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新闻社会学、应用新闻传播实务、互联网平台治理等

［摘要］互联网平台日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引导和主流价值观传播的主阵地，社会个体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其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通过一项针对珠三角地区6855位青年的问卷调查，研究青年互联网平台使用对其意识形态传播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主流媒体接触在青年互联网平台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之间呈现显著的中介效应。青年互联网平台使用频率越高，对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和接触主流媒体的频率越高。青年接触主流媒体频率越高，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越积极。并且，根据不同类型平台的中介效应量，区分了“渠道型”“载体型”和“共同作用型”三种传播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主流媒体对青年意识形态的引导策略：在渠道型模式下主流媒体应保持专业媒体内容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在载体型和共同作用型模式下可与平台加强新媒体内容策划，提升青年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仪式感。

［关键词］互联网平台；主流意识形态；主流媒体；传播态度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特别是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掌握。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意识形态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并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

当前，互联网迅猛发展带来媒介环境的深度变革，在政治、商业与技术等多重力量作用下，互联网平台逐渐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社会连接、数字生活的核心枢纽。青年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培育和增强青年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至关重要。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总体规模已达10.11亿。其中10~19岁、20~29岁以及30~39岁人口占比分别为12.3%、17.4%、20.3%，青年是网民群体的主力军。青年的价值取向关乎社会的价值取向，分析青年群体的互联网平台使用和主流媒体接触对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的影响，有利于我们把握互联网语境下网络传播对政治认同的影响机制和效果，也有利于探索运用互联网平台积极影响青年群体的路径和方法。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意识形态作为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它服务于特定阶级并集中反映其利益诉求。意识形态的本质之一在于其价值指向性，是关于价值观的理论体系。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特定历史时期与社会结构下集中反映并维护其统治阶级利益的价值观念。

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念是分析意识形态的重要维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充分体现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本文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切入，从理解、接触、态度倾向三个维度对青年群体进行问卷调查，测量其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行为的信念与认同度，以此研究青年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倾向。

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学者对“新媒体使用”的操作化集中在媒介接触方式、媒介接触类型、媒介接触频率、媒介内容偏好、媒介使用诉求、媒介参与度以及媒介素养等维度。本文基于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将自变量“新媒体使用”限定在以不同类型的互联网平台的接触频率，据此进行问卷设计与测量分析。

从法兰克福学派激进的批判观点——媒介即意识形态，可窥媒介与意识形态的紧密关系。互联网尤其是以资讯、社交为主要功能的互联网平台兴起，催生了新的社会动员、组织、参与和表达的机会，同时也成为主流价值观传播、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主阵地。一方面，移动互联网深度嵌入了人们的日常互动，成为个体日常交往表达、生活消费的新空间。另一方面，根据李普曼的观点，大众传播具有信息环境再建构功能，互联网使得这种建构出来的信息环境越发有演化为真实环境的趋势，这种感知建构的方式也是意识形态控制手段之一。伴随网络空间与真实世界边界的打破，互联网的技术赋权使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互动、博弈乃至斗争更加激烈。互联网塑造了全新的话语平台，依靠信息流与话语表达增强意识形态控权，成为当今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重要方式。综上所述，社会个体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其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从互联网平台使用角度探讨青年群体的媒介使用与意识形态倾向有其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互联网平台使用行为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

当今，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新媒体对社会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引发学者对互联网平台使用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关系的关注兴趣。研究发现，社会公众对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使用影响其对社会凝聚力的感知与国家认同，具体来说，偏于网络媒体的使用者比起传统媒介使用者更具民族主义倾向；大学生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交往互动行为越积极，其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就越显著；互联网平台使用程度对青年民营企业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具有显著性正影响。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青年互联网平台使用频率越高，其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越积极。

王天娇通过梳理发现，很多研究都习惯于以传统媒体为参照展开论述，而对日益重要的新兴媒介关照甚少。这类研究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假设，即不同新型媒介平台具有高同质性，所以只需要去区分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而不需要对前者做细分。在互联网平台化兴起的当下，这一假设并未得到实证研究的结果支持，在日常经验感知上也尚未成立。此外，有研究发现大学生使用不同类型的媒介影响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与认同程度，已尝试揭示互联网使用对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内部差异性。因此，在H1的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的互联网平台使用偏好对青年群体主流意识形态倾向的影响差异。

（二）互联网平台使用与青年主流媒体接触

近年来，互联网平台的兴起挤压着传统主流媒体的生存空间，在“媒体转型”的语态和实践驱动下，传统主流媒体纷纷入驻微博、微信、抖音等互联网平台，借助互联网平台开设矩阵账号、分发原创内容，提升舆论影响力和引导力。向安玲等研究发现，高达95.45%的媒体同时在微信、微博上开设账号。截至2020年底，中央级广电媒体在互联网平台注册账号近300个，省级广电媒体账号近6000个。这些以社交连接、资讯聚合为核心功能的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本文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2：青年的互联网平台使用频率越高，其接触主流媒体的频率也越高。

专业媒体、机构媒体、自媒体与平台媒体，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新新闻生态系统。不同类型的传统主流媒体因其功能定位、原创能力与社会资源差异而有着不同的平台内容运营策略，选择在哪些类型的互联网平台上开设账号、内容风格、更新频率等都存在差异。因此，在H2的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分析青年群体在使用不同类型的互联网平台过程中，其接触到的主流媒体内容的频率是否存在差异。

（三）青年主流媒体接触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

主流媒体泛指以严肃新闻为主要报道内容、着力弘扬主流价值观、在竞争区域内处于主流地位、在社会发展中担当较大社会责任的媒体，其向来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力之一。受众在选择其所偏好的媒体时，除受自身文化水平、媒体接近程度、内容偏向性等因素影响外，还会考虑自己与该媒体所倡导的价值观是否相近。换言之，受众会基于既有认知与价值观念选择主流媒体接触偏好，同时主流媒体的内容也影响受众的价值观。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青年接触主流媒体越频繁，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越积极。

不同类型的媒体具有不同的市场定位与目标导向，在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视程度和引导策略可能存在差异，公众在接触不同的主流媒体内容和渠道过程中，其意识形态倾向性也会存在差异。本文在H3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的主流媒体接触，对青年群体主流意识形态倾向性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四）主流媒体接触的中介作用

王菁研究发现，虽然互联网媒体能够提高政治认知，塑造政治价值观，增强个体政治参与效能感和兴趣，但引发其政治参与行动的是政治心理倾向，即媒介作用于政治心理，从而引发政治参与决定。互联网平台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存在中介变量，由此可见，互联网平台使用对意识形态传播态度的影响也可能存在某些中介变量。由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引导主要由传统主流媒体承担，个体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感知会受到其主流媒体使用行为偏好的中介作用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4：主流媒体接触在平台使用与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上述简要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国内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三个问题：媒介使用对价值观感知度研究、媒介使用对社会认同的塑造研究、媒介使用对政治行为的影响研究。这些研究基本承袭个体通过媒介使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感知、认同与行动的研究脉络，基本论证了媒介使用与意识形态存在影响关系。但相关文献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样本选择上，研究对象多为大学生群体，较难代表整个青年群体，此外问卷调查的样本量普遍较少；在变量测量上，更多集中于对传统媒体使用的测量以及对新旧媒介影响效果的比较，而没有对互联网平台使用进行细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多为媒介使用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经验阐释，或探讨平台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策略，通过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式论证二者影响机制的学术成果比较缺乏。

本文从实证角度验证互联网平台使用与主流意识形态倾向性之间的关系，并引入主流媒体接触作为二者影响关系的中介变量，建立三者的影响模型，继而收集并分析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检验模型的准确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互联网平台使用对青年群体意识形态的影响差异性，不同主流媒体在互联网平台上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等问题。

三、数据样本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

本文选择珠三角城市群（共9市）中的18至40岁青年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其一，珠三角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背景下，把控意识形态问题尤为重要；其二，珠三角地区作为沿海城市群，毗邻香港、澳门，青年群体更容易接触到西方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受到的影响也更为复杂；其三，珠三角地区互联网与媒介产业发达，人们接触到互联网平台与主流媒体更为频繁。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一手数据，在2018年10月至11月期间进行问卷的派发与收集，共计获得有效问卷数据6855份。样本基本概况如表1。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根据文献回顾的梳理，以对核心价值观及对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的态度，从理解、接触、态度倾向、信念、认同感等心理维度进行题项设计，并使用李克特量表对因变量进行测量。具体题项包括：我十分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和基本内涵；我能够经常接触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我愿意主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并参与传播活动；国家应该积极主导构建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国家应该加大力度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体系；国家应该在互联网媒体上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

2.自变量：互联网平台使用。本研究选取了以微信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平台（x1），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平台（x2），以知乎为代表的知识分享平台（x3），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资讯聚合类平台（x4），抖音和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x5）以及哔哩哔哩为代表的视频平台（x6）作为青年互联网平台使用的测量对象。互联网平台使用频率按照“每周不超过1天”“每周使用1~3天”“每天不超过1个小时”“每天1~3个小时”“每天3小时以上”分为5个频率等级进行量表设计。

3. 中介变量：主流媒体接触。本研究选取了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为代表的党报党刊，人民网、新华网、南方网等为代表的重点网站，以及如广东发布、共青团中央微博、广东共青团公众号等为代表政务机构新媒体作为青年主流媒体接触的测量对象。主流媒体接触频率从“从未”到“经常”分为5个频率等级进行量表设计。

（三）信效度检验

首先，对变量的测量结果进行信效度检验。使用克隆巴赫信度检验（Cronbach's Alpha），值越高表明量表信度越高，同一变量的测量指标一致性较强。因变量的信度系数达0.961，结果优良；中介变量的信度系数为0.885。自变量互联网平台使用由于测量的是不同类型媒介的使用频率，其信度系数0.661，信度尚可接受。同时报告CITC系数，CITC系数值越高，表示该题与其他题项的内部一致性越高，因此该数值可作为题项删除或保留的参考指标之一。选择0.3作为参考标准，结果显示除互联网平台使用测量中的微信（x1）项值之外，其他均高于0.3。

其次，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903，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p＜0.05），表明变量之间相关度高，适合进一步的因子分析。进行因子分析以检验问卷结构效度，发现对因变量测量旋转后因子载荷均达到0.7以上，表明问卷变量测量结构效度优良。

（四）模型设定与分析方法

使用SPSS进行描述性统计与信效度检验，借助AMOS进行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分析。研究设定模型的因变量为Y，中介变量为Mi，模型自变量为X。模型系数c为互联网平台使用到主流意识形态倾向的总效应；系数a为互联网平台使用到主流媒体接触的效应，系数b为主流媒体接触到主流意识形态倾向的效应；系数c'为控制主流媒体接触中介作用后，互联网平台使用到主流意识形态倾向的直接效应；三个系数之间的关系为：c-c'=a*b，即为中介效应。ei为随机误差项。由此构建联立模型方程组：（1）Y=cX+e1，（2）Mi=aX+e2，（3）Y=c'X+bMi+e3。

本研究使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该方法基于有放回的抽样再选取样本计算置信区间以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以往研究表明，Bootstrap法的检验力高于Sobel检验和依次检验［25］。分析流程参考温忠麟等人［26］的方法：首先对系数c进行检验，若结果显著则按中介效应立论，否则按遮掩效应立论。随后依次检验系数a与系数b：（1）若都不显著，则间接效应不显著，认为不存在中介作用；（2）若只有一个系数显著，则使用Bootstrap法检验H0∶ab=0，若显著，则间接效应显著；（3）若二者都显著则检验系数c'，若c'显著则直接效应显著，认为存在部分中介作用，c'不显著则认为存在完全中介效应。最后报告中介效应的效应量。

四、研究发现

（一）中介效应模型

分析发现，数据结果不符合多元正态分布（Kurtosis=90.548，c.r.=156.187），且样本量较大，故拟合方法使用渐近自由分布（Asymptotically Distribution-free，ADF），ADF方法对观测变量分布正态性不敏感且适用于大样本数据。基于前文的讨论，使用AMOS工具绘制结构方程模型。因样本较大，不适合使用卡方值χ2相关指标探讨模型拟合度，故选择受样本影响较小的指标。综合选择绝对适配度、增值适配度、简约适配度三个指数类型对模型拟合度进分析，经修正后各项指标良好，如表2所示。

模型结果显示，各项测量指标到相应潜变量繁荣路径系数均显著。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假设进行验证。互联网平台使用（X）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Y）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05，结果显著，假设1得到了验证，表明受众互联网平台使用频率越高，其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就越积极；互联网平台使用（X）到主流媒体接触（Mi）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87，结果显著，假设2得到验证，表明受众互联网平台使用频率越高，其接触主流媒体的频率也越高；主流媒体接触（Mi）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Y）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411，结果显著，假设3得到了验证，表明接触主流媒体频率越高，其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态度就越积极。

按照前文所述方法与流程，检验主流媒体接触在互联网平台使用与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使用Bootstrap方法，在95%置信度下重复取样5000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无偏估计（Percentile Method）下，间接效应的下限（Lower Bounds）为0.131，上限（Upper Bounds）为0.182，不包括0，表明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假设4得到了验证。结果显示，模型的直接效应c为0.11，间接效应a*b为0.16，总效应为0.26，由于模型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皆为显著，所以该模型为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量占总效应的61.54%。模型结论表明，青年平台使用和主流媒体接触都会对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在其中主流媒体接触占据更加主要的影响作用。

（二）稳健性分析

按照与整体模型相同的分析思路，如表3所示，共绘制4个模型，分别探讨主流媒体接触类型在不同的互联网平台下对主流意识形态倾向的影响路径中的中介作用。其中，Model 1和Model 4分析以微信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平台，以抖音、快手和哔哩哔哩为代表的视频平台（包括短视频和长视频）对模型路径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中介效应显著，并且中介效应为部分中介效应，与原始模型一致；Model 2和Model 3分别分析了以微博和知乎为代表的社交资讯分享平台，以及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资讯聚合类平台对模型路径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中介效应显著，并且由于直接效应（c） 不显著，所以Model 2和Model 3呈现与原始模型不同的完全中介效应。

根据上述模型结果，可以将互联网平台对主流媒体接触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的中介效应区分为两大类。从中介效应的类型来看，可以分为完全中介型和部分中介型。其中，对于社交资讯分享平台和资讯聚合类平台，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则完全受到青年在互联网平台上接触主流媒体频率的中介影响，本研究认为此类模型为“渠道型”传播模式。

对于以微信为代表基础设施平台和以抖音、快手和哔哩哔哩为代表的视频类平台而言，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受到青年在互联网平台使用和接触主流媒体的共同影响。而对于部分中介型而言，根据中介效应量的差异区分，微信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的直接影响效应为85.11%，而在微信上接触主流媒体的中介影响效应量为14.89%。所以，对于微信这类基础设施型平台而言，青年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属于“载体型”传播模式。

此外，视频类平台媒体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的直接影响效应为53%，主流媒体的间接影响效应为47%，互联网平台和主流媒体的影响效应比较接近，属于“共同作用型”传播模式。比较不同模型总效应量可以看出，以微信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型平台对于青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的影响效果是最强的，而其他平台的影响效应量比较接近。

五、结论与启示

其一，互联网平台使用、主流媒体接触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具有积极影响。本文对珠三角地区青年互联网平台使用、主流媒体接触、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共6855份有效数据，基于此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青年群体互联网平台使用频率越高，接触到的主流媒体越频繁，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倾向就越积极。不论是互联网平台行为还是主流媒体接触行为，都对青年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并且，主流媒体接触在青年的互联网平台使用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之间呈现显著的中介效应。

其二，不同类型互联网平台使用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的影响呈现三种模式。根据不同互联网平台的传播特征，本研究区分了互联网平台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影响的三种类型，分别为主流媒体呈现完全中介效果的渠道型传播模式、平台直接效应占主导的载体型传播模式，以及平台直接效应和主流媒体间接效应相对一致的共同作用型传播模式。造成不同类型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平台内容和传播逻辑有所差异。

其三，不同类型互联网平台影响青年群体主流意识形态倾向的内在机制有所不同。对于微博、知乎和今日头条而言，平台呈现渠道型传播模式，也就是这类型平台主要为主流媒体的内容分发提供传播渠道。这主要是由平台内容分发模式所决定的。主流媒体在微博、今日头条上都拥有大量的粉丝受众。同时，微博和知乎的用户也可以由核心节点用户的转发带动主流媒体内容的传播。今日头条依靠其算法分发的优势，可以通过算法技术为主流内容增加传播权重，从而使得用户能够比较频繁地接触到主流媒体的内容。由此，对于资讯分享型和聚合资讯型平台而言，青年可以通过社交网络、算法推荐直接地接触到主流媒体，同时，主流媒体的权威性也导致了在平台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传播层面具有更高的认可度。因而，资讯分享型和聚合资讯型平台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起到了渠道作用。

“载体型”传播指以微信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型平台。青年使用微信接触主流媒体的途径主要依靠主动订阅和浏览主流媒体或者政务新媒体公众号。但是对于微信这类以社交为核心连接纽带的基础设施型平台，用户可以通过微信群、朋友圈获取主流内容的传播。例如，近年来新年元旦、春节以及两会期间，青年群体也会在微信朋友圈、微信群中分享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视频或图文，形成一种主流内容传播的仪式感。所以，平台主导型传播不仅是平台利用信息分发和传播技术手段提升主流内容的到达率，而且是青年群体以平台作为载体，以自身为传播节点形成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仪式。“共同作用型”传播主要是指各类视频平台。由于青年使用视频平台的主要用途是休闲和娱乐，在视频平台接触严肃新闻内容的比例比较有限。目前，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哔哩哔哩为代表的弹幕视频平台加强主流内容策划，除了邀请人民网、央视等主流媒体入驻外，越来越多视频生产者也以多样化创作形式加强主流内容传播。因此，对于视频平台而言，一方面头部主流媒体入驻增加主流内容的曝光度，另一方面平台通过开展主题策划，邀请头部视频内容制作者、普通用户一起参与主流内容的生产，呈现主流媒体和平台共同助力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作用。

其四，在平台传播语境下，互联网平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渠道和载体的作用更加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主流媒体需要通过不同平台传播类型的差异，构建有针对性的新媒体内容传播策略，随着平台的受众类型和传播特征的差异愈发明显，主流媒体的新媒体内容生产也需要更加细分化和专业化。具体来看，在渠道型传播模式下，青年更加看重主流媒体作为专业新闻媒体的内容权威性和严肃性。而在载体型和共同作用型传播模式下，青年则侧重于使用平台和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新媒体产品、内容，与青年自身的社交网络和传播纽带相结合，形成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媒介仪式。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青年探索》

2022年02期

END

图文 / 李　洋　　　　

编辑 / 肖　彬、郑　航

初审 / 吴　瑾　　　　

终审 / 谢素军、罗飞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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