径庭；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大众传播与学术传播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只需受众接受，后者却需要体制承认，纸本学术期刊发表已成为一种“承认”的仪式，学者们不得不“为承认而挣扎”，这就使学术期刊能够将信息源和“承认”一并垄断，能威胁到传统纸本学术期刊的学术新媒体也就难以生成了。

这样看来，媒体融合对学术期刊似乎意义不大，但一旦将其置于“双一流”“破唯”和培育“走出去”的世界一流学术期刊背景之下，就完全不同了。上述导致学术期刊中心地位岿然不动的原因只有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才能成立，一旦成为出海之“船”，不仅参照系变了，而且与竞争对手——国际学术传媒集团的较量也将在完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无论对信息源的垄断，还是科研体制、期刊体制和评价机制的保护都将不复存在。在国际一流期刊出版机构早已完成体系化构建、数字化转型、规模化经营的今天，没有数字化、专业化、集团化、体系化的学术期刊集群和平台，难道指望中国的纸本期刊能够单打独斗地“出海”，赢下这些国际出版“大鳄”，为中国争来学术话语权？所以，在近年来关于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和繁荣学术期刊的顶层设计中，专业化、数字化、集团化、体系化的转型发展和聚合平台建设都被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媒体融合正是期刊转型和平台建设的最佳路径，这一路径对所有学术期刊（包括近期不打算或不可能“出海”的）都会起到示范作用。因此，近五年来媒体融合与学术期刊的转型发展成了一个热议的话题。

首先，学术期刊媒体融合的现状。总的说来，媒体融合已经起步，但进展不尽如人意。

其次，学术期刊在媒体融合中的一些共性问题。有多篇文章集中讨论了这一问题，所表述的观点主要有：学术期刊与新媒体融合的进程还比较缓慢；学术期刊被动进入数字化出版，内容生产与数字化传播处于割裂状态；学术期刊集约化发展的路径不够清晰，致使技术优势难以彰显出来；专业期刊及其学术共同体在融媒体时代的发展瓶颈难以打破，共同体流于形式；大量同构期刊的存在使内容生产同质化；学术批评式微，缺乏思想交锋；学术评价异化导致的脱离学术本真、过分倚重量化评价指标等。

再次，对存在问题原因的分析。有研究者以我国农业综合类核心期刊为例指出，虽然部分先行者已打造了数字化全平台，但还处于粗放式阶段，原因在于“市场化程度不高，办刊经费主要依赖财政投入，基本是期刊编辑部几个人封闭独立运行，机制僵化”，“缺乏推动‘互联网+’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些在学术期刊中普遍存在的情况，“都源于顶层设计的缺位”。由此足见“卓越行动”这样的顶层设计之重要，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还缺乏这样的具体方案设计。

最后，对策建议。“媒体融合的关键在于：从数字化、集约化到分众化、个性化的挑战，从‘内容+渠道’到‘内容+平台’的挑战，从单一人才到复合型人才的挑战，从体制改革到传媒制度现代化的挑战……媒体融合是一场革命，必须思考未来，布局当下。”有研究者提出科技期刊的媒体融合应该是：“1个总趋势、5个特质与N个创新点”，“1个总趋势是指科技期刊媒体融合要注重互联网思维，以用户需求为中心，最终建设成一体化媒体融合生态链。深度融合应具有5个特质，即集约化或集群化、立体化网络平台、全媒体产业链、传播媒体矩阵与跨界融合经营。同时应从N个创新点着眼期刊出版模式与技术应用建设”。这也可为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所借鉴。

七、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未来进路

学术期刊要实现媒体融合，数字化、集约化转型是前提，但对于综合性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来说，还有一个与之伴随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进行专业化转型。相关讨论始于21世纪初，争论很是激烈，十多年论战下来，谁也说服不了谁，而综合性期刊的总体格局似乎也无大的变化。近五年来，相关讨论的热度因为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不再复现而似乎有所降低，其实是因为已经和正在发生着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让多数期刊人对发展趋势有了自己的判断。

第一，顶层设计导向已非常清晰。《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指出：“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全力推进数字化、专业化、集团化、国际化进程……构建开放创新、协同融合、世界一流的中国科技期刊体系。”《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指出：“着力解决内容同质化问题，支持现有学术期刊合理调整办刊定位，鼓励多学科综合性学报向专业化期刊转型，突出优势领域，做精专业内容，办好特色专栏，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可见，专业化已成为建设世界一流期刊的必由之路。

第二，刊号配置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培育世界一流期刊规划的推进，近年来每年都有数十种专业新刊问世，还有少量综合性学报更名为专业期刊，“以书代刊”的专业学术集刊获批刊号。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学术期刊的构成终将发生质的变化。

第三，“卓越行动”的实施使科技期刊专业化建设已在路上。近三年来，除了每年新批30种专业期刊外，还有一件专业化导向十分明确的举措，就是中科协“试点发布高质量期刊分级目录，为科技工作者发表论文和科研机构开展学术评价提供参考”，但只有少量综合性学报入选，大多在T2、T3区，而质量最高的T1区只是象征性的存在而已。

在这样的变化之下，有关综合性期刊专业化转型的讨论进入了更加务实的层面。

一是综合性期刊深切地感受到了来自专业期刊的压力。近年来，顶层设计对于专业化的强调和政策上的倾斜是所有期刊人都能真切感受到的，这使得学术期刊人不管是否主张专业化转型，都意识到应该寻求合适的对策，坚持高校学报综合性、内向性是其不可变更的本质属性的以不变应万变的论者已不多见。

二是“卓越行动”深深触动了科技期刊界，使许多科技期刊人特别是高校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报人更有了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有研究者分析了造成高校综合性学报竞争劣势的五个原因：“办刊定位不清晰制约了发展的方向”，“内生动力不足制约了发展的速度”，“刊登内容的综合性制约了发展的质量”，“内向稿源明显影响了发展的均衡性”，“资源意识不强影响了发展的可持续性”。显然，专业化转型非常有必要，但专业化转型却又面临着重重困难，即使得以顺利更名，更名后若主办单位缺乏优势学科支撑，同样难具吸引力和影响力。转型之难及如何创造条件成功转型已成为中心议题之一。

三是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界积极探索未来发展进路。与综合性科技期刊主要是高校学报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期刊分布面更广，占比更高，目前还没有“卓越行动”这样的引领行动，即使认同专业化转型的必要性，如何转型还没有定论。所以，除了有关专业化转型研究之外，还有关于综合性期刊如何做到不仅合理存在而且不可替代的探索。叶祝弟从时代重大命题出发指出：“综合性学术期刊可以探索一条以问题意识为中心，针对时代重大命题，主动设置议题和打造标识性概念，同时提倡一种真正的跨学科研究……重建由不同学术共同体联合而成的‘跨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办刊思路。”原祖杰结合新文科建设指出：“学术期刊作为学者发表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应该肩负起将碎片化的研究关联起来的使命，为新文科建设等学科发展的新探索做出自己的贡献。”邱爽则具体分析了新文科建设给综合性期刊带来的机遇：“‘新文科建设’主张打破学科界限，提倡学科融合……而综合性期刊在推动跨学科研究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实行跨学科的专题探索是期刊建设与学科发展方向相契合的最优选择。”

其实，不论在科技还是人文社科领域，综合性和专业性期刊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一个国家合理的期刊体系中，综合性期刊只可能是占比很小、权威性很高的存在。正因如此，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顶层设计才会以专业化为导向，唯有专业化，才能体系化，少量权威的综合性期刊也是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专业性与综合性之别，不在于质量高下，而在于所满足的是学科发展的不同需要。对于每个期刊来说，高质量是其合法存在应该达到的标准；但对于今天众多的综合性期刊和高校学报来说，面对可能到来的优胜劣汰，是坚持综合性，还是专业化转型，高质量都只是必须跨越的门槛之一，唯有具备比同类更高的质量，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拥有未来。可见，对于处于竞争劣势中的综合性学报来说，未来将是一段艰难的攀登之旅。

八、学术期刊匿名审稿制度的利弊得失

与前面几个热点的参与者大多在学术期刊界不同，近年来参与学术期刊匿名审稿制度热议的除期刊人外，还有学者。按说审稿是学术期刊制作的重要程序，早有一定之规，何以成了当下一个热议的话题？原因只能是审稿规则或实践在近期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确如此，这个变化就是匿名审稿制近年来在学术期刊中的普遍推行。

那么，此前的审稿情形是怎样的呢？自20世纪50年代民营资本退出以后，所有出版企业和机构都纳入了国家统一管理，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关于审稿程序的规定是“三审制”：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三审制”下，审稿属于出版机构内部的工作程序，但在学术出版中，由于专业所限，也会聘请机构外有关专家审稿，自然科学期刊很早就实行了同行专家审稿，而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则一直以编辑审稿为主，直到2000年前后才陆续有少量期刊宣布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十年后，这一机制逐渐从知名期刊向所有期刊推展开来。尽管如此，管理部门从未放松过“三审制”要求，2021年《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仍有对“严格执行‘三审三校’等内容把关制度”的重申，同时要求“加强编委会建设，完善同行评议机制”，这里的同行评议在学术期刊审稿程序中就是同行专家匿名审稿。

同行评议与“三审制”是什么关系呢？从制度设计初衷来看，“三审制”既是一套质量控制制度，也是一套行政追责制度，而同行评议或匿名审稿并不具备后一功能。有些刊社将专家（匿名）审稿作为“二审”，这可能有违制度设计的初衷，因为刊社是无权也无法向审稿专家追究行政责任的。所以，在今天的学术期刊管理制度中，匿名审稿并不像“三审制”那样不容置疑，这就为争论留下了空间。

在普遍推行数年后，到底该如何看待匿名审稿制？先来看两个很有意思的实证研究。一个是出自两位经济学学者之手的《匿名审稿制度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学进步吗？——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研究》，指出匿名审稿制度的推行，“确实有利于提高期刊质量，推动经济学学术的进步”。另一个是出自两位教育学学者之手的《匿名审稿制度提高了中国教育类学术期刊的学术品质吗？》，指出“匿名审稿制度并未显著提升中国教育类学术期刊的学术品质”。两个实证研究采用的都是双重差分方法，所设定的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基本一致，且都做了稳定性实验，竟然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

其实，今天的争议只是过去的延续，实行匿名审稿制的理由——公平公正、与国际接轨、扼制不端行为、提升刊物质量等，很少有人直接否认，但疑虑也始终存在：如何建立审稿专家库，如何鉴别审稿专家的德行和学识，如何选择审稿专家，如何保证审稿时效，如何维护作者权益等。无论是关于经济学、教育学期刊的定量分析，还是学界和编辑的疑虑，都表明了匿名审稿制度在实际推行时产生了诸多不确定性，而且，“在运作过程中，看似完美的匿名评审蕴藏着道德、质量和正当性三重风险”。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缺乏严格的制度设计和适合的学术生态则应是最主要的。各期刊虽说都在推行这一制度，但在具体实施中，不同期刊和不同审稿人的做法可能有很大差异。“评审专家的责任意识是评审公正性的最终保障。然而，纯粹的学术呼吁难以真正奏效，须辅之以完善的机制。”所以，在近年来的热议中，重点逐渐转向制度建设和学术生态建设。

如2018年4月在杭州举行的“中国历史学前沿论坛·专家匿名审稿制度下的学术期刊建设”论坛，主题就是“交流信息、沟通想法、共同寻求最优方案”。会议邀请了10位作者/审稿人和10家史学期刊主编参会。在制度建设问题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对审稿专家的遴选和规约。李金铮直言：“我以为匿名审稿制的最大偏向是审稿人的问题”，他提出了针对性举措：“建立优秀的、可以信赖的审稿专家库”，“编辑部与审稿专家签订责任与诚信协议书”，“建立可操作的、严格的评审指标体系”，“给予作者充分的答辩权利”，“适当公布一些曾发生周折但最终成功的审稿案例”，“编辑部仍要保留自主权、裁决权”。

对于如何看待匿名审稿与学术生态的关系，马敏提出：“不必将它的作用过分拔高或神秘化……匿名评审最多可以守住学术的底线……中国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还将有赖于良性互动的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以及良好学术生态的形成。”同年举行的政治学者会议上也传出了同样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匿名审稿制度的良性运行，还有赖于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因此，不能期望匿名审稿制度能够解决学术发表中的所有问题，且匿名审稿制有限作用的正常发挥，也有待完善的制度建设和自治自律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九、学术期刊预防和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责任与作用

匿名审稿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预防和抵制学术不端行为，但学术不端行为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某些时候甚至愈演愈烈，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学术不端行为更是跨越了国界，成为一种国际现象。近年来，学术不端行为又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新特点：一是从零星单发到被成批曝光，国际学术期刊批量撤销中国学者论文事件的多次发生，令国人触目惊心；二是行为更加隐蔽，被撤论文所涉不当行为从过去比较容易鉴别的抄袭剽窃转向不实数据、造假图片、虚构审稿人等更难被人发现的操作；三是不再是个人“作案”，被撤论文从写作到发表的整个流程中有第三方（中介、代写、洗稿等组织）的积极参与。这些新特点使学术不端行为对国家的学术声誉和学术发展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这是学界、期刊界近年来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有多位学者和编辑做了专门研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分析了各方面的原因，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展示，只能说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的。先来看一个对期刊编辑和审稿专家的调查问卷，其中有两问：“您认为我国科技论文学术不端现象严重吗？”，回答“很严重”或“严重”的约占61%；“您是否可以原谅不端行为的当事人？”，回答“完全可以”的占0.88%，回答“完全不可以”的占35.20%，而回答“一定程度可以”和“视具体情况而定”的分别达到17.38%和46.54%， 也就是说，有约64%的受访者认为学术不端行为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或也许可以被原谅。从这种有条件的原谅所表达的不能要求所有责任都由学术不端行为人来担负的“同情”中，不难看出学术不端行为根源之复杂和正本清源的难度，这也可以从一个特殊角度来解释近年来从教育部、科技部等部委到各大学、科研院所采取了这么多堪称严厉的措施，却仍然止不住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原因。

但是，学术不端毕竟是一颗危害学术生态和肌体健康的“毒瘤”，必须铲除它，是各界的共识，当尝试了各种办法但成效并不显著时，大家逐渐把希望放到了不端行为必须突破的最后一道程序——学术期刊编辑和审稿人身上。因此，关于学术期刊在预防和抵制学术不端行为方面的责任和作用一时成了研究的重点，不少建设性意见被提出。

首先，应赋予期刊编辑部在学术不端行为查处中的主体责任。针对学术不端行为虽然打了那么多“组合拳”，但从未将查处的责任和权力授予期刊编辑部，致使编辑部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2019年9月，科技部等部委联合颁布了《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该规则不仅将受规制行为由学术不端拓展为科研失信，且首次从法规层面赋予期刊编辑部在科研失信行为查处中的主体身份和责任（主体之一而不是唯一主体），从此，期刊编辑部参与乃至独立调查处理科研失信行为有了明确的法规依据。当然，这仅是一个开端，在这方面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其次，应确立期刊出版的伦理规范。多位研究者指出，在国际学术界和学术出版界，已形成了为各国学者普遍接受的从学者投稿到学术期刊出版全流程的伦理规范或原则，相对而言，我国相关的伦理制度建设已滞后，有必要构建完整的学术期刊出版伦理生态。所谓完整的伦理生态，是针对期刊出版整个流程的，包含对作者、编辑、审稿人及其他相关人的一整套伦理规范构建。在防范学术不端行为方面，素有“第一把关人”之称的编辑能否坚守伦理规范显然更为重要，而当编辑面对作者和审稿专家的不端行为时，会因“多重角色和多元价值带来的责任与利益冲突而陷入伦理决策困境”，因此，更要加强期刊编辑伦理建设。

再次，应在整个编辑出版流程确立期刊编辑部对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审查标准和具体办法。这方面的研究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如何看待国外的做法和经验；如何从来稿登记到作者信息再到审稿、编辑环节，建立严格的程序和制度，以杜绝可能发生的学术不端行为；如何正确发挥专家匿名审稿在防范学术不端行为方面的作用，并有效预防审稿专家可能的不当行为；如何确立从编辑到主编在预防学术不端行为方面的权利责任；如何利用和改进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并有效防止其副作用；如何发挥学术共同体在抵制学术不端行为方面的作用等。当然，要把这些研究成果统合起来，并形成具有约束力的行业规范，还有待继续发力。

最后，应规范对“漏网”的学术不端论文发表后的处理。公开撤稿是国际学术期刊通行的处理办法，已形成了规范性的操作程序和方法，但这一做法在中国刚刚起步，需进一步的制度构建。应尽快建立规范化的管理流程，包括完善撤销论文前的调查工作，规范撤销论文各环节的程序和标准，制定撤稿声明要素和公开方式，注重撤销论文的后续管理，从而“发展出自己的学术期刊论文撤销制度，真正建立起学术团体—出版主体—学者之间的良性循环”。

十、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定位

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定位是一个讨论了至少有四十年的老议题了，之所以列入十大热点，一是因为它常论常新但始终未有定论；二是多少也出于笔者的私心，近年来编辑身份问题的再度热议，一定程度上是笔者挑起的。笔者两篇讨论编辑身份建构的小文于2018年年初发表后引起了“同行的广泛反省、拷问、探索与争鸣”，并有了更多的探讨。

什么是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笔者认为，所谓身份，是在人际交往中产生的，“学术期刊编辑对自己的权利、职责的内容是什么、边界在哪里等问题，一直没有一个得到学术期刊界及相关各界普遍认同的清晰的描述和界定，因此无法准确地定位自己的角色而经常性地陷入某种焦虑状态”。焦虑因何而生？“身份焦虑实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渐趋刚性的编辑职业化的推行，这一制度设计使得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告别‘编研一体’的传统而与学术共同体分离，作为职业编辑人必须通过重建与学者的关系来确立自己新的身份。”参与讨论者都不否认学术期刊编辑身份焦虑的存在，但对焦虑因何而生却有不同看法。

有人赞同编辑身份焦虑起因是在职业化后试图以学术期刊独立掌控者身份重建与学者关系时发生困难。编辑与学术共同体的分离换来的是对学术期刊的独立掌控权，其核心是期刊审稿权所代表的学术评判权。原祖杰指出，期刊编辑中的两种人对于“掌握的学术权力都是心中有数的。理想主义者不愿意面对权力主要还是出于道德层面的顾虑，出于一种敬畏学术的诚惶诚恐。相比之下，现实主义者面对自己掌握的学术权力则更为坦然，并试图积极主动地利用学术指挥棒发挥引领作用”。所以，不管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都很难与学者建立起正常关系，身份焦虑由此而生。刘石特别提及：“犹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上，学术期刊编辑往往会受到特别的尊宠和礼遇……在那个年代，身份带给编辑的其实不是焦虑，恰恰相反，是骄傲，甚至骄纵。”其实，这种“尊宠和礼遇”正好证明了编辑与学术共同体分离后与学者间的不正常关系，而“骄傲”“骄纵”恰恰是身份焦虑的另一极。陈琳指出：“学术期刊编辑很难在二者的互动中确认自己的身份定位。一方面，过度强调服务易导致编辑的边缘意识……另一方面，再造者的定位又很难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接受和认可。”

也有人从当下编辑尤其是高校学报编辑远低于学者的地位和待遇出发来解释身份焦虑的起因。其实，待遇低与其说是身份焦虑的起因，不如说是身份构建不成功的结果。在与学术共同体分离后的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为自己的身份构建设计过多种方案，其中用心最深、讨论时间最长的就是编辑学者化，其要义是：编辑只要拥有与学者相同甚至高于学者的学术能力，就能使学界心服口服地认同编辑对学术期刊的独立掌控，编辑相对于学者的独立地位就能确立。可见，身份构建与期刊独立掌控权是捆绑在一起的。然而，这一方案对于学术能力的要求却是大多数编辑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虽然已延续了三十多年，但这样的构建也未能成功。这就使得“无论是学术期刊界还是期刊主管单位，对学术编辑的身份、作用、角色等都缺乏认知，甚至可以说认识不清”，待遇低下也就在所难免了。

那么，学术期刊编辑如何才能走出焦虑？业界对此仍然没有一致的方案，大致说来可以归为两种类型：一是沿着编辑学者化的道路继续独立掌控学术期刊，通过提升编辑的学术能力来构建外在于学术共同体的独立职业身份；二是主张期刊和编辑一起回归学术共同体，编辑以学者的身份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员而存在，而不是外在于学术共同体的独立职业群体。在持这一观点者看来，编辑学者化并不在于要不要提升编辑学术能力，而在于要不要维护编辑对学术期刊的独立掌控。两类路径的根本区别在于学术期刊是归属学术共同体还是由职业编辑独立掌控。

数网技术、媒体融合在挑战传统纸本期刊出版模式的同时，也为编辑身份构建提供了跳出上述两种类型的可能。因为从技术含量不断增加的角度来看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构建，编辑成为同时拥有学术能力和技术能力的编辑学者化之路将会更加困难；而规模化的学术期刊集团一旦建成，学术编辑和技术编辑的分工也就水到渠成，学术编辑和学术期刊回归学术共同体，技术编辑独立存在于出版业中并为学术期刊的出版传播提供技术服务，这不仅是可以想象的，而且已是如今世界一流学术期刊存在的主要模式。

结  语

以上所列十大热点，只是出于笔者的个人观感，难免会有遗漏，且限于篇幅，热议中的很多精彩观点也无法一一展示，但从中已不难看到一个鲜明的新特点：围绕学术期刊内部机制热议的虽然都来自老问题，但大多已从以往的观点对立或两难选择中走出，有了渐趋明朗的共识。这固然是因为经多年讨论道理越辩越明，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顶层设计导向的日渐清晰。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学术期刊史早已证明，决定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走向的关键还在顶层设计。五年来，学术界一系列大事的发生，或直接因学术期刊而起，或给学术期刊界以强烈冲击，既构成了新的讨论热点，同时也使对老问题的看法得以跳出既往窠臼，在新的起点上走向共识。本文以一定的篇幅对这一转折在各个热点的发生进行了尽可能地展示，意在表明学术期刊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学术期刊正在朝着遵循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办刊规律回归。之所以如此，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管理部门意识到并开始真正重视学术期刊在国际学术话语权构建和科技强国建设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这方面，“双一流”建设可谓功不可没，它将我国缺乏体系化的世界一流学术期刊及其聚合型平台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使得从管理部门到学术界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与学科发展相比，学术期刊的发展明显滞后了，已难以担负起服务学科发展和中国学术话语权构建的重任。学术期刊发展之所以停滞，与学术期刊体制、学术评价体系和学术国际化路径紧密相关，从而促进了对这三者的深刻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对重振中国学术期刊的共识：当务之急就是必须筑就一条以构建和拥有世界一流期刊集群为目标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接续而来的几件大事：清理“四唯”“五唯”、破除“SCI至上”行动开启了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重建；公开发布的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和繁荣学术期刊两个《意见》多方面突破了传统学术期刊体制的束缚，体现了对学术期刊发展规律的尊重；而“卓越行动”的实施、学术期刊“走出去”的推进，则是对持续了至少三十年之久的“借船出海”国际化路径的修正和替代。虽不能说这几件大事构成了一串单一的因果链，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还是有迹可循的，其中培育世界一流学术期刊可以说是这一连串大事的逻辑结果。这不仅意味着学术期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而且也会对学术期刊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外部环境的改善。“卓越行动”的实施已表明，国家对学术期刊的重视和投入都在增加，顶层设计对专业化、数字化、规模化、体系化的世界一流学术期刊集群及平台建设的规划也已开始，这就要求包括刊号配置方法、准入退出机制、学术期刊评价机制等在内相应的体制、政策、规则必须与之配套，故此类改革可能会以稳妥的方式逐步推进。当然，对于日趋边缘化的某些期刊特别是高校综合性学报来说，外部环境的改变带来的挑战可能远大于机遇。

其次是内部机制的建设。在世界一流期刊的目标之下，重新审视媒体融合、专业化转型、匿名审稿、学术不端防治、编辑身份构建等学术期刊内部机制，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改进方向、方法，使学术期刊办刊趋向科学和合理，从而能顺利对接像“卓越行动”这样的顶层设计，实现高质量发展。

如此，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专业化、数字化、规模化、体系化世界一流期刊集群的建成不再只是学界和期刊界的梦想，而有可能成为现实。

作者简介：朱剑，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主要研究方向：学术期刊与学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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