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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题 | 【社会史】冯建勇：在“枢纽”与“限界”之间的边缘人——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形象构建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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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枢纽”与“限界”之间的边缘人——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形象构建论说
本文作者：冯建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边疆研究院
原文刊于《社会》2020年第1期
引言
“边缘人”理论范式与边地汉人研究1928年，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发表了《人类迁徙和边缘人》（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一文，首次提出了“边缘人”这一学术概念。根据罗伯特·帕克(Park, 1928)的观点，人群迁徙往往伴随着各种偶然的碰撞与冲突，并由此引发族群、文化的融合，从而成为引领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同样，也正是在人群迁徙过程中，造就了一种身处两种文化、两个社会边缘的“边缘人”。这一人群既不愿意完全割断他的过去和传统，也不能完全被现地社会所接受，故在某种意义上可被称为“陌生人”。这一人群的自我意识更加强烈，亦具有更为紧迫的危机感。在罗伯特·帕克看来，“边缘人”的到来，可以形成一种以知识、经验传播为基础的交流。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精神交流相比那种以物品贸易为基础的交流更为重要，故通过“边缘人”的研究，可以更好地观察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这篇极具开创性的论文所提“边缘人”概念是如此地形象，以至于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共鸣，在很短时间内成为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文献使用的一个基本术语，并在大众传播中影响深远（Hughes，1949；Smith，1980）。彼时，中国学术界一些具有西学背景的社会学、民族学学者亦深受“边缘人”理论的影响，并将之引入边疆研究领域。原来，边疆地区恰恰存在两个不相等形式的文化互相接触，“因而产生相互的影响，造成许多行动及反动，形成特殊的势力，并从其中发展出新的观点来”；每一个边疆社会必然有其力求本身发展、超越另一种文化的企图，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在边疆的接触和相互渗合，“边疆社会”事实上成了一个过渡地带，它既不属于严格的“汉族文化”，也不属于严格的“野蛮民族文化”，而只是依当时情况之不同，徘徊于二者之间，忽而汉、忽而野蛮而已（赵敏求，1946:1-2）。社会学、民族学家吴文藻（1942）在《边政学发凡》一文中即称引“边缘人”理论，用以描述生活在中国边疆地区的两种人群，亦即“被国族化”的边地人和“被土著化”的汉人：复有若干混合民族——即中华民族所赖以构成者——分布于幅员辽广的边远省区以内，其涵化程度介乎纯内地人与纯边地人之间，能通两种语言，过惯边缘文化生活，如来自各族而被国族化的边地人，及去自各省而被土著化的内地人是。这种生长于边缘文化中的人民，在文化人类学或社会学上，名之曰边缘人。（吴文藻，1942：5）上述一番论断可谓是对中国边疆地区“边缘人”文化身份、社会身份的绝妙写照。不言而喻，在吴文藻（1942：5）看来，相较于“纯内地人”和“纯边地人”，身处内地、边疆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人”——边地“国族化”非汉人群和“土著化”汉人，“因受文化交流的冲击，性情尤为活泼，在沟通边地与内地的民情上，在融洽民族的感情上，尤处于重要的地位”，“边政之能否有效促进，实以此辈边缘人为关键”。基于此，吴文藻提出，凡从事边政学的研究者，对于边缘文化及边缘人应该予以特别重视。吴文藻将边地“国族化”非汉人群和“土著化”汉人纳入研究视野，实与彼时边疆研究学术旨趣之转向有相当的关联。如果说，1937年以前的边疆研究，乃以“实际的边疆问题”为重心，每每注意于“地理”、“土地”与“主权”，而对边地民众如何认识、如何组织与训练均不加重视；那么，因抗战军兴之故，大批有过西学背景的研究者得以亲历边疆地区，才将“边民”与“边政”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徐益棠，1942）。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边民研究虽处于边疆研究之初级阶段，然则此种学术工作却是边疆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惟有认知边民，方能推进民族同化、疆界划分等重要工作（柯象峰，1941；卫惠林，1942）。不过，与多数研究者汲汲于边地民族分类与民族起源等经典理论议题有所不同（徐益棠，1942），吴文藻所列“边缘人”和“边缘文化”选题，实为一种宏大的“现实性”问题研究。如果对吴文藻与罗伯特·帕克笔下的“边缘人”群体作一比较，即可发现：罗伯特·帕克界定的“边缘人”，系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涌入美国的移民群体，而吴文藻所称“边缘人”，不仅有移入边地“被土著化”的汉人，还包括一些“被国族化”的边地非汉人群。进一步说，罗伯特·帕克仅将“边缘人”界定为一个被动的受体，它需接受主流世界和主流文化的辐射；吴文藻则视“边缘人”为一个身处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之间，既接受“他者”文化，亦以自身文化重构边地社会的能动主体。从问题意识的生成缘起来看，罗伯特·帕克提出“边缘人”概念，其初衷在于思考如何让大规模移民尽快“单向度”地融入美国文化圈，以实现美国的国家社会整合；吴文藻以“边缘人”指称边地“国族化”非汉人群和“土著化”汉人，则有其独特的现实关怀，即强调在中国边疆这一特定区域内，因两种人群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形成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进而产生一种“关系”，借以服务于这一时期中国国内蓬勃开展的边疆开发和边政建设运动。其时，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陶云逵通过对云南边地社会经济、民族、语言、宗教的调查，基于学者特有的一种敏锐性而意识到，边地汉人在边疆建设方面具有相当的重要性，随之激发了要对边地汉人做一番“专门的精密的大量研究”的热情。时至1943年，陶云逵在《边政公论》上发表《论边地汉人及其与边疆建设之关系》一文。在这篇讨论边地汉人活动及其影响力的文章中，陶云逵亦使用了“边缘人”概念。他们（指边地汉人——引者注）在生活样法上，一方面存了中原文化若干特质，另一方面又采纳了边胞文化若干方式，多少受到双重文化的陶熔，事实上成为人类学上所谓“Marginal Man”(边缘人)。尤其是一些与边胞建立有友好关系的，实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理想的桥梁。（陶云逵，1943：28）相较吴文藻精细化地以“边缘人”指代边地“国族化”非汉人群、“土著化”汉人等两类人群，陶云逵对“边缘人”的界定显得较为粗线条和具体化——勿论“土著化”与否，他只是从地理、人群的角度，将“边地汉人”纳入“边缘人”的范畴。基于陶云逵的观察，边地汉人无疑是一群地理、文化上的“边缘人”：他们生长在内地中原，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但却身处边疆，久沾边地风俗；他们内心认同中原社会，却迫于生计而与边地社会交往、交流、交融。不过，与一般文学作品渲染“边缘人”刻骨铭心的“漂泊感”“边缘感”不同，作为一位致力于以学术服务于边疆行政建设的社会学家，陶云逵更多地从积极性面向探讨边地汉人在沟通“内地—边疆”文化、架构“汉人—边胞”友谊之桥等方面的作用。这一时期吴文藻、陶云逵两位学者对“边缘人”理论的迻引，决非简单移植西方理论，实则基于本土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实践而发，具有强烈的本土问题意识。从罗伯特·帕克与吴、陶两位先生对“边缘人”群体范围的界定来看，三者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罗伯特·帕克基于本国的现实国情，用“边缘人”理论来解释和探讨大批涌入美国的移民群体；吴文藻最早在中国学术界以“边缘人”的概念来诠释身处内地、边疆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之间的边地“国族化”边胞、“土著化”汉人；陶云逵则具有更为强烈的问题意识，将“边缘人”理论与中国边疆治理的现实进行对接，用以阐释边地汉人这一群体的社会历史作用。尽管两位中国学者所理解的“边缘人”群体范畴并不一致，但都接受了罗伯特·帕克有关“边缘人”之积极性功能的解释，亦即吴、陶二人均借此理论施展学术服务政治之抱负，希冀呈现身处中国边疆地区的“边缘人”在边疆建设过程中的积极意义。若做更为深入的考察，我们还会发现，吴文藻、陶云逵迻引“边缘人”理论来解释边地汉人之社会历史意义，实际上反映了知识来源的多样性：首先，他们使用了最新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其次，他们认同传统视野下汉人被视为边疆治理“国家化”之代表的知识体系，展现了历史主义的传统；再次，他们还参照了边疆田野调查的实际经验，以民族志书写的方式呈现了民族学、社会学家对边地社会问题的思考。正是由于西学理论、历史传统与民族志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赋予了边地汉人以“边缘人”的社会历史角色。
宏大国家叙事中的“枢纽人”形象塑造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通过对中国北部边疆的考察提出，亚洲腹地商路的形成是由“地理的”“社会的”“历史的”三种原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的原动力“实乃由于人民移徙”，历史的原动力“乃游牧部落与其文化不同的邻境所发生的接触”，其中最重要者，实为汉人。因此，内陆亚洲商路的起源并非肇于商业贸易的发展，而应归因于地理因素、游牧迁徙和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三者的相互作用（拉铁摩尔，1994：124）。换言之，边疆图景是由边疆汉人、边疆非汉民族以及周边跨境民族等力量共同塑造而成的，这种动力的来源则是基于“内地—边疆”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需求而产生。这其中，生活在边地的汉人成为各方联系的“枢纽”，正是由于边地汉人的存在，才使得边疆中国与内地核心地带保持着一种常态化的交往和联系，也正因为有这种交往的存在，才使得边疆地带保持着一种开放的状态。如果说，拉铁摩尔从理论构建层面阐释了历史时期生活在“长城过渡带”的边地汉人所具有的“枢纽”意义，那么十余年后，陶云逵《论边地汉人及其与边疆建设之关系》一文则从边疆社会文化交流层面对边地汉人的“枢纽”形象进行了再构建。文章指出，“设如我们讨论到建设工作的效率、途径或捷径，也就是寻找建设工作的钥匙的时候，我们应该不要忘记在各边地中居住着的或往来着的汉人”，“边地的汉人当然不是边建的唯一钥匙，但不失为重要钥匙之一”（陶云逵，1943:28）。陶云逵将边地汉人主要归类为地主、商贩、土司属员三种，分别阐述了这三类人群在边疆建设中的“钥匙”作用。（1）边地汉人地主。“边地汉人，特别是久居其地变为地主的与土人发生密切关系的汉人，对土人的风俗人情多半是很清楚的，否则他们不能生存，不能发展。他之能够发展是靠工作上能得到土人的合作。一个人在边地能得到土人的合作，在心理上也就是得到土人的钦佩与信任。土人于是听他的话，供他驱使。同时也就是他的言行能够吸引众多的土人了。”（2）边地商人。“无论赶街子的行商或是开号的号商，他们在边地售卖汉货，收买山货，他必得把各地的生产情形、社会状况以及货品的需求数量弄个清楚之后，方敢涉深入险来此营生求利。因此我们可以说，边地汉商实在是一种‘边疆经济通’，虽然他们的知识是零散的，没系统。因为他们是实际的商人，他们从实际经验之中获得的认识，关于经济、商业、人事，特别是一些细微而重要的节目，决非普通观察者所能望尘，尤其可宝贵的是他们所建立的人事关系。”（3）边地土司的汉人属员。“尤其关于土司的政治的认识，高人一筹，而对于土司以及各官员的个人性情、嗜好、意向、衷爱也相当的明了，否则无从迎合应付，终将不安于位。如能应付得法，博得土司信任，同僚爱护，则参与司内实际政务，左右土司意向，并非难事。”（陶云逵，1943:31-32）鉴于政府对于边地之自然、人文情形多有隔膜，而边地汉人地主、商贩、土司属员可以在“人事”“关系”两方面为边疆建设工作效率的提升提供助力，陶云逵（1943:32-33）充满期待地指出，政府在实际的边疆建设工作中，应对此类边地汉人群体加以利用，“使他们担任实际工作者与边胞间的‘枢纽人’”。至于“枢纽人”之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当时当地的情局，可以从他们口中得到详细的报道，以补专家调查与研究之不足”，这对边地实际工作的开展具有特别意义，乃因工作人员和边地汉人、边地汉人和土人在语言上没有隔阂；（2）因熟悉人的“信任便利”，借着他们，宣传各项工作之意义及其对边胞与国家之重要性；（3）实际工作之积极推进，如开矿、筑路、设工厂、办学校、施医药等，“则是桩桩件件都要直接加在边胞身上的，需要他们的积极参加、合作”。至此，陶云逵首次使用了“枢纽人”这一概念，用以描述边地汉人的社会历史地位，亦由此构建了一个能动性颇强的“边缘人”形象：他可顺利对接边地日常生活中的“关系”，用以服务于政府组织实施的边疆开发和边政建设。此外，亦有论者从国家治理和边疆领土维护的角度阐述了边地汉人在边疆政治稳定方面所具有的“枢纽”作用。任乃强（1934：10）《西康图经·民俗篇》一文饶有意味地提出了一个观点：“西康各县，汉民较多之地，即治权最固之地，亦即国防最坚之地。”当然，这一论点更多地建立在经验式的观察之上。根据他在西康省的亲历调查：就全区而言，汉人最多之地，为打箭炉附近，卡拉一部。其次，为南北两路大道沿线。民元以来，迭经丧乱；惟卡拉一部，始终完固。南北两路大道沿线，始终倾向中华，难于陷失。即近世仅存之十五县言，仍以康（定）泸（定）丹（巴）九（龙）为上缺，……昌都一区，虽历未隶属四川，但以清代曾设台置戍，兴市通商之故，有汉民数十家，故民元民七诸役，独能死守；兵尽矢穷，乃为藏方所陷。桑昂杂隅，近在巴塘边外，为藏方政治势力最弱之区，清末复经赵尔丰派队经营二年，一切建置皆有头绪，然因未暇移民，民元之乱，忽焉丧失，至今无望规复。巴塘自民八以来，孤悬西陲，逼近藏军；历届汉官，视同弃地；赖有汉户三百余家，遥奉正朔；虽四境皆已梗化，惟此一区，始终不渝。最近格桑泽仁之乱，藏兵渡江来攻，该地民团荷械抵御，苦战连月，击退藏番；北道军事，恃无后顾之忧，遂复德格全境。古云：“有人有此土。”其是之谓欤。（任乃强，1934：11-12）任乃强显然认为，生活在西康地区的汉人群体与边疆局势之稳定有密切关联，在客观上承担了“巩固边圉、维系治权”的政治功能。在探究少数汉人何以能够承担如此重要之戍边任务时，任乃强（1934:12）似乎无法给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答案，惟以一个学者的严谨态度表示：“此理殊未易解，要其事实固彰著明，毫无反证也。”不过，基于历史经验主义的立场，任乃强（1934:12）尝试性地从文化“互化”角度作了解释：汉人较多之边地之所以治权相对比较稳固，“大抵因番族文化较汉族低，汉族同化力较番族强，故汉民表率番族向化甚易，而番族强迫汉族受治甚难故也”。以汉人之多寡为衡量边地局势稳固与否之准绳的观点，在当时并不鲜见。通过对云南裸黑山的田野调查，方国瑜（2001：553）就指出，“近数十年，思茅、普洱数县汉人开辟斯土，办团守卫，全乡数十寨得以安静”。探寻其原因，方国瑜认为，边地汉人所发挥的领袖作用胜过当地外国传教士之怂恿，“故得裸黑民众之信服”。身为吴忠信入藏随员的朱章曾在《拉萨见闻记》中述及：“拉萨汉人，连同土生者在内，约有二千人之谱。壬子事变后，彼等至不敢自承为汉人，直至最近数年，情形始好转，然多已娶土妇，生子女且不懂汉语矣。此种情形，在交通路线上之较大地方，如昌都、江达等处所在多有，实一值得注意之严重问题也。”（朱少逸，1947:125-126）显然，朱章所称之“严重问题”，即一些边地汉人在拉萨逐渐“土著化”，以至于汉人总体数量趋于下降之现实。蒋君章（1936:54-55）《新疆经营论》一书亦谈到，“新疆汉人不过占全省人口百分之十五，总数不及回教徒五分之一”，且因“流刑”之废除，内地汉人赴新者比年稀少，“致遗边疆之大患”。不言而喻，任、朱、蒋三位均认为，汉人忠于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故边地汉人实系中原文化在边疆地区的延伸，其在边疆地区的规模性流动与定居可视为边疆治理“国家化”的代表，乃因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知与接纳，多数时候是通过汉人与汉人文化来感知的。
事实上，随着大量内地汉人迁徙边疆，当边地汉人的经济利益与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自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国内一般社会知识精英均将边地汉人群体（抑或“汉化”的边疆民族）视为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最可靠力量。具体来说，多数研究者均将“开化边民”的出路寄托于边民之“同化”抑或“汉化”（吴泽霖，1943；卫惠林，1943），至于其具体演进路径，即如民族学家杨成志（1939：286）所言，“恃我汉族应尽其领导之专责，使彼等尽脱野蛮之生活，同沾中华之国风”；或如社会学家张少微（1942：370）所言，因抗战时期人口之流动，推进“汉化运动”，“藉以破除民族的畛域，而实现名实相符的举国一致”。
“日常生活”视野下的“限界群”叙事前述吴文藻、陶云逵、任乃强等研究者旨在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强调“边缘人”理论视野下边地汉人作为“枢纽人”对中国边疆政治、经济建设以及边地人群的“国族化”具有正面和积极的影响力。事实上，社会学家眼中的“边缘人”，原本指一种社会状况，通常呈现出以下7个方面的形态：（1）两种文化长期接触；（2）由于权力与传统，其中一种文化占据主流地位；（3）两者之间的边界是可渗透的，有时候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会慢慢内化于主流文化之中；（4）从整体上说，两种文化难以完全协调；（5）那些原本处于边缘化状态的群体，会在获得回报的承诺之下，逐渐融入主流文化群体；（6）在受歧视和被背叛的情形之下，两种文化人群之间的隔阂会进一步强化；（7）当冲突持续超过一代人之后，两者之间的边际性会变得尤其强化（Antonovsky，1956）。根据该理论，边缘人作为一种介入性力量，对特定区域社会状况之影响可谓实然，然则到底产生何种社会状况、形成何种影响，显然不具有应然性：一方面，基于以知识、经验传播为基础的交流，两种不同文化之间可形成渗透、交融，则可促进不同人群间的交往与交融；另一方面，在“受歧视”和“被背叛”的心理暗示下，不同人群间则可能加深隔阂，强化边界。以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吴文藻、陶云逵两位具有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学术训练背景的学者，较早地掌握了“边缘人”理论知识，但在迻引该理论诠释边地汉人的社会历史地位之时，却是基于自身的问题意识，从宏大国家叙事着眼，有意无意地对该理论进行了一番“本土化”转换，剥离了“边缘人”的消极属性，塑造了一个能动性极强的“边政枢纽”人群形象。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将会发现，这种略显浪漫化的情感倾向在当时遭受了若干质疑。检索这一时期的报刊、杂志以及相关的调查报告、私人日记等文献资料可了解到，边地汉人之形象决非如“枢纽”“钥匙”之类褒义性词汇所能囊括。除却此类基于“民族国家构建”诉求而生成的宏大叙事，一些研究者揭示了日常生活场景之中边地汉人的“限界群”形象。彼时，民族学家李安宅（1946:33-35）通过对藏区的田野调查指出，前往边地的汉人“不是发配充军的，就是铤而走险流离失所的”，因此，藏人称当地汉人为“汉丐”，因来源为逃难者；蒙古人称当地汉人为“黑民”，因系蒙古人佃户之佣工，以别于普通人（佃户）与贵族。这两种称呼的生成与传播，实际反映了边民对于边地汉人的观感以及汉人在边疆的历史和现实地位。在李安宅看来，此类边地汉人作为“开发边疆”的基本力量，与辽阔的边疆地方相比，顶多产生“少数群”的作用，“不但不能开发边疆，反被边疆所开发了”，其结果是：（边地汉人）没有习得边民的好处，反而习得边民的坏处；没有保留内地的优点，反而传播内地的劣点。这种进退失据的“少数群”，或者可以叫作两种文化的“限界群”；他们作了“前人撒土后人迷眼”的先锋队，致使一切后来者均被视为一丘之貉，此之谓因为最初接触不幸而有的困难。（李安宅，1946: 35）在此，李安宅提出了“限界群”这一概念用以描述边地汉人。所谓“限界”，其言下之意，即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边地汉人原本不能代表汉人的整体形象，而他们在边地人群中塑造的负面形象，有如“前人撒土后人迷眼”一般，阻断了内地与边疆两种文化的接触；从最终结果来看，基于现实的生存需要，边地汉人群体自身经历了一个从“客民”到“土著”的过程，逐渐融入边地人群之中。李安宅有关边地汉人窘迫无依、进退失据情形之描述，在同时代的研究报告中亦不鲜见。1934年《铁道部云贵段经济调查报告》指出，云贵一带各地汉人“呈一种苟安之象，不复如前之努力进取矣，尤其吸食鸦片者日盛，民性日习疏懒，体力日变衰弱，社会状况亦日趋于衰落矣”（佚名，1934:64）！此种有关边地汉人的消极性描述，亦可见诸范长江、陈碧笙等人的文本书写当中。范长江（1937:76-77）、陈碧笙（1941:38-42）在西北与西南边疆地区的考察报告中分别刻画了边地汉人贫穷、懒惰、愚昧、衰弱的精神状态，并指出，边地所见的非汉人群比起边地汉人，“简直有优秀与落后之分”。除对边地汉人的心理状态作消极性描述之外，一些研究者基于边地日常生活的观察，还对边地汉人群体“牟利”的本性提出了批评。有论者在谈到新疆开发问题时指出，偌大的新疆只有两类汉人：“一种是只知谋利的商人，一种是只知发财的官吏”（二戈，1930:115）。此种议论固然偏激，但也反映了一部分汉语知识精英的观感。岑家梧（1992：10-14）对广西嵩明花苗的田野调查则发现，由于边地汉人对土著苗人之土地的掠夺，造成彼此间感情恶劣，“当作者指着一位老苗妇褶裙上刺绣着一条一条的横间花纹，问她是什么意义时，她答：‘那是水田，因为我们苗家从前有许多水田，后来完全给汉人霸占了，我们只好在褶裙上绘着水田的花样，纪念这些事情。’”时任广西省政府特种民族调查官员的唐兆民（1942：78-79）在《徭山散记》一书中将边地汉人直呼为“徭山的寄生虫”。至于边地汉人“图谋骗利”的具体情形，梁钊韬（1942:114）通过对粤北傜山的调查曾作如下描述：按照傜人俗例，贷款出门无论一天或二天，必以双倍奉还，汉商贷款与傜人，其目的在于欺骗他们之杉山或厚利，这种剥削，实在见所未见。据粤北边疆施教区施教人员去年调查油岭汉商情况，其中汉商的家庭状况，居住在傜排里而得温饱的生活。利用政府不向傜民征兵，因此一方面可以逃避兵役，一方面可以养活一家十余口，同时更可以运用高利贷夺取傜人的杉山田产，遇着傜人械斗，不特不愿排难解纷，而且从中鼓动把小事煽成大事来从中渔利。基于此类事实，梁钊韬（1942:114）认为，边地汉人在借贷、营商与械斗等方面给国家的边疆治理带来了挑战。为此，他进一步指出，边地汉人群体“只知图利，而无国家民族思想”，不但不会代国家向当地民族解释国家法令与国民义务，“反而因为汉人社会不许他立足而怀怨恨，挑拨汉傜的感情”，故在事实上妨碍了政府的边政实施。关于这一点，费孝通经由广西的田野调查指出，边地汉人在日常生活中原本担负着沟通汉、瑶文化的角色，并深得当地瑶人信任，但他们不欢迎新式的学校，拒斥边疆社会的进步，乃因他们能够在边地生活，全赖于该地方的落后，借此“寄生”，从而获得利益，以至于当地官员称边地汉人群体是“阻挡着政府开化政策的势力”（费孝通，2009：350-351）。大约基于此类情形，当时有论者指出，边疆问题之所在，“在汉不在夷”，故为正本清源计，似应从改造边地汉人入手（曾祥竑，2014：374-375）。综上所述，如果说“限界群”的表述从心理意识层面揭示了边地汉人阻隔内地、边疆文化交流与国族统合的状况，那么，“寄生虫”的比喻则在日常社会层面构建了一个附着边疆的食利者形象。显而易见，无论是“限界者”的形象描述，还是“寄生虫”的形象构建，实际上均将边地汉人视为一个“问题”。种种迹象表明，“限界群”构建者虽未在研究工作中自觉参照罗伯特·帕克的“边缘人”理论，但这种趋于负面的边地汉人形象构建与前述“枢纽人”之正面形象一起，在田野层面与“边缘人”理论形成了对话，恰恰呼应了“边缘人”理论所要表达的多元形态。
边地汉人二元形象的学术史释读有关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形象的阐释提醒我们，当时国内社会知识精英笔下的边地汉人形象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呈现出两种矛盾性的群体形象——“枢纽人”与“限界群”。如此，一个重要问题浮出了水面：如何理解边地汉人形象构建的分歧性？不过，现有文献资料似乎表明，彼时社会知识精英并未就边地汉人形象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讨论，这为我们进一步考察和认知边地汉人二元形象之塑造问题带来了困难。正如清初士大夫将学术与时势相结合，大谈“无五百年统治中国者”一样（梁启超，1923），民国时期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论述“边地汉人”，亦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学术研究服务于时代需要”的诉求。就此意义而言，边地汉人二元形象的生成，实则反映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知识精英群体认知边疆和民族之视角的差异。要理解边地汉人形象的复线叙事，或须梳理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学术思想史，方能窥其一斑。一般来说，历代中国官修史书或私家著述的文本书写当中，经常会呈现这样一种图景：由于来了一批中原汉人，“野蛮”的边疆地方最终变成了经济、文化繁荣的“中国”的一部分。正是从这样一种刻板而熟悉的历史叙事出发，传统的边疆研究描绘了一幅“以中原汉人为主动，四方民族为宾位”，由中原到边疆、由中央到地方、由国家到社会的扩张历史画卷，进而构建起了国家强势扩张的历史面向。建立在这一体系之上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开发与边政建设运动，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地方政府和一般社会知识精英，均希冀将更多的内地汉人引入边疆，以实现边疆“内地化”之目标（冯建勇，2017）。当时的一些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如吴文藻、黄文山、杨成志等人在探讨边政建设问题时于学理上表现出内在的矛盾性：一方面吸收了最新的民族话语，强调“打破偏见”，“以民族平等态度对待边疆民族”；另一方面却仍保留了传统“以夏变夷”的残余，主张单向度地“开化”“汉化”边民（参见黄文山，1936；杨成志，1941；吴文藻，1942）。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这些学者将边地人群划分为“我群”与“他群”——“我群”即汉人，“他群”则为非汉人群，从终极目标来说，乃是以“我群”涵化“他群”，使得“他群”渐与“我群”融为一体（黄文山，1936；吴文藻，1942）。至于其具体的历史进程，大致是这样铺展开来的：边地汉人与当地人混居杂处，甚至通婚融合，生活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边缘文化之中，从而铸成了最活泼的“边缘人”；这种族群混杂、文化交流的现象，对于促进边疆文化与内地文化的混合同一，完成一个中华民族文化，进而造就一个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国家大有裨益（吴文藻，1942：11）。上述以边地汉人为“枢纽”开发边疆的主张，在构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倡导“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国内政治形势下，颇受社会舆论的认可和欢迎，但在学术和经验层面仍然遭到了一些论者的质疑。江应樑通过对广东北江瑶族的个案研究，阐述了“华夷隔阂”的生成历史及其负面影响：国人一向的错误是对蛮夷民族的轻视，这种由历史上给我们的一贯传统的恶劣见解，直到现时还不能完全打破。历代统治者及士大夫，对于边境蛮夷民族，都存着一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因而对蛮夷民族，自来便将其摒之治外，国家政治力量所施给蛮夷民族的，不外是残杀、压迫、驱逐、羁縻、同化诸种手段；不仅不将之视作“齐民”，且比之为虫、为犬、为豸。在此种情势下，使几千年来本可作为中华民族中坚分子之良好人民，却被隔绝而形成为两个对立的个体，两方面隔绝愈深而相互间的了解亦愈不易，因此，其生活、习性、文化，均长时期的隔绝演变而形成大不相同的两个个体，由于生活文化之不相同，于是所谓汉民族者，拥有高度的文化及自居统治者的地位，便看不起这为时地所迫使其文化落后生活简单的蛮夷民族，在蛮夷民族本身，则为着一向受汉民族的高压欺凌，对汉民族便抱着一个仇视畏惧的心理；有着此种隔核（阂），因而使整个中华民族，分为数个对立的甚至敌视的个体，这实是今日言民族复兴者所应首先设法解除的一种民族联系间的大障碍。（江应樑，1937：2）这段论述不仅对历史上形成的“华夷隔阂”态势进行了深刻检讨，同时也在提醒人们，“汉化”的历史阐释模式不断影响着历史的书写与记忆，它忽视了边地非汉人群在国家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并给当下的国族构造带来了一些困扰。吴泽霖（1943：5-6）进一步提出，在边疆地区已然成为国家政治势力范围的大前提下，尽管国族构造具有紧迫性，但“同化”的手段可以更灵活和宽容，因为“我们所求的是统一而不是划一。得到了大同，小异尽可让其存在。在文化上于潜移默化之中逐渐趋于同一，在初并不求其彻底的同化，结果反而可能达到其目的”。此外，他还对边地汉人能否承担“同化”边地非汉人群的重任表达了疑虑：原来，边地汉人群体远离故乡，家庭、邻里、亲友的制裁力已然失去其效用，故“常常就放荡起来，为所欲为，反可增加社会上的种种纠纷”，进而给边地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具体来说，“枢纽”“钥匙”之类的形象构建，显然站在宏大国家叙事的立场，假定边地汉人群体天然地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然则若仅从人的本性考察，“限界群”“寄生虫”的形象表明，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边地汉人大多是自私的，以获利为目标（吴泽霖，1943：3-4）。其实，将边地汉人视为“问题”，非自民国始。追溯历史，明末迄至清中前期的官书档案，通常使用“汉奸”一词指称与“生苗”“生黎”“夷匪”“生番”“野番”“逆夷”等西南边疆所谓“化外”民族交往，教唆作乱、侵占田宅、违禁取利、违法滋事的边地汉人（吴密，2010）。大体来说，边地汉人给中央政府、边地官员带来了不安，主要是因为他们突破了内地与边疆的界限，有违中国传统安土重迁的思想，而这种游移在边界外的人群往往被视为不安定因素。不过，与传统社会知识精英基于经验主义，从国家治理和边地秩序维护的角度来评判边地汉人之“奸人”属性不同，这一时期研究者所构建的“限界群”形象决非出于“预设”，实则体现了一部分社会知识精英强烈现实关怀的另类表达。他们通过对边疆社会近距离的观察和研究，更多地将边地汉人“限界群”形象之构建作为“反求诸己”的缘起，用以建立臻于平等的边地民族关系。持“限界群”观点者，如费孝通（杨清媚，2015）、李安宅（汪洪亮，2013）、梁钊韬（徐杰舜，2016）、范长江（1937）、陈碧笙（2013）等，均有在边疆地区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的经历，故对边地社会、边民日常生活颇具洞察力。从上引梁钊韬、吴泽霖之论说即可了解到，持“限界群”观点者认为，政府主导下的“建设边疆”“开化边民”政策以边地汉人为枢纽来进行的作法看似合理，但深究起来有其弊病，乃因其着眼点仅顾及政府、内地方面之意旨，而未能从边民立场及其实际生活形态予以考量：一则“汉化”的国族构建路径是否确当，尚存疑问；二则边地汉人能否承担“开化”重任，亦存疑虑。总体来看，本文所呈现的民国时期边地汉人二元形象之构建历程，直接或间接地与罗伯特·帕克的“边缘人”理论发生了对话。如果说，吴文藻、陶云逵从长时段、宏大叙事出发，致力于阐发“边缘人”理论的积极性一面，并对边地汉人形象的描绘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那么，费孝通、李安宅、梁钊韬、岑家梧等基于微观“边地日常”所得的结论，实则反映了“边缘人”理论所揭示的消极性社会状态，对日常生活中边地汉人形象的刻画更具写实性。两种不同叙事所呈现出来的矛盾性，实际上揭示了不同评价主体的国家—社会现实意图：“枢纽人”形象的生成，代表了一种“国家化”立场，亦即自上而下地借助边地汉人同化边民、改造边疆社会的治理政策；“限界群”形象的塑造，一方面表达了对前者观点的质疑，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研究者对边地汉人审慎的批评。尽管在表述上有判然之别，但这并不能磨灭“枢纽说”和“限界说”对边地汉人所怀有的共通的关怀与期待。不过，相对于“枢纽说”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应然性表述，“限界说”显然倾向于从实然层面来检讨边地汉人的社会历史地位。
进一步说，两种相互矛盾的边地汉人形象不仅反映了民国时期汉语知识精英有关边疆问题之认知角度的差异性，还引申出了近代中国边疆治理中的一个结构性难题：如何看待边疆民族的“国族化”？结合前述讨论可知，“枢纽论”者主张以边地汉人为枢纽，“汉化”边民，从而造就文化上无差别的“国民”；“限界论”者尽管未对“汉化边民”这个目标提出质疑，但主张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方式，并对边地汉人能否承担这一重任心存疑虑。这种学术上的分歧折射在行政层面，即以调和式的、“内外有别”的形态予以呈现：一方面，在社会舆论场合，国民政府强调“切实贯彻各民族一律平等之义，消除歧视边胞之谓”（卞宗孟、赵公皎，1940）；另一方面，在政府内部文件当中，则力主维护汉人在边疆之地位，用以巩固中央在边疆之势力。
结语20世纪30至40年代，正是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个高潮期。相较于19世纪中后期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此间一些新兴的学科如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开始加入其中，为边疆研究带来了新的知识涵养和研究范式。吴文藻、陶云逵等社会学家援引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的“边缘人”理论，用以阐释边地汉人积极活泼的边缘人性格，并特别强调其在沟通国家—民族、内地—边疆关系中所具有的“枢纽人”作用。与此同时，李安宅、费孝通等民族学、社会学家则基于边地日常的观察，描绘了边地汉人“限界群”“寄生虫”的形象。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自在”的方式向罗伯特·帕克“边缘人”理论致敬，此亦表明，当时的边疆研究者已然具有援引西学最新理论的高度学术敏感性。不过，罗伯特·帕克的“边缘人”理论乃是建立在众多个案的观察、总结基础之上，这些案例主要源自美国社会。从严格意义上说，以美国移民社会案例为根基的理论，未必能够尽然解释民国时期边地汉人的实际状况。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两者均将“身处两种文化、两个社会边缘的”人群作为研究对象，但罗伯特·帕克理论中的“边缘人”——迁徙并定居美国的其他国家移民，被认为是一个受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辐射的群体；吴文藻、陶云逵二人心目中的“边缘人”——边地汉人，则被塑造成一个能够主动改造边疆的积极性角色。由此可知，受过西学训练的早期中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将“边缘人”概念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范式引入中国田野，并运用它分析“边地汉人”，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并未简单套用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而是有意识地进行了一番“本土化”改造。根据罗伯特·帕克的“边缘人”理论，诸如“枢纽人”“限界群”之类二元性的边地汉人形象构建并非天定，而只是一个可能的选项。这一时期，受传统的“华夷”叙事与现实的移民开发边疆想象的双重影响，“枢纽说”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基于边地日常生活的观察，“限界说”得以生成。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表述，实际上呈现了两种不同的边疆知识体系，同时亦反映了汉语知识精英所持边疆社会改造方法论的歧义性。“枢纽说”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学术服务行政”层面而提出的，研究者只是从边疆开发与边政建设的进程中感到，边地汉人应当成为先进文化与生产力的代表，并在与边地非汉人群的互动中展现自身的优越性。这种学说的背后隐藏着以“汉化”改造边民的诉求，并以此展现了“国家化”无往不胜的历史场景。“限界说”则主要基于“田野”和“学理”层面而提出，同样反映了持此观点者开发边疆、构建“国族”的紧张，然亦体现了同时代一些汉语知识精英反躬内省之立场。通过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地汉人二元形象生成的解读，本文试图阐明，彼时汉语知识精英其实有着各自关于边疆政治的现实表达，两种表达看似矛盾，但又相互支撑：一方面，两者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边地汉人形象的全体像；另一方面，两者均可作为理解边地汉人历史社会地位和边疆社会政治生态的一个面向。回到历史现场，无论是“枢纽说”抑或“限界说”，实则呈现了历史经验和现实利益交织下边地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复杂性，但对于边地汉人这样一个来源多样、文化各异的群体而言，非此即彼的表述显然有失偏颇。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田青；排版：庄林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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