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翼青等 | “媒介世”：物质性语境下传播理论研究的演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进一步“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自此“网络强国”同“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一道，共同组成了构建创新型国家的蓝图。

一、媒介与媒介性

在传播研究中重提物质性，使人们的目光再度聚焦于媒介。然而当研究者带着经新认识论洗礼的双眼看向这位“旧相识”，扑面而来的不是亲切却是茫然——传播研究语境下的媒介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它？怎样研究？一连串问题再次指向20世纪传播学建制化过程的“先天不足”。大众传播学界定类似媒介这样的关键概念时，不仅视野狭窄，只看到彼时风头正劲的大众传媒，而且只看到它们作为信息通道的功能，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媒介性问题的提出，将传播研究中的“媒介入射角”推到了传播理论的前台。这有助于弥补传播学研究长期以来偏重应用而缺乏核心概念、本体论基础较为薄弱的缺憾，成为提高理论化水平的重要契机。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媒介性或许将成为探索传播学本体论的重要抓手，在引领传播研究前沿的同时，深化本学科的理论底蕴。

二、媒介化与中介化

如果说围绕物质性的讨论，揭示出媒介物能以自身特有的逻辑和方式揭开世界的面纱，那么研究者在多元脉络下对媒介性的探索，则为媒介正本清源，扶助这些解蔽现实的中介之物重回传播学视野中心。

从最初的理论化过程到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有关媒介化的讨论与物质性思潮时有交叉，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将媒介化视为物质性转向的核心观点——物塑造人与社会在传播领域的具体表述。

鉴于思想之间的同源性，或许可以援引学者们在物质性议题下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物质性的理论资源中，以海德格尔、拉图尔、吉布森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关系性的视角出发，将物理解为自然与人文要素的汇聚，并强调这种本质需要借人之手引出。因此，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对媒介化采取敏感性的概念化方式更有可能给出具有启发性的答案。这种概念化方式在人们尚未找到合适的概念来阐释新涌现的技术进程时，能够帮助研究者保持开放的胸怀与机警的姿态。

三、媒介考古学与媒介地理学：时空维度上的认识论开拓

除了启发传播研究者重新思考作为本体的媒介，物质性也在认识论维度上带来了新的理解方式与阐释框架。近五年来，媒介考古学与媒介地理学就通过引入对物质性的考量，打开了审视媒介与历史想象抑或空间感知互构过程的新路径。

近年来，国内由物质性转向引发的讨论中，媒介考古学是较早形成热点的领域之一。施畅通过回溯媒介考古学的兴起脉络，从中梳理出电影考古学和德国媒介理论两条主干。

如果说媒介考古学能够帮助研究者从历史中重新理解媒介，那么媒介地理学的智力贡献便体现在其勾勒出媒介与传播在空间维度上留下的印迹。

虽然媒介考古学和媒介地理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新领域，但对传播研究者而言，这两种理论资源更宝贵的价值或许体现在其中蕴含的认识论革新。

四、身体及具身传播

近年来给本土传播学界带来巨大理论震撼的物质性讨论，在重新发现媒介的同时也解蔽了身体。这些讨论一方面揭示了身体的媒介属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嵌入身体中的媒介，并据此追问技术代具的进化如何重塑主体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启发研究者从存在论而非功能的意义上理解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

总体上看，近年来传播研究领域的身体讨论正在从初阶的现象描述走向深入的哲学探讨，不再满足于描述媒介使用中身体运动、感官体验等方面呈现的直观变化，而是从现象学、媒介理论、欧陆技术哲学等思想脉络中引入理论资源，透过经验现象达致对主体性的重审，还原其“作为身体的我”的饱满内涵。

其一，引入身体维度开启了对西方哲学传统和深受其影响的传播研究中身心二元论的系列反思，重新发现一系列被这种成见所遮蔽的理论资源，激活了相关的理论介绍与探讨。其二，身体维度和具身性视角中也蕴藏着思想史写作的新灵感，以此为起点重读本土传播研究者熟悉的经典理论著作，有助于从中发现以往被忽略的灼见，与物质性转向下有关媒介的讨论形成共振与对话。其三，在与技术的互动关系中重新定位身体，也在一系列具体议题与新兴社会现象中增进了传播研究的想象力与阐释力。

某种程度上，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技术发展史，技术与有别于动物的人从始至终共在共构。而在技术以更加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嵌入人体的今天，审视身体的变迁与重组已然成为关乎存在的紧迫问题。

五、数字城市背景下的城市传播研究

作为人类文明代表性产品的城市就坐落于二者的交界地带，其地理空间和媒介对空间的表征，也包含着多元层次。因此，城市—传播这个复合短语中蕴藏着丰富的排列组合可能。这为研究者带来了反思城市传播的契机，而物质性视角与拓展了的媒介概念，也在由来已久的城市传播领域中开辟了一条新理路。

在城市的物质性一端，尽管网络与数字技术无远弗届的联结时常带来地方消散的感触，但在现实层面，这种趋势的表现方式极其复杂。

尽管这些立足本土经验的研究看起来并没有建构宏大的理论，也并未宣称自己的结论是具有普适效力的规律，但它们正在通过复杂现实的试炼，不断为其廓清轮廓，探知和尝试可能的进路。面对当下数字城市抑或智慧城市生活中各种前所未有的新现实、新体验，不仅何为传播、何为媒介等看似不言自明的老问题需要接受检视，城市传播研究的整体范式革新同样也势在必行。

六、回归媒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与城市传播一样，传播政治经济学也是本土研究者较为熟悉的经典研究路径。在最近五年中，其理论范式与研究议题同样从当前以媒介和媒介化社会为中心的讨论、网络与数字现实和朝向媒介物质性的认识论变革中发现了新的探索方向。

传统劳动方式的数字化演变，以及数字平台实践向劳动的转化，构成了当下传播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新课题。

在智能媒体盛行的今天，媒介作为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已经跃出布尔迪厄所言的新闻场域，构建了一个独立的媒介场域。它有能力统合传统上能够区分出的各个场域及形成于其中的不同类型资本，将它们转化、嵌入自身的逻辑之中。

劳动与城市一样，都是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现象，甚至可以说，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本。然而与城市传播研究一样，作为传播研究经典范式之一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今天同样面临各种由数字技术引发的全新现象。

七、“后真相”抑或“信息茧房”：平台媒体的技术逻辑

近年来，社交媒体的勃兴有目共睹。其功能早已不限于私人化的交往，转而在以往由专业新闻机构统筹的公共领域中攻城略地，挤压传统新闻生产机构的生存空间，不断分流受众的注意力，成为更加唾手可得的信源。与此同时，各种超级平台也凭借算法技术飞速成长，而这种现状令人喜忧参半。平台媒体无疑带来了极大便利，却也令研究者愈发担心它们是否使民众无时无刻不置身于算法的操纵之中，所见所感皆为技术描画的“楚门的世界”，再难触及真相与现实。“后真相”与“信息茧房”两个近年来在传播研究领域引发广泛讨论与争议的话题，便是社会舆论中弥散的这些焦虑在学理层面的表征。

一些研究者倾向于从应对/治理一极理解“后真相”，认为其中隐藏着反智主义的苗头，可能给公共生活与新闻业的社会服务造成巨大破坏，带来诸多社会治理难题。另一些研究者倾向于采取包容/接纳的态度。不少研究者在论及“后真相”问题时，谈到了福柯阐发的真相制度。

相较于在诸多层面上引发学理讨论的“后真相”，“信息茧房”更像是有感于新型信息环境而产生和流行的一种比喻。它大体描述的是人们在算法新闻推荐机制下，将接受更多与自己原有判断、偏好等相一致的信息，宛如在狭小的蚕茧中沉醉于自身观点的回声，从而导致偏激和狭隘的观念。

八、网络民粹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

从情感体验上说，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具有共通之处，它们都指向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及对此的崇信，但从概念形成的理路上看，二者分别对应不同的范畴。民粹主义站在精英主义的对立面抬高普通大众的地位，指向阶级分化加剧带来的社会不满；而民族主义则指向政治层面的民族国家制度与文化层面上由相通的语言、文字、习俗等构成的族裔。

如果说大众传媒深刻形塑了20世纪的民族主义，那么今天的技术逻辑，又将如何重写技术使用者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后续研究者由媒介技术的形式逻辑切入，继续对这一问题展开诠释，将有助于理解人们在今天由“网”和“数”联结构造的世界中，如何寻找情感与文化认同的归属。

九、媒介与集体记忆

正如大众传媒曾经塑造了共同体生产和消费历史的方式一样，今天的数字媒体同样带来了记忆形态与记忆方式的深刻重组。

目前看来，纪录片、电影、照片等载体，依然是媒介与记忆研究的主要经验素材，聚焦Web2.0以降新兴媒介技术形态对记忆模式影响的研究尚属少数，有深度的讨论也尚未大量涌现，而更多停留于对领域的介绍和现象描述。或许是因为记忆与历史在中文语用中具有接近性，导致研究者谈及记忆问题，通常联想到的都是一种历史取向的研究，因此传播学这种富于时代气息甚至未来感的新锐学科，总是在这类议题上缺乏敏感度。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记忆研究其实是一个具有相当深度与外延的跨学科领域，尤其是在数字手段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辅助人类书写、存储、再现记忆，甚至直接模拟和构建记忆的当下，语义学、现象学、历史学、神经科学、数字算法等知识门类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交织缠绕，而传播学对于加入这场正在生成的讨论，似乎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今天是未来草就的历史手稿，而研究作为书写工具的媒介，应是传播学分内的工作。如何借由物质性的视角，从一种媒介本体论出发，充分展开关于记忆问题的探讨，应成为传播研究接下来深入思考的问题。

十、数字隐私

数字隐私概念引出了近年来新兴媒介技术环境下特殊的技术/媒介伦理与生命政治议题。

各种媒体终端在社会生活微观层面的运用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技术应用情境，数字时代的隐私问题随之浮现。数字化生活也为各种手机应用的开发者提供了一个数据的“富矿”。

已有研究者意识到，在这些新型数字实践中涌现的隐私争议不只是伦理问题。在算法与平台经济能将数据转化为自身情报与资讯的技术体系下，数字隐私也包含了复杂的法权问题，甚至牵涉出对人与作为准主体的人工智能之间交往伦理的反思。

曾几何时，隐私作为游离于公共生活之外的存在，鲜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凸显其重要性。然而当下数字技术的演进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活跃表现，使个人的身体与生命成为技术微观治理的重要界面。如今，数字隐私牵出的讨论与思考已不止于廓清群己界限，更指向横陈在技术凝视下赤裸的生命。这些由技术记录、被技术管理，又为技术所征用的个体生命印迹，为理解数字技术中秘而不宣又丝丝入扣的权力运作掀开了一角。

结  语

通过回顾正在形成的“媒介世”时代的传播理论演进，可以发现这些关键词、议题与领域之间，在物质性转向的助推下，围绕着被重新发现、重新诠释的媒介概念，形成了一个遥相呼应的理论星丛。

面对新的知识型，许多保守主义者颇有顾虑，在谈到物质性研究驱动的新生交叉领域时，经常表达出对这些理论不够体系化、不够科学、没有提供严格方法工具等问题的担忧。这种忧虑不无道理，但我们经常忽略一个简单的事实：新锐并不自然而然地指向完满，相反倒是传统的事物营造起完满外观，在构筑坚硬的边界的同时，却也阻止了理论创新的萌芽。然而正如人类历史一再重演的那样，新生事物总要在很久以后才能被接受与认可，被后人追授为变革的动因与跃迁契机。它们初来乍到时，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陌生、困惑，甚至反感。物质性和媒介性不是对既有研究范式的补充，而是颇有几分破旧立新、另起炉灶的叛逆意味。传播学应如何应对这场变局？当然是毫不犹豫地推进这场知识型或研究范式的革命。

这五年来发生在传播知识领域中的狂飙突进运动给传播学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然而在未来更长的岁月中，留给传播学人的主要任务之一，必然是强调积淀和反思。必须回答在这场知识转型中，传播学不可替代的视角究竟是什么？与其他学科相比，这个知识共同体关于媒介的讨论，能够提供何种独特见解？如果这些问题想不清楚，当几乎一切学科都转过头来凝视媒介时，这股转向媒介的飓风下奔涌的思潮，恰恰可能抹去传播学“写在沙滩上的面孔”。对于传播学者而言，任务是将传播学的面孔刻入岩石中。

作者简介：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传播理论与传播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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