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华：数字全球化与全球数字共同体
摘 要：数字全球化正在创造一个全球互联互通的新世界，推动全球数字共同体的形成，包括技术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商业共同体和资讯共同体。当今世界已经见证了全球数字共同体雏形的浮现。数字问题的解决和数字领域的共同发展要求各国和各种行为体顺应潮流，摆脱“零和”全球政治文化的束缚和干扰，推动建构数字治理的共同体文化，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包容多元主体，缔造治理新秩序，削减国际法赤字，弱化对峙文化，彰显对人的安全的终极关怀。全球数字共同体在价值追求方面的支撑要素是数字理念和数字规范，在主体方面的支撑要素包括国家主权和政府能力、数字公司、认知共同体和全球网民群体。中国正以负责任的姿态推动全球数字共同体的构建，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推动世界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迈进。
关键词：数字全球化；全球数字共同体；全球治理；中国
美国特朗普时期的“去全球化”言论和政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冲击，使全球化面临各种质疑。全球化真的倒退或停滞了吗？如果只关注美国政府的各种“脱钩”政策，或者各国为了抗疫而采取的叫停经济活动的政策，或者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那么全球化进程似乎岌岌可危。但事实上，数字全球化浪潮借数字技术的革新和融合发展，为全球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强劲动力。数字全球化正在创造一个全球互联和万物互联的全球数字共同体，影响全球数字治理的道路和前途，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来说，都是一项值得高度关注的新的重要议程。
一、数字全球化及其表现
数字全球化是指数字技术、数字媒介和数字公司驱动下的信息和数据流动，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数字化整合，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联通，以及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全球传播和重构。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较早关注数字全球化问题，并发布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报告。数字全球化的核心是互联网。麦肯锡研究院在其发表的《数字全球化：全球流动新时代》报告中指出，互联网造就了数万亿美元的数字化商业交易，使国民经济和工业体系发生了巨大变革，使跨境数据流动发生爆发式增长，正在改变全球化的轨迹。跨境数据流动不仅传播信息和观念，也带动了货物、服务、金融和人口的全球流动，数字化正在缔造一个超级互联时代，成为全球化的新标志。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与网络通信技术相结合，将数字全球化推向了一个全球互联和万物互联的新阶段。
对数字全球化的判断和预见，乐观派的观点居多。麦肯锡研究院的两位学者苏珊·伦德和詹姆斯·马尼卡认为，数字化推动了全球数据流动，促进了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2010—2015年，全球互联网通信量增加了500倍，预计到2025年还会再增加8倍。这将深刻影响全球化的未来，影响公司、政府、决策者和公民个人。数字贸易将带动全球化发生新变化。其一是促使大量数字产品（如图书和电影）出现并在全球范围传播；使原本靠人员流动实现的任务通过虚拟空间的协作和远程工作完成。其二是物联网条件下，数字包装器和感应器的运用使产品的全球流动变得更易追踪、更加快捷。数字平台的涌现为全球电子商务提供了新的强劲动力，为全球化开辟了新路径。有的学者坚定地捍卫全球化的不可逆性，认为“去全球化”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概念”，因为数字全球化激发了数字服务和数据传递的快速增长，未来的全球经济是靠字节和软件连接起来的经济体系，数字服务将越来越重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贸易进出口大幅下滑，全球价值链被打乱，“去全球化”的声音此起彼伏。在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冲击下，企业寻求“近岸外包”（nearshoring），以缩短价值链，降低对某些国家的依赖。但事实上，这不一定是国家需要做的“二选一”式的选择。数字全球化可以提供助力。自动化和数字技术（如3D打印）可以缩短生产和定制周期。公司可以将生产线变成数据环境，改变以往的全球分工和生产流程。受主要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全球化遭到一些挑战。但全球化依然在新的道路上向前演进，并没有被“去全球化”趋势所替代。数字技术为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动力，促进革新，提高生产率。数字化意味着多元主体都有机会参与经济活动，中小企业广泛参与，全球经济领导权东移。
一些人对数字全球化的前景持谨慎态度。有的学者认为，数字化开启了全球化的新阶段。不过，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反映了发达国家内部反全球化浪潮依然强劲，“全球化偷走了工作”之类的论调不容小觑。数字化趋势值得欢迎，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成长会使全球化变得更有包容性。但国家的法律、政治和文化将制约公司决策，数据流动不是放任自流式的，仍取决于政府的态度。也有的学者认为数字全球化毁誉参半。在互联网掀起的数字化浪潮中，创新型和技术型企业开始引领全球经济变革。数字化重塑贸易和产业结构，既可能拓展商业领域，也可能因更加快捷便利的供应链而使传统市场被替代。数字化也会带来政治风险，机器人和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以及跨国公司日益被数字化所渗透影响，将使传统产业和蓝领工人的工作机会受到挑战，发生民意危机。有的学者对大数据有相似的担忧，认为尽管大数据是处理全球问题的有效工具，比如气候变化的数据分析；遍布全球的智能手机及其传感器使医疗和传染病防治变得更加自动化，甚至可以用于应对种族关系和难民问题，但是，大数据不能自动促成世界和平，还会带来不小的冲击，即便是最无害的数据，只要被大量搜集，也会产生数据安全和侵犯隐私的问题。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一些数字化推广者以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支持，将导致有针对性的信息泄露和影响公众舆论的复杂数字推广。
对数字全球化较为悲观的观点并不鲜见。丹·席勒认为，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使数字化领域成为增长极，但是数字化生产增加了经济不平等，金融投机和资本全方位诱发了金融危机，也就是数字资本主义危机，数字技术的军事化加剧了这一困境。有的学者还看到了数字化的安全风险。他们认为以往恐怖主义组织依赖国家的媒体，而现在可以触及任何它们想要影响的人。博客和社交媒体成为它们发泄不满和宣传仇恨思想的重要平台，也是招募新成员的重要工具，一些“独狼”袭击者就是通过数字平台招募的。
数字全球化的趋势清晰可见。世界互联和数据全球流动都在加速，数字平台降低了国际交易成本，创造了全球市场和全球消费者群体，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网站等领域的小型企业借助数字化平台成为微型跨国公司，个体的生活、工作和学习越来越数字化，数据流动成为经济增长催化剂，数字技术的革新深刻影响着全球价值链和公司的发展模式。在制造领域，生产自动化和高级制造机器人促使公司以更靠近消费市场和资源地为原则决定投资设厂的选址。在服务领域，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将帮助公司完成越来越多的服务型任务，公司无需将这些任务外包，可能会导致一些服务业商业外包的缩减。数字技术将促使新业态的迅猛发展，网飞（Netflix）、腾讯视频、声田（Spotify）等平台成为订阅制流媒体的代表。据估计，从2018年至2030年，人工智能将创造13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增量，相当于使GDP每年多增长12%。人工智能对传统工作机会固然会构成一定挑战，但总体而言影响有限。预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将使新工作机会的数量增加5%。
数字内容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一支活跃力量。数字内容主要针对年轻人，作为数字时代“原住民”的年轻人会更加主动地推动政府、社会、商业和工作迈向更高程度的数字化。另外，文化和语言在数字化世界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英语和北美体系的主导地位开始被冲淡，世界各国的文化和语言都开始进入数字世界，亚洲国家表现尤为突出。数字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尊重多样性和重视包容性。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也是数字全球化的重要进展。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可用于数据存储和金融交易等多种场景，可以让使用者受益于低交易成本和安全的数据共享。
过去30年中，互联网自身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窄带到宽带，再到移动互联网，互联互通水平大幅提升，互联网价值链日益复杂化，创造了服务业的新业态和新门类。阿里巴巴、亚马逊、百度、谷歌等代表性公司在数字支付、数字广告和数字服务等产业链条上表现突出，移动互联网创造了快速增长的全球消费者市场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新空间，大量手机应用软件（APP）涌现出来，数字市场迅速吸引大量私人资本。数字全球化带来一些商业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企业更容易通过数字化渠道获取顾客信息，了解其偏好，消费者可以在全球更快捷地寻找产品或定制产品，线上调查变得轻而易举。WhatsApp等协同型技术应用和网络会议可以让全球市场信息获取和同步工作成为可能。万物数字化有明确的物质基础，数字化产品被全球化营销，全球化时代的数字化劳动也与信息紧紧捆绑在一起。书籍、电影、音乐、教育和货币等在形式上开始迈向数字化，网络直播、网络游戏、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成为数字化生活和学习的组成部分，智慧购物、无人销售、智能配送、远程医疗、视频会议、无人驾驶则造就了数字化时代新颖的商业和生活方式。数字导航、数字勘探、数字监测等提升了科技和工业发展的水平。数字全球化正在创造一个全球互联互通的新世界。
二、全球数字共同体的构成
数字领域是人类生产生活和交往互动的独特空间维度，其虚拟性、即时性和跨越国界的特性使“共同命运感”更容易出现。数字领域的组织形态是不断演化的，从有信息传递关系的联合体到成熟的全球数字共同体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信息联合体。这一阶段以Web 1.0的静态信息传递为特征，网络世界中只存在以“个体间信息连接”为基础的“联合体”。在这一阶段，安全是静态的，主要涉及信息源、信息展示及其基础设施的安全，体现的是“点对点的共享感”,即信息展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共享信息。第二阶段是互动共生体。以Web 2.0的网络互动为特征，组织化的社交网站使网络带有了明显的“社会共生性”。安全开始具有动态性，体现出“网络化的命运感”，威胁所影响的不再是简单的信息接收者和传递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小型的数字虚拟社会。第三阶段是组织化集合体。这一阶段以数字制度和机构的涌现为特征，数字社会不再是离散的组织化关系，而是基于制度和机构的“集合体”，安全变得高度聚合化，反映出“集团化的命运感”，“集合体”成员可以通过制度和机构共同应对数字危机和挑战。第四阶段是社会化共同体。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全面发展并在数字社会被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数字全球化达到一个新的万物互联、命运与共的阶段，共同体以高度的社会化为特征，成员之间拥有强烈的集体认同，将自身看作是共同体的一部分，共同应对威胁，反映出“大同化的命运感”。
数字全球化正在推动全球数字共同体的形成，抑或可以将当下的世界描述为全球数字共同体的雏形。数字化力量已经在各个分支领域形成某种共同体。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危机冲击下，世界正面临一次“重置”，防控疫情的封锁和隔离政策使经济和社会活动将不可逆转地越来越迈向数字化轨道，在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将全球大部分人口连接在一起的时代，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在线教育和远程工作等数字化活动将更加普遍。
全球数字共同体由若干子共同体构成。第一，技术共同体。技术共同体是建立在网络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基础上的共同体，技术创造、交易、转移、扩散和升级是技术共同体内的重要活动，技术的全球共享维系着共同体的存续。数字技术从产生到普及应用，推动着信息的流动，逐渐催生出全球技术标准、基于技术应用的相似生活方式以及网络技术产品的全球化普及。
第二，社会共同体。用户规模巨大的社交媒介（如微信、推特和脸书等）将处于不同地理空间的人们连接起来，形成人际关系网络，并实现即时通信和信息共享。推特、脸书和优兔等数字媒体成为个人和集体行动的工具，私人问题和公共问题的界限模糊了，同时也改变了交流的形式，成为个人声音的放大器、群体活动的播种机。在全球数字技术革命大潮下，大众心理深入介入社会和政治领域。有重要全球影响力的政治领袖可以通过提出倡议、蓝图和构想，为共同体建设的筹划和推进提供动力。在以社交网站和即时通信软件为基石的数字社会共同体中，网络使用者建立了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不断地进行着分享、反馈和互动。推动网络科技创新的技术精英通过其发明影响网络空间的生活方式。
第三，安全共同体。网络恐怖主义、黑客和网络洗钱等安全挑战迫使各国及其公众不得不通力合作，共同出击，在互动中不断积累积极的“反射评价”，形成安全共同体的集体认同。政府的安全政策和行动以及政府间（包括双边和多边）合作是推动安全共同体建设的主要力量。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组织依赖其组织架构和机制，以及相关国际协议、准则和规范，为安全共同体建构提供国际平台。互联网领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组织）以其高度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公益性，为安全规范的传播和建设提供了动力。
第四，商业共同体。手机APP、购物网站、网络金融、数字货币、智慧医疗、在线教育等使数字领域变成与现实世界并立的一个商业空间，共享的消费文化、交易方式和结算手段是这一共同体的特征，全球贸易、投资和融资在网络商业共同体中得以拓展，商品和资本借助网络空间而实现的全球流动使商业共同体的规模不断扩大。网络空间中的电子商务、广告、连通互联网的移动通信设备、云服务器、移动运营网络等不断创造出新的市场，市场力量将全球的网民和商业机构紧密融合在一起。与互联网有关的跨国数字公司不仅是网络信息科技的引领者，也是网络空间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塑造者，是网络政治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
第五，资讯共同体。互联网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让全球同步共享新闻资讯，由此就会形成庞大的媒体聚焦场和全球舆论场，世界各地可能在互联网的作用下同时关注同一重大事件，可能同时受网络舆论变化的影响，资讯共同体塑造着网络文化的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倾向。在信息实时共享的时代，网民群体有趋同化的倾向，“全球村”意识在网络空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由于即时同步接收全球资讯，网民群体深刻介入网络舆论，影响全球舆论和政府决策。
三、超越传统全球政治文化的数字共同体文化
在数字技术日新月异、数字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传统全球政治文化的问题开始显露出来。数字全球化更在冲击着旧式的基于霍布斯文化和洛克文化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数字化正在冲破地理空间（当然不等于不受国家管辖），形成一个高度复杂的全球通信和交往网络。全球性的数字问题（比如网络跨国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成为各国共同的安全挑战。数字技术嫁接到传媒、广告、货币等领域，催生一系列新的全球性问题，比如虚拟货币和数字营销。一些欧美的政治公关公司（比如剑桥分析）将大数据、人工智能、民意调查和心理学等手段结合，在全球范围内从事数字化政治营销，影响众多国家的选举进程和结果。这些新问题要世界各国共同面对、协力解决，而且远远超越了传统全球政治的范畴。然而，一些国家仍然沉迷于传统的国家间冲突、对抗和竞争。美国将数字科技产业发展政治化和安全化，不断炒作中国科技威胁，加剧了全球数字发展环境的恶化。特朗普政府推广对抗中国的“清洁国家联盟”就是典型的例子。美国政府制造“数字敌人”的带有冷战色彩的做法，深刻影响着美国盟友的数字政策，也将美国数字公司引向一条带有政治化倾向的非正常发展道路。比如有学者指出，自制影音作品的全球流媒体巨头网飞已拥有遍布世界的大量用户，它采取“关于美国”和“来自美国”的生产和传播战略，引发其他国家的文化担忧。各国对不同数字挑战及其严重性和危害性的不同理解增加了合作的困难。数字全球化进程突飞猛进，如果国家的观念依然停留在国家间权力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的传统全球政治文化层次，那么真正的全球性数字风险将获得滋生蔓延的机会。数字问题的解决和数字领域的共同发展要求各国和各种行为体转变政治文化，摆脱传统政治观念的束缚和干扰，形成数字治理的共同体文化。
数字共同体文化跳出了传统的国家—非国家、政府—市民社会的二分法，包容多元主体和多层次治理进程的共同体文化路径将成为数字治理的“新范式”。数字领域涉及国家、国家组织、跨国公司、私营团体、市民社会组织、技术精英、网民等众多行为主体。当然，政府力量在其中仍然占据最核心地位。共同体文化意味着多元行为主体高频度地互动和融合，数字风险激发各行为主体产生共同命运感，彼此之间的利益相互缠绕在一起，无法切割、分立和剥离。
数字共同体文化明确指向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的缔造。“共同体”意味着共同参与决策和共同治理，而非霸凌和干涉。数字健康的全球实践显然已经成为“共同体路径”的一个示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为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数字健康的报告撰写的序言中写道，人类的健康受益于技术革新，数字技术使我们能够实现即时监测，3D打印革新了医疗设备制造过程，远程医疗改变着就医的方式，人工智能给特殊疾患人群更大的活动机动性，机器学习能够帮助我们预测疾病的暴发。在移动互联网遍布全球的今天，应当制定全球数字健康战略，减少不平等。在这份报告中，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了数字健康（digital health）的九项建议，主张利用大数据、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提升“电子健康”（eHealth）、“移动健康”（mHealth）和远程医疗（telemedicine）等领域的技术水平。世界卫生组织还设有专门负责数字健康和创新事务的部门，呼吁政府和各种机构推动“数字健康”进程，以“全球数字健康共同体”采取联合行动、制定全球计划。世界卫生组织的政策表明，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应当以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全球制度架构为基础，吸纳各国参与，而不是成为满足个别超级大国战略野心和私心的工具。数字领域的安全和收益由全球制度加以维系和确认，各国以平等身份处理数字事务，将世界和人类看作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增进全球公平正义，提升人类幸福感。一旦各种行为体沿着共同体路径行事，其结果是共享共治的倾向被强化和鼓励，胁迫、压制和威慑的政策遭到反对和抵制。
数字共同体文化将有助于消解数字领域的国际法“赤字”。在网络空间领域，国际法总体而言还处于供给短缺的状态，仅有少量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公约、协议和条例。这实际上反映了网络空间中的共同体思维和意识尚待培育，如果各种问题和挑战被放到全球发展的宏大视野中考量，并且全球性的互动和参与被充分调动起来，那么通过建立法律体系促进通力合作就会成为数字治理的应有之义。“共同体”不是涣散、各自为政和混乱无序的，而是一个有着坚实法律基础和严密结构的不断演进的整体。如果在网络空间中，一方将另一方视为共同体的一分子，成员认为自身应当承担法律建设的义务，那么他们更容易基于这种认同感和信任感而创建国际法并加以扩散。
数字共同体文化将弱化对峙文化。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即安全困境和零和博弈思维仍然根深蒂固。美国目前拥有无可比拟的网络空间技术优势和诱导舆论的话语权，在黑客和网络攻击等问题上不停责难其他国家，而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常常遭受美国黑客的侵扰。有学者指出，“9·11”事件后美国的全球数字监控计划和斯诺登事件让美国盟友对美国领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深感焦虑。这些不光彩的事件中，美国通信公司参与其中并配合了美国政府，进一步撼动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各国质疑美国在敏感数字问题上为所欲为地实施单边主义行动。美国政府联合脸书等网络企业对抖音海外版（TikTok）进行打压，并毫无证据地指责其向中国政府传递美国用户数据。这些事实所反映出的对峙文化严重违逆历史潮流，落后于时代。共同体意味着相互依存的各方团结协作，共同抗击风险和威胁，将他者的福利纳入对自身利益的界定和理解之中，在集体认同基础上开展集体行动，交往文化发生质的变化。共同体意味着不要零和对抗，富国穷国共同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全球数字互联互通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互联网是边缘地带穷困国家摆脱贫困的工具，它促进了规模经济，创造了有效率的市场，全球90%以上未接入互联网的地区都在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的红利不应都流向发达经济体。世界各国应形成全球共同体，促进全球数字协同发展。新冠肺炎疫情使数字服务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上升，数字服务贸易本身与互联网、信息、数据和观念推动的全球化趋势是相契合的，这对贫困国家来说是参与贸易的机遇。如果迈向共同体成为共同的目标，各参与者将摒弃“丛林法则”，停止虚拟空间中你死我活式的厮杀和对抗，共同抵御对各方命运都构成挑战的全球性数字问题和数字危机。
数字共同体文化将彰显对人的安全的终极关怀。共同体最终是人的共同体。入江昭（Akira Iriye）认为，如果各种国际组织所追求的全球共同体能够紧密协作、共担责任、应对共同的全球问题和挑战，那么就会出现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尽管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不断得到应用，但全球数字共同体服务于人，而非机器或者信息本身。人在虚拟空间中的生存、发展、安全和福祉应当成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最具普遍意义的价值追求。随着社交网站、手机即时通信软件和各种手机应用程序的普及，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群体的网民社群都被卷入到数字化大潮之中，新的街头运动、反政府动员和网络恐怖主义通过网络迅速蔓延，不仅威胁着国家的安全，更威胁着社会的安全和人的安全。人的安全是数字治理各参与者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共同体存续的生命线。
四、全球数字共同体的支撑要素
数字全球化的虚拟性、即时性和跨国性使全球数字互联互通和共同体的出现成为可能。数字问题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存和安全，相互依存感和集体认同被数字化连接不断强化，共同体文化在人类共同应对挑战和开展合作中不断被建构。事实上，如果仅从信息流动和联通的角度看，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初级的全球数字共同体，未来更成熟和完备的共同体依赖于诸多支撑要素。
全球数字共同体文化应建立在以下理念基础上：全球数字公益和福祉、数字国际道义、弥合发展鸿沟的数字发展、有序的数字自由和民主、没有霸权的数字治理、共享的数字经济和多样性的数字文化。共同体成员应摒弃传统安全中的遏制观念、零和观念和本国至上主义观念，关注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对子孙后代和各国人民的价值。数字技术不应被用来从事违背道义的活动，发达国家应当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减少南北差距。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所倡导的“网络自由”以片面要求其他国家全面放弃网络管辖权为目标，其真实目的在于建立个别国家恣意妄为而不受约束的体系，无法被广泛接受为共同体建设的理念基石。数字领域的自由和民主不是无限度的，要受到法律的限定。数字问题与世界各国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数字全球化呼唤多边主义的治理而不是霸权下的治理。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为共同体理念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市场推动力，信息流动和观念传播深刻影响共同体的形态，数字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融合共生，造就了虚拟的和现实的“全球村”。数字经济是开放共享的，为各国提供经济机遇。数字文化虽然有共通性的一面，但是语言、文字、习俗、信仰和国情决定了数字文化必将是多样性的文化。
全球数字共同体建立在数字世界规范基础之上。规范界定行为和利益的界限。2001年的《跨国犯罪公约》是网络空间国际法建设的重要成果，《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适用于数字领域。全球数字法治化仍进展缓慢，国际制度的效力仍然不高。比如在全球数据保护领域，虽然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被寄予成为全球化时代数据保护“数字金标准”的厚望，但事实上这一条例面临诸多法律争议以及执行效力方面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治理方式上存在巨大分歧，数字霸凌、数字脱钩和“数字冷战”损害了国际制度和规范的权威性，一些国家在数字技术领域的限制政策阻碍了技术的全球自由流动。
以国际组织为核心的制度安排是全球数字共同体的国际载体。国际组织的权威性来源于其对国际共同体的利益（而非国家私利）的代表。联合国致力于利用数字化手段为人类谋福祉。比如，在利用大数据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以卫星遥感技术监测侵占森林等公地的活动，用船舶跟踪数据监控非法捕捞，用全球定位系统产生的数据改进公共交通，以及将大数据应用于人道主义援助。通过与搜集大量数据的私营部门建立公私伙伴关系，将公共数据用于实现公共价值的活动。数字鸿沟本身就是全球性的，包括国家、地区、公司、群体和个人在获取和使用信息技术上的程度差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银行都将全球数字鸿沟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自然存在的问题，这三个组织都致力于减少数字鸿沟，让更多的人使用互联网，享受通信技术带来的好处。专业治理机构还有联合国世界互联网治理论坛（IGF）、联合国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GIG）、联合国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GGE）、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等等。一些国际组织的议程也会涉及数字问题，如欧盟、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等。其中，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是重要的网络基础资源分配机构。在各国持续多年的压力下，美国商务部已宣布将互联网域名的管理权移交给该机构。尽管如此，凭借在信息科技领域中的优势地位、信息规则的掌控权以及数字议程中的话语权，美国依然是全球数字制度的主导者。共同体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国际社会有必要改革现有制度架构，筹划建立顺应数字化趋势的新制度，并维系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制度体系。
数字挑战是跨国的，但其解决离不开国家主权和政府能力，国家需要制定国内的规制政策，实施相关治理行动，政府政策以及跨国政策联合协作也是数字共同体文化的支撑要素。美国等国所主张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将企业、私营机构、公民社会组织视为与政府平行的治理主体，这实际上淡化了主权属性，放大了网络空间的“全球公域”属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网络空间不应该“美国化”，而是一个真正全球化的空间，北美网络用户占全球比例远远少于亚洲用户；美国在网络空间中的恶劣记录提醒着各国应警惕美国，避免在硬件、软件和基础设施方面受美国控制；中国和俄罗斯主张的以主权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为核心的“多边模式”已经开辟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的道路。发展中国家所主张的国家主权和政府的主导地位在数字化时代具有重要和持久的价值，来自欧美国家的一些声音也支持这一点。比如有学者认为，在一些国家，个人数据成为交易性资产，一些国际团体和组织认为保护公民数据安全和尊重隐私的举措会对其活动产生限制，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重点问题，即数据安全既是公民自由权利和尊严的先决条件，也是世界互联网治理论坛所提出的“负责任地连接世界”的要求之一，因此应当平衡国际合作和国家主权的关系。经合组织2017年的报告也指出，隐私以及衍生出的数据安全是一个基本价值，尽管各国保护隐私的政策有所不同。世界银行发表的《2021 年世界发展报告：让数据创造更好生活》则呼吁建立“统一的国家数据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在数据治理系统化中的作用，尊重国家差异性和本地数据规范。欧洲国家对美国数字巨头征收数字税，就是主权意志的体现。尽管全球数字服务巨头的活动看起来似乎是超越国界的，但国家有能力辨识其在本国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并依此征收数字税。在开展国内治理行动的同时，各国也要和其他国家、组织、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形成全球行动网络。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政府2019年发布了美国人工智能倡议，实际上是一项联邦政府战略，美国总统以行政令的方式强制要求政府机构优先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目的是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倡议的主旨是突出政府的引领角色，与市场路径和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大相径庭。欧美在数字问题上的叙事已经陷入十分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强调数字问题和虚拟世界的“无国界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反复申明国家和政府采取应对举措的紧迫性。
各个产业部门的数字公司是引领技术革命潮流和将数字领域的发展引向全球数字共同体方向的活跃力量。数字公司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提供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制造电脑和手机等电子智能设备，开发手机APP，搭建社交通信和分享网络，以及利用数字技术提供专业领域的服务，等等。数字全球化时代，数字公司的业务不断整合，大型综合性数字巨头地位日益突出，比如谷歌和阿里巴巴不仅各自在搜索引擎和电子商务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全球著名的人工智能公司。当然，在极细的分支领域独占鳌头的数字公司也能够异军突起，成为某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一些数字公司的产品在全球被广泛适用，一些数字公司则拥有数量十分庞大的活跃用户，脸书及其旗下应用月活用户已经超过30亿，它们都对全球数字共同体的建构具有巨大的影响。
与互联网相关的认知共同体的专业性使之拥有知识性权威，其成员拥有共同的理念，具有相似的技术理性，能够制定治理标准，提出治理政策建议。认知共同体是全球数字共同体的先行者和推动者，一些倡议和指南首先源自认知共同体的共识。例如，由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提出了发展“负责的人工智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担负工程治理使命的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致力于推动工程领域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形成和普及。
除了国家和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外，能接入互联网的数十亿网民也是全球政治的虚拟叙事者。全球网民建构着全球数字共同体的生态。一些流行趋势在网络中流传开并势不可挡，全球网络舆论对国家战略和政策影响深远。全球网民不仅是数字全球化进程中的信息接受者和传播者，也是信息的创造者。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信息由网民发出，大量的国际和国内事件被网民报道和聚焦。他们借由数字技术可以实现即时通信，共享实时资讯，并被各式各样的观念所影响。
五、全球数字共同体与中国
塑造数字共同体的认知是中国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和政治文化建构的重要环节。数字安全问题日益复杂，对各国安全和网络空间秩序造成了冲击。一些人曲解正常的国家管控政策，一些国家强行推行其所偏好的模式和理念。比如，有学者过度强调数字全球化的有利一面，无视规范和约束对数字治理的价值，将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保护本国数据安全的政策和法律贴上“数字保护主义”的标签，认为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也是对数字流动的一个障碍。这相当于让全球数字领域回到毫无约束的无政府状态。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推动塑造“共同体”认知，使各方清楚地意识到，伴随数字全球化的有组织暴力和无组织暴力问题，以及经济安全、政权安全、社会安全、舆论安全、文化安全和数据安全等问题，不仅关涉国家，也关涉全球数字发展，各方是平等的、命运与共的数字共同体成员。
基于国家主权的通约性是数字共同体的特征之一。全球化与全球主义的趋势显而易见，但是不能急于抛开和超越国家主义。国家主权在数字全球化时代依然重要，必须得到尊重。而且国家主权有“自我调适”的能力，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主权理念”和“多利益攸关方理念”问题上可以探寻“最大公约数”，事实上，这两种理念也在不断融合，有产生通约性的可能性。当全球通约存在困境时，地区通约和专业领域通约成为便捷的实现通约性的路径。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协调、部分大国之间的协调以及技术精英的协调，可以催生全球数字领域的局部共同体、区域性共同体或专业共同体。中国越来越多地以全球倡议者的姿态提出理念、促成共识、践行承诺，中国的“全球观”和大国责任感将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数字技术精英正在群体性崛起，活跃在数字治理制度和进程中，将成为推动全球数字治理迈向全球大融合的强劲力量。
数字“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国与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的增长、中国数字高科技企业和5G技术等高新数字技术的全球拓展，为全球数字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数字互联互通架构支持、社会网络支持和技术支持。数字经济具有天然的共同体特征，共同体的参与者数量规模越大，边际成本越低，越容易形成数字化的聚集性平台、网络和团体，全球数字化生产和消费因此而快速增长。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和最活跃的数字投资市场，是全球数字经济的引领者，也将成为数字共同体的重要造就者。对于中国来说，在从“数字大国”向“数字强国”的转变过程中，离不开数字产业的壮大，既需要在美国以“泛安全化”的借口动用国家力量和联盟网络打压华为等企业时予以回应和反制，同时也需要继续推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数字合作和对话。
国际道义是全球数字共同体的理念支柱。数字鸿沟、数字霸权、数字冲突依然较为突出。国家利益固然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之一，但是不能以国家利益至上主义和本国优先主义损害国际道义。坚持国际道义标准是一个共同体拥有普遍价值的前提。中国倡导遵循国际道义，倡导尊重发展中国家数字权益，弥合数字鸿沟，抵制数字化时代的霸权、颠覆、渗透、暴恐。中国的立场表明中国已内化共同体文化并自觉将其全球数字治理的准则社会化，并促使其他国家加入到模仿和内化共同体文化的潮流之中。
为构建网络空间治理制度体系，创造全球数字融合和合作的共同体文化环境，中国提出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国方案和世界关怀。为有效应对数据安全问题，为使更多国家遵守规范，使全球互联网资源的分配更加公平公正，使全球数字活动走上共同体道路，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反对威胁国家主权、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中国提升发展中国家数字话语权的努力，将有助于实现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球数字民主”。中国在借鉴中不断创新，并为完善全球数字规范体系、促进数字世界的法治化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数字交往成为与现实世界的国际交往并驾齐驱的形式，中国不仅参与了诸多通过数字化手段举行的峰会和各层次国际论坛，同时还探索创造新的数字化沟通交流的形式，在与疫情有关的全球数据共享和共同治理方面贡献良多。以世界互联网大会和世界智能大会为代表，各种数字治理的“主场外交”展现了中国促进全球对话和全球协作的努力。
六、结语
尽管人们对其前景和后果有不同的观点，数字全球化正在激发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增长，促进全球数据流动，改变全球生产和劳动的形式，重塑人们的通信、社交和消费方式，影响政府和企业的决策。一个全球互联互通、万物互联互通的新世界已经初见端倪。数字全球化推动了全球数字共同体的形成，包括技术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商业共同体和资讯共同体。当今世界已经见证了全球数字共同体雏形的浮现。数字全球化和全球数字共同体要求各国和各种行为体顺应潮流，摆脱“零和”全球政治文化的束缚和干扰，推动建构数字治理的共同体文化，在坚持国家主权和政府能力的核心作用的前提下，形成包容多元主体的全球数字治理“新范式”，缔造数字治理的新秩序，削减数字治理领域的国际法赤字，弱化数字领域的对峙文化，彰显数字发展对人的安全的终极关怀。全球数字共同体在价值追求方面的支撑要素是数字理念和数字规范，从主体方面的支撑要素包括国家主权和政府能力、数字公司、认知共同体和全球网民群体。随着数字技术的飞跃发展，中国正在引领数字全球化浪潮，在数字经济和贸易领域实现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全球数字市场，中国正以其全球数字治理的实践和政策助力全球数字共同体的形成，推动世界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迈进。
作者信息
刘兴华，1980年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来源
文章原载：数字全球化与全球数字共同体，《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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