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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多维性与出路阶层化：中国大学教育过程的公平性研究

本文作者：李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原文刊于《社会》2018年第3期

摘 要：本文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BCSPS）数据，分析了城乡户籍、家庭背景因素对大学生学校过程及毕业出路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学校过程方面，城乡大学生在学业成绩、校园表现、心理素质上差异不大，但在文化资本、毕业预期上差异明显，这种差异受家庭文化资本等背景因素影响；家庭背景在不同层次高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家庭经济资本有利于非“211”高校学生争取更好的校园表现，而文化资本对“211”高校大学生心理状况影响更大。在毕业出路方面，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的分配相对公平，主要受学习成绩和综合表现影响。不过，海外留学机会获得受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收入影响明显，优势阶层的子女毕业深造选择空间更大。海外留学和留学归国人员规模快速增长对高等教育的主观公平性与民众阶层固化感的影响值得关注。

“阶层固化”和“寒门难出贵子”是当前的热门话题。人们既担心在资源和机会的分配过程中，个人能力或人力资本等后天可以争取的特征不是核心标准，出身决定一切，社会进入阶层直接再生产状态，也担心虽然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标准，但能力和素质的分化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背景等先天差异，社会进入阶层间接再生产状态。提高人力资本在资源分配中的影响（比如，用人唯贤、保证工资收入和房价或财产性收入同步增长等）可以化解第一种担心，但只有保证教育机会分配公平和教育过程公平，才能同时化解第二种担心。“读书无用论”和精英大学生感叹“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表明大学生的发展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阶层和家庭背景的影响已成为国人衡量社会系统开放性的依据之一。中国高等教育过程的公平性如何？家庭背景作用如何？农村大学生等弱势学生上了大学之后，各方面的表现如何？毕业后的出路是否更差？这些都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以往的教育与分层研究主要关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以及高等教育的后果，忽视了对高等教育过程的探索和分析。本文将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对家庭背景在本科教育过程不同方面及此后研究生教育机会（包括出国留学机会）获得中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层次高校的差异进行研究。

“身份制”衰落后，现代教育系统和文凭制度逐渐肩负起精英的培养、筛选、招募的功能，教育也被逐渐塑造成为一个所谓的专业过程。在这种制度下，中下阶层也可以动员各种资源，帮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进而获得较好的人力资本或制度性文化资本（如大学文凭），实现社会流动。很多国家还通过设立奖/助学金或招生占比等方式保障少数族群及弱势阶层子女上大学的机会(吴斌珍等，2011；吴愈晓，2013)，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隔离家庭背景的影响，维持社会平等和整体活力。

有围绕教育及社会地位获得的研究表明，“（现代）教育既是代际向上流动的动因，也是地位再生产的手段”(Hout and DiPrete，2006)。因为，在上述看似公平的制度下，优势阶层不仅在决定系统的明文规则和隐性规则上更有影响力，而且还更熟悉相关规则和规律，对教育的投入更多，效率也更高(Lucas，2001；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布迪厄，2004)。可以说，正是通过现代教育系统，优势阶层将家庭资源转化为子女个人的人力资本、制度性文化资本和身体性文化资本，从而将阶层不平等再生产并合法化。批判教育学家就对教育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与不平等进行了大量研究（阿普尔等，2007）。一个具体的教育系统到底是偏向于阶层流动还是再生产，主要依赖于更加宏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Houtand DiPrete，2006)。在“庇护型精英再生产模式”下，教育的阶层再生产功能明显，而在“竞争型精英选拔模式”中，教育的阶层流动功能更明显（Li and Walder，2001）。

在中国，教育肩负着培育新人的使命，提高大学生中工农子弟的比例是革命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公正的体现（梁晨等，2013）。近年来，市场化转型、扩招和招生制度改革对教育机会（特别是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性的影响大受关注 (吴晓刚，2009；李春玲，2010) ，结果表明，阶层不平等程度更严重了 (郝大海，2007；李春玲，2010，2014； Liu，et al.，2014；吴晓刚、李忠路，2017)。与此同时，大量试图通过对比教育水平所代表的人力资本和党员身份所代表的政治资本的作用的变化来评估市场化转型影响的研究表明，转型后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更高了(边燕杰等，2002；李路路等，2008)。这两种结论综合起来，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在改革后可能成了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器，优势阶层借由高等教育获得更大的地位优势。

这是高等教育过程本身造成的，还是高等教育所嵌于其间的整个教育筛选分流体制造成的？说得更明确一点，抛开大学入学前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和毕业阶段的就业过程，高等教育过程本身到底是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器”还是“均衡器”？答案关系到为缓解阶层固化是否需要改造高等教育本身，还是只需改变高等教育机会的配置即可。当前对高等教育过程的研究仍相对缺乏 (吴晓刚，2016)，相关答案可以从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过程的影响来寻找。如果经过筛选进入高校的大学生在大学过程中仍然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化，就至少说明高等教育过程尚未完全弊除阶层的影响。

关于家庭背景在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影响，功能主义的“选择论”倾向于认为影响不大或没有影响。其中的“绩效选择论”认为，现代社会的地位获得主要凭借个人能力和绩效，先赋因素（如家庭背景作用）会逐渐消失(Breenand Goldthorpe，1997)，高等教育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标准是学业成就而非家庭背景，家庭背景的作用较弱（Mare，1980；Treiman and Yip，1989）。“社会选择论”不赞同绩效是唯一的选择标准，但认为经过多轮淘汰后，最终进入大学的学生，无论来自哪个阶层，在学业成绩、个人抱负、综合能力等方面都会具有较强的同质性（Bell，1972；Boudon，1974）。因此，在高等教育阶段，家庭背景的作用也会更弱(Stolzenberg，1994；李忠路，2016)。国内也有部分研究表明，随着不同教育阶段的逐步分流和筛选，家庭背景在更高教育阶段的影响更小（吴愈晓，2013）；家庭背景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结果影响不大或没有直接影响(岳昌君、丁小浩，2004；李春玲，2012；王卫东，2013)。

而冲突主义的“阶层再生产理论”认为，家庭背景会在高等教育过程及毕业后的就业和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持续影响（刘精明，2014）。扬、伯恩斯坦、布迪厄、帕森斯等欧美社会学家在考察学校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校园文化后，都倾向于认为学校存在明显的阶级“偏见” (转引自巴兰坦，2005：43、46-48)。中产阶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与学校教育过程更为契合，而来自底层和工人阶级的子女缺乏对应的文化资本（诸如沟通技能、行为规范）以获得教师的认可和特别帮助，从而在学业和学校生活适应上差人一等（DiMaggio，1982；威利斯，2013；布迪厄，2015）。国外不少研究显示，家庭经济状况和父亲的教育水平对某些类型的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有显著影响（Hansen，1997；Mullen，et al.，2003）。国内也有研究显示，家庭阶层地位对大学期间的学术性投入有显著的影响(周菲、余秀兰，2016)；家庭收入和父母的教育水平对研究生就读机会有显著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李忠路，2016）；城市学生的累积优势在大学毕业后的职业发展中仍能发挥作用(李骏，2016)。

研究结论的差异除了受样本类型不同等因素的影响外，很可能源于不同教育阶段的筛选和培养是否坚持了同样的原则，以及优势阶层有没有干预更高教育阶段的培养和筛选过程的机会。在竞争性精英选拔机制下，各阶段的选拔标准相对公开统一，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不适应标准的学生被逐渐淘汰，家庭背景在剩下的学生中直接作用较小。如果各阶段的筛选和培养标准不连贯，那么在后续阶段，家庭背景仍有可能发挥作用。中国的基础教育、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阶段培养和选择标准存在差异，对应的家校关系、家庭背景的影响、国家对弱势阶层的照顾程度也有不同。高考制度使大学以前的教育主要以考试成绩为指挥棒，这一筛选机制使得被同一所大学录取的学生在学业成绩方面具有较大同质性。但相对于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大学教育过程和毕业分流是更为综合和多元的过程。

参照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学校教育可以被看做制度性文化资本生产和身体性文化资本生产的综合过程。在前一个过程中，个体通过在学业成绩和专业能力上达到有关标准，从而获得被国家认可的文凭，是一个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而身体性的文化资本不一定有国家认可的证书，但仍有很强的区隔性，人们凭借对特定文化资本和能力的掌握而更容易被大学教师和未来的雇主所认可，被来自优势阶层的同辈群体所接纳，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和社会经济回报（布迪厄，2004）。与基础教育相比，高等教育过程的多维性更加明显，不同层次的高校在这一方面会有些差异。学生不仅要掌握特定的文化知识，更是会特别重视人际交往和组织管理能力，试图积累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等多种资本，同时强化认知能力和情商等非认知能力（许多多，2017）。文化知识方面与早前应试阶段的标准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经过多轮筛选后，可能已与家庭背景关系不大，而其他维度（具体如文艺素养、娱乐技能、口语能力、行业知识、社会资本等）在大学之前不太被重视，但在大学很重要且受家庭背景影响较大。

总之，基础教育的应试性与高等教育的多维性组合在一起，为家庭背景在高等教育阶段持续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在无法彻底改变高考招生制度的情况下，优势阶层可以让子女获得较好的学业成绩争取高校入场券的同时，通过投资于素质教育或“影子教育”帮助子女积累额外的知识技能、文化素养，以备大学阶段的竞争和长期发展之需（吴愈晓等，2017；Hu and Wu，2017）。弱势阶层的子女确实可以靠高强度应试教育获得好高校的入场券，但在额外素养的投资和积累方面更难。进入大学后，那些曾经不被重视的特征可能立马成为学生分化的依据，并影响后续机会的获得。弱势阶层的子女可能因为缺乏相对优势和“后劲”而在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求职、职业发展等方面面临困难（林易，2010）。自主招生改革正逐步改变高考招生制度，推动初高中教育标准与高等教育标准统一，部分精英高校招生已处于双轨状态，为优势阶层采取上述竞争策略提供了方便（Liu，et al.， 2014）。

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随着社会分化的扩大，不同阶层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发生了分化，社会中上层家庭的子女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变得更大(吴晓刚，2016)，但中下阶层的子女进入大学的相对机会没有增加且更多地集中到了普通大学(李春玲，2014)，不同层次的学校教育过程和结果存在差异。还应该看到，即便进入同一所大学，学生在早期教育经历、家庭背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也可能会扩大（吴立云、马建青，2011）。这些差异会进一步影响大学期间不同维度的分化和后续阶段的机会分配。这也是相当比例的大学生不仅注重学习成绩，还更注重全面综合表现的原因。

本科教育过程的多维性为阶层因素在大学阶段发挥分化作用提供了契机，但如果本科结束后的出路分化和机会分配根本不考虑这些维度，而是像大学毕业包分配时期一样主要考查学生专业能力和政治忠诚，那么优势阶层的文化资本投资策略同样不会见效。因此，本科出路分化的公平性是保证高等教育过程公平性的重要部分。

既有关于高等教育后果的研究经常使用高校毕业生收入水平、就业单位地位或职业地位来刻画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普通学校/精英学校）对不同群体（城乡、不同性别）的影响（田丰，2015）。这些研究忽视了大学出路的多元化及参加工作这部分学生的选择性带来的偏差。随着研究生教育扩招和保研制度的实行，直接就业成为本科毕业生中具有高度选择性的部分学生的出路。2015年国内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达到同期普通本科毕业生规模的15.9%，部分地区精英高校的比例更高。例如，北京地区高校2015年硕士招生人数达到当地同期普通本科毕业生规模的三分之二。而在2016年，有11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本科毕业生总体深造率达到60%以上，22所达到50%以上，45所达到40%以上。精英学校的优秀学生更有可能继续深造而非直接工作，这种选择性使直接就业的本科毕业生的初职收入和初职地位越来越难以反映精英学校和非精英学校的差异。因此，非常有必要将就业的毕业生和继续深造的毕业生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关注研究生教育机会分配的公平性这一与教育系统特征更紧密的问题（李忠路，2016）。

而在研究生教育机会分配方面，研究者普遍忽视了近十年来出国留学规模的快速增长及其对中国高等教育公平性的影响。以往有关研究生教育的研究主要关注研究生教育质量以及教育制度变革（如规模扩招、保送制度、奖学金制度变革）的影响，仅有的对海外留学的研究也主要从理性选择上进行分析或从人才流失的角度表示担心(潘昆峰、蒋承，2015；李忠路，2016)。实际上，更值得注意的是留学及归国人员增加对教育公平和中国社会分层的深远影响。近十年来，中国出国留学人员规模迅速增长（见图1）。2015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52.37万，为2000年的13倍，其中，自费留学占92%；同年，留学归国人员达到40多万（本科毕业出国者占到60%以上），直追50多万的国内研究生毕业生规模(Li and Feng，2018)。虽然学成归国人数相对于国内大学毕业生规模不大，但相对于他们的潜在竞争对象——国内的重点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毕业生——规模已经算不小。他们多数都试图在国内的一二线城市就业，对大城市的优质岗位市场影响巨大。此外，留学归国人员还享受包括落户、创业在内的优惠政策。

图1：1978年以来中国研究生“招生—毕业”规模及“留学—归国人员”规模

这意味着，即便中国大学教育过程和研究生招生保持了公平，中上阶层子女无法获得国内研究生深造机会也还可提前布局争取海外研究生教育，进而获得在国内就业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这种受家庭背景影响较大的额外机会可能会引发弱势阶层大学生的无力感和阶层固化感。因此，在毕业出路的考察中必须将海外深造机会一并考虑进来。

依据前文的梳理，经过高考等筛选后，进入同所或同类大学的不同阶层家庭的子女在学业成绩和应试能力上应该差异较小，但在文化资本、社会交往能力等非认知能力，以及综合素质等方面可能仍存在潜在差异。这些差异会成为大学分化的基础，甚至会影响学业表现。城乡差异是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维度，农村家庭和社区在经济、文化资本上的劣势可能会使农村大学生在综合素质和非认知能力上存在不足。由此，推出本研究关于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过程不同维度的不同影响的第一组假设：

假设1.1：城乡出身大学生在学业成绩、学习效能感等经过统一筛选的维度方面差异较小或不明显。

假设1.2：城乡大学生在文化资本、校园综合表现等受家庭环境影响较大，在需要长期濡染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1.3：在控制家庭文化资本及教育投资情况后，城乡大学生在文化资本、校园综合表现方面的差异会变小。

本科学习结束后，毕业出路的确定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过程，不仅受学业成绩影响，还受家庭干预，优势阶层更有可能帮助子女获得更好的职业机会。国内研究生深造机会的分配尽管受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费用大大提高，但无论是统一的研究生招生考试还是公开的推荐保送，整体而言，主要还是被高校管理者和教师群体把握，他们有较强的专业精神和公平化取向，家校互动和金钱择校的影响相对有限。因此，在控制个人能力和综合表现后，家庭背景对获得国内读研机会的影响很小。在出国留学上，学业成绩好的学生可以通过申请奖学金出国，但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实力的影响可能更明显。一方面，优势阶层了解海外高校及留学流程的渠道更多，子女及早参加工作以兑现教育投资的压力较小，预期深造或较早准备出国（如英语考试）的比例更高，从社会化路径上影响海外教育获得；另一方面，由于超过90%的留学是自费留学，经济条件门槛较高，条件较好的家庭可以直接从资源路径上支持子女获得海外研究生教育（Stolzenberg，1994）。因此，第二组假设是关于本科毕业不同出路决定机制的异质性：

假设2.1：城乡大学生在毕业出路上存在显著差异，学业成绩、文化资本、校园表现、毕业预期等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假设2.2：在控制学业表现等中介变量后，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是否获得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的影响不再显著；

假设2.3：在控制学业表现等中介变量后，家庭背景对获得海外研究生教育机会仍存在显著作用。

第三组假设涉及高等教育过程的异质性。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和改革，中国大学出现了更大的分化。诸如“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之类的重点大学和学科支持计划使不同等级的高校在硬件条件、师资力量、科研投入等方面的差距更加突出，对学生的筛选标准和选择性也会存在差异(刘精明，2014；田丰，2015；吴晓刚，2016)，部分精英高校有自主招生权，更认可学生多元化的能力，而多数普通学校缺乏这样的制度。不同层次的高校对学生的支持程度不同，优质大学的支持程度更高(史静寰等，2011)，更有利于提高学生在学业成绩方面的平均表现。不同学校教师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也有所不同，学校管理的行政化程度不同，学校校风和教师群体对社会潜规则的拒绝度也存在差异。这可能会使得家庭背景的直接影响在普通学校更大。学生家长可以凭借权力、金钱、社会关系介入大学教育过程，为子女在大学谋求更好的机会和综合表现。此外，相对于那些子女已进入精英学校的家庭，子女就读于一般学校的优势家庭会更多地进行额外的教育投资，以弥补子女所读大学不好的遗憾，从而扩大非精英学校内部不同背景的学生之间的差异。因此，提出以下第三组假设：

假设3.1：家庭背景对大学校园表现的影响在普通学校和精英学校存在差异，在普通学校的影响更大。

假设3.2：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本科毕业出路的影响在普通学校影响较大，在精英学校个人学业成绩对毕业出路的影响更大。

接下来，本文将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验证，讨论家庭背景对本科教育过程、本科毕业出路，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层次高校的异质性。

“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以2006年和2008年秋季入学的北京地区高校本科生学籍数据库为抽样框，采用PPS分层多阶段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5 100名学生进行追踪调查。首期调查始于2009年，到2013年共完成五轮调查。前两轮调查采取现场集中填写纸质问卷的方式，后三轮调查采用短信、邮件通知，凭密码填写网上问卷的方式，数据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和跟踪率（李路路，2014；Wu，2017）。

北京是中国高等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地区，且高校存在一定的层次性。这里有不少地方高校，但同时也有中国39所“985”高校中的8所，112所“211”高校中的26所，高校间存在较大的层次差异。北京本地高中生升入大学的比例较高，除部分进入其他省份或地区的高校外，其他大部分都集中在本地市属高校。而外地进入北京高校的学生主要进入其中较好的精英学校。因此，本地生源和外地生源经历的筛选严厉程度不同，可能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后文结论除了进行全部样本分析外，还分别对北京本地生源和外地生源进行分析确定。

为了反映本科教育过程的多维性，本研究选择从学业成绩、文艺素养、校园表现、心理素质、毕业预期五个方面测量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分化。用“是否获得研究生教育机会”（又分为“国内深造机会”和“海外留学机会”）来衡量毕业出路的差异。然后考查学生进入大学前城乡户籍属性和家庭背景对不同维度的影响是否显著，以及相关影响是否与高校层次存在交互影响。因为两个年级学生的毕业年份不同，为了综合反映学校过程，本文利用多轮数据进行测量指标构建，部分主观变量以大学第三年的测量为准，不同因变量缺失情况略有差异。因变量的测量方式如下：

（一）学业成绩

在调查中用统一的标准严格测量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大学生的学习表现很难，本文利用学生自己报告的个人在本班的相对排名（取值处于0到1之间的连续变量，数值越高，排名越靠前），辅以本科期间是否挂科、是否修读双学位、学习效能感和英语四级考试成绩来反映学生的学业表现。选择英语四级成绩是因为各层次高校几乎都会要求本科生参加这一考试。少量英语四级成绩缺失的案例则依次以六级考试成绩、高考成绩、英语听说读能力主观评价为基础用回归法进行了插补。学习效能感在整个调查期间都进行了测量，本研究只用了大学第三年的结果。通过五个选项（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的总加得分来测量“我确定我能掌握今年在课堂上教的知识内容”“我确定我能想出办法来完成最困难的功课”“只要我不放弃，我就能完成几乎所有的功课”“即使功课很难，我也能学会”“只要我努力，即使是最难的功课我也能完成”这五个定序问题。总分越高，效能感就越高。

（二）校园表现

从四个方面来反映，分别为“大学毕业前是否获得党员身份”“在校期间累计获得的奖励情况”“大学期间是否担任过各类学生干部”和“与学校老师、同学关系好坏程度”的自评分。其中，奖励得分为大学期间所获各项奖励加权之和：每个国家级奖励计4分，省部级奖励计3分，校级奖励计2分，无等级或其他奖项计1分，没有奖励则计0分。

（三）文艺素养

通过上大学前和大学期间的文艺特长掌握程度及文艺活动参与频度来测量。其中，文艺特长包括“乐器”“歌唱、舞蹈”“绘画、书法、棋类”三大类，掌握程度分为“完全不懂”“略懂”“比较熟练但属业余水平”和“已经达到一定专业级别”，分别取值0、1、2、3。文化活动参与包括“去影院看电影”“去剧院看戏、曲、听音乐”“参加展览馆、博物馆”和“参加流行音乐演唱会”四类活动，参与的频度分为“从未”“偶尔”“经常”三类，分别取值0、1、2。文艺特长和文艺参与的得分为对应各项的加总得分，取值越大，表示掌握得越好或参与得越多。

（四）心理健康

通过对本科三年级上学期的自尊感、一般自我效能感、压力感、焦虑感、抑郁感进行测量。其中自尊感为“卢森堡SES自尊量表”测试结果，一般自我效能感采用“GSE量表”测量，压力感、焦虑感、抑郁感通过“DASS量表”长表的三个子维度测量，以往研究显示，它们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这些量表都是总加量表，取值越大分别表示自尊心越强，效能感越高，压力感越大，焦虑感越高，抑郁感越强。也就是说，前两个心理量表是正向指标，后三个取值较小为好。

 （五）毕业预期

通过对第一轮调查询问的本科毕业后的打算来测量，如果要“准备继续深造”则取值为1，“准备工作和没有想好”则取值为0。

 （六）毕业出路

根据两届学生各自毕业当年五六月份调查时毕业出路确定情况，分为“就业或不确定”“国内读研”“海外读研”三类，其中“就业或出路不确定”是参照组。

在自变量方面，除高考前的户口类型（“城市户口”=0，“农村户口”=1）外，家庭背景变量主要分为“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文化资本状况”两类。其中，“家庭经济情况”由家庭年收入的对数，以及家庭在当地的经济地位自评分（1为“上上层”，2为“中上层”，3为“中层”，4为“中下层”，5为“下下层”）测量。“家庭文化资本”通过父母的教育水平、14岁时家庭文化设备设施的数量，以及受访者初中或高中期间是否参加过课外辅导班来测量。其中，父母的教育水平分为“初中及以下”（取值为1）、“高中、职高、中专”（取值为2）、“大专、大学”（取值为3）、“研究生及以上”（取值为4），取父母两人中教育水平较高者。在交互模型中，父母的教育水平则依据是否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进行编码。家庭文化设备设施通过清点家中是否有如下设施或物品来测量：专门学习的地方、订阅报纸杂志、有百科全书辞海词典工具书、超过50本书籍、属于自己的房间、书桌、学习机或教育软件、互联网、古典或经典文学著作、诗歌集、艺术品、VCD、MP3、电脑，有一种则得分加1分。

学校类型作为控制变量时，分为“北京市市属学校”“部属非211学校”“其他部属211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六类。在估计学校层次的交互效应时，进一步加入学校是否为“211”高校的虚拟变量，以估计出两类学校的平均效应和平均交互效应。

其他控制变量还包括性别（“男性”=1，“女性”=0）、年龄、民族(“汉族”=1，“少数民族”=0)、来源省份、专业类别和入学年份（“2008年”=1，“2006年”=0）等。其中，年龄为连续变量，性别、民族和入学年份均为两分类的虚拟变量；生源省份和专业类别则分别被转换为虚拟变量组，它们的回归系数因为不是关注重点，所以本文从略。

上述变量不同程度地存在缺失，最终进入城乡生源描述性比较的样本4 271人，占基期调查有效样本（4 771个）的89.5%，其中，农村生源样本3083人，2008级样本2 215人。在模型分析阶段，由于涉及多个因变量和自变量，各模型的有效样本量略有差异。除本科挂科、双学位修读、文化资本状况外，多数模型的样本量都在4 190人左右，约占基期有效回收案例的87.8%。

依据假设，后文将检验城乡户籍属性对相关表现和出路是否存在显著影响。如果影响显著，则说明城乡大学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纳入中介变量之后，如果差异变得不再显著，城乡出身之间的差异就主要由新纳入的变量造成。针对连续因变量，本文使用“OLS模型”，二分因变量使用“Logit回归”，多分类因变量使用多“分类逻辑斯特回归模型”。

（一）描述性结果

表1给出城乡大学生在各个变量上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到，两类学生的学校分布、专业类型和家庭背景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学生更有可能就读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精英学校，而农村学生更多集中在理工科高校。北京本地学生主要在市属高校就读，本地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更有可能进入部属“211”高校。从家庭背景看，城市学生家庭在经济水平和文化资本上存在显著优势，60%的父母有大专以上学历（农村大学生父母中只有不到10%），在主观认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上，城市学生也更好（取值越大，地位越低），城市学生在中学阶段更有可能上过辅导班，大学期间在学费上存在困难的比例更低。受访大学生家庭贫富差距较大，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0.55，个别学校达到0.6以上。

城乡大学生在学业成绩、校园表现（比如，荣誉获得、校园人际关系、学生干部及党员身份获得）、心理状态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但较小。在其中一些方面，农村学生甚至更占优势，如成绩排名更靠前，入党比例更高，焦虑感、压力感、抑郁感更轻。但在以英语成绩、双学位修读、文艺素养和实践为指标的文化资本方面，城乡学生差异明显。

从表2可知，在毕业出路上，城市学生虽然继续深造的总比例与农村学生差异不大，但深造去向差别明显，出国深造的比例高很多。例如，北京本地城市学生深造的比例为21%，是农村学生的3.15倍多，而北京城市学生海外深造的比例是农村学生的34.7倍。外地生源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在国内读研的比例分别为30%和40%，但海外深造的比例分别为13.3%和2.0%。

表2：城乡大学生在校表现与出路差异

毕业出路上的差异与进入大学时的毕业预期相关。毕业预期不同，会导致在大学期间精力投入方向上的差异。预期出国的学生会花更多时间准备外语，英语成绩也会更好；预期工作的学生则会花投入更多精力兼职、实习、参与各类组织及管理活动；准备国内深造的学生则更注重成绩，因为学业表现对获得保研资格至关重要（李忠路，2016）。从表2可以看到，城市学生预期毕业后继续深造的比例达到54.9%，比农村学生的43.9%高11%。

概括而言，农村出身的大学生更有可能集中在较差的学校和理科专业，在文艺特长、文艺活动参与、英语成绩和双学位攻读等文化资本及其投资方面存在不足，毕业时出国留学的比例更低，而在一般学业成绩、校园表现、心理健康状态方面与城市大学生差异不大，甚至更好。

（二）家庭背景对多维教育过程的不同影响

在多元回归模型中可以检验控制混淆性因素后，城乡差异是否仍然存在？在表3中，基础模型控制了性别、民族、年级、学校和专业类型等变量，结果与简单比较时一致：农村大学生在毕业预期、文化资本方面仍存在显著的弱势，户籍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基本都显著；而在学业成绩、校园表现、心理素质方面，农村学生不差，甚至表现得更好。例如，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农村大学生英语四级成绩比城市大学生低15.3分，文艺特长低0.804个单位；农村大学生大学毕业前成功入党的发生比是城市大学生的1.3倍。

表3：户籍对大学过程各因变量的作用系数

城乡大学生在文化资本和毕业预期方面的差异主要是由家庭文化资本的差异造成的。因为在基础模型中纳入家庭文化资本和投资（父母教育水平、高中时家庭文化设施数量、中学阶段是否参加过课外补习班）等变量后，城乡大学生间原本存在显著差异的文化资本（包括文艺素养、英语成绩、双学位修读）的系数绝对值变小了；校园表现上的差异进一步降低，而农村大学生在心理状态方面（比如，大三时的自尊感、自我效能感、焦虑感、抑郁感、压力感）的表现更好了，系数符号反转或绝对值变得更大了。在基础模型中纳入家庭经济条件并不能同样减小城乡大学生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对文化资本的差异削减有限。当然，同时纳入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条件变量后，户籍变量系数显著的模型更少了。对外地生源和北京本地生源样本的分析结果与此类似。

概而言之，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在文艺素养、英语成绩、双学位修读等文化资本方面仍然存在不足，这主要与其家庭文化资本不足相关，而在学业成绩、校园表现、心理状态方面他们不比城市学生差，甚至表现更好。第一组假设得到数据的支持。

（三）家庭背景在不同高校的影响差异

家庭背景对大学过程影响的异质性可以通过家庭背景与学校层次的交互作用来检验。表4呈现的是在表3最后一组全模型中纳入相关变量与是否为“211”高校这个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后，对应变量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系数。可以看到，部分交互效应统计显著，家庭背景在对应维度方面的影响在“211”高校和非“211”高校中存在差异。首先，家庭经济收入对英语成绩的影响在“211”高校更小。在“211”高校，家庭收入每提高1%，英语成绩只能提高2.62分（6.86-4.24），而在非“211”高校能提高6.86分。其次，较高的家庭收入在非“211”高校有助于大学生获得学生干部职位和其他荣誉（在外地学生中更明显），但在“211”高校作用要小，总效应甚至为负。第三，更高的经济收入在“211”高校会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降低自信心与自我效能感。第四，家庭文化资本在“211”高校更能提高学生的自信心，降低焦虑感、抑郁感和压力感。不过，在父母教育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学生的心理压力、焦虑感、抑郁感会更严重，自信心和效能感会更低。优势阶层的子女在获得较好的家庭经济资本和家庭文化资本支持进入较好的学校后，似乎也承担了更大的心理压力。他们预期深造和出国的比例更高，由此承受的压力也更大。

表4：家庭背景对大学教育过程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

总体而言，家庭背景对学业成绩、文艺素养的影响在不同层次的高校差异不大，但在非“211”高校，家庭收入更会有助于大学生有更好的校园表现和更好的英语成绩。在“211”高校，家庭文化资本更有可能具有相对优势，但也会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假设3.1部分得到支持。

（四）家庭背景对不同毕业出路的影响

表5给出了毕业出路类型的多分类逻辑斯特回归结果。模型1只放入户籍类型和控制变量。可以看到，相对于就业，城乡大学生在国内保研上没有显著的差异，但在海外留学方面差异十分显著，农村大学生出国留学相对于工作的发生比只有城市学生的16.3%。模型2在控制家庭背景变量后，农村大学生出国留学相对于工作的发生比变为城市学生的52.4%，系数绝对值大大降低，说明家庭背景因素可以较好地解释城乡之间的差异。家庭背景对毕业出路有显著的影响，父母中有大学以上学历者，子女在国内继续深造和去海外留学相对于工作的发生比分别是无大学学历父的母学生的130%和183%。

表5：毕业出路模型（Multinomial Logit）（N=4 243）

模型3进一步控制了大学过程变量（包括综合成绩排名、英语成绩、是否入党、进大学初期是否打算进一步深造等）后，首先，模型的整体拟合度大大提高，伪确定系数从0.187上升到0.289，说明大学过程表现对毕业出路有重要影响。其次，相对于模型2，城乡户籍变量的系数绝对值进一步减小，这意味着，城乡大学生在大学过程变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并影响到毕业出路。第三，相对于模型2，家庭背景变量的系数绝对值都在变小，但仍然显著，这意味着，家庭背景变量不仅会通过已经纳入模型的大学过程变量间接影响毕业出路，还有其他渠道可能直接影响学生的毕业出路。第四，从过程变量的具体系数看，结果都与预期的方向一致，且作用较大。入党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党员国内读研相对于找工作的优势比是非党员的1.86倍（e0.618），但出国的可能性更低，只有非党员的70%（e-0.36）。选择入党和出国之间存在排斥效应，准备出国的学生较少申请入党，高校在发展党员时通常也会更多地将入党机会留给在国内发展的学生（李丁、唐承祚，2016）。大学初期就预期深造的学生最终深造的发生比将近是没有此类预期学生的3倍。学习成绩排名每提高10%，国内深造的可能性就会提高37%（e0.3153-1），出国留学的可能性提高30%。

模型4纳入户籍与高校层次属性（是否为“211”高校）的交互项后，可以看到交互项不显著，这说明，虽然样本中“211”高校和非“211”高校城乡户籍学生毕业出路结构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可能来自抽样随机误差。模型5分别纳入学业成绩、家庭文化资本、家庭收入与“211”高校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结果表明，在“211”高校中，家庭文化资本、经济收入的效应更小，而学习成绩的影响更大。在“211”高校，学习成绩排名每前进10%，出国留学相对于工作的发生比就可以比非“211”高校的学生再提高21%。

模型6和模型7特别检验了个人文化资本（包括文艺素养、文艺技能、文艺参与等）作为中间过程变量对于毕业出路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层次高校的异质性。这个变量只在2008级样本中存在，模型样本量因此少将近一半。结果显示，个人文化资本越丰富，国内深造的可能性就显著低一些，出国留学的可能会更高一些，且在“211”高校作用更明显。

概而言之，城乡大学生在毕业出路上确实存在显著差异，这主要体现在海外留学机会方面，而非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的获得上。城乡差异主要体现为家庭社会经济条件上的差异。家庭背景对大学生获得研究生教育机会存在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但对国内深造机会的直接影响小，对获得海外深造机会的直接影响大。而且，家庭背景对出国留学的影响在非“211”高校影响较大，学业成绩对获得海外留学机会的影响在“211”高校更大。第二组假设和假设3.2得到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