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杰华 谷俞辰 | 建构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历史必然与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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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谷俞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
摘 要：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人口学研究的关注重点由以往的数量控制转向人口结构和质量议题。为加快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重塑和强化学术自觉，中国人口学建设亟需新的学科革命，形成能破解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新人口问题的自主知识体系。具体而言，应以提振生育水平、积极老龄化、人口红利开发、城乡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等人口治理现实问题为导向，形成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口学理论体系，创新拓展人口学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并加强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有效互动。
关键词：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人口治理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仅是当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同时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1]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对此，《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进一步做出总体性设计，提出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而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础和凝练，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般发展规律，彰显了学术研究的自信与自觉，体现出我国从解决中国问题到提供人类知识公共产品的责任意识。[2]
在这一背景下，建构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势在必行。从学科体系上看，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紧密结合中国人口发展变化特点及其规律性，真正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内涵。从学术体系上看，作为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内核和支撑，自主的人口学学术体系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重构符合中国人口大国特色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应用体系。从话语体系上看，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必由之路，与简单地嫁接西方视角来回应本土问题不同，中国人口学研究需要建构从理论、概念、方法到基本结论的完整话语体系。毋庸置疑，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为实现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和2050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时代人口学应立足于中国现实人口问题和人口治理实践，用中国方法讨论中国问题，提供中国思想和中国答案，以自主知识体系来激活潜在的人口要素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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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与建构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
人口历来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在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之际，我国现代化模式的转型对人口各要素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以中国经验的知识体系为指导，推动人口实践变革。不过，实事求是地讲，我国人口学知识体系尚未完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倾向。因此，建构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是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人口治理问题的客观需要，也是破解人口学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有益探索。
（一）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形成了以私有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体制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道路，并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模仿对象，主导了全球现代化进程的意识形态。但实践经验证明，西方现代化模式并不具有普适性，无法适应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情况，照搬西方国家发展道路所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周期性经济危机、全球生态危机等问题日益突出。事实上，现代化的具体模式是随着经济社会进步和产业革命发展而不断演进的，其标准具有动态性和相对性，呈现多种解释和多种类型。[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立足于我国自身条件和实际情况的产物，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本质区别。[4]因而中国式现代化或将消解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单一模式的话语霸权，从根本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5]
而由于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又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因此，“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据世界银行报告，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仅有13个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且均为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6]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人口大国，我国14亿多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将创造世界第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先例，为世界上人口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提供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也将使我国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人口规模超过发达国家人口总和，将彻底改写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7]
在我国推进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庞大的人口规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优势和蓬勃动力，代表着广阔的市场空间、消费潜力和人口红利，为产业结构革命和生产体系建设奠定了牢固基础。但同时，人口规模巨大也对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挑战，随着人口数量红利的减弱，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形成惠及全部人口的普惠性现代化道路成为重要问题。加之我国现代化积累时间被高度压缩，在短短数十年间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三百年所达到的跨越式目标，也带来了各地区各领域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结构性问题，如农村人口占比大、东西部协同发展不足、社会就业和民生保障压力大，等等。[8]整体来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之复杂性前所未有，且在国际上尚无先例可以遵循或参照，必须独立自主走出一条人口大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因此，科学认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对正确把握和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人口学界应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关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类人口问题，通过探索性研究和前瞻性预测，发掘人口要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潜能。
（二）建构中国自主人口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长期以来，基于西方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的传统人口学知识体系主宰了人口学的知识生产活动。我国人口学界从西方移植和引入了大量的概念和理论范式，并在西方评价标准下开展学术研究，虽然在过去几十年中建构了颇具中国特色的人口学学科体系，但客观上也造成了中国人口学研究的话语被动。此外，随着我国人口治理过程出现更多带有本土特征的议题，西方的理论模型和治理模式难以科学解释中国人口现象，也很难概括和呈现中国经验，尤其无法回应人口转变进程压缩导致的诸多问题，包括人口规模巨大、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等。因此，建构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既是对传统知识体系的调适性重构，也是破解西方在人口学研究中话语权优势的有益尝试，有助于繁荣发展人口学学科，提升我国人口学知识体系的话语竞争力。[9]
同时，自主知识体系命题的提出实际上意味着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到“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的转移。[10]此前我国人口学研究以解决紧迫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拿来主义居多，没能将国家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新经验和新模式提炼成体系化理论，研究成果碎片化问题严重。面对国情和人口发展趋势的新变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就是发现、总结、回应问题的过程，要求人口学界立足中国实际，着眼于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需求，打破人口学知识体系内部的资源壁垒，推动知识存量实现有效整合对接，集聚知识生产要素、形成知识生产合力，[11]积极回答和解决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现实问题，为其提供原创性的知识供给和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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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人口学知识体系发展脉络
（一）20世纪初到改革开放前：聚焦基础问题的知识体系萌芽阶段
19世纪末，马尔萨斯人口思想传入我国，并在20世纪20到30年代成为主流人口学思想。[12]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人口死亡率显著下降，在人口出生率仍保持高位的前提下，进入了由“高—高—低”向“高—低—高”的人口转变阶段。1953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总人口数量突破6亿，自然增长率高达23‰，[13]人口高增长所带来的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初步显露。马寅初、陈长蘅、吴景超、费孝通、钟慧澜等学者先后撰文阐释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思想，部分著作涉及人口学知识体系及人口研究的相关问题，如费孝通的《人口问题研究搞些什么》等。[14]
但这一时期受到多方面干预，人口学并没有形成体系化的理论概念与研究方法，而是多以实际人口问题为基本驱动，在人口发展相对过剩的背景下，使用马尔萨斯等西方人口学理论，回答形成相对过剩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集中于对人口学基础问题的讨论。与此同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也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过程中得到了传播，人口学界提出了“生产方式决定人口规律”“人口有计划地增长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等理论观点，二者的争论促进了我国人口研究起步并向现代方向转变。[15]
（二）1978-1995年：以人口数量控制为主线，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逐步形成阶段
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人口增长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人口数量压力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矛盾更加尖锐，控制人口增长、实施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得到广泛认同，加之1980年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对中国人口学给予了长达15年的项目资助，我国人口学知识体系基于控制人口数量的核心议题逐渐发展起来。人口过快增长开始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学科研究和学术关切，并由此展开了对以“两种生产”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探讨，及其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体系的比较分析。[16]
与此同时，受到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影响，人口学知识体系不再止步于对传统人口学变量的关注，而是逐步从人口系统内部关系转向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等要素之间的互动，考察国民收入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人口素质开发方面也产生了大量研究，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人口学知识体系。这一时期人口学学科的政策阐释功能也得到彰显和强化，与计划生育工作相关的独生子女和育龄妇女群体在人口学研究中备受重视，而随着1984年和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等政策文本对农村人口流动限制的逐步放开，人口迁移和农民工相关研究也集中出现。
不过，21世纪前的人口学知识体系发展还基本依赖于国家政策的推动，尚未将外部的问题导向转化为体系内部的自主建设，这一时期人口学知识体系也多以借鉴和复制国外理论和方法为主，呈现出嫁接西方人口理论、关注当期现实问题、前瞻性分析缺位、知识体系独立性不足的鲜明特征，自我发展的能力较弱，成为服务于人口政策和管理体制变迁的论证工具。
（三）1995-2015年：人口数量控制目标达成，进入知识体系的拓展阶段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成功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人口研究也从单一的数量控制转向相对多元的分支领域：“后人口转变”理论兴起，生育率降低问题得到关注，生育水平的测量、生育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因素、生育政策调整的预判和评估等方面的研究大幅增加。同时，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趋势逐步凸显，学界开始关注老年人口数量结构、健康状况、生活质量等问题，养老模式和健康研究成为人口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新议题，也产生了有关人口数量控制和结构调整的激烈争论，以及有关“人口红利”的不同解读。[17]而随着农村改革和户籍制度松动下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更多研究开始关注中国人口迁移的动因和趋势，及其带来的经济活力和社会问题，形成了一大批探索人口流动机制、影响和治理的重要成果，包括流动人口（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儿童、“老漂族”）、留守弱势群体（老人、妇女、儿童）、回流人口或返迁人口、市内人户分离、城—城流动等，在丰富知识体系和分化理论派别的同时，深化了对重大人口问题的思考，逐渐形成了中国自有的理论框架和论证体系。
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学与其他学科领域持续交叉融合，如人口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人力资本存量与人口红利研究、与环境资源学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地理学相结合的人口迁移与区域发展研究、与社会学相结合的婚姻与家庭研究等。[18]同时，这一时期人口学界也开始对研究方法给予更多关注，扩大了统计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在研究中的应用，尤其是郭志刚等学者系统整合并推广的统计技术和研究方法，[19]在方法论的层面为人口学研究打下了坚实且规范的基础。不过，这一时期具有中国人口大国特色的理论建构和创新明显不够，对于中国人口发展变化的前瞻性议题把握也有所欠缺，人口学方法论尚未有新的突破。
（四）2015年至今：人口发展结构性问题凸显，知识体系的纵深发展阶段
2015年前后是我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特征转折的关键时期，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与人口要素的匹配性上升为主要矛盾，学界的关注点转向人口结构与人口质量问题，以及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人口流动和空间布局调整，兼有对实际生育水平和生育政策评估的讨论。知识体系重点向积极老龄化、人力资源开发、新型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人口均衡发展战略等深化议题聚焦，即人口学知识体系围绕着“人的现代化”实现了纵深发展。[20]
人口增长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对育龄妇女的抽查数据，我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受此影响，2016年，我国正式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学界在实际生育水平分析和生育政策评估之外，对低生育陷阱和低生育自我强化也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关注人口学变量的滞后作用，将其与我国育龄妇女规模持续缩减结合研究。年龄结构方面，2000年我国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后，2016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首次超过少儿人口规模，老年人口抚养比达到15%，与少子化趋势叠加，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应对老龄化的压力。人口学界在老龄化发展现状及趋势，老龄化社会主要特点及其与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以及老龄政策设计与本土化养老模式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和系统分析。同时，“十二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人口首次出现拐点，而后开始快速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首次低于10亿，人口数量红利窗口期趋于消失，劳动力老化特征显著。为应对不断加剧的社会负担，如何开发既存人口数量红利、有效激活人口质量红利成为知识体系建设中的另一核心议题。
人口城乡区域分布方面，2014年我国颁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同年城镇化率达到54.77%，在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同时仍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化进程仍存在仅由少量大城市拉动、城市群集聚效应弱、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困难等问题。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转移的趋势保持不变，以“瑷珲—腾冲线”为界的人口区域分布格局稳定，广大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动能尚未得到有效开发，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建构人口分布新形态得到了人口学界的广泛关注。
这一时期，人口学与医学、公共卫生、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地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交叉融通日益复杂，人口健康、养老服务多元供给、人口红利开发、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等交叉性议题持续升温，人口均衡发展研究开启新时代。此外，人口大数据的日益丰富以及人口分析技术和统计方法的不断创新，也促进了学界对人口现象背后诸多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不断拓展和深化着人口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当然，这一时期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建设更加关注现实问题导向的相关议题，尚未凝聚成适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学术话语体系，尤其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和中国元素的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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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自主人口学知识体系的重点议题
人口问题始终是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在正式开启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之际，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建构应紧紧围绕新时代人口发展新常态，将核心研究议题转向探索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机制。
（一）推动婚育观念和行为转变，提振生育水平
现阶段我国总和生育率不仅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甚至低于部分发达国家水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解决低生育问题都是我国人口治理的关键。已有研究表明，我国生育水平下降主要源于已婚比例和一孩生育率的下降，亦即家庭内部约束已经取代了外部政策控制，成为影响我国现期和未来生育水平的主要驱动。[21]因此，在放开生育政策之外，探究实际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包括婚育观念转变、生养育成本高等，有助于从源头上提高生育水平。同时，人口学研究应积极预测各种增长方案下可能出现的人口变动情况，探讨我国婚育推迟和不婚不育现象的特征和后果，并关注提振生育水平的政策拉力，加强对降低生养育成本、缓解工作和家庭冲突、重振婚姻与生育信心等公共政策议题的研究，推动我国尽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支持，针对性解决一孩总和生育率走低的问题，促进生育水平回升。
（二）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
在人口数量增长之外，以老龄少子化为核心的人口结构性矛盾也是新时期人口研究的重点方向。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医疗卫生等具有深远影响，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需要有效回应规模庞大的老年人群体的养老问题。人口学知识体系应与预防医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等学科结合，加强对老年人口健康和多元化养老保障体系的研究，从人口要素本身出发，深化对本土养老模式的探索。在应对已经出现的老龄化压力之外，也要关注到人口要素的迟滞性作用，更多地从生育、就业、养老等全生命周期理解老龄化保障，探索将积极老龄观和健康老龄化融入社会经济政策的可能，提高学科研究的前瞻性和指导性。
同时，人口学知识体系也要关注如何将养老负担转为新发展机遇，激活老年群体对社会经济建设的潜在动能（尤其是低龄老年群体），如探讨延迟退休政策的适用对象、实施范围、预期效果，或通过总结银色产业开发的经验教训，为提高老年群体消费意愿提供借鉴，由被动解决人口问题转向主动提高人口要素潜能。
（三）挖掘人口数量红利与质量红利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老龄化加剧和生育水平下降，现期及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占比持续降低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人口数量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但人口质量红利尚未完全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为回应这一问题，一方面，人口学界应继续探究潜在的人口数量红利，如评估延迟退休政策的预期效果，开发现存的老年劳动人口，同时探索扩充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可行途径，包括放开生育限制和完善家庭福利保障等。另一方面，有学者已经发现人口质量红利会削弱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投资结构产生的影响，从而形成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作用，[22]可以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减轻社会抚养压力。因此，未来人口学知识体系应进一步研究人口素质的发展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深入分析人口素质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形成人口质量红利的方法和途径，讨论教育公平和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职业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医疗卫生保障对劳动力质量开发的赋能作用，并据此扩充人才储备。
（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和区域协调发展
随着我国人口迁移更加频繁、形式更加复杂多样，不同种类的人口流动会带来哪些后果，其流向和流量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如何才能实现人口的有序流动，使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效果，都是在人口发展新阶段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的重要议题。在人口城乡流动方面，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近5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农村人口规模庞大仍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基本国情，且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远未达到中等收入群体门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城乡差距的弥合。人口学知识体系应向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优化人口城镇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倾斜，推动构建多主体、多维度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户籍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为引领深化城乡融合发展，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格局，在打通城乡要素流动的同时提高城镇化质量，最终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
在人口区域流动上，我国中西部地区虽然占据了超过一半的人口总量和国土面积，但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仍显著低于东部沿海发达省市。为更好地回应这一传统结构性矛盾，人口学界应加强对人口区域迁移机制的研究，通过对人口各要素的调控来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同时进一步关注区域间人口流动以及家庭流动的新特征和新问题，深化对区域协调发展新形态的探讨。
（五）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和谐共生
西方发达国家为实现现代化目标，以资本增值为动力、以经济理性为主导、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了一时发展，造成了本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给全世界和全人类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23]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巨大的资源索取负担和生态保护压力，处理好人口消费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更加困难，因此，如何保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成为建构中国自主人口学知识体系的核心议题之一。未来人口学研究应进一步加强与环境学、地理学等学科的交叉协作，适当借鉴其理论概念与研究方法，分析人口要素与自然生态的互动过程，为从人口层面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提供参考，避免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无节制的单向消费模式，从而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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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自主人口学知识体系的主要路径
如前所述，人口规模巨大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建构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本身意味着人口学研究的理论目标、研究范式、方法创新等一系列基础性问题的重大转向，其实践基础和现实动力源于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人口各要素变动。[25]
（一）形成中国本土的人口学理论
理论性是中国人口学区别于西方人口学的独特优势，[26]理论层面的探讨反思不仅为经验层面的人口问题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还持续推动着不同阶段的研究范式转变。因而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目标，但目前我国人口学理论建设滞后的现状尚未得到扭转，人口学基础性研究相对薄弱，迁移和嫁接西方人口学理论的情况较为普遍，理论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亟需提升。[27]
同时，人口学理论研究也没能满足破解中国人口难题的现实需要。我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叠加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衍生出人口政策调整、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等多种问题，都要求人口学界结合本国国情创建符合人口学研究规范的本土化理论。基于此，人口学研究者应充分重视和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并坚持人口学理论的主体性和时代性，深刻理解中国人口发展变化，总结提炼当下人口实践经验，生成解答中国问题、解释中国成就的自主理论范式，为学术研究提供价值指引和检验标准。
（二）创新拓展人口学研究方法体系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我国人口学界对方法应用的研究呈现稳步扩大态势，但对传统人口研究方法的更新发展不足，对国外人口学新方法缺乏必要的跟踪与推介，限制了对发展成果的及时共享，也缺少将各种方法整合为统一方法论的系统思考，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碎片化问题明显。同时，人口学分析方法对理论建设的服务与支持不足，缺乏对理论议题的充分论证和对理论假设的科学检验，方法与理论脱节的知识体系状态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加强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研究方法建构，一方面要重新审视传统人口分析技术，推进本土化研究方法的创新与推广，注意各种研究方法的整合。起源于西方人口转变经验和基于稳定人口假设的经典指标在中国人口研究中的前提和条件差异较大，在中国人口发展的新阶段，学界应对传统方法进行再审视和再建构，使其真正符合中国人口现实情况；也应进一步加强对本土原创方法的研究和推广，改变中国人口学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失语”局面，如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创建了自主的模型生命表，[28]但目前国内学界使用最广的仍是源于西方的寇尔—德曼分区域模型生命表。同时，对于已经完成本土化的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应加强体系化建设，形成统一的方法论。
另一方面，在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学科交叉持续深化的背景下，人口学研究方法体系应积极吸纳其他学科分析方法，如生态足迹模型、蒙特卡罗方法、系统动力学方法、生物仿真模拟等，也可以适当利用自然科学的工具属性，尝试将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社会仿真实验等研究手段转换到人口学研究里。但在引入过程中需要探索如何将多学科的方法技术与传统人口指标和分析方法实现有机融合，如学界借鉴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解释性研究，但在模型构建的适度性和合理性、内生性问题处理、分析结果的理论阐释上仍有改进空间。
（三）以问题导向推动学科体系繁荣发展
知识生产建立在实践基础上，长期以来我国人口学知识体系围绕着推进人口转变和解决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结构、分布等问题而发展。而随着我国人口转变的完成，新的历史阶段和转折点必然要求能反映时代发展和实践要求的人口科学，亟需新的人口治理理念与战略研究，为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学理支撑和更加有效的政策建议。[29]
人口学学者应在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上增强问题意识，坚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持续关注我国既有的人口结构性矛盾，如少子老龄化突出、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人口城乡区域分布不平衡等，同时注意回应人口发展变革中的新趋势和新诉求，如低生育水平难以逆转、婚姻家庭不稳定性上升、人口素质开发不完全等。以这些人口治理重点问题为引导，借助宏观数据和实地调研，把握人口各要素矛盾的成因、性质、状况、发展趋势，深化各分支领域研究，推动学科体系繁荣发展。并参考国内外人口治理的成功经验，以前瞻性和储备性研究提升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智库服务能力，用具备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来破解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强化学科的资政服务能力，真正发挥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现实价值。
（四）坚持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统一
毋庸置疑，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世界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对西方人口学知识体系缺乏理性和辩证态度，偏重简单引进，尚未与中国人口实际情况有机结合起来。为应对国内的现实人口问题，需要汲取国际人口学研究中的成功经验，并立足于本国人口形势、人口政策、人口变动趋势，对其进行改造和发展，增强中国人口学研究与国外学界同台竞技的学科意识和学术能力。
进一步地，在创制知识生产运用中国路径的同时提出具有全球普适性的命题和理念，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30]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求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关注国内人口情况、解决国内人口问题，更要以本国人口治理成果为解决全球人口问题贡献中国方案，以自主性的知识理论、知识思想、知识话语阐明中国人口实践经验。
总结来看，建构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的逻辑主线就是着眼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国情，重点将问题提出、理论阐释、分析方法的知识生产运用全过程统一起来，理清中国人口学的知识脉络、知识轮廓和知识边界。但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在形式建构中使用了一部分中国话语就等同于具备自主性质，而是应该减少对外部理论模型和方法论证的依赖和套用，避免出现“西方命题、中国经验”的现象，增强知识生产的自立自信，为新时代人口治理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建构起根植中国、立足时代、面向未来的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应进一步立足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国情，加大对本土人口问题的阐释与回应，推动理论原创与方法创新，夯实知识体系的发展根基；加强问题意识和学术自主，用中国方法讨论中国问题、提供中国理论和中国答案，并根据人口治理新实践为原有知识体系增添新的话语元素；坚持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的统一，自主建设源于中国人口学经验系统的知识谱系，持续增强知识体系的解释力和话语权。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转向为知识生产、流动方式和评价体系的秩序重塑提供了现实契机，生成总结中国经验、解释中国成就的原创知识主张是回应时代呼唤的必然要求。因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构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不仅是学科研究直面西方知识垄断、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积极尝试，更是紧紧围绕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的学术事业，这将有效拓展中国人口学研究的知识边界，持续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动能。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刊载于《新视野》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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