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明丨从信息全球化到信息地缘政治：互联网思维逻辑的演进与趋势
摘 要：2020年8月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互联网品牌抖音、微信等进行强购和打压，折射了当下互联网思维逻辑体系的深刻嬗变。互联网思维从最初作为被建构为共同信仰的“信息全球化”，走向了国家之间互相竞争与对抗的“信息地缘政治”。其特征也从最早的网络自由、资源共享和互惠互利，转向了零和博弈、冷战思维、争夺战略制高点。其变化的根源来自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近年来，中美关系从对话与合作走向竞争，互联网行业间的自由互助逐渐演变为激烈竞争，甚至在一些领域呈现为对抗模式。在全球化时代建构而成的、带有明显西方痕迹的互联网研究，在新时代需要建构新的研究范式以适应当前国际格局的变化。
关键词：信息全球化；信息地缘政治；互联网思维；理想主义；现实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8月3日，美国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强购中国社交软件抖音（TikTok），是发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反映中美关系紧张化的重要事件。接下来的半年里，美国政府还相继对微信、支付宝等软件进行了打压。时任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进行所谓的“净网行动”，在美国国内肃清了一系列有中国背景的应用软件（App）。在美国的游说和施压下，一些西方国家或亲西方国家相继下架了多款中国应用软件。这预示着一度标榜“网络无国界”的西方世界率先否定了信息全球化理念中的理想主义逻辑，转向以争夺信息权力为核心的现实主义逻辑。
互联网思维逻辑指的是在特定时期内，社会大众在使用网络与数字产品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技术，互联网存在公共性和垄断性：在使用上该技术具有公共性，它带来的是人与人的连接与沟通，具备广阔的延伸可能；而在技术上该技术又具有垄断性，美国占据技术的制高点，在推广与设定议题上有垄断优势，国与国之间存在严重的“数字鸿沟”。因此该技术在诞生之初就存在双重身份：它既带来促进全球交流合作的可能，也是导致国际激烈竞争的诱因。冷战结束至今的互联网思维的变化，清晰地呈现出二重属性的演变路线：从“网络共和国”的乌托邦理想，走向今天强调主权、国家利益的“虚拟世界博弈”。投射到中美关系上，近年来的趋势是信息共享和合作不断减少、“信息边界”凸显、海外市场争夺激烈以及政府之间相互限制与打压。
国际关系学界存在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个古老范式。前者是全球化时代全球共治理论的来源，而后者则是大国现实博弈的理论支撑。近十年来，多个西方国家倾向于选择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导致国际上出现了“逆全球化”倾向。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又削弱了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在互联网信息等领域引发冲突态势。这一趋势与互联网思维逻辑的嬗变有着深刻的关联。本文试图通过国际关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古老范式，阐述互联网思维逻辑的演化与嬗变，对互联网思维逻辑的走向与嬗变做初步的分析与探索。
二、信息全球化的互联网思维：
一种理想主义的投射
信息全球化是在20世纪后半期的技术乐观主义中形成的一种积极趋势，在“后冷战时代”达到顶峰。信息全球化是全球化浪潮的一个部分。一般而言，全球化表现为政治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等维度。不同维度的全球化互相支撑又互相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信息全球化在“硬件”上主要集中于互联网与移动通信领域，呈明显的科技属性，但在“软件”上又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存在着密切联系，具有明显的传播属性，是复合的全球化综合体。早期的互联网建设由美国主导，多个国家的科技文化精英参与相关建设。早期的互联网具备全球主义的公共属性：在浩瀚无边的网络空间中，互联网是开放的、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富有浪漫色彩的。
以互联网、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20世纪80年代，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到，信息技术和社会需求成为世界发展的强大动力，整个世界融为一体。根据托夫勒的观点，过去30年我们处于数字阶段，如今进入“由信息技术与生物学融合的融合阶段”。“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导致了人类沟通、对话方式的改变，扩大了人类的视野，提升了生产效率。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通过对电子媒介的深入观察，大胆地预言“地球村”（global village）将在网络技术的缔造下成为现实。“地球村”概念是信息全球化的精彩比喻与生动阐释，指的是网络技术的进步导致了“时空坍塌”，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地球村即将产生。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则认为，信息主义与资本主义深度融合，实现了网络社会的“重建”，工业社会进化为信息社会。第一代互联网产业领袖约翰·佩里·巴洛在瑞士达沃斯发表了著名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作为未来的代言人，我代表未来，要求过去的你们别管我们”，“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任何人都能参与的，没有因种族、财富、暴力和出身差异而产生特权与偏见的社会”。这个宣言号召“未来的我们”，即全世界的网络青年都以开放、兼容、共享的精神加入这个阵营。尽管该宣言带有浓厚的（甚至略为激进的）乌托邦色彩，但在信息全球化时代依然成为广大互联网青年从业者的业务准则，并被神化为“互联网极客精神”。
（一）政治维度
1.后冷战时代美国霸权下的和平
由于苏联的解体，国际格局由两极化变成了单极化，美国以远超其他国家的综合国力进入到“美国霸权时代”（Pax Americana）。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大多数国家只能追随美国，既包括俄罗斯、日本、英国、德国等大国，也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空间建设方面，美国拥有无可比拟的技术优势，全球管理互联网主目录的13台根域名服务器中有10台放置于美国，包括一台主根服务器。其余3台分别位于英国、瑞典和日本。大部分国家缺乏网络安全意识，任凭美国在信息领域进行全球布局。同时，美国生产的互联网产品（例如Windows、Microsoft Office、Internet Explorer等软件）直接打入各国市场，成为全球网络的标准化配置。例如，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国家加入欧洲的海底光缆计划，以获得网络普及的物质基础。
2.小国愿意牺牲部分主权换取数字合作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些有远见的国家领导人也在考虑一种未来生活的方式，即所谓的“数字化生存”。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指出，“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种带有浓厚未来色彩的构想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与市场前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现实政治比较看重的禀赋（地理、资源、人口等）的重要性。一些国家领导人在后冷战时代甚至愿意牺牲部分主权来换取国际合作的机会，以更快地加入全球数字合作计划。
3.对互联网空间“公共领域”的美好想象
互联网的发展也促进了全球民间社会的蓬勃发展。由于互联网的赋权，一些草根个体或团体获得了网络发声与展示的机会，他们成了全球公共空间中的“可见部分”。俞正樑指出，“全球民间社会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力量，它完全是全球化发展不断深入的结果”。最早接触到网络的人群都是带有强烈精英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技术开发人员、媒体从业人士、学者、大学生等），他们受到巴洛等网络先驱的影响，赋予网络以“公共领域”的美好想象。全球民间社会的某些逻辑（例如所谓的“普世价值”）也被带入各个国家的国内社会。在世纪之交，“互联网改变生活”已经成为政府层面与民间层面的共同认知。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权、民生问题得到充分关注的同时，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也在网络上获得不同程度的普及。
（二）经济维度
1.互联网成为全球资本追逐的“风口”
全球市场力量成为推动全球化的根本力量，网络空间的建成与投入使用为世界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在全球化贸易额大幅增加的同时，信息产业的普及与“全球网络共同体”的建构为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大量热钱被互联网技术的前景所吸引，资本跑步进场。以美国为例，1998—2001年期间，埋设在地下的光缆数量增加了5倍；全美70%以上的风险投资涌入互联网，1999年美国投向网络的资金达1000多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IPO）筹集的资金超过690亿美元；457家完成公开上市的企业多数与互联网相关，其中117家在上市首日股价翻番；美国371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发展到整体市值达13万亿美元，相当于整个美国股市的8%。随着资本与网络科技的结盟，互联网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风口。
2. 美国信息产业渗透全球市场
掌握资本与技术绝对优势的美国互联网公司在信息全球化的过程中，通过大规模的资源整合成了跨国公司。它们既是信息全球化的推动者，也是信息全球化发展的获利者。在互联网受到游资追捧的时候，它们被全球市场力量推向前台，成为富可敌国的“超级公司”，包括微软、英特尔（Intel）、甲骨文、推特（Twitter）等软件公司，也包括苹果、IBM、摩托罗拉等泛信息类科技企业。来自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巨头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海量的科技信息文化产品，同时也从中赚取大量财富。跨国公司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行为体，它们拥有巨大的资本力量，足以影响甚至干涉所在国的主权。
3. 美国信息产业品牌打造“美国神话”
多国政府对美国信息产品普遍持欢迎态度，因为这些产品带来了经济效率与民生水平的提升。这些跨国企业还投巨资进行政府公关与市场开拓，获得了较高的社会美誉度。由于很多产品是美国品牌，因此也在各国民众中树立起了“美国带来美好生活”的印象。“美国神话”也在这个时候被逐步建构起来，配合美国价值观成为所谓的“普世价值”。
（三）文化维度
1. 互联网情境下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高度结合
由于文化与科技之间的密切联系，包括电影、游戏、音乐、体育在内的泛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高度融合，达到了“沉浸式”的呈现效果。在互联网情境下，一些西方文化企业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媒体属性（比如迪士尼、漫威、梦工厂等），它们既是内容层面的信息提供者，也是技术层面的信息传播者。在技术上拥有绝对优势的西方文化得以用最强势的方式自我呈现，形成了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所说的足以辐射全球的“媒体奇观”——资本、技术和信息娱乐工业高度结合。也就是说，掌握了资金与技术优势的国家，就有了在网络上大力推行其文化的基础。
2. 美国文化借助强势的技术全球传播
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国家间的“信息藩篱”，一些落后国家的民众有机会获取来自发达国家的包装精美的文化产品。来自发达国家的内容产品提供者热衷于享受被全球簇拥的时代红利，因此通过互联网大力开发全球市场，而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则愿意拥抱这些“低价”的资源。有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全球化将打造一种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共识，它能让全球的年轻网民拥有更多关于文化的共同语言，比如体育、音乐、电影和游戏。但另一种批评是，这种共同语言往往是“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比如人们往往会讨论一部好莱坞大片，而很少会讨论一部发展中国家拍的优秀电影。
3. 文化教育“西方崇拜”的形成
文化全球化还表现为学术上的西方中心主义。通过文化在互联网场域的传播，西方学府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等被赋予学术权威的印象。文化产业建构出的文化霸权折射为文化教育上的“西方崇拜”，每年都有很多来自各国的优秀青年以考入美国常青藤院校作为奋斗方向。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出现了一种以西方国家为目标的人口流动现象，体现为发展中国家青年集体前往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留学。留学生毕业回国后，也有意无意地将“西方崇拜”带回本土，促成了“西学东渐”，导致多个领域出现了“唯西方论”。
三、信息地缘政治时代的互联网思维：
作为现实主义的投射
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实政治已经渗入互联网空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曾经将信息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免费信息、商业信息和战略信息。但是，这些类型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一些战略信息会伪装成其他信息。因此，国家之间“信息边界”的必要性凸显，还出现了争夺“制网权”的信息地缘政治。地缘政治是一个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国际关系概念。它主要是根据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强调主权国家基于特定地理资源的竞争与博弈，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区域战略形势以及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它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又被称为“地理政治学”（Geopolitics）。信息地缘政治则是围绕“制网权”展开的国家间的博弈，制网权又包括“信息权”“科技权”“数据权”等，是国家驾驭网络的能力体现。
关于信息地缘政治这一概念，学界有不同的解读。丹·席勒（Dan Schiller）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信息强国一直在进行信息扩张，使信息弱国处于信息强国的传播主导地位之下，其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巩固现存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即“增强业已强大的，并进一步削弱本已孱弱的”。埃里克·罗森巴赫和凯瑟琳·曼斯特德则从大国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数据或信息就是新的石油，信息地缘政治就是国家之间抢占“新石油”的过程，包括抢占信息影响力、决策准确性、数据经济、指挥联络能力的制高点。伊恩·波帕指出，“毫不夸张地说，网络空间的地缘政治很可能是一种特殊的演变”，“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发现网络力量对历史的重大影响，以及网络空间作为虚拟有机体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约翰·阿格纽指出，“国家权力并没有被完全控制在国家领土之内，它也可以发生在非领土之上或跨空间的网络之中”。任孟山认为，“国家地缘政治逻辑的内在力量在于以领土空间作为主权控制的对象，以空间的封闭性与独占性阻遏或延缓信息传递的时间，实现对信息传播时间的空间管治……国际传播与地缘政治的老逻辑依然被遵循，但在互联网时代出现了新变化”。尽管以上解读由于着眼点不同而存在差异，但“信息地缘政治”这一概念充分展示了地理政治学“旧有逻辑”的特定属性：崇尚主权、权力与国家利益，体现为对特定权力（制网权）的不懈追逐。在互联网充分发展的今天，互联网世界中已经出现了“虚拟帝国”，正在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
（一）政治维度
1. 各国对网络资源的暗中争夺
军事学者对美国主控互联网一直比较警觉。在互联网诞生之际，军事学者就指出，互联网是除了以往的陆、海、空、天四维空间之外的“第五维空间”。信息空间不仅自身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而且对其他四维具有巨大的辐射效应。信息空间在理论上是没有边界、可以无限延伸的大陆，但是其用户分属不同的国家，同样存在地缘政治的问题。主权国家要实现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观”，就需要像发展制空权、制海权那样，发展“制网权”。只有在网络世界中掌握主动，才能避免网络强国的霸权行径，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随着传播技术从印刷、电报、广播电视到互联网的发展，地理政治学的内容也不断变化，形成了不同形态的信息地缘政治格局。在现实主义的逻辑下，各国试图争夺信息、数据、技术、用户，这导致“信息地缘政治成为硝烟弥漫的战场”。
2.“智能帝国主义”的霸权印象管理
从大国兴衰的角度分析，已经成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将如何低成本维系原有国际地位及避免霸权衰落看作当下大国战略的首要问题。在“做一个节俭的超级大国”的指导思想下，美国开始高效率地管理和利用其在国内外观众心目中的印象。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布2011年网络战略时，强调网络空间使所有人有能力改变他国政府，使其变得更加开放。该战略表明，美国大力支持“民运”人士和记者群体使用数字技术挑战他国政权，互联网能够放大所谓“民主斗士”的影响力。在“阿拉伯之春”事件中，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第一次被大规模用作“互联网战争”的武器，成为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手段。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将这种策略称为“智能帝国主义”，就是通过美国软实力与网络技术的优势组合推动“民主化”。因此，在先进技术的推动下，奥巴马多次强调“美国的榜样作用”，“要当世界的灯塔”，进行民主化的议程设置，从而辐射全球，促成全球青年“观念底色”的更改，同时促进新自由主义的广泛传播。
3. 美国社交媒体成为和平演变的“特洛伊木马”
自2006年以来，美国高科技企业研发的社交媒体软件，例如推特、脸谱（Facebook）、照片墙（Instagram）等，与用户的联系更加紧密，形成了“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依赖关系，同时反塑着用户的价值观念。在美国政府看来，这些社交媒体有能力将“美国价值观”进行跨国传播。它们在为用户提供沟通便利的同时，也在暗中进行隐秘工作，以民主之名干涉他国内政。社交媒体在政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2014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等事件。可以说，社交媒体成了美国实现和平演变的“特洛伊木马”。当今的网络已把相距万里的信息节点铰链为一体，网络攻击行动可以悄无声息、轻而易举地进入对手的“心脏部位”。
4. 中俄等非西方大国追求网络的“独立自主”
在“斯诺登事件”之后，多个国家觉察到美国利用先进技术对其他国家（包括盟友在内）进行窃听，因此加强了网络安全的保护意识。中国于2015年正式提出了“网络主权”这一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不搞网络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纵容或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活动”。俄罗斯同样很早就意识到网络安全的重要性：2014年，进行了首次主权互联网演习；2019年12月31日，开展“断网”演习，切断俄境内网络与国际互联网的联系，并测试国家级内网“RuNet”。俄罗斯对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进入俄罗斯市场的控制十分严格，支持开展替代性服务，以取代脸谱和谷歌邮箱（Gmail）等服务。
（二）经济维度
1. 中国互联网产品的崛起挑战美国的信息霸权
随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信息产业的“单极化结构”被打破。2016—2020年间，中国互联网应用软件在国外逐渐具备一定的市场份额，开始挑战美国网络产业在全球的垄断地位。快速发展的抖音更是在2020年上半年接连打败推特、脸谱等美国品牌，一度占据全美软件下载榜单的榜首。在一些美国政客看来，抖音等中国互联网产品在美国收获大批青年用户，这挑战了美国科技巨头的垄断地位，也挑战了美国的文化霸权。美国政府担心中国的应用软件也被用作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渗透，所以不惜违背“自由市场”的承诺，主动出面强行收购。美国的行动说明，它宣称的“自由”是建立在其技术垄断下的虚伪自由，一旦这一垄断地位被打破，其“网络自由”就不复存在。
2. 广大发展中国家用户成为信息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
争夺现实中的用户成为全球互联网企业之争的关键。目前，全世界的网民数量已经达到40亿，基本上集中在发达国家。值得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网民数量也在快速攀升，新增网民大多数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新网民成为互联网巨头争取的重要资源。然而，相比于2000年信息全球化时代的网民，如今新增加的发展中国家的网民对美国产品的认可度逐步下降。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美信息或泛信息企业之间的博弈正在激烈展开。在硬件领域，来自中国的华为、欧珀（Oppo）、小米与来自美国的苹果展开了正面较量。而在社交软件领域，中国的微信、抖音、微博和美国的推特、脸谱等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两国企业不仅互相打入对方市场，而且在争夺广大“中间地带”的用户。对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第三世界用户而言，中国的产品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三）文化维度
1. 美国文化产品的东方主义色彩
文学评论家弗兰茨·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曾经指出，一切艺术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其倾向性和政治性，实际上并不存在非政治的、无倾向性的艺术。拥有强大技术能力与资本支撑的美国文化霸权，在进行言说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叙事方式阐述“他者”。美国的文化影业通过高科技的呈现手段与传播方式讲述异质文明的故事，比如美国出品的《花木兰》《功夫熊猫》《黑豹》《逃离德黑兰》等非西方文化题材，都是以美国的价值标准进行讲述的。“美国电影对外传播擅长使用‘森林密码’策略，即以别国文化为‘果肉’，以己国文化为‘果核’，最终实现好莱坞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美裔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说，在这种语境下，东方“不能表述自己，他们只能被表述”。在貌似人人都有发声机会的文化全球化浪潮中，话语权依然由西方主导。好莱坞电影“在给观众带来享受的同时，也对外输出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塑造美国国家形象”。萨义德指出，“东方被观看，因为其几乎是冒犯性的行为的怪异性具有取之不尽的来源……东方成了怪异性活生生的戏剧舞台”。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隐藏在精美的画面制造与巧妙的叙事背后，对受众有潜移默化的劝服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所在国的政治文化秩序建设，颠覆了所在国国民的自我认同，导致认知混乱的出现。
2. 非西方国家打造强势媒体
发展中国家随着政治、经济、科技的逐步成熟，也具备了自我言说的能力。中国、俄罗斯、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已经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带来的意识形态问题，并对来自西方文化产业的作品进行了一定的审核和反思，同时打造自己的强势媒体。以中国为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号召，要求中国记者打破西方的话语框架，主动争夺中国的话语权。在俄罗斯，年轻的“今日俄罗斯（RT）”电视台也打破了西方世界在媒体中的话语权，“呈现一个没有偏见的俄罗斯形象”，面对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抹黑与批评，经常与西方媒体展开辩论。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在21世纪初开设了“南方电视台”，发出一种“全球南方”的声音。
四、互联网思维逻辑的嬗变：范式的交锋与融合
从信息全球化到信息地缘政治，互联网思维逻辑改变的深层原因是：一度占主流位置的理想主义范式遭到了现实主义范式空前严峻的挑战。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范式是一个科学领域发展成熟的标志。在库恩看来，科学史由“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构成，长时期内常规科学由单一范式一统天下，短暂的科学革命则表现为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社会科学范式的转化往往也伴随着社会的深刻变迁以及观念革命。范式有着强大的现实阐释力与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理论简约、观点明晰的特点。但是范式存在着视角单一的问题，容易使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陷入“范式困境”。
理想主义范式和现实主义范式是国际关系的两大古老范式。这两种范式有着较为本质的区别。理想主义倾向于认为人性本善，认可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和制度化现象；而现实主义范式则倾向于认为人性本恶，以权力界定利益，认为国家追求的是现实权力。两个不同的范式建立起完全不同的体系，针对不同的国际现象各自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
（一）交锋：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发轫于康德的民主和平理想，以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为代表人物，他提出的“十四点原则”涵盖了道德主义、民主和平、集体安全、民族自决等议题，这普遍被看作是理想主义的集中表现。尽管威尔逊的主张在巴黎和会上并没有得到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政客的重视，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独立、平等的意愿。这种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并在1928年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又称“非战公约”）中达到顶点。理想主义的破灭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它的很多思想渊源保留了下来，成为国际政治实践的重要依据之一。尤其是在进入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单极化”国际体系中，理想主义再次被激活：一些“全球性问题”迫切需要国家间的深度合作，比如全球变暖问题、环境保护问题、难民问题等。“国际道德、国际舆论、国际法等方面的作用虽然有限，但在这个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世界里，它们的作用却越来越不能被忽视。”不能否认理想主义逻辑的建设性与政治向善的努力，但这需要每个参与者有足够的道德自觉。美国需要尽可能维护它来之不易的霸权优势，理想主义的外衣下仍是现实主义的一种政治策略。
现实主义范式可溯源至马基雅维利主义及前现代政治的权谋术，这种理论的核心是国家必定追求权力的实现，包括财富、人口、疆域、资源、影响力等。其奠基人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时认为，国家利益是政府尽力谋求的正常目标，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国际体系不存在凌驾于主权之上的合法权威。每个国家都在追求政权稳定与国土安全，应当避免各种来自外部势力的侵略与颠覆。现实主义在国际形势紧张的状态下尤其有信服力，体现为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利益之间的博弈、势力范围的争夺。在这种语境下，地缘政治也是一个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概念，指的是国家之间为争夺利益而必须巩固的地理优势。因此，现实主义逻辑又会造成国家间矛盾激化，阻碍国际合作与交流，甚至引发战争，导致生灵涂炭。
从近年国际社会的现实变化看来，现实主义范式更具解释力。投射到互联网思维逻辑上，就是信息地缘政治的受关注程度不断提升。拥有绝对技术优势的美国准备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核心国家利益——霸权的稳定，并把网络意识形态渗透视为高效的方式。在这种路线下，“理想主义”更像是一个幌子，配合美国进行特洛伊木马式的意识形态渗透。美国通过议程设置、话语转化、重构叙事等方式，暗示“民主化”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目标，“网络不仅仅只是网络，而且上升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冲突的主战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国家在倡导一种“普世价值”，试图替换非西方国家的传统意识形态。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在“某一国家或某些国家企图把自己的特殊价值标准普遍化，故意取消价值主体的多元性，单方面为其他国家制定规则，既缺乏对他者的尊重，又违背包容多样的世界发展潮流”。这种措施就是通过宣传手段瓦解对方的自我认同，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像所有思想观念一样，意识形态是一种武器，它可以提高国民的士气，并随之增加国家的权力，而且正是在这样做的行动中，它会瓦解对手的士气。”美国曾经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出版物进行意识形态传播，如今手段则升级为日趋智能化、功能更多样的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将自己的现实主义逻辑隐藏在理想主义逻辑之中。
（二）融合：范式的解放与对话
范式的分析尽管简明清晰，但是也存在着短视、片面、非此即彼的弊端。因此，范式也会制约研究者，精美的范式有可能成为精美的牢笼。一般来说，学者一旦进入范式研究，就会受到范式的约束，包括其思维方式、基本思路、使用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术语以及评价研究水平的标尺等。范式研究只能从某一视角和方面分析问题，因此范式研究为寻求理论的简约和观点的明晰而一直陷入眼光的短视或单一视角困境之中。尽管现实主义范式确实比理想主义范式更能解释当下的国际形势，但是国际政治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即使在今天，理想主义范式也不能被全盘推翻，大部分国家依然呼唤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与合作。
对于范式研究的困境，拉里·劳丹（Larry Laudan）提出应该对范式进行修正。劳丹认为，范式之间如果存在不可通约性，那意味着学者之间不能对话，但是学术共同体并不是拒绝对话，而是开放的。即使我们不能找到一种中性的观察语言和用来把理论翻译为观察语言的对应规则，我们仍然能够对理论进行客观合理的评价。因此，“范式融合”也在争议中启动，不同范式努力拓展自己的边界，将互相包容作为终极目标，从而不断完善努力。如果范式之间的包容与融合成为可能，那就应该看到现实主义范式与理想主义范式中存在的“公约数”。两个范式融合后的“理想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政治中的国家亦善亦恶，既要获取也要付出，既追求自身利益，也会适度考虑他方利益，国家最终实现的是利益的折中，而不是利益的最大化。当然，这种范式融合的产物依然存在争议，但它确实提供了一种思路，那就是在复杂世界中矛盾普遍存在，事物的统一性往往由不同的对立面构成。
按照“理想现实主义”的框架来解释当今的互联网思维，能看到互联网的不同侧面：一方面，它是一件“礼物”，能在不同国家之间建立沟通与联系，提升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它也是“特洛伊木马”，一些国家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使之成为一种控制别人的工具。即使当下国际社会全面转向现实主义，也不能否认理想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比如国家间合作的必要性与国家对话的可能，以及互联网在国际合作与国际交往中起到的正面作用。然而，范式融合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比如没有明晰的范畴界定，在观点上比较模糊，缺乏核心变量。而且，范式一旦被融合，单一范式的完整性与精致性就会受到冲击。因此，也有很多学者对范式融合持保留态度。
（三）祛魅：还原互联网的工具属性
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范式投影下，互联网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面貌。这两个面貌是复杂事物的不同两面，但在范式的框定下，又容易被“过度阐释”，强化其刻板印象。这种尖锐对立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互联网的真实面貌，实现了互联网的祛魅过程。备受争议的“互联网思维”本质上不应被看作是一种价值观，而应该还原其工具属性。事实上，作为工具的互联网有助于提高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因此大部分国家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考量，愿意牺牲一定的主权换取合作，以获得加入全球互联网的机会。而掌握互联网核心技术的美国则将互联网视为另一种工具，作为控制他国、影响他国政治行为的方式，借助自身的文化工业优势进行议程设置。
作为一种通信工具的互联网本身并没有价值取向，关键是谁在使用，如何使用。一些与美国存在竞争关系、综合国力较强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等）更为看重国家安全，因而尝试网络世界的“去美国化”。一些综合国力较弱的小国则愿意进行主权让渡，从而抓住互联网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可见，互联网尽管连接了不同的人，是带有人文属性的科技发明，但是其本质依然是一种通信工具。
五、结语
现实世界往往体现出更复杂的一面。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实践中，一些政治精英已经可以摆脱范式的束缚，采取不拘一格的灵活政策。但是，范式对实践依然有指向意义，因为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化牵涉方方面面，注定对政治、经济、文化有着直接的冲击。尤其是中国作为国际格局中迅猛发展的新兴力量，当面临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与角色转变时，是最能体会这种强劲冲击的。
从悲观的角度看，伴随着理想主义的式微与现实主义的崛起，国际局势从缓和走向紧张，互联网也从刚开始的“应许之地”变成权力争夺的“火药桶”。在国家之间关于“制网权”的激烈竞争下，信息全球化时代曾经出现的信息自由流动现象也即将受阻，屏障与边界正在构筑起来，政府将更加重视信息传播的可控性。如果国际形势进一步紧张化，政府追求国家安全的动力将成为压倒性力量，成为互联网思维逻辑的首要考量。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追求网络空间的独立自主，尝试建设一个“去美国化”的网络，打造一系列更符合本国价值体系的网络产品。在范式的转换下，学科内部也会出现价值观革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西学东渐”过程也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互联网相关研究中，既有的一些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路径与思维惯性也应该有所调整。
从乐观的角度审视，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势不两立，两种范式在一定情形下也会融合。在“理想现实主义”的融合范式中，国际关系仍然存在合作、对话的一面。信息全球化时代的理想主义也并未完全过时。未来的互联网思维逻辑有可能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中找到平衡。信息传播有其受制于国家意志的一面，但也有相对自由的一面。只是在当前格局下，我们需要更敏锐地认识到信息地缘政治给全球传播格局带来的深远影响。作为一种技术工具的互联网仍然是国家之间沟通与交流的桥梁。只不过，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与互联网相关的研究）需要从西方主导的学科视角中解放出来，不能对西方话语亦步亦趋，需要意识到在现实主义范式中“东西有别”，并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学科的修正与重构。
作者信息
马立明，1979年生，博士，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暨南大学国家话语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
文章原载：从信息全球化到信息地缘政治：互联网思维逻辑的演进与趋势，《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六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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