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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笔谈 |【李培林】新发展社会学：理论框架的构建
主 持 人 按 语：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党的二十大全面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确立了我国未来发展的中心任务：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社会学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成长起来的，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如何站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新高度，对迈向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式现代化作自主的学理性阐释和学术性表达，是中国社会学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有鉴于此，《社会》编辑部及时组织专家学者召开“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圆桌会议，与会学者围绕如何建构自主的中国社会学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相关核心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发表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真知灼见。现在，我们将这次研讨的成果以笔谈形式集结发表。（李友梅）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笔谈
新发展社会学：理论框架的构建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
原文刊于《社会》2022年第6期
基于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经验”，特别是中国近40多年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我们尝试用“五论”来构建新发展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即新发展的本质论、阶段论、转型论、动力论、世界体系论。这里所说的“新发展”，特指因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文化传统、庞大人口规模和跨越式发展所产生的发展的新形态。
新发展的本质论
从“中国经验”来看，社会主义的本质，其实就是发展的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说，本质上就是发展的学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629）到1992年，经过改革开放后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反复思考，邓小平（1993：373）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系统提出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完整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概括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发展的前提和路径，即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提高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所以说民生就是社会主义的最大政治，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点；二是发展的方向和目的，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没有这个基本点，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但实现这个目标要有一个过程，不能搞贫穷基础上的平均主义，要保证发展的效率和活力，不能阻碍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其实发展社会学或发展经济学并非从未考虑过发展的本质问题。把“发展”的概念与“增长”的概念加以区分，也可以说是某种对发展的本质的思考。有关发展理论的教科书通常把“增长”和“发展”的基本区别作为导引，认为“增长”是指国民收入或国民人均产值的数量提高；“发展”则指更加广泛的结构改进，如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改进（波金斯等，1990）。后来，库兹涅茨（Kuznets，1966）扩展了增长的含义，把能够带来结构改进的增长称为“现代经济增长”。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发展”问题特指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通常把经济落后的国家称为“发展中国家”，“中心-外围”问题、“二元结构”问题以及“比较优势”“后发优势”“本土优势”等问题，都成为发展理论的特定核心议题（樊纲，2020）。
当前，中国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这也是一个涉及发展的本质问题、具有理论潜力的概念，需要在学术层面深入讨论，使其不仅成为实践的指导，也成为类似“现代经济增长”的新发展理论的核心概念。
新发展社会学对发展本质问题的发问和讨论，看似没有深奥的道理，但就这一基础性问题进行讨论和达成共识，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实际上，在发展的实践中，每当遇到存在争论的重大议题时，人们都会回到对发展本质问题的讨论，它就像一艘乘风破浪的巨轮上的舵盘，决定着前行的方向和道路。
新发展的阶段论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收入（GNI）把世界各国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低收入国家阶段、中等偏下收入国家阶段、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阶段、高收入国家阶段。人均国民收入（GNI）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计算存在差异，但我国这两个数值差别不大。自1997年起，世界银行于每年7月1日公布阶段划分的动态调整标准，2022年公布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是人均国民收入13205美元。我国2021年人均国民收入是1.21万美元，预计会在2025年跨越这个新门槛。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发展阶段缺乏科学的清醒认识，经常容易犯超越发展阶段的“冒进”错误，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估计不足，对于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胡绳，1991：378）。经过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特别是经过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我国从（20世纪）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中央党史教研部，2008：191-193）。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国制定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新发展的阶段论：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共中央党史教研部，2008：196）。此后，这个分阶段发展的现代化战略，随着实践不断完善和细化，但基本框架没有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两个阶段”的划分，进一步深化了新发展的阶段论。
新发展的转型论
“社会转型”也许是中国社会学界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变化的最具代表性的概念。尽管在西方经典社会学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中，从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到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几乎都把某种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表述作为基本的理论框架来概括社会巨变，然而在西方社会学的教科书中，似乎从未把“社会转型”作为一个专章来讨论，它总是被纳入“社会变迁”这种更宏大的叙述中。
笔者在1992年撰写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一文中，曾把社会转型定义为“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和“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李培林，1992）。说它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是因为它涵盖了结构转换、体制转轨、利益格局调整和价值取向转变；说它“特殊”，是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常态的社会变迁，是跨越式的发展和某种质的变化。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社会转型释放了巨大能量、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所以社会转型中的“体制转轨”这个层面受到学界格外的关注。因此，我们有时也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巨变是由两个转变构成的：一个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现代社会的转变；另一个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转型经济”基本上都是在讨论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而“渐进式改革”或“增量改革”也是市场化转型的方式（林毅夫等，2000；Roland，2000；钱颖一，2003）。研究苏联和东欧国家剧变的西方社会学家，也并非从一般的现代化理论或发展理论的角度谈“社会转型”，而是从市场转型角度谈“社会转型”（Nee，1989；Szelenyi and Eric，1996），因为这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化转型之前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
西方研究市场转型国家的社会学家，通常都持有“保护社会”的学术立场。其中，新古典社会学取向的学者（如塞勒尼等人），更重视社会转型中中产知识阶层在重建社会中的作用(Eyal，et al.，2998)；而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学者（如布洛维），则更强调劳工阶层的力量（Burawory，2001）。孙立平（2005）也较早意识到转型理论的新议题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应当基于转型国家的实践，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基于“中国经验”的新发展社会学的“转型论”，让我们从中长期重新审视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结构变动和体制变革的多样性。它基于经验研究对社会转型诸多具体规则的揭示和解释，在一些方面超越了已有的结论，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在路径选择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新发展的动力论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总结发展的经验教训，同时根据发展动力、发展条件的深刻变化和面临的新挑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是继中国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对发展动力认识的深化。这在中国的发展史上从未有过，在以往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中也没有出现过。当然，这里所说的“创新”不只是科学技术的创新，也包括制度的创新。
我们讨论发展动力的问题，实际上无法回避更深层次的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和现代文明兴起的动力问题。马克思（1972：82-83）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了他长期研究的“总的结果”，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马克思的历史发展动力学说中，“生产力”或者由“生产工具”所代表的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力量。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得以发展，就在于“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1972：254-256）。马克思（1972：108）高度重视生产工具创新的变革力量，他认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在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中，由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社会变革对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很多社会学家也通过文化和制度变迁来探寻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层动因，例如韦伯对“新教伦理”的分析和迪尔凯姆对“社会分工”的分析。
在经济学中，很多情况下，发展的动力和经济增长的动力被当作同一个问题讨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包括生产要素、经济结构、环境资源、人力资本、制度创新、技术进步等，但通常的基本分析视角是从要素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考虑，例如关于劳动力、资本、资源的增长动力分析框架，就是从要素供给的角度入手。我们通常所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和消费，是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在这种理论框架下的计量分析模型中，通常会有一个剩余的“残差”，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很多学者把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等同于“技术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源于美国经济学家、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Solow，1957）在1957年的开创性研究。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增长模型——“索罗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经济增长中，在各种生产投入要素(如资本、劳动、能源、资源等)之外的，由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管理创新、社会经济制度变动等因素产生的综合贡献。因此，“全要素生产率”也被称为“索罗剩余”。索罗的贡献在于，他用精确的统计模型证明了以往发展动力计量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技术进步的贡献。其实早在20世纪初（1912年），奥地利裔的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1990）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就指出了“创新”（innovation）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创新不同于技术发明，是一个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从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经济过程。在熊彼特之后，经济创新理论也因取向不同而分为技术创新学派和制度创新学派。
新发展社会学的“动力论”，把发展学说基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一般动力讨论，进一步深化到打破“依附规则”的“创新压力”关键动力讨论，极大地拓展了发展学说动力理论的视野，也为发展中国家改变特定路径、打开未来希望之门提供了思想钥匙。
新发展的世界体系论
西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被融入世界市场体系。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1972：254-255）在150年前就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难以回避与现有的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关系。在传统的发展社会学的依附理论中，无论是主张摆脱依附、走自主性发展道路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阿明，2000），还是主张“依附性发展”，进而为最终摆脱依附开辟道路的“自由主义”学派（卡多佐、法勒托，2002），都是从弱势国家的视角讨论发展中国家与西方中心的关系。
似乎是为了弱化“摆脱依附”或“依附发展”内含的张力和冲突，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M. Wallerstein）（2013）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用十几年的时间创建了“现代世界体系论”，用“核心国家”“半边陲国家”和“边陲国家”来刻画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并认为尽管世界体系是一个实质上不平等的分工体系，但一个国家很难在世界体系之外获得发展，只有当现有世界体系无法消除内部压力、新的重大危机冲破临界点时，世界才会按照新的规则重组整体性结构。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对世界体系的重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分裂成以美国和“北约”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以及以苏联和“华约”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两大阵营的对抗形成了“冷战”，似乎世界也分裂成两个体系。1990年前后，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似乎结束了“冷战”，一些西方学者也乐观地认为这意味着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政体的最终胜利和“历史的终结”以及“意识形态的终结”（福山，2008）。在这种背景下，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横空出世，震动学界。随后2001年的“9·11”恐怖主义事件，似乎完全印证了亨廷顿的理论，使“文明冲突论”声名大振。亨廷顿用“文明的冲突”取代人们通常讨论的社会制度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甚至宗教的冲突，认为在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断裂线，最可能产生深层的对抗性冲突。在微观层面上，这种冲突呈现在伊斯兰国家与东正教国家、印度、非洲国家和西方基督教国家等邻国之间；而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特别是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社会为另一方。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等相互作用下发生（Huntington，1996）。
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普遍问题，另一方面全球化的铁律造成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加深也引起了“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潮流。原本全球化是由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但随着这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中产阶层的衰落和社会认知的撕裂，一种特殊的、与民族主义混合的、超越左右翼传统分立的新民粹主义思潮兴起，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国家的政局。而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快速发展的的中国，被西方舆论塑造成一种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正当得利的新“霸权”，“遏制中国”似乎成为西方社会一种普遍的“政治正确”，新的“冷战”竞争试图迫使中国与世界体系“脱钩”。
在这种世界大变局中，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主张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中国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价值共同体，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关于世界体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存在具有长远影响的以最大公约“同心圆”为基础的“天下体系”理论(赵汀阳，2011)。1990年，费孝通（2019）在其80岁生日的时候，也曾针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倡导世界文化多元共生的理念。这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强调“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和哲学基础，与建立在“上帝选民”“拯救世界”“美国优先”理念之上的“美国例外主义”，在价值和实践取向上完全不同。
本文探索以新发展的本质论、阶段论、转型论、动力论和世界体系论来构建新发展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和逻辑结构。“本质论”规定了新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阶段论”规定了新发展的战略和策略选择，“转型论”规定了新发展的结构变动和体制变革路径，“动力论”规定了新发展的结构升级和动力持续的可能性，“世界体系论”规定了新发展的国际条件和外部限制。此外，新发展社会学的完整理论体系还需要建立在与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相联系的基本命题之上，这是新发展社会学在理论构建中进一步探索的任务。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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