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精华 | 从人性解放大潮到女性写作盛行：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的另一个层面

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学艺术被称为“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初由流寓到欧洲的俄侨文学家于1930年代提出，特指象征派诗歌。随着冷战的进程，这个概念被西方斯拉夫学界广为接受，扩展至现代主义诗歌，包括象征派、阿克梅派和未来派，以便有意识提升被苏联贬称为颓废的现代派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1980年代末以来，这个概念日益被苏俄学界作为基本术语接受，泛指这期间的文学繁荣，虽然重点仍是现代主义，但已注意到这期间文学艺术的繁荣远非现代主义，实际上经由图书市场而兴盛的大众文学，远比现代派更有受众群。因为1861年改革历经40-70年的积累，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包括性开放、女性自主意识的增加等。这种背离东正教传统的新时代潮流，成为期间文学热衷的话题，也使小说叙述更考虑大众的关切，托尔斯泰、阿尔志跋绥夫和库普林等创作了性题材小说，导致女性小说成为期间最流行的文学景观之一。女性解放正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苏俄彰显共产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内涵之一，苏维埃政权虽然很快中断白银时代，许多女性畅销作品无法进入经典序列，但她们创作的现实意义远超出当时畅销书的范畴，成为推动苏俄女性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俄罗斯白银时代  性解放  女性小说  大众文学

论及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艺术，我们首先想到包括吉皮乌斯(1869-1945)、阿赫马托娃(1889-1966)、苔菲(1872-1952)、茨维塔耶娃(1892-1941)等女性现代主义诗人，也会记起伴随1891年帝俄艺术科学院向女性开放而涌现出的诸多先锋派女画家，诸如出生于大实业之家的画家波波娃(1889-1924)，其母亲是同性恋的画家乌达尔佐娃(1886-1961)，毕业于基辅艺校并认识毕加索和阿波里奈，而后常侨居巴黎的画家艾克斯特(1882-1949)，除了诸如此类创作许多立体未来主义画的女画家之外，还有创作许多风景画的列别杰娃(1871-1955)，尤其是娜塔莉亚·冈察洛娃(1881-1962)，她创作了《女人裸体》(1908)、《水中女仙》(1908)、《生育之神》(1909)等大量色情画，当时就引发甚嚣尘上的争议。不过，这个19-20世纪之交终究孕育出十月革命和通过内战而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对白银时代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所追求的艺术并不重视，也有争议。在白银时代，面向大众的文学艺术更为繁荣，包括女性文学小说在内，不再追求贵族的高雅审美趣味，“在这个时代大众文学的洪流中，女性小说家的创作极为引人注目，一般来说，这些创作的主题与爱情、‘性’、性解放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批人中可以看到纳戈罗茨卡娅(1866-1930)、达曼斯卡娅(1877-1959)等人的名字，韦尔彼茨卡娅（1861-1928）的名字几乎是最为引人关注的”。也就是说，我们通常以为是象征派、阿克梅派、意象派和未来派等现代主义文学以及宗教哲学、现代主义绘画和音乐，才孕育出所谓“俄罗斯白银时代”之说，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自苏维埃政权诞生之日起，白银时代由此终止，作为亲历者的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1874-1948)在基辅和彼得堡的体验则是另一番景象，其《自我认识》(1940)就如是生动地描写了当时情景，“20世纪初文化复兴的不幸在于，其中的文化精英被区隔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与当时广泛的社会潮流相隔绝。由此产生了这样的致命后果，即促成了俄罗斯革命。我在这个封闭的圈子里感受到，社会意识从未消失过，并且保持着与社会民主的联系。当时俄罗斯人生活在不同层次上，甚至生活在个不同世纪。文化复兴没有如此广泛的社会辐射力。我曾说过，在左翼知识分子圈中，不仅革命-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自由—激进主义的知识分子，其世界观仍是陈旧的。文化复兴的许多支持者和代言人始终是左派的，他们同情革命，但冷漠于社会问题，专注于哲学、美学、宗教、神秘主义的新问题，与积极投身于社会运动的人格格不入。我很痛苦地感受到这些，而此时社会讨论无处不在。我强烈感受到的疏离感如此司空见惯，常常出现于我所在的社会活动家语境中，存在于文化精英的环境中。《生活问题》杂志从一开始就试图把文化复兴与社会潮流紧密联系起来，这种尝试被证明是无能为力的。这类结果表现出的影响，比人们忘记讨论《生活问题》杂志要晚得多。俄罗斯文化复兴与不具有足够的道德性的精神结构有关。此乃审美的弱化，并非是自主选择。它更多地与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相似，异于包含着社会的甚至革命因素的法国浪漫主义运动。20世纪初创造性思想，与当时有才气的人紧密关联，从而不仅没有吸引到广大民众，甚至没吸引广泛的知识群。革命勃兴于这等世界观的旗号下，即公正地出现于我们中的哲学是陈旧和肤浅的，它导致布尔什维克大胜。在俄罗斯革命中，存在着高级文化阶层与底层知识分子、民众阶层之分裂，他们之间缺乏共识性程度远甚于法国大革命前后社会分化”。别尔嘉耶夫所言极是，期间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包括女性参与其中的性解放的广泛社会运动，产生了俄罗斯帝国意识形态难以负荷的张力，因为在1861年改革之前，即历经一个半世纪的现代文明进程到19世纪中叶，俄国城镇人口中一半男性、四分之一女性已经能识文断字；改革之后30年，有更多的女性受教育，从而使得面向大众的文学艺术自然包括了大量的女性作者、读者，甚至有许多女大学生卷入1870年代到民间去的民粹主义运动，20世纪初社会解放运动中也有不少女性革命家，如先后成为苏维埃政权初期社会福利人民委员(部长)和女工委员(部长)的柯伦泰(1872-1952)，在白银时代就身体力行推动女性的身体和思想解放运动，1914年甚至提出不同于贵族艺术家的“新女性”概念。

问题是，白银时代女性解放思潮在文学上究竟是如何显示出来的？进而，怎样影响了女性作家在更广大的文学领域大显身手？

本来，因克里米亚战争失败而导致的1861年改革，是一场触及帝俄社会基本结构和治理方式的变革，如《解放宣言》为农民走出庄园、走向城市和劳动力市场等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得大量庄园农民获得自由，其中包括女性农民可以走出村社，加入迁徙的人群，奔赴大大小小的城镇，即便继续留在庄园，其地位也有所变化并带动其思想改变，女性解放成为重要社会潮流之一。如此，30年之后，出现了皇室和当局所预料不到的后果：到1880年代，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持续强势，不断释放人的能量、改变人的自我体验和认知，束缚人生命欲望的贵族标准也就在社会的市民化过程中被消解，如《女性之友》杂志创刊(1881)伊始，就刊发大量关于女性的新闻、教育、文学、医学和就业等文字。到19-20世纪之交，曾遭遇教会和书报机关双重审查、在当时和此后大半个世纪皆无法问世的普希金那些有色情成分的诗篇，此时却被整理刊行。这并非出版商狡黠所致，更是因为此时俄国居然和西方一样也出现了性解放思潮：俄罗斯哲学开始讨论过去从未触及的情色、情欲、性、男女爱情等话题--这是楚尔科夫(1744-1792)《靓丽厨娘，又名一位浪荡女的历险》(1770)、普希金(1799-1837)的诸多色情诗歌、屠格涅夫(1818-1883)的《初恋》(1860)和《春潮》(1872)、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白痴》(1868)等18—19世纪流行文学中的若干杰作，不同程度的隐晦地触及的题材。此时则有更多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对性解放问题发表了意见，如思想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1853-1900)《爱之思想》(写于1892年，1903年刊行)、著名诗人费特(1820-1892)《论接吻》(1892)、象征主义诗人巴尔蒙特(1867-1942)《性之抒情诗》(1908)和《论爱情》(1908)、象征主义诗人吉皮乌斯《堕入爱河》(1908)《论爱情》(1925)和《论妻子们》(1925)，以及乌斯宾斯基( 1878-1947)《艺术与爱情》(1911)、别尔嘉耶夫的《性与爱之形而上学》(1907)和自传《自我意识》第二章专门论述“色情”问题，等等。相应地，媒体把这种哲学讨论引入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上来，如阿加丰诺夫(1863-1955)《性问题》(1908)公开论述性行为及其社会学意义，日班科夫(1853-1932)《性罪恶》(1909)公开讨论强奸、通奸、不伦之恋等性犯罪问题，政论家和律师伊兹戈耶夫(1872-1935)多次触及法律案件中的色情问题，著名心理学家别尔恩什坦因(1870-1922)《家庭和基础教育中的性生活问题》(1908)大胆讨论性教育，诸如此类就使得直接讨论性解放问题蔚然成风。这类哲学论题，原本是长期被俄罗斯东正教会所禁止谈论的话题，在这个世纪之交的社会观念变革之大势中却发生大反转，以至于著名的东正教神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罗赞诺夫(1856-1919)在《离群索居》(1912)中声称，“性与上帝之关系，要胜于理智与上帝之关系，甚至超过良心与上帝之关系，——基于这一事实，所有崇尚性论者无不是性有神论者”，并批评别林斯基等人关于性的论述没显示出俄罗斯智慧。相应地，此时的城市化进程也改变了女性的处境，公开谈论女性问题此时已然成势：著名的《布罗克豪斯和叶夫龙百科词典》(1896)居然收录“女同性恋”条目--“女同性恋是一种堕落的性感受的形式，是一个女人反常地吸引另一个女人。这个名字源自莱斯博斯(Lesbos)岛；通常，这种现象在古希腊已更广泛流行”；到19世纪末，已有16种女性刊物，1899-1917年又翻了一倍。在城市化不断疏解东正教会对人之精神束缚的大势中，这些公开谈论新时代女性问题的杂志，以不同方式倡导女性争取平等的社会权益、培养女性主体性意识，这些讨论女性问题的杂志，吸引了许多著名作家与之合作，如高产的象征主义诗人巴尔蒙特(1867-1942)、支持过《北方导报》(1885-1898)这份不断发表女性作家作品而畅销于市民社会的报纸，该报也由此成为常公开讨论女性解放问题的重要平台。

意味深长的是，就在这种大势到来之际，托尔斯泰率先大胆回应了这种情势：其中篇小说《克莱采奏鸣曲》(1890)，一改《战争与和平》或《安娜·卡列尼娜》对性含蓄描写或回避性描写之做法，放弃了曾引发激烈纷争的论文《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1868)之主张(妇女的天职在于繁衍后代，男人则是要建造人类社会之蜂房的工蜂)，还有别于1870年3月19日致宗教思想家和朋友斯特拉霍夫(1861-1923)的信所表达的意见[坚持女性职责就在于养育后代，并反对斯特拉霍夫的《妇女问题》(1870)关于给予女性社会权利的主张]，甚至不顾官方教会对文学家的要求，直接把性描写引入文学空间。该作叙述在火车上听到一位旅客疯狂地想象妻子如何和他人通奸、怒而杀妻的悲惨故事，虽然当时审查官规定该作只能出高价版，但刊行后仍然洛阳纸贵，无论批评家多么严厉抨击，但该作因契合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流动频繁、男女意外相遇机会日益增加、市民思想加速开放、教会确保婚姻恒久不变的传统正加速丧失等新时代的“俄罗斯问题”，既传达了公众的关切，又适时地扩大文学描写空间，从而成为畅销书，并促成受众对性话题的兴致。同样，契诃夫(1860-1904)的短篇小说《接吻》《农妇》《恋爱中的女人》《带狗的女士》(1899)和《新娘》(1903)等大量涉及女性意识觉醒的现象。尤其是，在这种情势中，被读者津津乐道的著名自由体诗先驱和作曲家库兹明(1872-1936)，居然创作了俄国第一部同性恋小说《翅膀》(《天秤》1906年第11期)：叙述来自伏尔加河上游偏僻乡村的青年万尼亚这位彼得堡大学生，如何爱上老师拉里翁·什特鲁帕，后者是精致的审美主义者，当万尼亚大胆出现在这位老师家的蒸气浴室、表达爱欲时，他回避这位学生的同性恋爱情表达，转而鼓励他崇拜经典艺术，又慷慨激昂地抨击现实，做出崇高的样子。为了缓解这一奇特感情对自己的折磨，万尼亚回到故乡散心，在此却目睹了村妇们纵情肉欲的场面，并领教了她们倡导的享乐身体之说：这些促使万尼亚义无反顾地返回彼得堡，向老师直接表达同性之爱的愿望。最后，这对师生带着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1869-1951)之作《非道德主义者》(1902)，漫游于意大利山上和城镇，纵情享受同志之爱。这样的小说甫一出版，立即引起激烈争论，如吉皮乌斯指责作者是流氓，著名象征主义文学家别雷认为它令人作呕，但另一位象征主义诗人勃洛克的《论戏剧》(1906)则注意到其诗学成就，认为它乃神奇之作。就是在这类争论中，它反而畅销起来：莫斯科蝎子出版社第二、三年两度再版，1923年柏林俄侨再版；这样的作品，在苏联解体伊始，莫斯科苏联体育出版社就立即再版(1993)之，此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两次再版(2009)。

就在《翅膀》于争议中畅销之际，出生于今乌克兰哈尔科夫州一个县警察局长之家、曾在《人人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的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在流行杂志《当今世界》上发表充满把色情非道德化的长篇小说《萨宁》(1907)，由此迅速成为又一位重要的畅销书作家。该作直接叙述从小就没人监管的萨宁成人后一次寓居家乡的经历--英俊外表下不受任何道德约束地引诱一位村姑，在月夜的小船上近乎是诱奸了美女教师，对妹妹也能萌发性冲动，还莫名其妙地促使两位青年无辜自杀……对这一切罪恶，他没有丝毫负疚！这种违背文学教喻性的传统之作，鲜有触及有关性问题的社会学思考，而心理描写幼稚，还充满着色情话语，如写其妹妹丽达就通过第三者眼光说“高耸乳房”“裙子下面露出那双穿着黑袜的美腿”。虽然首版问世于乌克兰哈尔科夫的“商业”印刷所，而不是莫斯科或彼得堡的著名出版社，但还是畅销一时，引发老派文人关注，指责该作非道德化，试图在腐蚀女学生中赚稿费，如托尔斯泰就斥责道，“该作没有任何真正的感情(思想)、智慧，也没有任何关于人类真正情感的描写，只是描写了最低下的动物性冲动”。而新派批评家同样认为它毫无文学价值，该作实质就是写“伏特加和美女”，甚至高尔基(1868-1936)的杰作《个人的毁灭》(1909)在提及萨宁时，说这个人物显示出作者是精神贫困者；尤其是，法庭以其“伤风败俗”为由传唤他、教会发出要对他惩罚的威胁，并且美国禁止进口该作，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对小说的译者提出诉讼。然而，这些抵挡不住敏锐的批评家及时从德文翻译了《<萨宁>在德国的命运：关于没收和查禁阿尔志跋绥夫小说<萨宁>》(1909)，同样洛阳纸贵。问题是彼得堡、莫斯科有大批青年读者，和哈尔科夫这等外省市大学、职业学校学生一样，对其爱不释手，彼得堡生活出版社等迅速出版单行本--激烈论争反而使该作变得更加畅销，这是当时社会情势变化所为：1902年阿尔志跋绥夫就写成了该作，原本是作者少时希望当画家而未果，导致他人生由绝望转而放纵的经验，《当今世界》编辑耗时五年审读后才刊行之，意外吻合1905年之后的帝俄局势，即神父加邦组织彼得堡部分工人到冬宫广场表达解决劳工阶层困苦、不要超时工作和增加薪酬、希望终止俄日战争等诉求的和平游行，却演化成流血悲剧，皇帝、政府、东正教会之威望普遍受到重创，社会大众由此迷惘，除了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之外(波兰、芬兰、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等纷纷要求独立)，更多的青年人失去了社会理想追求，社会颓废情绪由此酝酿成势，导致追求个人享乐成风，“性开放”迅速蔓延开来。该作刊行“适逢其时”，出现“萨宁分子小组”“自由爱情联盟”等地下组织，萨宁成为此时的“英雄”，许多人仿照该作，热衷于描写青年人如何热心于性爱，却冷漠于社会变革的“阿尔志跋绥夫式的”形象，层出不穷。而这一切是伴随着关于《萨宁》的激励争论而展开的：《萨宁》之争，当即被丹尼林选编成《〈萨宁〉在俄罗斯批评界》(1908)--原生态呈现出社会各界对该作尤其是其中的“性开放”之激烈争论的情形；第二年有人发表《<萨宁>：阿尔志跋绥夫先生与妇女》(1909)：“《萨宁》在我们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序言按日记方式记录自己阅读该作的感受，避免触及性问题，但最后仍然说，“我还是展开我的翅膀，几千男人会在满足他们性欲中休息。我不会诉诸各种道德或伦理的基础。以前我只是作为游泳者在表层上理解和享受游泳，现在我则要深入到生命深处，毫无顾忌地尽情享受。萨宁这个所向无敌的形象，以其迷人特征，引诱着我。他在我灵魂中产生力量，鼓舞着我，成就我伟大而光荣的事业”；同样，著名的文学艺术批评家和宗教社会活动家菲洛索福夫（1872-1940）《语言和生活》（1909）坦言，阿尔志跋绥夫和也热心于写性问题的未来主义诗人卡缅斯基一样，缺乏出众的文学才华，“他们明白，性的痛苦和社会生活的痛苦是同等的可怕。对他们而言，性是伟大的苦难，非令人神往的淫欲”；连对大众文学持积极态度的著名批评家楚科夫斯基(1882-1958)，在其《论现代作家》(1914)也嘲讽道，“此乃思想甚至溜进了诲淫诲盗之作，这简直就是俄罗斯社会特点……阿尔志跋绥夫不仅是描写了萨宁的身体行为，还召唤所有人实施这样的身体行为”。诡异的是，许多青年人却从这个作品及其仿作中找到自我，如上述“萨宁分子”团体倡导要遵从人的自然意愿，对异性产生性欲望是人性之所在，遵从本能欲望的人才是真诚者，欺骗或压抑性欲望者则是不道德的，在生物学意义上，只有爱欲，所谓爱情则是不存在的，那是文化人的杜撰。《克莱采奏鸣曲》(1890)描写人在特定情境下会发生性心理扭曲的情形，《萨宁》则从反方向否定俄国传统中约束性的习俗和文化，不承认本能欲望之外的一切社会现实规则、价值观，该作进而把人的各种欲望都归结成性欲，并认为这就是人类的现实。这样的小说居然能畅销起来(十月革命后柏林和里加等仍再版《萨宁》)，直观上是因1905年事件后的局势之变，更与城市化进程改变帝俄居民的性观念息息相关，该作切实触动了正在变化的社会风气，从而使阿尔志跋绥夫把“性开放”作为重要话题的小说能畅销起来，此前创作的《小女人》(1905)、《妻子》(1905)、《人浪》(1905)等有关女性描写之作，也趁势流行起来，进而他创作了又一部关于女性欲望的中篇小说《站在中间的妇女》(1912)，同样也广为流行开来。

就在男性作家积极面向文学市场直接书写性爱问题之际，那位出生于宾扎洲公务员之家的著名小说家库普林(1870-1938)，居然用自然主义诗学，细致地描写妓院和妓女一整天的生活景观，这就是他的畅销小说《亚麻街》(1915)。这样的作品，得到批评界和文坛积极关注，却未必是否定性的，更多的是从写实主义角度肯定该作如何呈现了现实的俄罗斯问题。与这种把写实性目光投向性解放的现实问题上来之同时，俄国引进了欧洲刚兴起的电影，观众由此身临其境地看到欧洲社会的性解放境况：高尔基就曾记录了当时法国电影所展现的巴黎街道、居住在街道两旁的巴黎上流社会家庭生活情景，在优美柔和的片段中，“巴黎人吃早餐时，父母是这样可爱、温柔、快乐、幸福，孩子们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或者“女主人脱衣服，然后去浴室”，或者“少女穿着丝织长袜”，“男主人给女主人展示法国色情作家萨德(1740-1814)侯爵的插图文集”，令人无限遐想。这样的色情画面能被高尔基公开谈论，则是因为城市化过程深刻改变了大量普通居民生活走向，女性成为其中的受益群体，性解放意识遍及城市不同阶层，到这个世纪之交，女性解放思潮达到高峰。

就这样，“性解放”文学在当时俄国迅速成为潮流：批评家诺沃波林(1873-？)在《俄罗斯文学中的诲淫诲盗元素》(1909)声称，《萨宁》、著名剧作家涅米罗维奇－丹钦柯(1858-1943)的《偷来的幸福》(1902)和《奥尔加·马克西莫夫娜》(1904)、阿里波夫(1851-1911)的《临近码头》(1903)、莫尔斯科伊的《淫乱》(1903)、布列宁(1841-1926)的《僵死的腿》和《在基斯洛沃茨克的爱情》等，以及亚辛斯基(1850-1931)和彼彼科夫(1863-1892)的诸多小说一样，它们的主人公或是萨宁的前辈，或是其同辈。其实，早在阿尔志跋绥夫的《萨宁》之前，未来主义诗人卡缅斯基(1884-1961)就发表了诗化色情的中篇小说《两种爱情》(1899)，与《萨宁》问世近乎同时，他又发表《列达》(《教育》杂志1906年第12期）。这部小说叙述一位彼得堡美女，满怀颓废派的自负，只穿着一双小巧的金色女便鞋，赤裸裸地走进客厅，大声向聚集于此的人们喧哗道，“千年后，每一分钟的生活都会是美丽的，出人意料的，大胆抛弃羞涩的……新女性--女唐璜诞生了！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这种新女性的代表……最终，女人应该与男人一样得到探索、征服和获取的权利……”--该作立即就被读者关注起来。就在《萨宁》被热读之际，卡缅斯基又发表《四个》(《觉醒》杂志1907年第3、5期)，叙述一位中尉四天发生四次艳遇：主人公幻想“假如整个世界到处都放着餐厅里的小桌子，到处都有很多女人和军官，那该有多好呀……”。卡缅斯基也由此声名大噪，哪怕报纸上充满着关于他的聒噪，他自信《列达》和《四个》是不错的小说。就在这样突然获得知名度后，他继而创作长篇小说《人们》(1908)、《轻佻的短篇小说集》(包括《陷阱》和《理想的妻子》,1910）、《我的闺房：关于爱情的短篇小说集》(1906—1923)等，这些在立意上，甚至在诸多细节上，皆热衷于书写性解放问题之作，和《萨宁》无异，如在《人们》中主人公德米特里·维诺格拉多夫堪称萨宁的孪生兄弟，从而也畅销起来。就这样，作为诗人的卡缅斯基也就成了有名的通俗小说家。此外，在1880年代就已是契诃夫派的畅销书作家波塔宾柯(1858-1929），此时也触及过这个话题，创作了《踏实上班》《正确概念》《她太太的秘书》(1890)、《没有英雄》(1891)、《神圣的艺术》《极端幸福》《任务》《秘密》(1892)、《命运》(1896)、《退休》《克拉夫季娅·米哈伊洛夫娜》《前夜》(1906)、《在深不见底的时间里》(1912)、《万恶之城》(1918)等畅销小说，涉及当时性解放的话题，从而也成为期间流行的小说，作者被《布罗克豪斯和叶夫龙百科辞典》视之为高产小说家，当时俄国读者，包括中产阶级的和稍有文化的，无不对其作品情有独钟。开篇提及的象征主义诗人苔菲之《价值重估》(1910)，就视之为乃时势所为，因为连中学男生也疾呼，“我们要求恋爱自由，人人应该能结婚，女士、妇女和儿童皆有隐私权”，而文学批评家罗赞诺夫(1856-1919)，其《月光之人》(1913)更直接倡导性解放，认为性驱动是人之存在的不可避免，有时候是不可控制的部分，女人和男人一样，理想的性关系是性欲比较强的男人与性欲弱一些的女人相结合。这些意味着，这期间文学写作在性话题上突破了诸多束缚，表现得十分的大胆。

二

伴随着这种文学写作上的性解放潮流的，是此起彼伏的女性觉醒、女性解放潮流。1896年，俄国就有女性代表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国际妇女大会；1899年，彼得堡就创建了妇女保障协会；1905年末，著名的女大夫、作家波克洛夫斯卡娅(1852-1927)这位相信拯救俄国需仰赖付诸社会改革的民主议会女士，创建了“妇女进步党”；1900年，女作家车贝舍娃(1859-1923)在巴黎国际妇女大会上发表演讲《文学和新闻中的俄罗斯女性》(修改稿后来发表在《女性事业》杂志1900年第8-9期)，让欧洲社会知晓了俄国女性写作的状况；1905-1908年，帝俄当局恢复了为女生开设大学课程班；1906年，是俄国女性事业年--不仅杜马接受关于女性政治和公民权平等请愿书，而且举行全俄第一次女子选美比赛；两年后，首届全俄妇女大会在彼得堡举行，著名的女权主义运动人士柯伦泰参加，她支持各阶级团结，会议多方位审视女性地位问题；1910年4月21—25日，专家、行政官员、女权主义者、社会团体等各界代表千余人，聚集在彼得堡市杜马亚历山大厅，举行首届全俄反出卖妇女及其根源大会，会议发表《妓女宣言》，呼吁不要拒绝她们的诉求，“我们中许多人由于各种原因很早就从妓了，当时我们健康尚可，但我们不能忍受任何种类的性病，这对我们来说是最为可怕的，如梅毒。随着年岁渐长，我们人人都会被感染性病。原因不在我们，而是由于男人的梅毒”；1912-1913年，首届全俄妇女教育大会在彼得堡举行；1913年，托木斯克大学医学系开始招录女性职员，后来迅速波及其他大学，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加速增加。诸如此类女权运动、女性事业进步现象，大大促成女性意识解放和社会对女性意识觉醒的正视，如名演员和著名女性儿童文学家恰尔斯卡娅(1875-1937)先后结婚三次，仍受到儿童读者的父母亲敬重；女性作家地位也相应地得到正视，如以《时代精神》(1907)而名扬全俄的韦尔彼茨卡娅(1861-1928)，此前在许多畅销杂志上发表过作品，著名文学史家温格洛夫(1855-1920)给声望赫赫的《布罗克豪斯和叶夫龙词典》撰写条目“韦尔彼茨卡娅”，虽然批评她的虚构小说《瓦沃奇卡》鲜有触及社会现实图景。

与女性解放运动相一致的是，在充满活力的图书市场上，出现了更多的女性杂志：1899年女权主义运动活动家及纸质媒体人别什科娃－托利维洛娃(1841-1918)在莫斯科创办周刊《女性事业》，虽然第二年停刊，但十年后插图本周刊《女性事业》(1910-1918)问世，持续推动男女平等和女性独立的女权主义思潮。期间，莫斯科和彼得堡就创办有插图本半月刊《女性生活》(1914，1916)。实际上，当时这两个城市参与这一女性解放思潮的，还有社会科学—文学月刊《女性导报》(1904-1917)、周刊《妇女》(1907-1917)、文学与生活周刊《太太世界》(1907-1917)、周刊《妇女与女主人》（1912-1916）和《家庭主妇杂志》（1912-1926）、文学月刊《女性杂志》（1914-1916）、插图本半月刊《女性生活》（1914，1916）、《妇女世界》《女性生活》月刊、《女人与战争》（1915）以及《家庭女主人杂志》《妇女联盟》《女人生活》《妇女》《家庭女主人杂志》《妇女世界》(1916-1917)等杂志，基辅创办有《女性思想》(1909-1910)、《基辅沃洛佳学校女性杂志》《我们的朋友》(1911-1914)等，华沙创办有《妇女》(1913-1914)等杂志，也受图书市场青睐。与这些在文坛上享有声望杂志相伴的是，还有满足女性追求现代文明生活的《时尚信使》(1900-1910)、《织品与绣花》(1909-1915)等流行杂志。这些适应时代潮流的女性报刊，方便了女性参与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讨论，感染了安德烈·别雷(1880-1934)和维亚契斯拉夫·伊凡诺夫(1866-1949)等象征主义文学家，他们在莫斯科创办《家庭女裁缝》(1906-1908年)--1908-1909年易名为《女性财富》，1909-1911年易名为《女人世界》。可以说，城市化改变了女性处境、疏解了东正教会对人的精神束缚，使这些致力于塑造新女性的杂志，以不同方式倡导女性追求现代文明、培养女性主体性意识，从而吸引更多女性投身于文学事业。

这样一来，期间俄国出现的女性文学家，就远不限于吉皮乌斯、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等来自贵族之家的现代主义诗人，更有不少平民女性写作者推出的作品，“在俄国文学史上从没有现在这么多女性作家。出现有声望的女作家，或翻译或为报纸写作的女性作家，此乃俄国社会极为罕见的现象”。具体说来包括，这个性解放时代孕育出名演员和著名女性儿童文学家恰尔斯卡娅(1875-1937)，她写了《女校学生笔记》(1901)等80部有关叙述少女青春勃发作品；著名女作家纳戈洛茨卡娅大胆写了敢于涉及性或肉体享乐之类题材的《酒神之怒》(1911)等中篇小说；尤其是，那位韦尔彼茨卡娅创作了彰显普通女性追求个人生活幸福和感情满足正当性的长篇小说《时代精神》(1907)，重新讲述灰姑娘成功后如何幸福生活的畅销书《幸福钥匙》(1908-1913年，第5-6部分以《胜者和败者》为名出版)；以及出生于彼得堡风景画家之家的女作家马尔(1887-1917)，创作了堪称白银时代最触目惊心的色情之作《十字架上的女人》(1916)，甚至生于名门的季诺韦耶娃－安尼巴尔(1866-1907)，也深受时代性观念革命之潮流的感染，率先创作女同性恋小说《三十三种怪物》(1906)等；即便是象征主义诗人吉皮乌斯也写下《女裁缝师》(1901)、《结婚戒指》(1905)、《咒语》(Incantation, 1905)等性解放题材的畅销书。在这样女性作家大量崭露文坛的情势中，那些女性杂志也乐于刊载她们有关女性意识觉醒或身体快乐之作，从而成为图书市场上的畅销读物，如有美女插图的《1915年女性日历》(1914)乃当年最为流行的出版物之一，半月刊《家庭主妇杂志》订户达15万之众，这又反过来为发表谈论女性问题或性解放问题之作提供了可能性；也使许多女性通过这些畅销杂志成长为名作家，如以《高原》(1897)等小说而著名的女作家柳波夫· 古列维奇(1866-1940)，其编辑的《北方导报》(1885-1898)不断发表女性作家作品而畅销于市民社会，她本人由此赢得巨大声誉，去世后得以长眠于安葬文化名人的莫斯科新圣女公墓。这些女性作家的写作，对后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初期，产生了巨大影响：柯伦泰(1872-1953)这位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伊始便担任要职的女性革命家，深受社会潮流之影响，不仅身体力行性解放，而且在这些杂志上发表了充满色情之作《工蜂之爱》(1923)、《大爱，转折中的妇女》(1923)等畅销作品，提出“新家庭”、“新性道德”、“新自由婚姻”等概念，公开评价“性道德”、预测未来婚姻。这些作家的作品，在新经济政策时代广为流行并影响了中国。

诡异的是，把男女平等作为共产主义制度优越性之一部分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倡导女性解放，强制居民停止使用“先生”“女士”称谓，视之为西方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概念，要求一律改为“同志”，进而，影响了苏俄社会风气，也使审美趣味大变，如新作家再也不会效仿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写实主义经典作家，见不到基于俄罗斯认同而塑造的塔季扬娜(普希金)、追求纯洁爱情的系列少女(屠格涅夫)、“三姐妹”(契诃夫)等充满柔情和道德感的俄罗斯女性形象，而是代之以男性化的女性形象；苏维埃政权稳定，为彰显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差别，把女权主义运动视为西方男女不平等的现象，禁止在苏俄社会推广，因而白银时代关于性解放的文学，很快就被查禁，从文坛上消失，更遑论对性的描写，以至于柯伦泰这位曾身体力行性解放的革命家，“俄国女性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性关系理论的发展中的关键性人物”，在布尔什维克政权时代发生了变化，“主张是工作，而不是情感应该成为女性生命中的中心，女性能进行有成效的工作，由此女性走出家庭而外出工作，进而使女性获得独立并实现自我。她甚至在《妇女劳作和经济进化》(1923)中写道，‘女性作为一个人的地位、权利被认可，有权出入学校，这些通常促使她在经济和生产中发挥作用’”。

总之，1861年改革及其历程的持续延伸，累积到19-20世纪之交，导致包括性观念在内的社会观念发生大幅变化，孕育出《克莱采奏鸣曲》《萨宁》等大量描写性解放带来的社会问题之作；相应地，大批女性进入城市并接受更多教育、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就如英、德、法、美等国一样，许多女性步入文坛，并受益于小说创作技术的进步，写作能力和文学抱负各有长进，尤其是社会对女性写作日趋宽容、接纳，她们也随之卷入女性解放、社会的性观念开放等思潮，以女性作家特有的切身经验，大胆书写性、肉体、情欲、心理等，并正因有这样描写的小说，广受读者青睐。在教会地位虽然有所降低，但对政教信仰、阅读宗教出版物仍然盛行的局势下，这类涉及性解放尤其是女作家创作的女性文学，有的突破东正教伦理底线，如轰动一时的巴拉绍夫《一位父亲和一个女儿的订婚之夜》(1910)和《十七岁卡佳的不成功婚姻》(1913)等，自然引发批评家们紧张思考，如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阿伯拉莫维奇(1881-1922)发表《妇女与男性文化世界：造世与性爱》(1913)，反对正在勃发的女权主义。不过，这位批评家不久发表的畅销小说《路上的妇女》(1917)，却讴歌女性解放。帝俄缺乏欧洲宗教改革的洗礼和功能比较健全的议会，公开合法讨论女性解放问题的空间严重不足，此时却出现女权主义运动，涌现出大量触及性自由和女性解放的女性作家作品，虽然从叙述技术上难以区分有些女性小说和写实主义小说之别，但它们都发挥了切实推动女性解放思潮的作用；女性解放虽然未必是帝俄解体的动力之一，但不能否认新女性在布尔什维克发展壮大、十月革命和内战中的重要角色，如出生于技术工人之家的基尔萨诺娃(1888-1947)、出生于贵族之家并毕业于神学院的格鲁别耶娃(1861-1938)、出生于大企业工人之家的斯塔赫尔(1872-1939)等先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并成为重要革命家。不过，成长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实施对文学的审查制度，自然中断了白银时代的女性文学写作惯例，吉皮乌斯、罗赞诺娃、沙霍夫斯卡娅等现代主义诗人流亡国外，在异域中她们虽然勉为其难地延续白银时代女性写作传统，但因为女性解放或女性主体性意识问题之于她们已然不再是最重要话题，于是在境外的俄罗斯文学中女性小说悄然消失；留在苏俄境内的女性作家或新成长起来的女性作家，不能如白银时代那样自如叙述女性解放或女性主体意识，更不会触及欧美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率先提出的工业化、城市化、职业化所带来的女性主题，虽然女性在苏俄社会的求学、就业、发展，以及家庭地位等得到社会制度保障，但苏联当局没有充分考虑她们的性别基础，导致女性作家也写了大量小说、戏剧和诗歌，却和男性作家无异，这样的作品，哪怕出自女作家之手，也称不上女性文学。不过，性解放和女性解放在事实上成为苏俄共产主义道德的一部分，这也就使写妓院和妓女的库普林能入眠列宁格勒“文学桥”公墓(与屠格涅夫比邻而居)，韦尔彼茨卡娅这位书写女性解放问题的通俗作家，其遗骸也没有被从莫斯科“新圣女”公墓移除。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2年第1期

干春松 | “本心”与“民本”——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实践指向

邓晓芒 | “援道入儒”还是“以道解儒”？——论王弼对道家形而上学的深化

余敏江 王 磊 | 环境政治学：一个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

王燕梅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装备制造业百年发展与经验启示

《人文杂志》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