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会学专题
鲁滨逊的贸易与劳动：笛福对海洋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照片由作者提供）
康子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原文刊于《社会》2022年第2期
摘 要：《鲁滨逊漂流记》是一个具有浓厚社会理论色彩的寓言。鲁滨逊的故事不只是欧洲社会形式变革的产物，也是西方文明扩张的产物。在笛福看来，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写作，《鲁滨逊漂流记》也表达了他对时代与政治的思考。笛福借助鲁滨逊的航行来展示他对时代的观察，揭示远洋贸易对殖民地的奴役，批判海洋帝国在根基上的不正义。荒岛上的鲁滨逊是一个隐喻，旨在呈现生产与秩序的自然法则，展示财富与文明的自然基础。通过对文明与野蛮习俗本源的追索，笛福也消除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将其纳入连续而统一的历史进程。在笛福的历史视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自然与文明的辩证法。依据这种辩证法，在合乎自然正义的法律秩序中，不同的文明传统可以实现沟通与交流。
歌德（2011：47）借梅菲斯特之口，道出人世间屡见不鲜的“意外结果”：常想作恶，反而常将好事作成。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2007：174）化用梅菲斯特的话，称禁欲为一种“常求善又常生恶”的力量，道出意外结果的另一面。《鲁滨逊漂流记》享有盛誉，也久为盛名所累。当鲁滨逊这一文学形象变得尽人皆知时，它就开始面临被符号化和标签化的命运。自发表以来，《鲁滨逊漂流记》已引起许多古典思想家的关注，卢梭、李嘉图、马克思、韦伯都对其做过评论。他们的评论围绕如何理解现代社会展开。从鲁滨逊身上，他们看到自然道德、商品的劳动价值、资本主义精神（韦伯，2007：180），乃至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马克思，1979：18）。所以，《鲁滨逊漂流记》是一个具有浓厚社会理论色彩的寓言。这些思想家虽然生活在不同时代，也从各自的视角来思索现代社会，但都将思考投射到鲁滨逊身上。他们有一个共识：鲁滨逊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人，他拥有一颗现代的心灵，其生活也能呈现现代社会的结构。这些古典思想家对鲁滨逊的评论也在无形中塑造了一个传统，使鲁滨逊的故事成为关于现代社会的起源、现代社会的精神与危机、现代社会的道德与罪恶的某种“战场”，学者和作家们在此展开争夺。《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是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的名作，他在开篇引用了盖尔纳对鲁滨逊的评述，将其视为经济个人主义与哲学个人主义的典范。麦克法兰（2008：6）借助史料上的发现，力图证明英格兰自13世纪以来就是个人主义社会。他也借此批评托尼和韦伯，认为英格兰并未经历由传统“农民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在他的笔下，鲁滨逊不仅代表现代英国人，也代表中世纪以来的英国人（麦克法兰，2008：3）。
伊恩·瓦特（2020：84-91）的笛福研究影响深远，他颇为推崇《鲁滨逊漂流记》，认为它是“西方文明的伟大神话”，而鲁滨逊呈现出个人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绝对而普遍的孤独，从而反映了“绝对个人主义的终极结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在1986年出版了《福》（Foe），他在这部小说里改写了鲁滨逊的故事。库切将笛福的写作视为帝国权力的延伸，或是对真实历史的美学殖民，他希望引导读者重新思考海洋帝国对殖民地的压迫与奴役，并指控笛福扭曲了真实的历史，遮蔽了殖民帝国的罪恶（坎尼米耶，2017：404-408；库切，2019：141）。鲁滨逊的确展现出了个人主义精神，然而，孤独经济人与个人主义的标签也会带来遮蔽效果，使我们看不到笛福对历史与政治的思考。正如瓦特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个人主义的解读会使其成为一个“神话”或“寓言”，认为它旨在以故事的形式阐释原则，从而忽视小说的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关于某种原则的寓言式解读是反历史的。陈西军（2017：141）注意到，《鲁滨逊漂流记》是“一部植根于政治理论的小说”，可瓦特“没有关注小说对公共事务的探讨”，不免有些令人遗憾。在《笛福的政治学》中，肖霍恩（Schonhorn，1991：xi）也指出，“我们经常误解笛福，因为我们既不把他的作品看作宣传，也不将其视为政治理论”。言外之意，就是我们时常忽视笛福作品的历史语境和他试图通过文学介入现实政治的意图。韦伯（2007：180）注意到了《鲁滨逊漂流记》的历史意义，认为鲁滨逊身上展现了某种宗教精神的蜕变，“孤独经济人”开始取代班扬笔下内心孤独的朝圣者，代表了新教伦理向功利主义过渡的中间阶段。韦伯虽然力图借助鲁滨逊来揭示经济因素对宗教精神的影响，但他笔下的鲁滨逊形象仍然是寓言式的，完全摈弃了笛福对现实政治世界的深入观察与思考。
库切的写作强调了小说的政治意图及其与历史的关系，他也重新提出文明与野蛮的问题，引导读者反思现代商业社会对原始部落文化的压制。但在库切的眼中，笛福刻画的鲁滨逊也是一个有些刻板化的形象：他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代表，是一个压迫非西方文化的殖民者。这个鲁滨逊与韦伯、麦克法兰和瓦特笔下的鲁滨逊一脉相承：他是经济的、宗教的，甚至是哲学与文化的个人主义者，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化身。对笛福的批评恰恰表明，库切完全忽视了他的史笔，也没有理解他对海洋帝国的反思与批判，自然也就误解了笛福的政治思考。就此而言，他对以笛福为代表的帝国文学的批判就是片面的，也无法帮助我们真实而充分地理解现代社会及其历史。实际上，对鲁滨逊形象的符号化理解在19世纪就已经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马克思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认为这种孤立的个人只是一种虚构，忽视了“鲁滨逊”的社会性与历史意义。
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十八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绝不象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不过表示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这同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一样，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实际上，这是对于十六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十八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在过去就已存在的理性；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马克思，1979：20-21）
在《资本论》中讨论商品的社会与历史性质时，马克思（2009：94）再次批判李嘉图，并提醒我们注意：孤岛上的鲁滨逊并非天然孤立的个人，他的劳动呈现出社会的结构并植根于他的经验，也即，孤岛上的鲁滨逊仍为一社会和历史的存在。马克思独具慧眼，敏锐地认识到“鲁滨逊一类的故事”有着深厚的历史土壤，它是社会变革的产物，是历史的结果。马克思强调，“鲁滨逊”是对“18世纪的个人”的刻画，他与现实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能够反映欧洲正在经历的重大变革：封建社会形式瓦解，商业社会蓬勃发展。所以，鲁滨逊是社会关系的载体，也是时代和历史的镜子。在理解鲁滨逊的故事方面，马克思与笛福高度一致。在笛福看来，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写作，《鲁滨逊漂流记》也表达了他对时代与政治的思考。笛福生活在一个巨变时代，他也是政治事务的深度参与者与观察者。笛福一生完成了大量与现实政治相关的著作，涉及国家理论、政党政治、苏格兰统一、金融与贸易等问题。历史学家甚至因此将18世纪前期的英国称为“笛福的英国”（Trevelyan，1942：293）。鲁滨逊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社会经验无疑源自笛福的观察与思考。马克思说的没错，“鲁滨逊”是社会变革的产物，鲁滨逊的故事自然凝聚了笛福对古今之变的思考。传统的政治、道德权威随封建社会的解体而崩塌，旧时代的生活理想也在贸易与帝国的扩张中动摇。笛福看到，商业正在重塑社会，新的民情正在形成，人心犹如海洋一般激荡翻涌。远洋贸易激发了人们的欲望与活力，但也驱动了征服与屠戮，导致许多罪恶与奴役。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变革时代，商业打开了新秩序的大门，但商人的贪欲与旧贵族的土地征服逻辑交织在一起（斯密，1974：439-442；孟德斯鸠，1981：2-4）。“贸易的忌妒”非但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在阶层之间、国家之间，乃至在宗教和种族之间制造冲突，令海洋帝国暗藏凶险与危机。笛福借助鲁滨逊的航行来展示他对时代的观察，揭示远洋贸易对殖民地的奴役，批判海洋帝国在根基上的不正义。荒岛为鲁滨逊提供了一个自我反思的契机，使其能够体认神意与自然法，洞晓道德与秩序的基础、财富与文明的本源，从而得以重塑自我、文明与帝国。
鲁滨逊的故事既是欧洲社会形式变革的产物，也是西方文明扩张的产物。远洋贸易和殖民征服令欧洲与非洲、美洲的土著部落相遇，使其必须面对一种看似野蛮的生产、生活方式。西班牙与葡萄牙帝国在殖民地的杀戮极端残忍不义，加深了文明的冲突。如何化解欧洲文明与野蛮部落间的冲突，并将其纳入一个统一且正义的政治经济秩序呢？这是海洋帝国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鲁滨逊在荒岛上寻求生机、获得自我拯救的必由之路。关于海洋帝国的危机与未来，笛福的思考也围绕自然与文明的关系展开。所以，当找回笛福的历史视野，我们就能更为丰满、本真地认知“鲁滨逊的世界”，更好地理解现代“文明”的由来与基础，从而激活我们对自身传统与当代社会的思索（渠敬东，2021：55-72）。
在《鲁滨逊漂流记》的序言中，笛福隐藏了自己小说作者的身份，化身为“编辑”出场。他试图告诉读者，他并未凭空创作一个故事，只是记录和整理了鲁滨逊的口述历史。他非常认真地强调，这部作品具有史学色彩：“编者相信，这里所讲述的事情恰是一部由事实构成的历史；里面没有任何虚构的痕迹”（笛福，2018：3）。就像这篇简短的序言一样，他的讲述方式“谦逊而肃穆”，力图保持叙述的原貌，不做雕饰润色。而鲁滨逊的经历实在离奇，“这个人一生的奇遇，超出了此前一切的怪谈异闻”（笛福，2018：3）。鲁滨逊诡谲多变的经历很容易激发读者的猎奇心理，使阅读成为一种消遣。就其异乎常人的历险而言，鲁滨逊讲述的故事更像是“小说”（fiction），与“历史”的朴实之间有极大的张力。笛福力求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既要让故事引人入胜，又要使其富有教化意义。他希望自己的写作“像智者诲人那般”，揭示遭遇之中的宗教寓意，“验证并荣耀上天的智慧”（笛福，2018：3）。自然，故事的教化意义一定源于某种“真实”，也即源于笛福所谓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纯粹的虚构是一种谎言，它能够满足人的幻想，令人获得非理性的快乐，但是，它绝不可能使人获得道德与理性上的教益。然而，上天的智慧怎么会是欺骗？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呢？鲁滨逊的经历当然是反历史的。笛福（Defoe，1994：3）强调，他的一生超越了“现今能够找到的一切异闻”，而且“少有人的一生能够如此曲折”。所以，就其离奇经历而言，鲁滨逊不具备丝毫普遍意义。历史虽然要铺陈变化，展示时间之河所承载的冲突与矛盾，但其目的仍是要在变化与冲突中发现理性，找到普遍的秩序法则。恰如“历史之父”修昔底德（2017：18）所言，“我所撰写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成为千秋万世的瑰宝”，因为“过去的事件在将来某个时候会再次发生，或者发生类似的事件”。又如“近代史学之父”兰克（2010：7）所言，“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苏格兰人亚当·弗格森与笛福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也通过其史著告诫世人，切勿迷信“人类事务中假定的宿命”，而应依赖“人类自身的德性”（Ferguson，1982：264）。鲁滨逊绝非凭空的虚构，这个人物融入了笛福对时代的理解。笛福生逢乱世，出生于英国内战和革命的前夜，亲身经历了英国政治与社会的巨大变革。与此同时，他也见证了英国海权的扩张、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乃至英帝国的崛起。他观察着世界的变化，努力理解冲突与动荡的根源，并思索着新秩序的可能与基础。他把自己对世界与时代的感受和理解熔铸为笔下的人物。所以，鲁滨逊其实是时代的缩影，是一个与历史有关的寓言。尽管任何人都没有也不可能承受那样离奇的历险，但在鲁滨逊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植根于历史和现实的土壤。就写作方式而言，《鲁滨逊漂流记》仿佛是笛福为鲁滨逊所立的传记，讲述传主的生平，历数其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并且，他细心勾勒了传主的家世，为其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设定了具体的年代，为其游历提供了一个真实存在、合理的线路图——鲁滨逊的游历线路与欧洲的远洋贸易线路一致，笛福根据自身的观察以及关于远洋贸易和海外世界的报导勾画了鲁滨逊的“历险地图”，也即，笛福将鲁滨逊安置在一个真实的历史时空中：“笛福应该是第一位将整个叙事形象化的作家，就好像叙事发生在一个真实的物理环境中似的”（瓦特，2020：21）。
所以，鲁滨逊虽然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所生活的世界却是真实的，融入了笛福对时代和世界的理解。换言之，笛福将自己的眼睛给予鲁滨逊，让他在自己看到的世界中受磨难、成长、思考，并重建自己的生活世界。笛福体验并思索着现实世界的变迁、纷争与困境，努力探究其背后的结构与动机，也致力于寻求理想的秩序与出路。虚构与真实，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就这样统一起来。鲁滨逊是时代之子，他的感受与思考就是笛福对时代的感受与思考，他的历险则展现出笛福对世界结构的理解。他之所以会历尽劫难，遭遇诡谲多变，是因为他所面对的世界正在经历巨变、动荡和内在结构的冲突。所以，鲁滨逊没有呈现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刻画了世界与时代及笛福心中的历史。当然，笛福为鲁滨逊注入了自己的感知与思考，是他自己的化身，但这并不意味着笛福与鲁滨逊有同样的经历，而是说，鲁滨逊呈现了笛福的观念世界。正因如此，笛福才在《鲁滨逊·克鲁索沉思录》中说，《鲁滨逊漂流记》是关于自己的一个寓言（Defoe，1720；郭建中，2013：144），鲁滨逊的生命史（传记）实际上是笛福的精神史。我们已经知道，鲁滨逊的原型是一个名叫塞尔扣克的苏格兰水手。塞尔扣克曾遭放逐，在费尔南德斯孤岛上生活四年半之久，获救回家后，他的事迹在英国引起轰动。据赖特（Thomas Wright）在《丹尼尔·笛福传》中的记载，笛福于1711—1712年访问过塞尔扣克，并在8年后完成了《鲁滨逊漂流记》的创作（郭建中，2013：145）。笛福改写并极大地扩展了这个荒岛余生的故事。他不仅借助自己的想象和对生产技艺的了解，颇为细致地刻画了孤岛上的生活与劳作，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重新讲述的故事中，荒岛成为鲁滨逊精神史的转折点。鲁滨逊在岛上获得新生，他不仅悟出了宗教与道德的本质（杨璐，2017），也重新理解了自然、商业与帝国。因此，他从一个在重商主义时代随波逐流的盲从者，一下子变为时代的反思者。也就是说，笛福给一则具有时代特征的奇闻轶事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叙事结构，使其具有道德教化的意义。塞尔扣克的经历原本只是一个孤立而独特的事件，具有极大的偶然性，笛福的创作却让鲁滨逊的历险服从一个必然且理性的结构，从而呈现出“上天的智慧”，使其受到某种普遍的精神“模式”主宰。
苏格拉底谈及护卫者的音乐教育时，主张先采用神话来教育儿童，因为“故事从整体来看是假的，但其中也有真实”（柏拉图，2002：71）。神话是诗人的创作，是某种意义上的谎言，因为人们无从知道神的事迹，但由于神话的讲述遵从理性的原则，呈现并传达出理性的“模式”，所以，就此而言，它也包含了真实。柏拉图对哲学化诗歌的论述也适用于笛福：他为自己的时代创作了一篇“史诗”，鲁滨逊是他的奥德修斯。他借鲁滨逊的眼睛来审查时代的乱象，借他的心灵叩问秩序与道德的基础，借他的历险与“返乡”来展示新的政治经济秩序。这篇“史诗”渗透着他对时代的理解，也呈现出他对秩序的理性思考。通过这个故事，他可以披露埋藏在历史深处的道德真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把自己的作品称为“一部由事实构成的历史”。鲁滨逊的历险属于海外殖民时代的欧洲。这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感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殖民和海洋帝国的故事。在笛福笔下，哪些事件才具有重大的生活史意义，并值得他浓墨重彩地描摹呢？鲁滨逊把自己刻画为只身涉洋的“孤独者”。他毫不眷恋家的温馨，而在海洋的风浪里成长，在航海时被捕为奴、逃脱奴役、重获自由。后来，他又被抛上荒岛，在岛上参悟神意，思索道德与秩序。从他的讲述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大写的“个人”：独自冒险、劳作、思考。他极少讲述家人与家庭，甚至是关于自己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对于结婚生子，他都一笔带过，似乎这些事情都无足轻重。在《推敲“自我”》一书中，黄梅把这种“个人”与家庭的对立理解为“经济人”与感情的对立。在她看来，《鲁滨逊漂流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人”的精神结构及内在张力。“经济人”鲁滨逊最为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借贷关系和主从关系，“非经济的联系与活动相对而言是次要的”（黄梅，2003：48）。不过，这一解读仍有其缺陷。首先，它忽视了鲁滨逊曾多次讲到自己的“动情”。比如，在离家之前，父亲的肺腑之言令他“大为感动”。又比如，鲁滨逊非常细致地讲述了星期五救出父亲时的场景，并说“他们这样子，真是足以动容，感动落泪”，“我难以描述我心里有多么感动”（笛福，2018：201）。其次，如果只用“经济人”的精神结构来解读这部小说，我们就难以理解鲁滨逊所经历的变故、转变和成长，更无法理解与之相随的社会秩序的发展与变革。在笛福笔下，鲁滨逊在不断感受和反思，也在不断转变身份和对自然、人世的认知。所以，他绝非一个符号，而更像是一个窗口，只为呈现某种一成不变的原则。笛福借鲁滨逊的游历来展示社会的状态，以及他对社会和历史的理解。当然，“经济人”原则也与笛福在序言中强调的“神意智慧”相冲突。另外，鲁滨逊虽然提及了自己的家世，但他对自己的少年时代基本上保持沉默。对于这一点，“经济人”模型也难以做出合理解释。
的确，我们太容易强调鲁滨逊的“孤独者”形象，也太容易忽视这孤独者所代表的社会关系。他生长在一个商业繁荣的时代，也一直在高度复杂的文明社会中冒险与劳作。甚至，他在荒岛上的遭遇也是社会与文明冲突的结果。由此观之，我们可将其叙述策略归纳为：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细致刻画自己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行为。可是，提起《鲁宾逊漂流记》，谁不会想起他在荒岛上漫长的孤独生活与劳作呢？这难道不是笛福最动人、最精彩的笔触吗？此言虽然不虚，但如果把他与卢梭笔下的孤独者做一番对比，我们就会看出，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生活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他把对文明社会的理解与偏见带上荒岛的同时，也把欧洲文明的成就带上荒岛。他在岛上的劳作正是重建文明社会的过程。在那里，他从未忘记重返社会，并一直在为此努力，比如，当他在沉船上找到钱币时，一边慨叹其丧失了价值，一边又郑重其事地收藏起来（笛福，2018：62）。不仅如此，虽然历经坎坷，但他从未放弃修造独木舟，也时常期待被商船搭救——船是接通孤岛与社会的桥梁。他在岛上展现的无穷的创造力，不只是为了满足需要，还是为了按照他对文明社会的认知锻造技艺，追求体面而文雅的生活。他因此成为了猎人、牧人、农夫、木匠、陶工、面包师……，所以，我们可以说，鲁滨逊尽管孤身一人，但一直生活在想象的社会中，并展现出一个社会人的情感与行为。他在岛上的生活也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时代与社会的另一个维度。在叙述中，他为何对家事与年少经历极其克制？依前所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随之浮现。鲁滨逊就像奥德修斯一样，他要不断向下，走到社会与时代的幽暗深处。他是笛福提供给读者的眼睛，随着他的游历，我们能看清海洋帝国的结构和时代的症结与危机，而他的婚姻与少年时光太过私人化，难以呈现社会的情状，或者说，难以呈现这个时代最典型、最重要的特质。笛福谱写了鲁滨逊的个人生活史，把它作为透视时代的媒介。“海洋”构成了鲁滨逊人生的主题。尚在年幼懵懂之时，他就梦想出海远游，但几番怒海沉浮后被抛上海外荒岛。他在岛上历尽坎坷，参悟自然与人世的法则，逐渐能够以理性的方式重建自我与社会关系，最终从岛上起航，重返故园。重回英国之后，鲁滨逊结婚生子，可家庭仍然无法阻挡他对海洋的向往，虽已步入暮年，却继续扬帆远行。对鲁滨逊来说，陆地只是驿站，他首先是一个海洋人，而非陆地人。那么，“海洋”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说鲁滨逊的人生是时代的切片，那笛福为何要塑造这样一个海洋人呢？是不是因为，在他看来，“海洋”构成了最为重要的时代问题，并成为影响社会秩序的强大力量？
斯密与笛福差不多是同时代人。在《国富论》中，斯密勾勒了欧洲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他的笔下，欧洲的社会变革遵循一种“倒退和不自然的秩序”，而海外贸易的发展瓦解了封建领主的权力，成为这一变革最为直接的动力。斯密（2015：394）以反讽的笔法披露了推动社会变革的非理性力量：
对于公众幸福，这真是一种极重要的革命，但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满足最幼稚的虚荣心，是大领主的唯一动机。至于商人和工匠，虽不像那样可笑，但他们也只为一己的利益行事。他们所求的，只是到一个可赚钱的地方去赚钱。大领主的痴愚，商人工匠的勤劳，终于把这次革命逐渐完成了，但他们对于这次革命，却既不了解，亦未预见。
随后，斯密就展开了对重商主义的批评，揭示了贵族的无知和商人的贪婪将会导致的政治与社会危机。斯密描绘了这样一幅社会风情画：远洋贸易开始深刻地左右人的激情和欲望，但人们对其内在机理及可能导致的后果全然无知。在特定时刻，“无形之手”让虚荣和追求财富的欲望打破了封建领主的绝对权力，产生了秩序与自由。然而，私人的恶必然并将永久地导致公共的善吗？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带来一股冲击人心与社会的激流。远洋贸易被誉为“国民财富之源”，为法律与政策提供指南，驱使欧洲国家向外殖民，打造海洋帝国。同时，对于重商主义体系的反自然本性和内在的不义不智与残忍，人们又多是一无所知。远洋贸易的确为欧洲带来大量的金银，但也为古老的社会灌入虚荣的风尚和追逐金银的热望。人们被这种放浪激情裹挟，卷进重商主义的世界秩序，参与它的不义与罪恶，也不可避免地推动它走向自我毁灭（布朗，2019：54-91）。对于海外贸易对民情与社会的影响，笛福与斯密有类似的判断。对其所可能导致的危机，他也有类似的警惕。海洋对鲁滨逊的意义，就是贸易或帝国对欧洲社会的意义。在笛福的笔下，远洋贸易把“快速致富”的欲望与幻想带到鲁滨逊的故乡，在年轻人心中注入贸易与冒险的热望。他们相信，海外是成就富贵与荣耀的场所。尽管对航海一窍不通，对贸易与帝国也满头雾水，但他们渴望出海。海洋帝国的成长在年轻人心中和社会民情里掀起革命。看到年轻的儿子想要漫游四方，老父亲语重心长，不断进行教诲与告诫，但对安逸与中庸之道的赞美再也不能压抑儿子远游的冲动。
鲁滨逊一家居住在英格兰的北部小城约克，这里表面上仍存在相对封闭的士绅结构，但风尚已经发生了剧烈变革，维持传统社会结构的生活理想正在瓦解。所以，鲁滨逊说，父亲承诺，只要放弃漫游的念头，“他会为我安排好一切”（笛福，2018：5）。然而，无一例外，鲁滨逊兄弟三人都选择险中求富贵，纷纷离家。鲁滨逊的长兄选择从军，受著名的洛克哈特上将指挥。笛福虽未明确说明令其长兄丧命的是哪场战役，但他提到了指挥官洛克哈特，指出了作战对象与地点：“大哥是驻弗兰德斯英国步兵团中的中校，他在敦刻尔克附近跟西班牙打仗时阵亡了”（笛福，2018：5）。这些信息是十分明确且重要的提示，自然会让读者联想到1658年的“杜恩斯战役”（Battle of the Dunes）。经此一役，英国从西班牙手里夺取了重要商港敦刻尔克。1651年，克伦威尔颁布《航海条例》，积极扩张海权，发展贸易。英国最终能称雄海洋，“杜恩斯战役”可谓意义非凡（屈勒味林，2008：481-482）。海洋不仅成为列强争战的战场，也为个人提供了全新的生活图景与想象，左右了鲁滨逊一家的生活。列强为垄断贸易而争夺海洋，打造帝国，它们立基于征服与战争，而非和平。于是，借助商船与军舰构建起来的世界秩序便包含了多重冲突与危机。首先是征服者与殖民地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与政策完全服从并服务于母国的商业利益，沦落为后者的附庸。其次，母国的商人阶层与其他民众之间也存在对立。由于贸易战的直接参与者和执行者是商人阶层，所以，当国家追逐垄断利润时，直接获益者便是商人。商人垄断贸易，享有特权，自然会侵犯其他国民的利益。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此有十分细致的论述（康子兴，2018）。再次，当海洋帝国纷纷建立，欧洲列强之间的猜忌与对抗便延伸至帝国层面，各帝国成为封闭的政治经济体系，彼此冲突，相互侵夺。由征战而来的帝国终将因自身的张力和潜在的战争而瓦解或毁灭。然而，在追逐财富的狂热中，没有人去思考背后的危机。正如一夜暴富的想象令个人头脑发热一样，走向帝国的荣耀也令国君血脉偾张。在这样的时刻，帝国与个人高度同构，均受狂热与迷信支使，对凶险的前路浑然不知。（二）鲁滨逊的航行与帝国的结构
鲁滨逊受到一种混乱、非理性的激情和思想驱使，离家出海。他把自己托付给命运和偶然，没有长远的规划，只是“想入非非，妄图发财”（笛福，2018：17）。在笛福笔下，海洋代表某种隐喻，既象征着由海洋连接起来的贸易与秩序（即海洋帝国体系），也象征着驱使无数鲁滨逊们远涉重洋的民情与风俗。在这种政治经济结构与精神结构的支配下，鲁滨逊被命运的风浪裹挟，在充满偶然性的汪洋中漂流。他离家出走，在赫尔遇到朋友，便乘其父亲的船前往伦敦；在伦敦结识了熟悉几内亚的船长，便做了他的同伴；逃脱了摩尔人的奴役之后，他又被葡萄牙船长搭救，便随行到了巴西。他的行程没有任何计划的因素，此时的鲁滨逊从不做长远的规划，只被偶然的机缘与冲动主宰。绝对的偶然性消除一切结构，而在笛福的笔下，他的航行又呈现出结构性的一面。鲁滨逊在航海中获得成长，修习并磨炼了技艺，并因此具有了不同的身份。并且，他的每一项“技艺”都对应着帝国经济的一个环节。于是，他的航行结构便折射出帝国的结构。鲁滨逊出海之后，几经历练，先后成为水手、商人、种植园主和贩奴者，一步步深入到帝国结构深处。结构当然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也展示出作者的意图：笛福希望借鲁滨逊的游历来呈现他对海洋帝国的反思。在出海之前，鲁滨逊可谓不学无术，父亲不仅没有教给他任何劳作的技艺，其道德教育也彻底失败。所以，海洋不仅教会了鲁滨逊谋生之道，也按他自己的精神塑造了灵魂。商船既是运载商品的工具，也是用于征服的武器。所以，经过历次航行，鲁滨逊成为商人和殖民者，海洋教给了他贸易与帝国的技艺。当鲁滨逊摆脱摩尔人的奴役后，在逃亡过程中获得葡萄牙船长的搭救，借此机缘，他成为一个殖民者，开始经营巴西的种植园，并因此进入帝国深处，近距离观察并亲身参与帝国的运行，对帝国最深层、最隐秘的动力也有着最深切的认知与感受。随着种植园规模的扩大，鲁滨逊开始种植粮食、烟草与甘蔗，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愈发强烈。尽管鲁滨逊在逃难时曾得到几内亚黑人帮助，这个种植园主却心生邪念，鼓动其他种植园主前往几内亚贩卖黑奴（笛福，2018：42）。种植园主最终约定乘船出海，去几内亚走私黑奴。那时候，奴隶贸易已经兴起，鲁滨逊在叙述中有意提及当时的奴隶贸易制度：“那时买卖黑奴开始成为一门生意，还没有怎么展开。贩卖黑奴是要定约，并有西班牙或葡萄牙国王的准许证的，在公共市场上是一门垄断的生意，因此巴西买进的黑奴极少，而且价格奇高”（笛福，2018：42）。
鲁滨逊的走私行为不是孤例，而是垄断贸易自然衍生的结果。关于走私行为，斯密（1974：460）曾在《国富论》中有这样的评论：“走私逃税的企图，常常招致财产的没收及其他惩罚，使走私者陷于没落。走私者违犯国法，无疑应加重惩罚，但他常常是不会违犯自然正义法律的人，假若国法没把大自然从未视为罪恶的一种行为定为罪恶，他也许在一切方面都可以说是一个优良市民。”在这段引文论及的语境中，斯密似乎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走私甚至是对恶法的逃避与纠正，是对自然正义的回归。不过，对于这些种植园主的行为而言，斯密的评论就颇有反讽的意味了。垄断贸易自然是恶法行为，可国王特许证限制的对象却是惨无人道的奴隶买卖。如果垄断能够限制这一极端不义的贸易，就其效果而言，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垄断法似乎还蕴含了少许善的因素，就其立法意图而言，它却具有双重罪恶。奴隶贸易将黑人当作商品，彻底剥夺了他们的自然自由乃至生命。奴隶贸易代表了一个种族对另一种族最极端的压迫与伤害，是对自然正义的彻底颠覆，可谓人类世界最残暴的恶行。西班牙与葡萄牙的王室不仅用特许状承认贩卖黑奴合法，支持了这一罪恶，还试图借此追求垄断利润，为了垄断商人而牺牲其他国民的利益。所以，奴隶贸易这门垄断生意既将另一个种族置于被奴役地位，也极为粗暴地剥夺了国民的利益，从而具有双重不义。鲁滨逊们违法走私，从事一件原本就与自然正义截然相反的勾当，这样的行为实在是罪大恶极。这些种植园主心中既无人道，也无法度，只有利益和无限膨胀的欲望：“我想入非非，想做个快速发家致富的暴发户，而不走寻常逐渐积累的老路。这样我就再次把自己抛入了有史以来人类不幸中最深的深渊”（笛福，2018：41）。在这种妄念和欲望的驱使下，殖民者把他人当成牟利的工具，将正义当成“强者的利益”，从而让这个世界变得凶险而野蛮，人与人相互为敌。当然，在异化他人的同时，他们自己也不可避免地经历着异化。他们在南美屠杀印第安人，变成了奴隶商人，从而化身为狼与“自我毁灭者”（笛福，2018：43）。
被命运无情地抛上荒岛之前，鲁滨逊的出海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他都会遇到灾难。第一阶段，他离开家乡，从赫尔乘船前往伦敦，途中遇到风暴和沉船。第二阶段，他离开英国，两次前往几内亚，历尽坎坷，最终来到巴西，成为一个种植园主。对鲁滨逊而言，这个阶段最为重要，他成为水手、商人和种植园主，成为了一个殖民者。也是在这一阶段，他遭遇海盗，变成一个“可悲的奴隶”（笛福，2018：20）。第三个阶段，他离开巴西，前往几内亚贩卖黑奴时中途遇险，同伴全部葬身海底。他虽然活了下来，却不得不栖身于荒无人烟的海岛，开启长达28年的孤独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几次航行中，鲁滨逊逐渐深入地走进海洋帝国的腹心。与此同时，他遭遇的灾难也是一次比一次严重。按照鲁滨逊在岛上的反思，这些灾难是上帝对其罪行的惩罚。借此，我们不难领会到笛福的言外之意：当鲁滨逊一步步走进帝国深处时，他也一步步走进了罪恶的深渊，而这帝国就是由罪恶驱动并搭建起来的。在历史学家简·伯班克与弗雷德里克·库珀的笔下，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帝国结构与鲁滨逊的航海结构有某种互文性关系：
葡萄牙，拥有位于非洲的众多飞地和来自横跨各大洲与各大洋的用于贸易及强制的种种资源和经验，其通过征服在美洲占领了一大片领土，接着从与非洲的劳动力、美洲的土地和欧洲的市场的联系中获取利润。在幕后从一个欧洲人的角度来看，对奴隶们的实际俘获是在非洲各国所主导的频繁战争和劫掠中发生的。但要监管种植园殖民地的奴隶们，防止叛乱和围堵奴隶们在各内陆地区建立的诸多逃亡分子集团，都需要一支警惕和活跃的军事化组织。
巴西，尤其是其东北部的蔗糖产区，在近三个世纪里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奴隶买主。葡萄牙（以及后来的尼德兰、法国和英国）最初试图维持贩卖和运输奴隶、种植园生产以及向它们的帝国内部供应糖，为此它们借助与君主国的关联取悦商人，提供皇家特许状给指定的公司并征收关税。（伯班克、库珀，2017：141）
欧洲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美洲种植园生产和非洲的奴隶构成了帝国的基本框架，这是一个层级式的帝国架构。殖民地贸易是海洋帝国最外在的表象。如果只关注这一层，欧洲与殖民地的关系就只呈现为一种对等的商贸关系，更深层的掠夺与压迫就会被掩盖。实际上，输往欧洲的商品由种植园生产，种植园的土地是欧洲殖民者武力征服的结果，种植园的劳动力则主要是来自奴隶贸易。如果社会中的一切财富都由劳动创造，那么，奴隶贸易与种植园的奴隶劳动就构成了海洋帝国的两大根基。也即，一种彻底的压迫关系支撑起了帝国与贸易。也正因如此，殖民地贸易才能够创造暴利。鲁滨逊初涉商海就用价值40英镑的商品赚回300英镑，利润率高达650%。当然，鲁滨逊之所以财运亨通，奥秘不在于其商业才能，而在于贸易本身的掠夺性与压迫性。鲁滨逊的航行就像一把利刃把世界切开，向读者展示了贸易帝国的切面。当他自己堕入最深的罪恶深渊时，他就触摸到了殖民帝国的“黑暗之心”。透过鲁滨逊的航行，我们可以看到海洋的凶险，也看到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劫掠、杀戮与奴役，更可以看到繁忙贸易背后的罪恶。他的航行展现的是一个个体的沦落史，也展示了帝国的野蛮与罪恶。个人与帝国、道德与政治在鲁滨逊的生活世界里彼此交融，当然，它们也在真实的历史中彼此交融。通过对鲁滨逊人生史的描画，或者说，通过对鲁滨逊出海情节及内在结构的精心设计，笛福揭露了第一代海洋帝国的内在结构，也披露了它的内在罪恶与不义。在离家出海以前，鲁滨逊并无一技之长。他在航海中几经浮沉，习得了完备的殖民技艺。海洋帝国塑造了鲁滨逊，帝国之下的海洋秩序也熏染了他的心灵。鲁滨逊观察并感受到，在竞逐财富与权势的风俗中，冒险精神横行无忌。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海洋以及海外陆地是法外之地，它们既是商贸的通道，也是争夺与竞胜的战场。在这里，劫掠时有发生，欧洲人与土著民族的交战也时常出现。在这里，欧洲社会内部的法律与道德完全失效，人们被欲望、意气乃至妄念主宰，冒险投身于远洋贸易、殖民征服乃至奴隶贩卖当中。鲁滨逊曾被劫为奴，也曾亲自出卖奴隶，乃至踏上贩卖奴隶的航程。西班牙人曾在美洲屠杀成千上万的土著人，也用宗教裁判所审判并烧死异教徒（笛福，2018：187、335）。即便在英国商船内部，对财富的贪婪也导致了哗变与战争（笛福，2018：279-280）。笛福描绘了愤怒而凶险的大海，也刻画了如大海一般危机四伏的社会。在海洋承载的帝国秩序中，战争无处不在。战争不仅存在于民族之间和教派之间，甚至还存在于国民之间。这是因为，驱动帝国运转的根本动力是劫掠、征服与战争，其根本精神是非理性的贪欲。在某种意义上，鲁滨逊的人生是帝国的缩影，他出海贩卖奴隶的“自我毁灭”之路也喻示着这种帝国秩序的最终归宿。（一）征服者及其孤独
西班牙帝国必须通过不断汲取和扩张才能得以维持。这种帝国原则必将在人的行为中呈现出来。在巴西经营种植园的鲁滨逊早已深深地打上了帝国烙印，所以，尽管他已经拥有正在经营的事业，只需审慎勤勉即可积累财富，但他期许成为“快速发家致富的暴发户”（笛福，2018：41）。在这种扩张性的冒险精神的驱使下，他不可避免地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帝国的商业与政治秩序塑造了鲁滨逊的心性，让他对人世与社会抱有一种特殊的理解。在他看来，世间是一个角力场，充满了利益的纷争与冲突。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通过冒险与征服获取财富与权势，人才能获得安全，成就自己。按照这种理解，社会的底色是潜在的战争状态，恐惧亦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在贩奴路上遭遇的那场海难中，鲁滨逊虽然劫后余生，但对个人的这种生活原则而言，他的生命已经在事实上走向了终结。因为他的生活原则既源自也依赖于一个充满角力与争战的社会，但他所在的荒岛没有任何社会可言。尽管过着孤独的生活，但鲁滨逊还是充分展现了一个社会人的恐惧：他在树上担惊受怕地度过了第一个夜晚，也把修筑防御工事当成岛上的第一个任务。时隔数年后，当他在岛上看到人的脚印时，他再次陷入不可名状的惊恐，以至于荒废了劳作，甚至亲手毁坏财物，破坏耕种与文明的痕迹（笛福，2018：174）。恐惧与劳动大抵是其孤岛生活的两大主题（李猛，2015）。
恐惧来自何方？当然是来自他的想象和此前的社会经验。海难虽然让鲁滨逊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完全自然且与世隔绝的非社会环境，但他仍然保留了一个社会人的连续性，也仍然维持着在帝国政治经济下的心灵状态。所以，他的恐惧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海洋帝国繁荣表象下潜在的战争状态与危机。鲁滨逊的恐惧与霍布斯（2020：93-95）笔下自然人的恐惧有相似之处，但他的恐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人为塑造的，是由社会赋予的。卢梭（2007：117）曾经批评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述，认为战争状态在本质上是堕落的社会状态，人在战争状态下的恐惧与嫉妒也是社会深度腐败的表征。就此而言，鲁滨逊的形象更符合卢梭的论述。的确，在《爱弥儿》中，卢梭就大力推荐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认为它是爱弥儿应该阅读的第一本书。而且，在卢梭（1978）为爱弥儿设计的图书馆里，这本书始终占据突出地位。卢梭最看重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经历，因为这种境况最能展现社会人与自然人之间的张力，也最能展现自然对人的教育。社会人、帝国臣民鲁滨逊很快就发现，原本能满足其虚荣与野心的社会性工具变得毫无用处。原本被人竞相追逐，引发诸多罪恶的金钱成为一堆“废物”（笛福，2018：62）。沉船上的物资能够满足他一切生活需要，也为他提供了充足的工具，使其能够过上文明人的生活，并在荒岛上学习重建文明的技艺。尽管如此，他的社会性欲望仍难以得到满足，他一直追求的野心也无法实现。于是，在他眼里，让他获救的荒岛就成为囚禁他的监牢（笛福，2018：105）。此时此刻，他与自然全然对立：他全然不顾海岛对他的庇护和他从海岛上获得的食物、居所和其他给养，反而认为海岛阻碍、限制了他的冒险，限制了他去奴役他人或被他人奴役。此时的鲁滨逊就像卢梭着力批判的虚荣的自恋者，只会用别人的眼睛来认识自己，将人生价值与意义完全建立在他人的意见之上、与他人的对比中和对他人的支配上。所以，对鲁滨逊而言，孤独生活必然会摧毁建立在社会之上的意义与价值，从而难以忍受。此时此刻，他在岛上的困厄感受也体现了社会与自然、个体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漂浮在海洋之上的帝国与社会由劫掠和战争维系，已经丧失了稳固的自然基础。在此社会中生活的个人要借助社会才能获得自我理解，可社会本身又极力推崇人与人之间的竞胜和人对人的支配甚至奴役。也就是说，社会的主导精神不再是追求内在平静的幸福和某种“中道”。社会本身推崇反社会的战争，也将在根本上导致自我与个体的消解。
在这种竞胜与战争的民情与风俗中，社会必将瓦解，个人也要走向灭亡，这是笛福透过贸易的虚假繁荣看到的危机。可这危机如何化解呢？与卢梭一样，笛福看到了文明社会内在的腐败，看到人们（以及帝国）因竞逐财富而产生的欺骗、掠夺与压迫，可他并不认为道德上的腐败与政治上的压迫、奴役是文明与商业发展的自然结果。他认为，人不能完全依赖社会来建立道德上的自我理解，社会也不应成为掠夺财富的强盗集团。古典政治哲人早就论证过公民德性与城邦政体原则之间的一致性，孟德斯鸠（1981：19-23）也在《论法的精神》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所以，社会秩序与个人幸福都依赖于对道德的理性认知，换言之，好的社会秩序必然要以个人道德秩序为前提。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为了守护道德与民情，社会应该放弃追求财富并在某种意义上去文明化呢？笛福给出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鲁滨逊在岛上重建道德与文明的过程表明，财富与文明的发展并非以劫掠为前提，也不会必然走向劫掠与压迫，它们与道德一样，都以自然理性与自然法则为基础。财富（以及文明）与德性并不冲突，财富与文明的源头是人的劳动，是人对自然的理解、开发与利用。以自然智慧为圭臬，人就可以确立道德法则，获得德性，化育文明，进而建造国家与帝国。在这里，道德逻辑与文明逻辑并行不悖。在道德上，人们思考自然，通过自然认识自我，进而由自然自我理解他人，建立起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在文明上，人们接受自然理性的指导，用劳动探索自然，遵照自然法则利用自然，生产财富，维持自己与社会的生存，并推动文明的发展。由此，人与社会、道德与文明就在自然的基础上实现了统一。
当鲁滨逊认为自己是海岛上的囚徒时，他的内心是分裂的，没有建立起统一的自我，由他代表并展现出来的道德与文明也是分裂的，与自然相违。在那时，他未曾立足自然来反思自己，而是通过妄念与意气来观看自然，并试图用那个发烧的“僭主式自我”来支配外在自然，导致处处受限，感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枷锁之中。当他因为信仰改变观看自我与自然的方式时，这种对立就被消解了。在上岛之前，鲁滨逊最深入地参与社会生活，沉潜到帝国最幽深处，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又承受着最大的孤独，尽管他对这种孤独毫无察觉。对他来说，社会就像一座山峰，是需要冒险攀爬并将之踩在脚下的对象。他外在于社会，社会也外在于他。他从未将某个社会群体视为分母，而他只是一个分子（卢梭，1978：9）。也就是说，他就像一个僭主，只关心自己。他所积累的财富和经营的种植园，为贩卖黑奴而置备起来的商队与海船，都只是对孤独个体的放大。正因如此，他才会抛弃父母，抛弃带他出海的朋友和苦心劝诫他的英国船长，抛弃与之共患难的佐立，抛弃对他施以援手的葡萄牙船长，甚至抛弃经营多年的种植园与伙伴。他不断抛弃家人、朋友（以及国民同胞）、伙伴与恩人，因为他并不关心这些身份所具有的伦理意义，而只关心它们的工具意义和能够带来的好处。所以，只有在遭遇风暴，陷入绝境时，他才会想起家的温情和父母的关爱。只有当他需要劳动力时，他才会后悔卖掉佐立。甚至对待宗教他也是如此。他在巴西加入天主教会仅仅是权宜的考虑，只是为了避免受到异教徒的指控和宗教裁判所的酷刑。尽管他在社会浪潮里出生入死，浮浮沉沉，但在心灵深处，他仍是一个孤独者，不归属于任何一个群体或国家，也不归属于任何一个教派。表面上看，他仿佛是一个世界公民，但他更像是放逐在世界中的流浪者。所以，当他置身孤岛，繁忙而喧闹的社会事务从他身边撤走时，尽管他仍然保留着一个社会人的虚荣，但内心深处的孤独就浮现出来，以至于难以忍受。（二）孤独者及其救赎
当他遭遇地震，又感染疟疾时，他陷入了最为柔弱也最孤立无援的境地。一方面，面对自然重造山海的伟力，一切人为力量都显得渺小，鲁滨逊从文明社会带来的在岛上借以维生的智巧与技艺更是不值一提。另一方面，当他身体染恙，变得虚弱且痛苦时，他甚至无法支配自己。令人恐惧的噩梦也在病痛中启示着他：他非但不能支配外在的世界，而且根本无力摆脱自然的支配；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造物主的关注之下，他所遭遇的一系列挫折都是造物主对他罪恶的警示与惩罚。
但是现在，我生了病，死亡的悲惨景象不紧不慢地展现在我面前。当我的精神由于重病的负担而开始消沉，体力由于高烧的强烈而开始耗尽，那沉睡已久的良心开始苏醒，我开始悔恨我过去的生活。显然，我过去的生活罪大恶极，冒犯了上帝的公义，因此他让我遭受非同寻常的打击，用这种报复的手段来处罚我。（笛福，2018：98）
在死亡的恐惧中，鲁滨逊切身感受到一种不可见的外在力量在支配他的人生。这种力量既能让海浪汹涌翻滚，地动山摇，也能使海洋与大地复归平静。这种力量既能赋予他活力，也能随时取走他的性命。他开始转换视角，不再一味地从自己的意志出发，将外在的自然世界看成完全受偶然因素支配的物质世界。他深切地体会到，自然拥有更高的自身的意志。他非但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反而会受自然意志的支配。他开始努力去理解创造万物、管理万物的神意。
倘若上帝造了所有这一切，他也就会引导并管理着它们，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因为这力量既创造一切，也就必然有力量引导并指挥它们。
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创造的大圈子里，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没有上帝不知道的，或不是上帝安排的。
倘若没有事情是他不知道的，那么他知道我在这儿，处在这可怕的处境中。倘若没有事情不是他安排的，那么他安排了所有这些灾难降临在我身上。（笛福，2018：100）
不仅自然万物受神意的支配，鲁滨逊的生活也受神意支配，所以，他曾遇到的挫折与变故都彰显了一个理性的意图。这时候，他的心灵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来接受基督教信仰。为了治疗疟疾，他打开箱子寻找烟叶，同时也找到了圣经，并做了人生中第一次告解与祈祷。在圣经的帮助下，他认识到上帝对他的搭救与恩宠，“从罪里得到搭救，是比从患难中得到搭救要大得多的福分”（笛福，2018：105）。当鲁滨逊的思想被圣经引向“更高层次的事物”后，他就与海岛（以及海岛象征的自然）获得了和解，其“内心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舒适”（笛福，2018：105）。他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在他眼里，自然不再是与之对立、有待征服的对象，而是滋养他的沃土，是神意恩宠的体现，是他的迦南美地。他开始游历并考察全岛，只为认知神意，理解自然的理性和上帝对他的关爱。他开始观察并在劳作中认知自然法则，也掌握了当地气候变化的规律，并以此进行谷物的耕种。他仍然在岛上劳作不休，但不再是为了修筑抵御危险的堡垒，而是为了经营自己的家园。他种植谷物、驯养山羊、制作面包、烧制陶器，在岛上成为农夫、牧人、工匠。他从一个志在纵横怒海的征服者变为勤劳的生产者，他用自己的双手在荒岛上打造出文明社会的各项技艺。通过劳动，他也洞晓并展示出财富与文明的奥秘。信仰重塑了鲁滨逊的生活，也重塑了个人与自然、文明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鲁滨逊的信仰不是来自于任何他人或教士的灌输，而是源于他对人生与自然秩序的思索。当他的“旧我”受到自然意志与伟力的冲击，变得摇摇欲坠时，圣经为他提供了通往“新我”的阶梯。在他打开圣经之前，他实际上已经意识到“更高层次的事物”或自然理性的存在。圣经确证了他对“旧我”的怀疑，也确证并巩固了他对自然理性的认知，使其呈现为上帝的神意。他向上帝祈祷，皈依基督新教，意味着他开始努力认知并服从自然理性。他不再从自己的意志和欲望出发，把自然当成工具和手段，而是立足于至高的自然理性，反思并理解自己。
信仰赋予他一个全新的观看自然与自我的视角，所以，虽然海岛没有任何改变，外在环境也没有变得更加温和宜人，但对鲁滨逊而言，荒岛不再是监狱，而是家园，是上帝赠予他的财产与国土。由于视角的转变，鲁滨逊自己也有了重大的变化：他不再贪求财富快速无尽的积累，也不再致力于通过掠夺与支配他人来成就自我。他开始认识到，财富的意义在于其用处，他的贪心因此被消解。
事理和经验使我明白了，世间万般好东西，只因为对我们有用，才称得上好东西。任何东西，堆积多了就应送给别人，我们所能享受的，也只不过是能使用的那部分，多了也没用。世上最贪心、最一毛不拔的守财奴，若是处在我的位置，也会治好他的贪病。（笛福，2018：141）
他认识到了贪欲之罪，也体会到被神恩搭救的幸福，因此建立起一个不依赖他人的全新的道德自我。
我带着谦卑而虔诚的心，感谢上帝让我领悟到，我在这孤独的处境中比我在自由社会和快乐人间过得更为幸福，这是可能的。上帝用他的临在，用他的恩典与我沟通，完全弥补了我孤苦伶仃、与世隔绝的缺憾。他支持我、安慰我，鼓励我在这里信靠他的旨意，盼望我将来与我永远同在。（笛福，2018：141）
此时，鲁滨逊依旧孤身一人居住在荒岛上，但他驱逐了内心的孤独，感受到神与之同在。他努力理解神意智慧，并用这种智慧指导和安排自己的生活。他认识到任意而为的罪恶和更高的理性法则，也认识到，如果遵循这些理性法则，他将会获得神意的认可。新的道德自我就这样建立起来：“我的欲望改变了，我的情感改变了，我的喜悦也跟两年前刚来这里时完全不同了，焕然一新。”（笛福，2018：122）自此之后，神意智慧就成为他思考财产权、社会关系甚至国家与帝国秩序的依据。锻造了新的自我之后，鲁滨逊便在这个神圣的道德基础上锻造文明与帝国。（三）劳动者及其文明帝国
劳动是他体会神意与自然理性的方式，也让他在荒岛上打下印记。鲁滨逊在自身处境中体会到上帝的恩典，这份恩典也赋予他对岛屿的完全占有。由此，在财产权的意义上，他成为海岛的主人，获得了“王国”的物质基础。
我拥有现在我所享受的一切。我是整座庄园的主人。如果我高兴，我可以把自己称为我所拥有的这整片土地的国王或皇帝。我没有竞争者，没有人跟我争夺主权或领导权。（笛福，2018：140）
多年之后，鲁滨逊见到生番以人为食的残忍场景，这种野蛮习俗令他感到恐惧、厌恶，乃至义愤填膺。一开始，鲁滨逊痛恨这种野蛮的行为，遂将生番视为自然的仇敌，欲将他们斩于剑下。他打磨并清点武器，加固工事，谋划攻击策略，然而，在经过连续数月劳而无功的守望之后，他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根据神意智慧来思考生番的习俗以及他与生番之间的关系。
我问，我有什么权利或理由去扮演法官和执行官，把这些人当作罪犯呢？对这些人，上帝认为这么多世代以来不惩罚他们是合适的，仿佛让他们彼此成了上帝审判的执行官。（笛福，2018：186）
在这种反思中，他认识到西班牙人屠杀美洲土人的野蛮与不义（笛福，2018：187），也深刻领悟到，在没有任何冒犯的情况下，文明与野蛮生活方式的分野并不能成为侵犯、劫掠甚至屠杀的理由。也就是说，文明人并不具有支配野蛮人的自然权利。最终，在梦的启示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神意的启示下），鲁滨逊救下了星期五并与其确立了主仆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就他们之间的臣属关系而言，服从的基础并非强迫，而是认同与感恩。换言之，笛福费尽苦心，为星期五的服从设计了一个道德基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之间的主仆关系也极为特殊，完全不象鲁滨逊亲身经历的那种压迫关系——摩尔人对其人身与劳动的完全占有。鲁滨逊与星期五之间的关系是立体、复合的，融主仆、师生、伙伴、君臣于一体。鲁滨逊改造了星期五，使其厌弃野蛮的习俗，学习劳动和文明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他还给星期五讲解圣经，传授基督教教义，并一起就宗教义理解疑析难，使其皈依基督新教。最后，无论是在生活方式、劳动技艺上，还是在宗教和道德德性上，星期五都与文明人无异，甚至比文明人更为真诚和卓越。对鲁滨逊及其历险故事的读者而言，星期五就像是一个窗口。在与星期五的交往中，鲁滨逊认识到野蛮人的灵魂功能与高贵天性。因此，对于上帝的世事安排，鲁滨逊不胜唏嘘：
在对其创造的万物进行管理时，不管他自己是否满意，一方面他剥夺了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的才干，使他们不能将灵魂的功能最好地发挥出来，另一方面又赋予了他们同样的力量、同样的理性、同样的情感、同样的善意与责任感，同样的嫉恶如仇，同样的感恩、诚恳、忠诚，以及跟我们一样的所有行善的能力。有时，如果上帝给他们机会运用这些能力，他们就会做出很多好事，甚至比我们做得更好。（笛福，2018：227）
然而，既然野蛮人具有如此高贵、卓越的天性，他们为何在技艺上落后于欧洲，并形成食人的野蛮习俗呢？如果不深入土人的社会组织与日常生活，我们就无从窥见其精神秩序。然而，星期五承载了土人的天性与习俗，也承载了他们的政教传统。所以，在与星期五朝夕相处的过程中，鲁滨逊就获得了一个深入探究其民族的社会与精神秩序的渠道。通过与星期五的谈话，他发现，土著民族具有非常原始的宗教——“贝纳木基老人崇拜”。这种宗教崇拜具有一种与罗马教类似的祭司制度。无疑，这种崇拜奠定了土著民族的政教权威，也塑造了他们的习俗与文明。鲁滨逊非常努力地向星期五揭露祭司制度的骗局，他用行动批判了祭司制度的罪恶。笛福批判了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暴行，认为他们的行为与野蛮人的食人习俗毫无二致。所以，当他将天主教与原始崇拜的祭司制度相提并论时，他似乎在向读者暗示，祭司制度正是野蛮习俗的根源，祭司制度是一种欺骗，扭曲并抑制了人的理性与自然情感。正是受到天主教教会的欺骗，西班牙人才会泯灭天良，在美洲大开杀戒。同样，正是因为祭司假传贝纳木基老人的神谕，土著民族才会彼此相残，以人为食。星期五对基督教的皈依则表明，假若让人们获得信仰自由，让祭司制度失去专制权力与法律的扶持，人们就容易识别其邪恶本质。于是，欺骗与迷信将被理性驱逐，野蛮习俗则将被文明生活替代。以星期五为窗口，鲁滨逊看到了欧洲人与土著民族在天性上的一致，也窥见了野蛮习俗的根源。由此，他就摧毁了以文明与野蛮分化建立起来的帝国基础，也摧毁了掠夺、奴役野蛮人（包括黑奴）的道德合法性。在打破“旧我”之后，他也动摇了旧的殖民帝国的道德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星期五的统治展现了一种新型帝国的可能性——一个自由且文明的帝国的可能性。在上岛之后的第27年（1686年），鲁滨逊救下了星期五的父亲和一个西班牙白人（天主教徒），并为他们提供食物与居所，两人则一心服从鲁滨逊的统治。鲁滨逊从西班牙人口中得知，另有16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幸免于难，逃到了野人的部落，他们物资匮乏，处境艰难。鲁滨逊也与西班牙人商定了营救方略：先合力开垦土地，待收获了充足的粮食之后再用船把他们接到岛上。有了足以维生的食物，他们必会感激鲁滨逊的搭救，也会甘愿服从统治。至此，鲁滨逊的“王国”初具规模：
我的岛上现在有了人丁，我觉得自己部下不少了。每想到这我就喜不自禁，看上去多像一个国王。首先，整片土地都是我的财产，因此我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其次，我的臣民都极为顺服——我觉对是主人和立法者——他们都欠了我的救命之恩，如果有必要，都准备为我献出生命。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我虽然只有三个臣民，却分属三个不同的宗教——我的仆人星期五是一个新教徒，他的父亲是一个异教徒和食人族，西班牙人是一个天主教徒。然而在我的领土上允许信仰自由。（笛福，2018：264-265）
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王国”还将进一步扩大。当那16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来到海岛之后，劳动力将会大为增加，“王国”的财富与文明也将取得大进步。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王国”呢？它融合了不同的宗教，成员来自大西洋两岸，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乃至文明程度。这俨然是一个帝国的形象，而且帝国成员在地域和文明程度上高度分化。鲁滨逊在自己的“帝国”内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就是说，他并不靠宗教来确立其权威。那么，他靠什么来克服差异，将如此不同的成员融合为一，并服从其统治呢？鲁滨逊声称，自己的主权有两大基础：首先是他对土地的所有权，其次是他对成员的救命之恩。然而，土地所有权意识源自何处？在皈依基督新教之前，鲁滨逊并不认为自己对海岛拥有任何所有权，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异己的、时刻想要逃离的场所。在他信仰上帝之后，由于他领悟神恩，遵从神意智慧，为生活立法，在海岛上确立道德秩序，他才意识到自己与海岛的所有权关系。他在岛上劳作不息，生产出充足的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能够过上文明而舒适的生活。劳动的收获确证了神圣的恩典，也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土地的财产权。救命之恩又意味着什么？当鲁滨逊从摩尔人的奴役下逃脱，在海上被葡萄牙船长搭救时，为了报答救命之恩，他准备所拥有的一切都献给船长。但是，葡萄牙船长拒绝接受，并说：“我把你带到巴西，离你的祖国那么远，如果我把你的东西都拿走了，你就会饿死在那儿，那我岂不是又杀死了我救活的生命？”（笛福，2018：36）在商量如何营救那16名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时，鲁滨逊与西班牙人的谈话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西班牙人建议开垦土地，囤积粮食，因为“这样才有足够的粮食来接待他的同胞。因为粮食的匮乏会让他们不认为，或不承认自己得到了拯救，认为只是才出虎穴，又入狼窝了”（笛福，2018：270）。如果只是帮助化解一次危机，而不解决后顾之忧，鲁滨逊必然不能得到臣民的感激与服从：“以色列人在刚出埃及时欢呼雀跃，但很快连救了他们的上帝都反了，就因为他们在旷野中吃不上面包”（笛福，2018：270）。鲁滨逊的“救命之恩”不只令其臣民从刀口下脱险，免于成为野人的盘中餐，还让他们获得了持续的供养和维生手段。所以，鲁滨逊是用什么搭救了他的臣民？不只是武器和谋略，还有他在荒岛上持续不休的劳动，以及通过劳动习得的文明技艺。总之，鲁滨逊依据自然理性，在海岛上重建人类文明，并用文明成果搭救了臣民，为其“帝国”奠基。
所以，鲁滨逊不仅在岛上重建了自我，也重建了帝国，至少展示了重建帝国的基本原理。这个新生的帝国不以压迫和掠夺为基础，而是以鲁滨逊在荒岛上领悟到的神意智慧、自然理性为基础。人们遵照神意与理性劳动，确立道德秩序与财产权、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于是，文明成长起来，社会与政治秩序也同时成长起来。这是一个建立在自然法意义上的帝国，它打破了文明与野蛮天性上的隔阂，把两者融合到一个普遍的秩序中，认为它们具有共同的自然基础。鲁滨逊试图告诉我们，文明与野蛮的表象并不代表人性的优劣，只展现人为手段的差异。鲁滨逊与星期五展现出共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它们在岛上的劳作与生活也展现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进程和道德、政治秩序的基础。鲁滨逊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文明人，他把文明的种子带到荒无人烟的海岛，心中完整保存着文明生活的景象，也保存着对文明技艺的理解。他在岛上抛弃了腐败的文明社会的习俗，但没有抛弃文明，反而孜孜以求、历经艰辛地去创造、重建文明。或者说，在一个完全自然的环境中，他打破了人们对文明的误解，思考文明真实的自然基础，重新理解财富与文明的意义。他用劳动建立起文明，又在文明之上重建了帝国。所以，这既是一个与自然法相符的帝国，也是一个文明的帝国（鲍登，2020：49-57）。值得注意的是，在笛福笔下，鲁滨逊并没有像霍布斯那样用“几何学”的方式思考、认知自然法（霍布斯，2003:3-4）。对鲁滨逊而言，《圣经》只是精神的路标，仅仅给他指出一个自我反思的方向：他不应该根据自身意志来看待自我与自然，而应该向神寻求搭救，立足于上帝的理性来认识自己与世界。从某种意义上看，鲁滨逊依靠自己获得拯救，即他通过自我反思认知前半生的罪恶，体认了神对他的关爱，他也要依靠自己才能认知神圣的理性与智慧。神意充盈的海岛就像是一部沉默无言的自然法法典，上帝将主宰自然万物的理性和支配人类社会的道德都写在这部法典上，而不是一开始就清晰地向鲁滨逊呈现。鲁滨逊必须通过永不停息地劳动不断叩问自然，在劳动收成中才能听到理性的声音。他必须在迫不得已的危机关头参与战斗，救下俘虏，在与人的交往、互动中寻求承认，从而认知道德与政治法则。也就是说，鲁滨逊必须借助劳动与交往，在某种具体场景中才能认知自然理性与自然法。劳动与交往不是对“言”或理念的思辨，其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具有历史与社会性特征。因此，在其认知能力与道德能力面前，自然法也只能逐渐显现，呈现为某种历史过程。劳动与交往不仅是认知自然法的过程，也是创造文明和构建社会秩序的过程。以自然法为基础，劳动与交往的积累就带来了文明与社会的演化与进步。
正是因为鲁滨逊在海岛上的劳作，让他逐渐摆脱了采集与渔猎的生活，由一个猎人逐步成为牧人、农夫和手工艺匠人。凭着对自然理性的认知，经过不懈怠的劳动，鲁滨逊为自己恢复了一个文明的世界。李猛（2015：13）敏锐地注意到，鲁滨逊的故事启发了卢梭对文明史的反思，他“希望通过鲁滨逊故事探究的，正是文明最终的自然根基”。的确，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劳作史具有一种文明的自然史意义，其生活境况随劳动技艺的成长而改善，猎人、牧人、农夫、手工艺匠人四个身份代表其生存模式的改变与进步，也与苏格兰启蒙哲学所勾勒的文明社会四阶段一一对应（斯密，1974：255-271；萧高彦，2020：307）。文明在历史中展开，其根基正是永恒的自然法：劳动技艺与文明正是在自然法的基础上才获得积累与进步。于是，野蛮与文明就转为一种连续的普遍历史的不同阶段，但它们都以自然法为基础。笛福借此勾勒出一幅文明社会与自然法的历史长卷。野蛮族群不再被刻画为非道德的“战争状态”，或是需要被克服毫无正义可言的自然状态。野蛮只是文明的原始阶段，通过教育与技艺的积累，野蛮社会将会逐渐开化。在某种意义上，笛福展示出一种思考自然法的新方式，这是一种文明与自然的历史辩证法，它使鲁滨逊能够将文明理解为一种具有内在差序但又深植于自然法土壤的普遍秩序，从而构建起一个统一的文明帝国。在这个帝国中，不同的宗教、生存模式与生活方式都依据文明秩序获得各自的地位，并普遍无差别地遵从自然理性与正义。在《理想国》的末尾，苏格拉底讲述了一个与信使有关的神话：庞斐尔族人爱尔战死后，灵魂经历了一番神奇的旅程，见证了人在死后的正义审判与赏罚，也见证了人们如何选择来世的命运，又如何在忘忧河边转世投生。当然，他没有受到审判，没有饮下忘忧河水，也没有转入彼岸的千年旅程，而是在死后的第12天复活了，并向其族人讲述了他死后的见闻。审判生死的法官交给他一个使命：“他应该成为一个使者，把在那里的情形转达给世人们听”（柏拉图，2002：490）。正是因为爱尔在生死间穿行，他的族人才能了解身后事，了解此世的生活与来生命运之间的关系，了解德性知识对生前身后的重大意义。鲁滨逊也是一个这样的信使，他在帝国的各个层面沉浮，在表面的繁华与深处的危机之间穿行，甚至还在文明与自然之间往返。他的人生经历离奇曲折，非常人可比，但也有内在的结构与逻辑。他通过自己的旅程展现了世界与帝国的构成，以及内在的不义与危机，他也通过自己在海岛上的劳作展现了文明与帝国重生的可能。他的旅程以神意智慧为枢轴，向世人讲述自然、文明与帝国的内在联系。他似乎肩负神圣使命，所以他虽然历尽艰险，往往又能绝处逢生，并在遇险28年后重返英国，向国人讲述他的见闻、领悟和信仰。鲁滨逊的一生犹如神助，他也最终领悟了上帝的恩宠与关照。笛福（Defoe，1994：3）一开始就在序言中阐明：“故事的讲述谦逊而肃穆，且像智者诲人那般，常常以身说法，揭示遭遇之中的宗教寓意，让事情如他们所意愿的那样发生，从而在我们一切多变的境遇中验证并荣耀神意的智慧”。鲁滨逊无疑是神意的信使，他的经历彰显并验证着神意的智慧，给世人以启迪。鲁滨逊当然也是笛福留给我们的信使，传递了笛福对历史与时代的理解和对重商主义帝国的批判，以及笛福关于重塑文明与帝国的思考。因此，通过鲁滨逊的历险，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现代社会的源头和西方社会对海洋帝国与殖民的反思，以及从中孕生的文明帝国观念（Pitts，2005）。
借助《鲁滨逊漂流记》，笛福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历史视野。笛福认识到，奉行重商主义政策的海洋帝国奠基于不义的征服，也维持着对殖民地的剥夺与奴役，所以，由海洋帝国主导的贸易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在诸多维度制造暴力与冲突，也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危机。究其根源，帝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源自宗教与道德层面的“文明冲突论”。这一文明冲突的观念由两端构成：一端是欧洲人的虚荣与傲慢，他们利用宗教信条来竞逐财富与权势；另一端是对野蛮人天性的贬低。他们将野蛮人视为被上帝抛弃的人，认为他们“被某种地狱般的堕落所占据”（笛福，2018：186）。按照这一观念，文明与野蛮之间存在水火不容的对立。贩奴船终于葬身怒海，以奴役为基石的帝国也难逃自我毁灭的命运，这是笛福对海洋帝国的批判与告诫。通过描述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劳动与获救，笛福也将自然正义的秩序图景徐徐展开。在荒岛上，鲁滨逊用双手满足自身的需要，并创造财富，恢复文明。荒岛上的鲁滨逊是一个隐喻，旨在呈现生产与秩序的自然法则，展示财富与文明的自然基础。鲁滨逊用双手塑造了“不同的生产职能”，展现了“人类劳动的不同方式”，从而培育出一个完整的文明社会，而非打造一个孤独者的生活（马克思，2009：94）。也就是说，财富与文明根植于自然理性和人的劳动，文明的进步则源于合乎自然法则的生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鲁滨逊与生番的交往，笛福让读者看到了“野蛮人”的高贵天性。通过对文明与野蛮习俗之本源的追索，笛福也消除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将其纳入连续而统一的历史进程。文明与野蛮之分只能体现生产技艺与风俗上的区别。文明人与野蛮人享有共同的人性基础和道德法则，从而能够纳入一个统一且正义的政治经济秩序。在笛福的历史视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自然与文明的辩证法。依据这种辩证法，在合乎自然正义的法律秩序中，不同的文明传统可以实现沟通与交流，充分彰显孟德斯鸠（1981：3）所说的“贸易精神”与“公道观念”。
在当今世界，重商主义观念重新抬头，笛福对贸易与帝国的思考能够给我们启示。竞逐财富与权势的重商主义逻辑会引发冲突与战争，在风云变幻的时刻，我们最该关心贸易中的自然正义和文明的自然根基，从而在诸文明体之间求同存异，保持沟通与合作。让我们找回笛福的历史视野，抛却“贸易的忌妒”，敞开我们的心灵，本真地理解时代的经验，追寻秩序的真实基础，努力化解我们正在面对的“文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