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遭遇“风险”，社会整体处于威胁与不确定性之中时，社会和身处其中的行动者会如何应对？这是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与政治学家亚伦·瓦戴夫斯基（Douglas
and Wildavsky，1983）在《风险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的问题。这里所说的风险是广义的，指的是当代世界面临的种种变迁与动荡给社会以及身处其中的人带来的冲击。两位作者基于对美国历史和现实的讨论，提出应当将“中心”（center）与“边缘”（border）分别作为两套有目的、有组织的应对风险的逻辑，前者意在维持规范，而后者则追求特定的善。 近年来，关于道德的研究成为人类学重要的学科转向，主要讨论当代世界的人们如何应对无常与不确定性（Mattingly，2012；李荣荣，2017），道格拉斯与瓦戴夫斯基的著作正是以不同的思路来关注相同的问题。然而，流行的道德人类学常以道德化的姿态来书写可能已经被研究者道德化的“日常伦理”。与此不同的是，有些人类学家基于理论与现实关怀，进一步探讨形塑日常道德境况的结构、观念、历史与政治的力量（Das，2007；Fassin，2012）。这种思路与道格拉斯、瓦戴夫斯基对制度运作的关注不谋而合，他们论述的“中心与边缘”均表现为由特定的观念形态、物质基础以及组织运作形式集合而成的体制。接下来，我也将沿循这个思考倾向，以“中心”之规范与“边缘”之善举为牵引，从对人类学学科知识的反思出发，结合当代世界治理精神的脉络，继续对“中心与边缘”展开进一步的问题化阐释。 首先，道格拉斯等人对中心规范性的强调源自于她所承续的涂尔干社会学传统——将道德等同于社会本身。他们认为，社会中的个体成为一个被认可的“人”的过程（Mauss，1985），实际上就是道德悄然得到维护的过程，其着眼处是文化整合与社会再生产。但道德在平常状态会潜隐成社会或文化本身，唯有在“失范”或社会变迁时期才成为一个显在的问题。经典民族志再现的社会多是静态的、近乎完美运作的，但在当代人类学研究中，动态、变迁与动荡已经是无法回避的现状，这可能也是道德人类学在近些年逐渐兴起的原因之一。道德从“自然之物”到“成为问题”，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本身就是现代认知型的产物。无论是社会学研究的失范的现代社会，还是人类学研究的和谐的初民社会，都是从现代的认知视角出发，试图在现代性的动荡中重建社会的秩序与稳定，知识生产就内嵌于现代认知型的生成过程之中。
不过，这个现代认知型往往忽视了国家及其治理的在场。既有的理论话语中往往存在着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Taylor，1990），但这反而说明“社会”与“国家”在现代性生成过程中相伴相生，社会就是在现代国家的情境下，拟想与实践现代“共同体”的团结之产物。正如李猛（1999：6-17）所说，现代“社会”的兴起需要的正是一个具备日常政治管理能力的国家，肩负起保护市民的福利、健康与安全之责任，国家“必须保卫社会”，治理精神造就了社会（福柯，2010a，2010b）。 治理精神成为最重要的形塑社会的力量，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欧洲（福柯，2010b），在“国家”成为普遍建制的每个地方皆是如此（Sharma
and Gupta，2006）。“现代”以来，治理精神逐渐从实体性惩戒与管治向内化知识转移与扩展（福柯，2010b），在当代，“国家”在社会中细微地在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在学校等各种日常性的基础观念装置中无处不在，规范性道德已经成为一种对社会和市民进行基本教育或训诫的工具（Althusser，1971）。平民对政治的“讽刺”以及在治理事务方面的不服从是当代世界的普遍现象，与其说这是“弱者的武器”（斯科特，2007），倒不如说是“社会”与“国家”的“文化亲密”（Herzfeld，2013），是平民对治理的另类内化，也是社会对国家的另类呈现。
道格拉斯与瓦戴夫斯基（Douglas and Wildavsky，1983：83-101）特别强调了社会等级与市场这两种社会制度在中心体制中的关键作用：二者都与国家的治理精神息息相关，国家在日常管理中对市民表现出关注，其目的常常是对既存秩序的维护和对经济的追求。在这种治理精神中，中心体制以规范化逻辑的运作来应对风险。由于可能影响人口安全，进而阻碍经济发展，感染性疾病带来的风险常常被特别关注与警惕。另外，两位作者讨论的风险都局限在美国国内，但当代世界的风险已经跨越了国界（如两位作者讨论最多的环境破坏的风险和传染病风险），因此，全球化世界的中心体制必须由不同国家的中心体制构成，其中自然也存在等级秩序以及依循此等级而来的经济秩序，它们形构了中心体制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部署。但无论是哪种中心体制，其实都没有办法完全化解风险，这时候就需要边缘登场了。 边缘实践本身就因风险而生，在变迁与动荡的具体边缘性情境中形成组织形式与行动力量。这里的边缘可能是时间性的，指急剧的社会变迁；也可能是空间性的，指某个边缘人群，当然更有可能两者皆具。道格拉斯与瓦戴夫斯基（Douglas and Wildavsky，1983：102-151）通过对历史上美国教派（sects）的讨论来展现边缘的诸多特征。教派不满作为中心的教会对既定社会秩序的解释，这些位居“边缘”（并非地理意义上的“边缘”，而是相对中心规范而言）的教派发展出自己的神正论，以此为驱动原则从事善的事功。现代美国社会的公益志愿者组织正是其世俗继承者，试图在美国社会的中心体制之外，通过重整某些道德原则而行动，从20世纪60年代的平权运动到当代的环保运动皆是如此。由于这些边缘行动在美国具有普遍性，甚至反过来对“中心”造成影响，道格拉斯与瓦戴夫斯基（Douglas
and Wildavsky，1983：152-173）甚至称美国就是一个“边缘国家”。
善的实践当然不只出现在美国，也不只存在于历史上的教派或现代公益组织中，在全球范围内，从历史到当代，都有与之类似的善的道德实践。在当代全球图景中，这些边缘实践形成了跨越国家界限的行动力量。如前所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破坏、传染病疫情等问题都是全球面临的价值不确定性的风险，单一国家的中心体制乃至各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中心体制都无法完全解决这些问题。这给予因应现代社会问题而生的边缘组织以很大的民间行动空间，构成了关键的边缘治理体制（Douglas and Wildavsky，1983：152-185；秦晖，1999：143-167）。例如，环境保护可以跨越国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正义运动，而关注病痛苦难者的跨国人道主义组织也可以绕过国家而直接对目标对象采取救助行动等（Redfield，2005;Ticktin，2014）。 一方面，这些边缘组织都具有与中心保持距离的自觉，不被规范体制吸收，更关注具体的、特别的善的事务；但另一方面，从结果上看，某些边缘实践的成果也会被中心吸收，因为相对于中心保守、封闭的性格而言，边缘实践具有创新的开放潜能（Lash，2000）。如果说中心是一种制造与维护秩序的向心力，那么边缘就是一种离心力，通过善之实践向新的可能性开放。因此，我们不妨把这些善之实践视为一个不同群体进行自发治理的社会实验，其中值得考察的是这些实践如何对中心产生影响，如何为当代带来改变。 此外，针对主流道德人类学多为正向论述的特点，乔达什（Csordas，2013）提出必须关注反面的邪恶。如他所说，恶的问题其实是中心与边缘两种道德体制得以同时存在的潜在支柱。首先，规范的确立常常是通过对“不正常”的命名与排除实现的，如道格拉斯（2008）所言，威胁到结构稳定的东西会变成危险的污染物，只有通过对“替罪羊”的命名与排斥，社会秩序才得以重整（吉拉尔，2004）。污名的社会机制正是如此，通过群体性的命名，排挤那些想得出却看不见的污点，正常才能得到维护（邵京，2009：116）。而从善的事功的角度来看，边缘实践者往往需要在理念中设立一个恶的靶子（无论是教派神学论述中的恶，还是当代公益组织理念中破坏地球环境的恶、造成病痛的恶以及病痛本身的恶等），由此他们善的社会行动（如保护生态、救助苦难）才得以成立。
1989年，边城戒毒所共有146人被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马瑛等，1990），这是中国第一次检测出如此大规模的艾滋病疫情。在20世纪90年代，边城防疫站持续不断地报告着新增感染者，但由于病毒检测仅在特定的戒毒所哨点开展，实际的疫情扩散情况更为严峻，尤其是吸毒者的配偶还未进行必要的检测，因此这一群体的实际感染情况依然是个谜。然而，在当时的防疫政策及公众意识中，艾滋病并未受到重视。 中国在20世纪中期一度成为世界上唯一禁绝毒品及卖淫的国家，由此看来，以性或血液为传播途径的艾滋病自然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本土传播。艾滋病被视为一种外来疾病，媒体称其为 “西方飞进来的苍蝇”。和许多曾经对外封闭的国家反应类似，这种姿态阻碍了公共卫生政策应对方式的调整（Hamers and Downs，2003）。如桑塔格（2003：121-122）所言，“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把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在古代社会，疾病与非我族类的象征链条曾是面对危机时采取排除法的社会整合机制（吉拉尔，2004）；但在现代社会，疾病的外国来源更是一种政治性的表述（Schmitt，1985）。实际上，在全球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当下，这其实是许多国家共有的反应，甚至成为一种日常的制度，是基本的治理逻辑与道德结构（Fassin，2001；Farmer，2003）。
在实在的感染者人群现身之前，边城就已经因治理而生成了一个艾滋病的“生命—环境”，影响着当地社会的情感与认知（马苏米，2016）。国家和国际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制造了一个地方危机性的“例外状态”：由某个例外人群引发的艾滋病疫情可能影响人口健康与边疆社会发展稳定，亟待治理。艾滋病成为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其后，各种大规模治理项目得以在当地以例外、优先的形式运作，形成所谓的艾滋病例外主义（Moyer and Hardon，2014；Benton，2015）。2003年，随着“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提出、“大筛查”的开展以及国际项目的落地，边城的艾滋治理完全嵌入全球体制之中，因此我们只有将它置于全球语境中，才能看到各项实践的来龙去脉。艾滋病作为例外的紧急治理不仅再度激活且强化了当地的中心规范体制，也让许多边缘的理念与技术从全球进入当地展开运作，艾滋治理早已成为边缘与中心不断互相拮抗和交缠的全球“战场”。
从欧美到南方国家、从全球到中国：边缘在行动
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成立标志着一种全球例外状态的产生，对艾滋病疫情的治理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紧急性公共事务。这种全球治理体制仍由欧美国家及国际组织（如WHO、世界银行等）主导，体现着规范式的中心逻辑，即针对特定的高危人群进行排除性的预防措施，从污染源出发，阻止疫情蔓延对当地社会（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Seckinelgin，2008）。在这样的中心体制下，某些特定人群会进一步承受污名，治理手段召唤出主流的社会想象——一些危险人群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更进一步而言，风险人群的范围会扩散到整个地区，产生一种谴责的地理学（Farmer，2003）。 但在中心体制下，被治理者也并非总是消极承受。承续少数群体的平权精神，欧美的感染者组织从一开始就为自己进行道德正名，在法律保障、药物的研发与可及性等领域积极行动。草根组织的行动迫使中心体制不断修正，感染者逐渐获得了正当的公民权利，甚至会因特殊的身份而在与艾滋病相关的医疗及社会政策讨论中占据一席之地（Epstein，1996）。1994年，巴黎宣言确立了“GIPA”（促进艾滋病人、感染者及受艾滋病影响的人们更大程度地参与）理念，这正是被治理者作为边缘力量正式介入中心体制的标志。自此，被治理者的参与便一直是艾滋治理中边缘对中心持续的对抗力量（Barbot and Dodier，2002）。不过，随着边缘力量的参与逐渐成为惯例，部分病人组织开始被吸纳进体制而成为中心的一部分，有的病人组织则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与中心体制维持着若即若离的合作姿态，还有组织坚持自身的边缘位置，继续对中心的规范化保持警惕、抗议与斗争（Lune and Oberstein，2001）。
随着发展中国家艾滋病疫情的蔓延，另一种来自边缘的道德话语在全球艾滋治理中形成不容小觑的力量：感染者作为“弱势人群”承受着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平等施加于他们身上的苦难，因而有必要对他们施以人道主义的关怀与救助（Farmer，2003）。在这个话语逻辑里，对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疫情做出反应，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必要的道德责任。这种边缘道德话语不仅试图翻转对感染者的污名，也迫使中心体制做出改变，在预防和排除式的规范治理中加入更“人道”的“关怀”成分。基于此，一些民间跨国人道主义组织成了越来越重要的行动力量，对生命价值优先性的肯定构成其社会行动的道德驱动力（Ticktin，2014）。 20世纪90年代后期，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AART）发明之后，欧美国家感染者的生存率有了显著提高。于是，在来自边缘的人道主义呼吁中，向发展中国家的感染者提供药物成了一项具有道德紧迫性的公共事务。不过，中心体制一开始并不认可这种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话语，在药物公司以及国际公共卫生专家看来，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有着复杂的生物医学机制，“落后”地区的感染者无法适应，只会徒增耐药性风险，也会造成药物的浪费（Hardon and Dilger，2011：141-146）。对此，非政府组织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试点，证明在所谓不够“现代”的地区也能让患者保持治疗的依从性，进而展示在当地推广抗病毒治疗的可行性。此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草根组织也采取集体行动，既反抗国际社会及制药企业对药物的垄断，也反抗本国政府的不作为，跨国人道主义组织以及欧美的艾滋病人组织积极响应他们的行动，取得了可贵的战果（Robins，2009）。中心体制逐渐接受了救助生命的边缘逻辑，抗病毒药物的价格开始下降，巴西、印度等国自行生产仿制药，发达国家、国际社会以及跨国人道主义组织也逐步构筑面向“南方国家”的药物通道（Dodier，2005）。不过，中心体制并非完全向人道主义让步，主导的医学话语逐渐认为通过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降低感染者体内的病毒载量可以极大减少传染的风险（Quinn，et al.，2000；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4），基于“治疗即预防”（treatment is
prevention）原则，加大对抗病毒治疗普及的投资未尝不是更有效率的治理途径，借助对“高风险人群”的规范可以在政治稳定性、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获得更大的效益（Nguyen，et al.，2011；Nosyk，et al.，2014）。与其采取预防、排除的举措，不如将感染者翻转为社会内部的例外，进行例外性的限制。由此，通过医学体制对这个群体进行规范化的严格掌控就成了治理的关键（Mattes，2011）。边缘与中心错杂攻防，全球艾滋治理事业在张力中不断推进，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推广甚至超越国际政治的纠葛，以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名义，在全球形成了一个具有紧急优先性的例外情势和自成一格的艾滋治理网络。
当医学已经“内嵌”到日常生活，现代人的身体会如何受到医学目光的凝视？“国家—社会”如何依循人口分类形成不同形貌的治理方式，“被治疗/治理者”又将如何“委身相向”或“身不由己”？医疗作为一种规训和生产身体与生命的知识技术，是现代性经验得以形成、现代社会生活得以展开的关键场域之一。边城30年的艾滋治理历程集中展现了针对一个例外人口的生命规制过程，其中治理者及被治理者的道德实践令人颇有启发。 20世纪80年代，从缅北流动进来的毒品造成了边城的艾滋病疫情，这可以看作由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苦难与道德不确定性的具体表现。然而，由于艾滋病一开始被视为一种外国疾病，加之经济发展是当时的主旋律，边城的疫情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直到进入21世纪，艾滋病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在大规模宣传中又生成对艾滋病恐惧与排斥的“生命—环境”，艾滋病疫情被认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亟待施加例外性的治理措施。2003年，随着“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提出和国际项目的大规模落地，边城正式进入 “做艾滋病”的紧急动员状态，成为全球艾滋治理网络中备受关注的前哨城市。在全球艾滋病疫情面前，由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被视为更重要的事务，许多国家对人口健康的凝视、关注与干预来得太迟。一如道格拉斯及瓦戴夫斯基（Douglas and Wildavsky，1983）在讨论“中心”时所提示的，秩序与经济是中心体制的两大重要逻辑。在这样的前提下，健康治理由于可能对秩序与经济造成阻碍而被有意忽略，然而疫情的蔓延又会给秩序与经济带来更大的破坏，此时中心体制才会认识到健康治理的重要性——人口健康可以提供更可持续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