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杂志》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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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姜长云

建党百年优化城乡关系治理的历程、经验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中国城乡关系治理进行了艰辛而卓越的探索， 推动中国城乡关系从分割分立走向协调融合。这个过程主要分为 1921—1949年、 1949—1978年、1978—2012年、2012—2021年四个阶段。建党百年优化城乡关系治理的经验与启示包括：城乡关系是影响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关系，优化城 乡关系治理必须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时俱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优化城乡关系治理的基本准绳，提升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推进城乡关系合理化的重要取向；工农关系换个角度看也是城乡关系，新发 展阶段优化工农城乡关系需要协同推动产业融合、“三生融合”带动城乡融合；改革是优化城乡关系治理的根本动力，优化城乡关系治理需要着力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效结合；优化城乡关系治理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久久为功。

何自力 李路遥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经过百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即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不是权宜之举， 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深厚的理论底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相统一的产物， 与资本主义社会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共同利益的价值观有着最本质的区别，形成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优势。同时，我国现阶段实行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与共产主义所体现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最高形态是一脉相承的，是具有中国特色且被实践已证明的具有显著优势的制度。最后指出，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符合经济运行发 展规律的、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的特色制度，它确保着国民经济协调稳定运行，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方长春

党政关联与双重“经纪人” ：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居委会

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和强化基层党建的背景下，居委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然而负担过重、行政化色彩突出、群众认同度低，一直是居委会运行过程中的困境。以往有关居委会去行政化和“减负”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其成效有限的原因在于对居委会本质属性缺乏准确把握。居委会的形成历史与发展过程表明， 党政关联和群众自治是居委会的双重属性，其中党政关联是居委会这一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的内在特色。基于居委会的双重属性，本文提出了双重“经纪人”的概念以定位居委会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双重“经纪人”的角色定位不仅有助于明确居委会与其他治理 主体的关系和权责边界、推动居委会实现“减负”，而且在增强居委会群众认同的同时， 有助于党和政府通过居委会强化基层政权建设、有效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整合。

郭兴全

基于系统观念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的理论探析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是建党百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自我革命精神，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聚焦“关键少数”的腐败问题，促使公职人员因打击和震慑而“不敢腐”，因制度和监督而“不能腐”，因觉悟和自律而“不想腐”，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系统观念的有效腐败治理机制。基于系统观念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需要实现反腐败战略由“标本兼治”向“标本协治”的升级转换，实现机制各要素、各子系统在时间上连通、空间上贯通、内容上覆盖，促进法德协同、标本协同、惩防协同、纪法协同、责任协同，形成腐败治理的整体合力。

张 城

经史辩证，持世救偏

———章学诚经史观新论

经史关系是中国思想史的核心问题，贯穿于周秦以来的历史发展全过程。面对清代中叶经学训诂学之迅速兴起，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论，以重建经史关系之视角，力图对周秦以来儒生所持“六经载道之书”的历史成规进行纠偏，进而为“史”正名，同时给予“经”应有之地位。章学诚之经史观，核心即六经皆史之经史观，周孔之分之圣人观，即器明道之方法论，学于众人之知行观。章学诚看似尊史抑经，实则为尊经前提下纳史入经，经史并重。由此，经立基于制度实践之史，史则随时撰述提升为经。信仰基于正史，历史亦有经训，历史提升为一种历史哲学，历史化为了信仰。

商原李刚

启蒙视野下严复的“变注”与“接引”

严复从启蒙思想的普遍主义“公例”出发，以“变注”甚至“误读”的“反向格义”方法寻找《老子》《庄子》中的“自由”“民主”“科学”“进化”等本土启蒙资源的一种解读；严复立足救亡，用启蒙思想的学科体制“类比”“比附”“嵌入”老、庄思想文本， 并用“无为”“玄德”等“接引”“民主”观念体系，既有效地宣传了启蒙思想，也使《老子》 《庄子》文本现代化，为中国近代思想提供了一种现代性方案，形成了“变注”式的思想创造，“得未曾有”，是研究近代思想史中思想理论创新的范例。

杨世文 陈祎舒

性二元论及明儒的批判和改造

早在先秦时代，先贤就对人性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尤其是孟子、告子、 荀子围绕着人性善恶与否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理学家们逐渐形成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性二元论，意在从本体论上肯定孟子的性善说， 同时结合宇宙论对孔子的“性相近”与告子的“生之谓性”等人性说加以弥合。但由于性二元论本身存在着否认以“气质之性”为性与割裂理气的倾向，明代理学家据此对性二元论进行了批判与改造。纵观每一次人性论的发展，都离不开学者对于善恶之源的探索。

刘 蔚

经典的互文 

———《四时田园杂兴》与《耕织图诗》关系探赜

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是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之作，与诸多前人文本存有互文关系。南宋绍兴年间，於潜县令楼璹创作的一组《耕织图诗》即为重要渊薮之一。《四时田园杂兴》在语、意、势三个层面均与《耕织图诗》有所互文：不仅借用其中颇多语词， 所涉耕织主题多为《耕织图诗》涵盖，部分诗作结构也与之相仿。除上述三层面的显性互文外，《四时田园杂兴》还采取犯中求避、拆分、演绎以及缩略等方式，衍深了《耕织图诗》的 艺术图景，实现了艺术旨趣的错位，与之形成更为复杂的、显隐交织的互文关系。《四时田园杂兴》与《耕织图诗》互文有着一定的机缘，范大成与明州楼氏家族的世交关系至为重要。通过对《耕织图诗》的合理借鉴，范大成最终造就了经典文本《四时田园杂兴》。

董 晨

试论南宋书院诗歌创作观中的诗体问题

———以朱熹的书院教学为中心

对于诗体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是南宋书院创作观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书院学者从匡正时弊的角度出发，要求书院学子从“识得古今体制”入手，以前辈优秀作家作品为师法对象，在夯实基础的前提下通过循序渐进的学习，逐步领悟诗歌创作之要义。朱熹在书院日常教学过程中对于《选》诗的褒扬和推崇即可视为典型例证之一。这样的褒扬和推崇既是基于《选》诗自身体貌风格、体式特点的考量，亦与南宋书院学者们对诗歌社会作用的特别关注和强调一脉相承，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张鹤泉 刘健佐

北魏虚封五等爵的继承问题

北魏建国后，实行虚封五等爵制。这种虚封爵可以为后世继承。继承虚封五等爵，包括爵位等级与虚封地。北魏前期，由于国家将虚封爵的赐授与将军号的加拜结合在一起，所以，爵位的继承与将军号的继承也是不能分离的。只是孝文帝爵制改革后，将爵品与官品合一，因而也就取消了虚封爵的继承与将军号的联系。北魏国家确 定虚封爵的继承者，采取了长子继承与非长子继承并行的做法，但非长子继承只是对长子继承的补充。孝文帝改革后，由于汉族嫡子、庶子区分的理念已经为拓跋鲜卑家族所认同，因此，以嫡长子作为继承虚封爵的传重子，便成为主要的方式。北魏国家还依据受赐虚封爵者的情况，将爵位的世次区分为一世、二世、三世、四世。而以四世作为虚封爵的最长传袭世次，则是由汉族“五世袒免，杀同姓”的亲族理念决定的。

周家彬 陈 奥

试论中共对领导工人阶级方式的探索（1925—1927）

———以上海区委对工会的领导为例

工会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人阶级的重要途径。大革命时期，如何实现对工会的领导一直是中共面临的重要问题。但在一段时期内，上海的地方党组织难以通过工会实现对工人阶级的有力领导。为解决此问题，1926年武汉战役后，中共上海区委试图通过整顿党内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和完善工会内的党团组织对工会进行间接领导，但由于制度不健全、人才缺乏等原因，进展缓慢。1927年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为整合工会力量，保证工人运动领导权统一，上海区委越过职能机构和派出机构对工会实施直接指挥。四一二事变后，这一探索被迫中止。

任 弢

村庄单位化：企业参与易地扶贫搬迁的一种机制

易地扶贫搬迁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企业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参与易地扶贫搬迁的必要性在已有的应然研究中已得到充分论证，而在实然层面上企业为何以及如何参与“政府主导，群众自愿参与”的易地扶贫搬迁尚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本研究以旺顺集团参与陕南开元村易地搬迁为案例，基于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资料，运用单案例研究策略，发现：（１）企业通过承接安置点建设工程、发展升级搬迁地产业、向搬迁群众提供就业岗位等多种途径，能够深度参与到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２）企业家的乡土情怀催生了企业社会责任，从而使企业愿意承担机会成本，选择参与相对不经济的易地搬迁工程；（３）尽管企业在单一环节和项目上难以获得经济效益，但是企业通过“村庄单位化”，将扶贫支出内部化，从整体上能够为企业带来可预期的经济效益， 因此，企业的经济理性也是其参与易地扶贫搬迁的驱动力。

张玉容 陈泽鹏

网络舆情推动下政策议程设置的多源流分析

———基于网络直播营销监管政策的案例研究

“互联网 ＋政务”时代，正确认识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文章以金登多源流理论为原型，结合我国治理环境和智媒时代网络舆情的特点，构建了网络舆情推动下政策议程设置的多源流政策分析框架，以此为分析工具，围绕“糖水燕窝”事件对网络直播营销监管政策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 网络舆情的推动下，问题源流中舆情监测、触发平台、传播途径等促使问题触发机制更为敏感；政策源流中网络使用、网络表达、网络互动的开放性和自由性推动政策备选方案更为有效；政治源流中网络热搜话题、网络参政功能和网络政治文化等诱致国民情绪爆发更为激烈；此外，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为多源流耦合提供了空间，社交媒体工具提高了政 策企业家把握政策之窗开启时机的能力。根据多源流分析获得的结论，文章从网络舆情回 应、网络协商民主、大数据舆情治理三方面为政府提升政策议程设置能力给出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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