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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杂志》2022年第11期
学术性·思想性·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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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逯 浩 温铁军
国情基础和发展阶段：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认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结合”分别指向中国的国情基础和内生制度，此两者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也是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其中的新发展阶段的重要参照标准。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视角引入“唯物基础”概念来扩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约束经济基础的客观“地理—人口”条件的学理解释，并将其与初始产权条件、初始技术条件进行关联分析，得到决定内生性制度的条件组合，以此来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非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并解释社会发展的不同演化方向和剖析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把握历史主动，以高度历史自觉引领全体人民全面有意识演进”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重要特征，有意识地调整唯物基础以符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历史发展需要是实现有意识演进的主要方式。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演进阶段既是革命党也是应然的执政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务和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判断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政党特征。只有充分理解国情基础、内生性制度和其决定的发展阶段性，才能深刻认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质内涵，才能准确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在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李正图 葛文君 米晋宏
中国共产党资本认知的逻辑演进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党百年奋斗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出发，不断深化各个时期对资本的认知，不断强化和完善适合各个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需要的资本理论，不断探索规范、约束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形成了党关于资本认知的逻辑演进历程。这一演进逻辑依次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社会革命层面，提出“消灭资本（重点是官僚资本）”的主张，但也依据当时根据地建设对物资的需要而“利用和发展资本”；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和平改造民族资本”，最终实现在社会革命层面上“彻底消灭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同时也消灭了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使得中国进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开始侧重从生产要素角度逐步深化资本认知，最终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有机内容。而通过对党关于资本认知逻辑演进历程的梳理和总结，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资本及其理论，进而证明党关于资本认知的逻辑演进具有内在的理论必然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余婉卉
中国弹词与欧西史诗：一个文类学经典议题的再思索
“中国有无史诗”是文类学经典议题之一。尽管已有多人断言“epic”在中国文类中阙如，但吴宓的《希腊文学史》依然归纳出中国弹词与荷马史诗的12个相似点。此前，已有周作人《欧洲文学史》用弹词比照拜占庭骑士叙事诗《奥卡森和尼科莱特》。而早在19世纪中后期，英国来华传教士艾约瑟在《六合丛谈》发表《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以杨慎《二十一史弹词》阐述荷马、赫西俄德“作诗歌以叙史事”。随着西方文学理念的东渐，弹词日益受学者重视。郑振铎深研弹词后，修改了自己往昔“中国无史诗”的观点。陈寅恪会通文学、历史和宗教，洞察到希腊、印度与中国文学的互动。以上诸人往往悬置了史诗的“内在形式”和中国文体分类传统，却在中外文类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周律含
中国早期方位观及其美学意识
传统的中国美学研究往往将其研究对象限定于美和艺术，但在中国古代，空间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尤其是其中的方位。方位观念的形成，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人对空间的物理性认知，更是一种具备美学特性的空间规划。以早期中国“六合”的空间模式建构为例：它将人置于空间中央，由此诞生的华夏地理就成为一种经验性的人化空间，而并非纯粹的客观地理，这种非客观性恰恰为美学的发生提供了契机。从上、下的建构到四方的展开，方位承载了中国人独具特色的空间想象。这一空间想象及方位建构在农耕文明紧密的人地关系促使下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方位共识，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归属感，最终涉及的是一个如何建构精神家园的“安居”问题。总之，空间方位不仅关乎物理，更关乎人文、关乎审美，它发源于感性，又从感性活动升发至价值观念甚至哲学思辨，为早期华夏文明的建构开出了一条独特的美学路径。蔡 梓
国际关系视角下英国西沙政策再探讨(1920—1934)
一战后英日关系逆转，英国开始疑惧日本对西沙的经济渗透暗藏军事企图，于1920年主动介入西沙问题。英国基于西沙对日本有用但对自身用处不大的判断，且囿于“十年规则”，以遏止日本侵占西沙为决策目标，逐步形成“策略性支持中国”政策。日本势力于20世纪20年代末暂时撤离西沙，法国则从1931年12月起就西沙归属对华交涉。基于西沙可能为己所用的新认知，英国将决策目标提升为遏止任何强国侵占西沙，同样以“策略性支持中国”政策应对法国。1933年，英国开始同时遭到日、德挑战。英国在调整帝国防务战略的同时调适西沙政策，既坚持抵制日本侵占西沙，又于1934年决定在中法西沙交涉中不公开表态，但在对法互动时仍委婉表明它承认西沙属于中国。英国从介入西沙问题到西沙政策定型，均以帝国防务安全为决策立足点，把承认中国对西沙的主权并敦促中国加强行使这一主权作为策略，认为中国保有西沙最符合自身战略利益。徐传博
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对战争的胜算预估——驳“日本开战无胜算”论
战后多名日本学者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并无胜算，仅是美国强硬政策“逼迫”所致。事实上，战前日本高层确实在对美战争问题上有担忧：一是日本国力较弱，恐无法支撑长期作战消耗；二是苏联或发起对日偷袭，致日本陷于两线作战。但到1941年下半年，日本高层接受并确立岛屿“要塞化”作战方案，认定可以此发挥内线作战之利，并蓄养长期战争下的国力，维持“不败态势”。同时，德苏战争爆发，苏联无暇东顾，南进后方“威胁”解除。日本认为，可联合德国牵制并击败英苏，并伴随世界形势发展，寻机与美国媾和。日本高层正是在确认以上胜算预估的基础上，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冯 川
监督泛化与县域治理困境的形成逻辑
新时代县域治理中的监督主体数量大幅增加，扩大到包括专事监督问责的常态机构、围绕中心工作临时设置的监督机构以及监督权逐渐膨胀的业务部门在内的其他县域行政组织。“监督泛化”已成为监督下乡在县域治理实践中的普遍趋向。所谓“泛化”，即原先的特定领域边界变得模糊而形成的一种向外扩张渗透的开放状态。监督对象的泛化，促成属地责任的滥用，导致基层干部陷入被高强度反复动员的困境。监督标准的泛化，弱化了监督工作的治理实效，导致形式主义泛滥。监督意义的泛化，造成监督问责的刚性化，以致避责行为在乡镇政府内部蔓延。监督泛化引致县域治理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控制权的过度上收。让控制权回归收放自如状态，关键在于确保监督权的适度行使，促使监督下乡运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文 军 卢素文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组织化：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农民组织化是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一环，但这一议题长期在理论层面的“可能与不可能”和现实层面的“可行与不可行”存在着诸多学术论争。如果以新“钻石结构”组织模型为分析框架，结合中国乡土社会的实际情况和组织运行的基本逻辑来分析，可以发现，现阶段在中国大力推进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农民组织化已经具备理论上的可能：建设乡村共治格局的诉求和留存的组织文化为农民组织化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流动性形塑了农民以组织化来应对各类不确定性的组织目标，村庄多元行动主体要在组织中获取身份资格并寻求他人承认，技术与信任的耦合效应整合并提供了组织化生存所需的公共资源。但要想把农民组织化从理论延伸到现实层面，还需要基层组织适时转换引领者和协同者的角色，再嵌入农民的关系、利益与实现目标，推动多元行动主体情境性地去建构组织文化与结构，同时加强技术引进与本土化改造村庄外部资源的力度。刘 杨
社会基础如何形塑城市基层自治——以小区自治为中心
我国城市社会结构正在高速转型，以国家力量和政府行政为主导的基层治理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城市基层治理需要“找回社会”，推动基层自治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社区自治陷入困境的背景下，以小区自治为形态的城市基层自治模式正在兴起，而在不同类型的小区中，居民自治的状况存在一定差异。小区自治的兴起和差异格局表明，公共事务需求、积极分子、社会规模、社会关联度是影响自治生成和运转的基础性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城市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形塑着自治的形态与特征。城市基层自治主要遵循“事—人—空间—关系”的逻辑结构展开，公共事务需求是触发自治的主要原因，以积极分子为主体的主导力量承担着自治的动员、组织和协调，自治单元的社会规模和社会关联始终制约着自治的运转，影响着自治的过程和效果。深入研究城市基层自治的中国经验，不仅有助于认识“自治”这一传统学术命题的内涵与前景，也有助于廓清和发掘基层治理的社会资源，开拓有效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杨 勇
“境界”与“学史”——论唐君毅佛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佛学研究是唐君毅整体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君毅从“境界”和“学史”出发，描述了心灵主体由“执”而“觉”再臻于“善”的超越历程，这一历程本身又推动着佛学理论主旨沿着心性论的轨迹，从客观论向主观论进行逻辑演进。二者的交互建构，使得中国人性论赋予佛学发展目的、方向的规范之时，佛学思想亦为心性论提供了完善心灵主体理论的丰富资源。尽管与整理史料还原佛学史的方法相异，甚至因较强的主体性理解而产生佛学内涵的“偏离”，但是唐君毅力图吸收改造佛学思想，创建道德理想的人文图景之尝试，对当代学术重估中国传统思想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宋 霞 张瑞涛
性之害：《淮南子》“性静情动”关系考释与逻辑建构
《淮南子·原道训》袭用《礼记·乐记》“性静情动”的行文表述，通过文本剪裁和段落编排，使该命题在“无为”理念的统摄下，呈现出与道家思想演进相呼应的理论自觉。儒家在制度框架下探讨了乐之所由生的性情之本，《乐记》以“性”为天之所赋，“情”为性之所质，故“情”乃证知天命善性的“性之欲”。《淮南子》以“性静”为“自然之道”的顺承、“无为之德”的显证，其表征了人性的原初恒定，“性”在“物取”“心行”的推动下外见而生“情”，“情动”打破了由道而德而性的原有结构平衡，更会因其发用无度量界限致使天理本性沦落泯灭，因此“情动”是有所不足的“有为”，故言“性之害”。《淮南子》从性情修为的精神层面廓清道家“无为”观念并作出思想推进，对升华发展汉代道家心性论实有启发之功。白让让
行政垄断的特征事实、规制效能与统一大市场建设——基于执法案例的经验证据
规制政府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是我国《反垄断法》的主要内容，它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相辅相成，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根本性制度安排。本文对159起行政垄断案的统计分析发现，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具有违法方式十分集中、产品或服务的行业分布广泛、违法主体以市县级政府机关为主等几个普遍特征。在查处案件数量持续增加和执法效能不断提高的同时，行政垄断规制还存在着整改措施难以落实到位、以公平竞争审查替代反垄断执法、执法信息不够公开透明等问题。研究的政策建议体现在五个层面，即维护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统一执法权、构建公平竞争审查和行政执法的协同互补机制、增强执法程序和结果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建立跨区域型的执法体系以及增强竞争影响的经济学分析等。马莉莉 余紫菱 任孟成
“数字—能源”耦合协调及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与能源系统的深度耦合协调对提升能源效率从而并行实现数字化转型与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测算省际耦合协调度的基础上发现：数字化转型有赖于“数字—能源”系统趋向于融合发展；“数字—能源”耦合协调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在“数字—能源”耦合协调度更高、碳排放更多以及能源禀赋更具优势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并且该过程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通过增加要素流动性，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和能源互联网、数字能源等项目提升“数字—能源”耦合协调度，达到提升能源效率、支撑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人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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