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楚平 | 多情自古伤别离——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思想解放之一页

我少年时代最佩服两个人：马克思与毛泽东。因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规律：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毛泽东为中国革命闯出一条正确道路：农村包围城市。孙中山说，人的一生总得干成一件大事（大意）。我是文弱书生，干不了大事，但从小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立志要像马克思、毛泽东那样，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发现一条规律。于是找啊找啊，就决定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规律。我发表于《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的那篇处女作，就属这个“课题”，后来的农民战争研究也属这个“课题”范围。

我思考农民战争史问题由来已久。解放初，我配合家乡政府先后做了将近一年的社会工作，后来转入玉环中学（今楚门中学）、温州师范学校读书，1955年1月从温州师范学校毕业后，长期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工作。在我二十多年的中学历史教学生涯中，农民战争问题始终使我困惑、痛苦。当我在课堂上眉飞色舞地向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撒谎时，我的良心在滴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井喷”出来的十多篇拙文，是我二十多年痛苦思索的结果，是血与泪的结晶。

1976年9月上旬，我已预见到“四人帮”即将垮台，中国必将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为了迎接新时代的到来，我放下手中正在进行的楚辞老庄研究，开始研究农民战争，为拨乱反正做准备。

1979年春，我写了一篇12000字的冗文《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几点新认识》，寄给《光明日报》史学副刊。文章分5个部分：一、几点质疑；二、暴力万能与“让步政策”；三、平均主义；四、农民战争的性质与成败；五、朱元璋及其他。当时的史学副刊主编是苏双碧同志，责任编辑是陈清泉同志。陈清泉同志把稿子退回给我，并用漂亮的毛笔字写了一封长信，约我集中谈“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我遵嘱写了《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寄给他。1979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开辟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专栏，拙稿扮演了这场历时半年的学术大讨论的发难者角色。在这篇稿子里，凝聚着陈清泉同志不少心血。我写这篇稿子时，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半年多，初春解冻，乍暖又寒。我既思想解放，又心有余悸；已有新观点，但又未剪断与旧观点之间的脐带。文中有些句子就是这种复杂思想的反映。例如倒数第二段开头说：“封建帝王当然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这第一句与“但是”以下所言是矛盾的，是为了避“美化封建帝王”之嫌而添画的蛇脚。文章发表后，很多朋友、读者都对这句话提出批评，有的还能看出我的苦心。

1979年秋，我差不多同时写了两篇稿子，这就是《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和《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前者着重谈平均主义问题，后者全面阐述自己对农民战争的看法。

《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是我一生写得最畅快的论文。文章的观点与内容早经反复酝酿斟酌，腹稿早已形成，写成文章只是一昼夜之事。初秋某日，我买了一斤三角一分钱的老酒，咕噜咕噜一口气就喝了下去。于是乘兴命笔，开了一个通宵；窗外皓月当空，似在陪我挥毫；东方发白，一篇万余字的论文出来了；兴犹未尽，口占《自嘲》一首：

但是另一方面，来自农民战争史学界的猛烈围攻，却使我目瞪口呆，始料不及。我当时十分纳闷：我写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ABC与中国历史的普通常识，一般读者读了都欢欣鼓舞，那些专家教授怎么反而理解不了呢？这使我想起《皇帝新衣》与《曾参杀人》，始信谎言说多了也会成为“真理”，甚至是不证自明的先验“真理”。只有“不懂事”的儿童，才敢说皇帝裸体。满腹经纶的圣贤们反而较难承认事实，因为他们脑子里的“本本”太多，在他们看来，“本本”比事实更重要。举一个例子吧。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小学课本都说，《天朝田亩制度》反映当时农民的愿望，得到农民的拥护，把太平天国革命推向高潮。这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倒背如流的历史常识，其实却是没有任何史料根据的大谎话。《天朝田亩制度》没有得到过当时农民的拥护，而且《制度》是反动的，它的反动性，不在于它是空想的一一历史上空想的东西也可以是进步的，也不在于它是封建的——洪秀全的时代，封建还不等于反动。《制度》的反动性在于它是倒退的，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违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人民的利益与愿望。2001年，中央电视台放映大型历史连续剧《太平天国》，仍在不厌其烦地宣传这个谎话。应该承认，电视剧《太平天国》已有一些改革，但基本上还贯穿着史学界长期以来的正统观点，结果遭到广大观众的唾弃，创下中央电视台大型连续剧收视率的最低纪录。学者与大众的反差何其大也！

《太平天国》电视剧海报

再举一个例子吧。《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第一个问题“唯一动力论质疑”，是20世纪50年代一个初二学生暗地里向我提出的。他的问题好比当头棒喝，使我猛地清醒过来，开始怀疑我们的农民战争理论。这个敢说皇帝裸体的“无知”儿童，是我研究农民战争的启蒙老师。

《历史研究》不仅发表我的文章，还邀请我到北京住了一个月。他们为我联系安排在鼓楼西大街的西藏驻京办事处居住，使我平生第一次与藏族同胞共同生活了一个月，真有意思！阔别23年的郭一民老师来到《历史研究》编辑部与西藏驻京办事处找我，热情奔放的师母在家里设盛宴为我洗尘。我拜访了丁伟志、庞朴、王庆成、顾诚等令人尊敬的学者；游览了名胜古迹，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两次进故宫博物院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历史文物。我当时还是温州郊区永强中学教师，数十年的井底之蛙，突然跳到井沿上来，大开眼界，大长知识。这是学术刊物对一个特殊作者的特殊栽培，他们因此招来非议，承受压力，我至今既感激又不安。当时负责具体接待的是责任编辑田居俭同志，他为我花了不少心力。主编黎澍同志单独与我谈过话，这位革命前辈是当时社会科学界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他的谆谆教导，我至今记忆犹新。他在热情肯定我的文章、观点之后，语重心长地说：“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要考虑后果与影响，措辞要好好斟酌，不要使别人读了不舒服。”他的话非常正确，是针对《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而发的。这是我一生中写得最畅快的率性文章，真正做到怎么想就怎么写。一个乡村教师，指点江山，旁若无人，着实得罪了不少人，他们的激怒也在情理之中。我后来写文章常想到黎澍同志的这些话，尽量考虑后果，但又很难完全做到。例如此文，我有意要写得自由自在一些。因为演员也有卸妆的时候。人生在世，总不能老是像照相时候那么拘谨，尤其是进入晚年以后，总不能把憋在肚子里的真心话都带到火葬场去吧。

1983年春，国内有过一阵“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运动一开始，北京有老同志点了我的名，批判我的农民战争观点。消息传到浙江，颇有“风雨欲来”之势，幸好我的所在单位领导沈善洪、魏桥、王凤贤、胡国枢等同志，以“学术问题”为由，顶住了“风雨”的袭击，使我能够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历史毕竟已进入新的时期，运动很快就不了了之。否则，单位领导是招架不住的，甚至会引火烧身。运动虽然流产了，对我的影响却依然存在。从此以后，我的农战史论文发不了，申请这方面的课题批不准了。甚至我的其他方面的研究文章与成果也因为“董楚平”的署名而得不到发表和承认。

一位史学理论家说，20年前史学界部分学者对我的“商榷”，是建国后曾经“长期享有正统地位”的“那种庸俗的、狭隘的、片面的‘阶级观点’”“处于‘强弩之末’、‘江河日下’状态中”的“猛烈批评和反复围攻”。的确，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已开过，历史已进入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就全国范围来说，那种庸俗的“阶级观点”的确已是强弩之末，但在农民战争史这个特定的学术领域里，那种“阶级观点”不但当时还是一张很强的弩，至今仍然很难说它已到了“末”日。农战史是“左”倾思潮最顽固的避难所之一。

隔行学者写的《太平杂说》，凭史实说话，没有史学界的那些陈词滥调，不为这些陈词滥调而篡改历史，2000年初版就印了10000册，现在已经脱销，与贯彻史学界正统观点的电视剧《太平天国》形成鲜明对照。事实证明，群众不是不喜欢农战史，而是讨厌谎话。

《太平杂说》前言云：“有些学术领域，如果没有隔行者参与，本行的学人长期受圈内绝对主流观点的塑造、制约、熏染，很难有自由思想和独立认识。即使有，受到种种‘关系’、利害的制约，很可能就欲说还休，胎死腹中。即使写了，圈内也很难让它正式露面。”这是经验之谈，看来，别的一些学科也需要隔行人去掺沙子。像农战史这种禁忌特严的学科，更需要“隔行人”的隔岸观火，他们的客观眼光往往能看到火场上的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的特殊身份，不会受到圈子内种种关系与利害的制约，说话可以自在得多。

似乎我与农战史的最后一次缘分就这样断了，年龄与身体条件也不允许我今后有投身农战史研究的可能。论文集《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的出版应是我与它的最后一次握别。朋友说，农战史是“左”倾思潮的重灾区，离开这块是非之地，晚年会有“无事一身轻”的快感。但愿如此！不过，我不是“薄幸”之人，我的心会永远挂着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