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智能化”生成图景与风险审视

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公众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舆情的生成与传播具有强烈的“技术依赖”色彩，不断迭代升级的网络技术形塑不同阶段的网络舆情生成传播特征。回顾可知，大众媒体时代，“中心化”的传播技术决定了舆情生成的被动性、间接性特点，其传播扩散的时空范围、节奏强度等均可由传统媒体来把控；社交媒体时代，媒介技术具有“去中心”、分布式、移动化等特点，直接催生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大量涌现，UGC内容生成模式及社交传播成为该阶段网络舆情生成与传播模式，舆情主体高度多元，表达主动而直接，呈现全员表达、全程参与、全时空情景的爆发式传播特征。正是基于网络舆情与媒介技术的“同步”效应，本文结合智媒技术背景，对网络舆情的生成特征及风险等开展前瞻性思考，并尝试探究新技术背景下舆情治理思路。

一、智媒时代网络舆情的生成图景及传播机制

以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包括智能体、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语义网络、认知信息技术等非常丰富的内容，这些智能技术及相关应用对信息生成与传播带来深刻影响，也形塑了智媒时代网络舆情的新特征和新图景，尤其在舆情生成主体、传播时空及表现形态三个方面，其影响显著而深刻。

1. 舆情主体的“物”转向：从“人”到“智能体”

舆者，众也。舆情是民众表达的情绪与意见等，是人类的主观状态呈现，也即舆情生成主体是“人”。然而在智媒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物”进入信息场域中，“人”不再是唯一的信息传播者，“物”将成为另一种类型的公共信息传播者。舆情生成过程中，信息（尤其是敏感信息）是引发舆情的源头与关键，这意味着具有强大信息生产能力的“物”将成为引爆社会舆情的重要行动者。从舆情扩散来看，以算法为典型应用的智能技术应用成为舆情扩散规模、流向和时间范围的重要控制力量。社交机器人（social bots）是指社交媒体上由软件操纵的账户，可以一定程度模拟人类行为并介入公众讨论，此类账号可以自动发布内容，也可以与其他账号互动，以期实现影响公众观点的目的。

2. 舆情传播的动态场域：消逝的“时滞”与“疆界”

社交媒体时代，舆情信息的流动与扩散是嵌入“社交关系”的多级传播过程，关系亲疏远近决定了民众接收到信息时间的差序格局。这意味着，受制于彼时网络传输速度和时延，舆情信息的每一层级扩散都要耗散时间，逐级耗散的时间会推迟延缓舆情热度的形成。智媒时代网络舆情生成的“时滞”消失，也将进一步导致舆情扩散的物理空间边界的消融。近年来，在智能传播技术的助推下，地方性舆情动辄被放置于全球话语平台，在世界围观和全球讨论中被逐级放大扩散为国际性舆情，这无疑加大了“脱域”公共危机的治理难度。

3.舆情呈现形式：以视听为中心的多模态表达

社交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多发空间包括了BBS论坛、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传播平台，网民多以网贴、博文、推文等曝光事件，引爆舆情，文字、图片等静态符号成为舆情的主要表现形态。

二、智媒时代网络舆情的风险前瞻与治理难点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传媒业的深度融合和广泛应用，其引发的社会风险不断显露并日益呈现“不可计算性”。就网络舆情而言，人工智能技术重塑舆情生成传播的特征、机制及生态，应对其引发和即将带来的伦理挑战、社会风险以及治理难点等应有前瞻的思考与研判。

1.“人-机”主体迷思与舆情真伪辨别之难

舆情原本是社会民众的主观表达，“人”是舆情生成与传播的行动主体。智媒背景下，“智能体”深度参与到信息生产传播过程中，在生成舆情、扩散舆情、引导舆情等一系列重要环节扮演重要角色，成为实际的舆情行动主体。在舆情场域中，作为社会性主体的“人”和技术性主体的“智能体”混合莫辨，形成人机共存、人机共话的复杂话语格局。由于人机之间信息生产能力相差悬殊，“伪舆情”信息往往在生成规模、传播时效甚至仿真程度上都超过真实舆情，进而对真实舆情形成遮蔽或歪曲，最终造成民众的认知偏向和行为偏差进而引发全面的社会风险。智媒背景下，舆情主体人机混合、舆情真伪莫辨成为新难题，因此对机器账户的精准识别、伪舆情的准确辨别、伪视频的鉴别等是开展后续治理的先期基础性工作。

2.智媒时空无序与舆情时空策略之困

无论是在传统大众媒体时代还是社交媒体阶段，信息传播的信息规律遵循“时间序”原则（Time Series），即按照时间的顺序或倒序逻辑来布局信息流，具有时间的线性规律。然而，智能技术的出现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时间感（Lohmeier， Kaun & Pentzold， 2020）。舆情发生传播时间规律变化也同时改写其空间规律。在智媒背景下，物理空间边界的进一步消融，信息流动在趋于无穷的空间和无限场景之中，舆情“脱域”（或者说“流动性”场景）生成与传播成为常态，舆情信息脱离地域性关联，在无限空间与场域运动，与各空间场域中的思想文化等观念碰撞与互构，舆情流变层出不穷，复杂多态。这意味着囿于物理空间边界的“属地”治理原则（诸如地方性规则、组织性规则、国家性规则等）难以完整有效覆盖当前舆情治理实践。总体而言，在智媒背景下，舆情治理的传统时空策略趋于失灵，舆情失控风险增大。

3. 智媒视听化转向与舆情释义之惑

智能媒体技术在5G网络支持下，传播的视听转向更加显著。与此相应，舆情将更多地以视听符号呈现和扩散。尤其是在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上，更是汇聚大量的视听类舆情。

总体而言，由于智能化程度仍处较低水平，技术对视频类舆情的意义解析经常陷入“过度”或“不足”的误判困境，对其抓取和研判的效率低下，导致视频类舆情成为社会风险的高触发因素。

三、智媒时代网络舆情治理思维及模式

媒技术带来网络舆情在表达主体、时空场域及表达样态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舆情治理主体应立足当前新形势及面临的新问题，应时而变地进行舆情治理思维升级与治理模式创新，唯此才能有效提升舆情治理能效、应对和化解舆情危机。具体而言，舆情治理应从程序前置性、技术创新性及整体应对性三方面积极开展尝试与探索。

1.预见性思维下网络舆情的前置治理

智媒背景下，网络舆情多点位生成、共时传播、无序扩散等新特点使舆情治理主体的处置窗口期日趋狭促，以“舆情监测”为重点的“事后”治理模式已显示其局限性和滞后性，无法适应当前技术新形势。因此，相关治理主体应确立“预见性”思维，将治理工作重心从“舆情监测”前移至“舆情预警”，有效开展前置治理。

2.技术思维下网络舆情的创新治理

技术逻辑是贯穿网络舆情演进发展的重要逻辑，也应成为网络舆情治理的重要逻辑。就当前舆情技术而言，网络舆情监测系统仍停留在以爬虫为核心技术的数据挖掘及较为初级的语义分析层面，对于深层次上的行动网络、情感判断、意义解读等深层次分析仍借助人工标注和解读，机器学习程度不高，效率低且成本大；社交机器人的伪造舆情、深度伪造技术生成的视频舆情的真伪核实仍无法有效破解等。因此，加大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在舆情行业的开发与应用，提升舆情治理的智能化程度，是当前亟待攻坚的课题。

3.系统思维下网络舆情的协同治理

智媒时代，网络舆情生态的复杂程度将全面升级，舆情治理应在系统观念的统领下整体谋划、多元协同统筹开展。从既往经验看，网络舆情治理主要力量为党政和事业机构以及主流媒体单位等，但重大舆情危机应对时，仅依靠上述主体力量往往力有不逮，处置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如何在“利益相关者”的框架下，有效动员和引导科技商业公司、社会组织、专家智库乃至社会民众等广泛力量积极参与舆情治理中来，建立有效的多元协同网络舆情治理体系与机制将会也将是未来实践探索的重要课题。

作者简介：熊茵，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网络舆情、媒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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