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鹏，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社会计算研究中心主任，之江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智能社会治理）

主要研究方向：计算社会学、网络舆论治理

毕斯鹏，中南大学社会学系2020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网络舆论治理

［摘要］在网络直播与粉丝经济时代，涌现出以网络主播为代表的直播带货主播群体。以网络主播及其粉丝为研究对象，研究两者之间的情感劳动过程发现：首先，带货主播及其粉丝卷入“情感递偿”的循环过程中，即资本参与下的“情绪—情感”劳动循环过程。“情绪—情感”劳动是从微观到宏观、从场内到场外的连续过程。其次，粉丝的情感劳动规训过程可以概括为“情感迁移”现象，即情感的界面化、神交化和（男性情感劳动的社会性别）认同化。最后，在“情绪—情感”劳动循环过程，主播出现“情感反哺”行为，这是一种跳脱资本逻辑的行动，即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状态的同时，回归情感体验的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生存人”状态，从而使一部分情感资源跳脱出“资本—情绪劳动—情感劳动—资本”的“情感递偿”循环过程，展现出线上情感劳动的另类形态。

［关键词］情感劳动；情绪劳动；带货主播；粉丝

一、引言

当社会成员普遍解决温饱、安全问题之后，就会出现精神（情感）层面需求的扩展，这必然带来精神（情感）消费产业的蓬勃发展。反映在当下的中国，就是互联网时代网红经济、IP产业、直播产业、短视频产业等的迅猛发展。2016年被称为网红经济“元年”，其标志性事件之一是作为“网红”的“papi酱”获得1200万元投资，吹响了“网红经济”的号角。随后的态势发展，更是可用“魔幻”来形容，网络主播等美妆直播明星，一天销售额甚至可高达几个亿。例如，2020年5月15日到6月13日，某网络主播直播27场、带货23亿元，场均销售额8489万元。截至2021年2月23日，某网络主播在抖音有4522.5万粉丝，淘宝直播3955.8万粉丝，小红书953.3万粉丝，微博2947.0万粉丝，B站146.4万粉丝，是覆盖所有主流平台的全域网红。在网络主播的直播带货过程中，其与粉丝进行的情感劳动是维持其职业生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本研究聚焦于数字时代的直播带货主播及其粉丝的情感劳动过程，选取带货网络主播及其粉丝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网络观察与粉丝访谈等方法，发现并解释线上情感劳动过程中出现的新的情感现象和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情感是“由身体系统激活所唤醒的，这种唤醒一般源自对自我与他人、社会结构和文化关系的评价”，情感既是一种内心体验也是一种价值倾向。以劳动的视角研究情感的理论有两个脉络，一个是“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概念，由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提出，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立场，用以形容人与人在真实或虚拟的交流与沟通过程中所付诸的情感实践，具有非物质劳动的生命政治属性。另一个是“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其社会情感理论中提出，指的是“为了报酬，员工管理自己的情感，并按照组织对面部表情或身体语言的要求来表演”，后续发展有情感控制理论、资源保存理论、行动理论等劳动过程理论。对情感劳动与情绪劳动的区别与联系，相关学者从商品属性、剩余价值剥削过程和依附的物质媒介上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辨析。随着研究的深入，两个概念存在交叉性解释的现象，“在交叉解释的路径下，劳动者在从事情绪劳动时，他可能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或者从工作中获得对所在社群的归属感，这时他也确实地进行了情感劳动；另一方面，情感劳动者深层次地嵌入资本主义生产中时，他也同时具有劳工的性质，面对平台或资本的隐性控制也会存在情绪劳动的情况”。

总的来说，情感劳动理论关注情感的商品化、受剥削情况，劳动者的主体性以及构建社会关系等，情绪劳动理论关注在职场工作中劳动者身体、表情和内心的情感整饰。根据理论发展趋势和现有研究成果，本文将基于情绪劳动和情感劳动的交叉性解释进行综合研究。这是因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直播带货主播及其粉丝，带货主播这一职业的特殊性，使得其既有情感劳动又有情绪劳动，研究其情感劳动过程难以避开其情绪劳动过程，粉丝的情感劳动亦是如此。另外，将情感劳动和情绪劳动联系起来，能够更全面深入地进行现象分析。因此，本文是基于情绪劳动和情感劳动的交叉性解释的综合研究。本文以直播带货主播及其粉丝的情感劳动过程为研究内容，基于研究目的，笔者于2020年12月开始关注某网络主播的淘宝直播账号和加入会员微信群，对主播直播过程、微信群内聊天过程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线上观察，并从微信群中选取了9位粉丝进行深度访谈，每位访谈对象的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本文通过网络观察、深度访谈、观看并记录主播视频访谈①等获得一手资料，着重分析直播带货主播及其粉丝两方的情绪劳动和情感劳动过程，以往研究侧重关系双方中的一方，本文试图同时分析两方的情绪劳动和情感劳动过程，以呈现更为完整的状态。

三、情感递偿：主播与粉丝的“情绪—情感”劳动循环过程

经过学者的概念辨析表明，情绪劳动侧重微观层面的行动者自身的在场表现过程，情感劳动侧重宏观层面的行动者与资本、参与者的关系的构建过程。在对直播带货主播进行深度网络观察后，发现其仍然存在霍赫希尔德所说的“浅层表演（Surface Acting）”和“深层表演（Deep Acting）”的情绪劳动过程，但并不仅限于此。直播带货主播并没有明显的自我分裂和情绪疏离，对直播带货保持高度的热爱并带有“真诚感”，积极主动地投身与粉丝的关系构建中。霍赫希尔德的情绪劳动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主播的状态，而引入关注人的主体性和建构社会关系的情感劳动的视角进行审视，有较全面的解释力。从霍赫希尔德考虑到的情绪中的生物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出发，在直播带货主播的情绪劳动中生物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两者持续互动，将包括主播和粉丝在内的所有人员卷入一个“资本-情绪劳动-情感劳动-资本”的情感递偿过程中。具体来说，构成了这样一种闭环状态，即资本与技术赋能主播的场内情绪劳动-粉丝主动进行场内场外情感劳动-主播主动进行场外情感劳动-资本与技术收割主播与粉丝情感劳动的剩余价值-资本与技术新一轮赋能主播的情绪劳动。这也是一种从微观具体的情绪劳动逐渐转化为宏观深入的情感劳动的过程。主播在直播间前台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幕后资本、机构、团队、粉丝的多层次各领域的情绪变化，资本随着网络技术的巧妙运用，将所有人特别是粉丝群体的情感资源充分调动起来，将其变成免费的情感劳工，完成一轮又一轮的情感递偿过程。总的来说，资本参与下的主播与粉丝的“情绪—情感”劳动是从微观到宏观，从场内到场外的连续过程。

研究发现，主播及其粉丝的情感递偿过程存在三个环节，即“资本赋能—情绪劳动”递偿过程、“情绪劳动—情感劳动”递偿过程、“情感劳动—资本收割”递偿过程，具体行动可以描述为舞台搭建、演员出演、演出分成。舞台搭建可以看作是资本赋能主播，而主播通过情绪劳动进行还的过程，通过资本、平台、团队、主播本人，甚至包括粉丝的“共谋”来布置直播空间的各种元素，以为更长远的情感劳动做准备和铺垫；演员出演，则是主播对粉丝进行情绪劳动，而粉丝通过情感劳动进行偿还的过程；演出分成，是粉丝对主播进行情感劳动，主播通过情感劳动对粉丝进行偿还后，粉丝和主播的情感劳动被资本收割的过程。

（一）舞台搭建：“资本赋能—情绪劳动”递偿过程

舞台搭建是指主播及其团队在资本和技术的支持下，通过网络技术和创意发挥进行情绪劳动偿还资本。首先是“舞台搭建”中资本和技术的赋能，直播工具的优劣直接影响粉丝的感官体验，也是评价主播及其团队专业性的重要指标。主播团队凭借专业的直播技术应用，为屏幕对面的粉丝提供了优质的感官体验与情绪经历。主播直播间有专业级的成像系统（包括主摄像头、成像显示器、投屏提词器等）、灯光系统（按照产品调整冷暖色调）、声控系统（调整声音输出）、网络系统（确保高速带宽）等一整套专业直播系统，保证高清流畅直播和舒适观看体验，打造“豪华”“火爆”购物场面。其次是“舞台搭建”中主播的情感偿还。居依•德波在《景观社会》中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影像物品生产、物品影像消费为主的景观社会，景观已成为一种物化了的世界观。“景观”原意是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景象，也意味着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表演和作秀。主播通过面部形象、肢体动作、语言信息、产品形象、助手形象、嘉宾形象、宠物形象等对资本进行情感偿还。置身直播间“景观”之中，各种声音、形象都在快速变化中不断消耗着主播的情绪劳动，同时也刺激着粉丝的感官，持续地吸引着粉丝的注意力，为下一环节粉丝对主播的情感偿还过程奠定基础。

（二）演员出演：“情绪劳动—情感劳动”递偿过程

演员出演是指主播对粉丝进行情绪劳动，而粉丝通过情感劳动进行偿还的过程。直播带货主播出演过程存在场内身体展示和场外身份制造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播场内身体展示。主播的身体展示是“情绪—情感”小循环劳动过程。与“情绪劳动—情感劳动”递偿过程所处的大循环不同，主播自身的“情绪—情感”小循环劳动过程是情感递偿过程中主播情绪劳动转化为情感劳动的内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情绪劳动是主播的情绪整饰和内心调试过程，情感劳动是将情绪劳动的成果纳入到资本运行体系中进行的商品化处理，并展现主播的主体性以及与粉丝主动进行社会关系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从微观到宏观、从场内到场外的连续过程。在主播的“情绪—情感”小循环劳动过程中，包括本人的身体展示、他人的身体展示和宠物的身体展示。其中，主要是本人的身体展示，以典型形象、口头禅、声音等“人设”塑造。“他（指主播）的外形是清朗帅气型的，不会给人距离感，而且很耐看。他的造型也很简单，干净清爽，除了试妆不涂口红，没有油腻感也没有娘娘腔。他的情绪很饱满，对产品的介绍也很专业，‘涂上你就是贵妇’这些话太有感染力了，怪不得称他为‘行走的种草机’（M1号受访者）。网络带货主播劳动成果突破场内局限，使得主播的场内情绪劳动扩展为场外情感劳动，形成“情绪—情感”劳动过程，即场内短暂的个体身体呈现扩大为场外持久的粉丝群体追捧的“人设”，是一个情绪劳动扩展到情感劳动的“情绪—情感”小循环劳动过程。

另一方面是主播场外身份制造。在直播间内，网络主播是直播带货主播，但其在场外还进行着更大范围的角色扮演。通过对网络观察进行梳理总结，其先后拥有了柜台销售、美妆博主、意见领袖、代言明星、商业合伙人、高校老师、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特殊人才、青联委员等多重身份。这种身份制造过程是主播的“情绪—情感”小循环劳动过程的产品之一，让粉丝心生崇拜、羡慕的情感体验，有利于实现对粉丝注意力的情感操控，进而产生情感偿还，完成“主播情绪劳动—粉丝情感劳动”递偿过程。“我觉得他（指主播）可能承载了普通人都有的明星梦，一个普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让我们觉得我们也可以”（F2号受访者）。

（三）演出分成：“情感劳动—资本收割”递偿过程

演出分成是粉丝对主播进行情感劳动，主播通过情感劳动对粉丝进行偿还后，粉丝和主播的情感劳动被资本收割的过程。演出分成过程即是货币流通和数据流通的过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教授在《融合文化》一书中曾提出“情感经济”（Affective Economics）这一概念，将粉丝的好奇心、欲望、娱乐、快乐、激动等情感实践转化成为用以商业交易的量化指标，以提升平台和主播的商业资本。而“粉丝经济”即有这种情感面向，互联网上人际互动产生的流量数据具有经济价值。一方面，粉丝情感劳动推动资本收割货币。主播的直播带货收入一般是“坑位费+佣金”的形式，“坑位费”是指购买直播时间段费用，其与销量无关，可以看作商家付给主播的底薪，而佣金可以看作售货提成。“头部”直播带货主播的收入属于高底薪高提成制。据网上公布的信息显示，某网红主播的“坑位费”在60万元左右，佣金在20%左右，这就存在雇主（资本）对顾客（粉丝）的一级剥削，雇员（主播）对顾客（粉丝）的二级剥削。另一方面，粉丝情感劳动推动资本收割数据。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网民情感被商品化与劳动化的过程。带货主播的粉丝消费方式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消费主播的情绪劳动产品（如受到主播的情绪感染而购买商品），二是消费主播的情感劳动产品（如收获主播的情感陪伴），三是同时消费主播的情绪劳动产品和情感劳动产品。粉丝在消费主播的情感劳动产品后，会留下大量痕迹数据，这些痕迹数据包括在直播间与主播的互动聊天的数据、浏览商品页面的数据、关注并观看主播其他平台（微博、抖音、B站、小红书等）资源的数据、对主播进行正面或负面评价的“一般知识”数据等，这些数据都被各种资本和平台无偿占有和使用，进而转化为有剩余价值的商品进行售卖以实现资本增值。如此，直播带货过程中，包括主播和粉丝在内的所有人员卷入了这样一个“资本—情绪劳动—情感劳动—资本”情感递偿的循环中。

四、情感迁移：粉丝的情感劳动规训过程

粉丝向主播提供无偿的情感劳动，内部本质是注意力受到操控产生的结果，外部表现是“情感迁移”的规训过程，即情感的界面化、神交化和（男性情感劳动的社会性别）认同化。“情感迁移”的第一个现象是情感的界面化。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通过手机或者电脑等终端界面进行数字身体的审视，甚至一天内观看到的数字身体已超过物理身体，这就使得我们的生物身体与数字身体有了更多的相遇机会，两者的相遇隔着屏幕（界面）产生了情感，进而推动我们进行情感交流，产生人类“情感界面化”现象。这既是一种身体不在场的“界面化”情感交往，也是一种情感可视化现象，这种可视化的情感除了用心体验，还可以用眼耳等感官体验，是具有动态的、实时的、可回放的情感体验。这就产生了“界面共情”，即通过界面这一媒介进行情感体验，而不是面对面的“身体在场体验”，与“身体在场共情”相比，“界面共情”的人数、范围、影响相对更广，这样的情感产生于界面之间，并没有身体面对面的物理在场，使得生物身体对数字身体形成一种“神交”情感状态，即彼此没有见过面，但认为自身与另一方精神相通，认为自身“懂”对方，因而产生一种“情感神交化”现象，这是“情感迁移”的第二个现象。“虽然我没见过他（指主播）本人，但第一次看他直播，就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感觉我们之间‘神交已久’”（M3号受访者）。粉丝很难说是对主播本人进行全面情感体验，而是每个粉丝从主播身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视角和方式，触发情感劳动规训过程。而粉丝进行的情感劳动几乎都是在一个个“四方格子”的屏幕界面上进行的，也即情感的界面化状态。而人类情感的界面化、可视化（形象化）、神交化，也带来了由粉丝情感规训产生的男性情感劳动的社会性别认同，即挑战传统父权制和审美品位而认同男性情感劳动的现象，这是“情感迁移”的第三个现象。

因此，粉丝情感劳动的规训过程可以概括为“情感迁移”过程，即情感的界面化、神交化和（男性情感劳动的社会性别）认同化。而这三方面的变化又体现在粉丝的情感劳动规训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的生产内容上，即投入极化和惯习培养、情感规训和性别认同、拟真身份和多重关系。

（一）投入极化和惯习培养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形态从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向控制社会（Society of Control）的历史过渡”，控制社会的控制机制越来越隐蔽而巧妙，已经内化于劳动者的大脑和身体之中，使他们在“自由感”和“民主感”中进行主动劳动。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为资本进行劳动，工作和生活边界被模糊化，主播和粉丝也不例外。粉丝的生命权利遭到资本无形牵引与剥削，每个粉丝都在直播间这一“社会工厂”中进行无偿劳动而难以跳脱出来，粉丝在无形中被编排进生产性实践和生产性社会化中，以情感劳动规训的方式成为工作“劳工”之外的生活“劳工”。

1.主播情感劳动的投入极化

主播的情感劳动投入极化，指的是其对直播带货的精力、物力、人力、财力等持续投入所能达到的极限程度，以持续时间和单位时间效率衡量。良好的直播形象固然重要，但没有与粉丝产生情感连接则很难持续对粉丝进行情感规训，需要将单纯的情绪劳动转化为更深刻的情感劳动，主播将自己几乎所有的时间和几乎所有的“生命权力”都纳入到劳动生产。一年365天，主播每天都在直播，直播就是生活，生活即是直播，工作与生活边界模糊化。“我觉得我是一个一直在专注于做一件事情的人，我做三年了。我觉得我火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每天做一件事情，就是三年的时间，每天都是晚上没有任何的私生活”（电视访谈资料1）。“他（指主播）很卖力，一年365天没怎么休息过都在直播，即使生病也会坚持，严重的时候得靠打点滴和吃药来维持健康”（M3号受访者）。主播在直播中的情绪劳动和情感劳动的投入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他得以完成超常规的直播任务与销售业绩。但由于过度消耗“情绪—情感”劳动所投入的体力和精力，也造成了身体创伤，这是主播身陷情感递偿过程所产生的消极后果。

2.粉丝情感劳动的惯习培养

主播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粉丝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特别是时间规划的秩序，这是主播进行注意力操控，培养粉丝情感劳动惯习的结果。这里引入“社会时间”概念予以分析。社会时间以其他社会现象作为参照点，表达社会现象的变化或运动。涂尔干指出，社会时间常常伴随着集体生活的烙印，承载着习俗传统。日历、钟表、手机等时刻在提醒时间变化，提醒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高度标准化的上下班时间，使得大规模地培养粉丝情感劳动的惯习成为可能。“我想要大家像看剧或者看综艺节目一样来看我的直播，我想让她们养成一种习惯，让她们觉得这个时候直播要开始了，我就想要大家每天按部就班，我们一起像上班一样”（电视访谈资料4）。“看他（指主播）的直播像是看节目，每天准点开始很有规律，感觉自己只要有时间就不会错过他的直播，除了买东西，听他讲话真得会带给我快乐，感觉是一种陪伴”（M4号受访者）。主播直播改变了粉丝的日常生活秩序。社会群体用重大事件来衡量社会时间，它不像天文时间那样连续、稳定，而是经常被重要的社会仪式打断。现实生活中，显著事件或重大活动（如“双十一”“双十二”品牌大促等）都会打断、重组主播和粉丝的社会时间。随着群体间互动的扩大，一个影响范围更广的时间系统正在取代或扩大原有的时间系统。在直播带货时间系统中，所有粉丝的社会时间都成为这一时间体系的组成部分。这在无形中逐步培养了粉丝的情感劳动惯习，粉丝自愿打乱自身原有社会时间的分配，从其他事情中抽离出来，进入主播直播间，将个人时间融入主播的组织时间，顺从和适应主播设置的情感劳动时间，完成粉丝情感劳动的时间规训和空间集聚。

（二）情感规训和性别认同

1.粉丝的情感规训

粉丝在接受主播培养的情感劳动惯习的同时，也在无形中逐步接受主播的情感规训。主播对粉丝情感劳动的情感规训可以分为“语言情感规训”“信息情感规训”和“身体情感规训”三个方面。一是“语言情感规训”。“我之前做孕妈的时候，在他（指主播）直播间问他卖的护肤品孕妈可不可以用，他马上变得严肃起来，特意拿起话筒，大声强调，孕妈不要用任何商业护肤品，过几天母婴专场再来买，感觉很用心也很负责”（M2号受访者）。“我的直播是基于我们对这个产品的了解和专业的角度上，再去用网络主播的话术，把它带给消费者，让他们在摸不到，闻不到，感受不到的情况下，也会很信任我去买这个产品”（电视访谈资料2）。直播带货主播从自身专业角度出发，为粉丝挑选合适的商品，获得了粉丝的好感和信任。通过情绪整饰，配合专业知识和标志性话术，就能够达到语言方面的情感规训。例如，“涂上你就是贵妇”“超级显皮肤白，很春天的感觉”等充满画面感和冲击力的语言，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和情感归属；二是“信息情感规训”。作为“意见领袖”，主播会以专业视角推荐合适的产品，帮助粉丝节省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按他（指主播）的推荐给女朋友买口红可以省很多功课啊，凭这一点就得给他点个赞”（F1号受访者）。此外，还有全网最低价、赠送赠品、抽奖环节等信息释放来规训粉丝的情感；三是“身体情感规训”。主播白皙肤色、唇线清晰的“颜值”成为粉丝“感官刺激”和审美的对象。其情绪劳动带来的观赏性、趣味性、反差性、狂热性情绪体验，在对巨量粉丝进行注意力操控的同时，也成功实现了对粉丝群体进行的基于感官与身体的情感规训。另外，粉丝还有可能通过“颜值”对比，以对其他主播的反感情绪作为衬托，因而受到主播的情感规训。“我还蛮喜欢看他（指主播）直播的，他的脸看起来很正常，有些直播间的主播真的不忍直视，然后他推荐的产品也还可以，不会盲目推荐，都是自己试过的，做事很认真”（M6号受访者）。

2.粉丝的性别认同

从性别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情感劳动历来被认为主要是女性进行的劳动方式，呈现出情感劳动场所中的女性社会性别偏好和认同状态。传统父权制也要求女性从事情感劳动，歧视男性从事情感劳动。但随着化妆、涂口红的男性主播的出现，粉丝对男性情感劳动者的社会性别逐渐认可。首先，是主播自己接受“化妆男性”的性别身份，基于人生经历、兴趣爱好、职业发展等需要，主播进行情绪劳动调适内心，逐渐认同自身涂口红、化妆等的身体状态。其次，是他者（粉丝、社会大众）接受“化妆男性”的性别身份认同。受到粉丝对偶像崇拜、应援和控评等的影响，社会大众对带货主播的性别角色分工发生转变。“其实一开始我也很反感，觉得一男的涂着口红在搞电视购物。但后来，觉得他（指主播）挺有意思的，节目里情绪很饱满，每天都在扯着嗓子喊也不容易。后面从其他视频里看到他，发现他是真的懂化妆品也很热爱这个领域，那他跟我平时爱看的那些数码区的博主感觉就没区别了”（F3号受访者）。另外，粉丝的情感表达“差异化”与“趋同化”共在。差异化在于，粉丝基于不同平台对不同主播进行各种各样的情感劳动。趋同化在于，使用网络热词、流行语的趋同性，虚拟礼物（每个平台都提供有限的礼物形式）的符号趋同性和有限性，限制了粉丝情感表达的程度，使得粉丝情感劳动具有了物质化、符号化、等级化和世俗化的特点。

（三）拟真身份和多重关系

互联网给了粉丝更大的想象空间，粉丝可以幻想与主播的多种关系。不再仅是买家或粉丝身份，而可能是男女闺蜜、男女朋友等拟亲属和亲密关系建构下的情感劳动。以身份和关系视角，可以将主播粉丝的情感劳动划分为三种类型：顾客式情感劳动、朋友式情感劳动、恋人式情感劳动。

一是顾客式情感劳动，是“情绪感染”的买家身份关系。顾客式情感劳动者是消费主播情绪劳动的粉丝，将主播情绪劳动附着于带货商品之上，主要消费其带货商品，附带消费主播的情绪劳动。主播“情绪饱满”的状态是出于销售其带货产品的需要，其情绪整饰促进了粉丝对其带货产品的购买。主播情绪劳动生产的商品是其带货产品，属于物质领域。也就是说，主播的情绪劳动可以看作是物质劳动或者辅助性物质劳动，粉丝主要消费的是主播情绪劳动带来的物质（下单购买的产品）上的满足感。“他（指主播）直播间卖的东西，我对比了一下，感觉起码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全网最低价，之前有个美妆产品在他直播间一直都是最低价，后来其他直播间卖的价格更低，他就给我们买过这个产品的都退了差价，感觉挺良心的”（M2号受访者）。

二是好友式情感劳动，是“情感陪伴”的朋友身份关系。好友式情感劳动者是消费主播情感劳动的粉丝，将主播情感劳动视作产品本身进行消费。“他（指主播）特别像我的一个朋友，声音好听，情商高口才好，说话有意思还能一直讲，跟女生玩得好，真的是我理想的男闺蜜”（M4号受访者）。主播情感劳动中的情感使用价值不仅满足粉丝的情感需要，这种情感资源更是经由资本逻辑进入商品市场，产生剩余价值，当作商品进行售卖。因此，主播情感劳动生产的商品是其情感本身，属于非物质领域。也就是说，主播的情感劳动可以看作是非物质劳动，粉丝主要消费的是非物质劳动（情感劳动）带来的情感上的满足感。对粉丝来说，看似是在“白嫖”主播的情感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实则已经卷入资本精致而隐蔽的剥削之中而不自知，甚至产生更深层次的第三种情感劳动类型。

三是恋人式情感劳动，是“情感依赖”的恋人身份关系。“能明显看出他（指主播）变得比以前憔悴了，眼窝陷得很深，看着让人心疼”（M3号受访者）。恋人式情感劳动是好友式情感依赖程度的加深。由此观之，主播和粉丝不再只是买卖双方的关系，而是一种情感关系性存在，具有情感依赖的功能。这种互动已经超越财物交换的范畴，跃迁进入源自身体感受力而生发出来的情感依赖中，且这种情动关系随着主播和粉丝互动持续越久而越发紧密，由此产生了主播情感劳动反哺过程的可能。

五、情感反哺：主播跳脱资本逻辑的劳动过程

在商业俗语中，买方（顾客）被卖方视为最重要的资源，在西方有“顾客就是上帝”之说，在中国有“顾客就是衣食父母”之说，现在网络上还有“金主爸爸”“大哥”等称呼，都将顾客的辈分、身份、地位抬到比自身更高的状态。面对“上帝”“衣食父母”，用语言和表情等短暂的、间断的、顺从的情绪劳动来表达回报之情，我们称之为“情绪反哺”，对商家来讲这首先是出于获利考量而进行的情绪劳动。而在以带货主播为代表的直播现场，除了功利的“情绪反哺”外，还存在一种情动的“情感反哺”现象，这是一种长期的、持久的、规劝的情感劳动表达。

（一）情感反哺的内在生成

首先，粉丝基于情感劳动规训而进行情感反馈。根据情感法则，情感中最值得珍惜的是情感的真实性与自发性。主播通过亲自使用产品获得粉丝的好感与信任，粉丝产生视其为“自己人”的情感体验。霍克希尔德所说的情绪劳动者人格中的真正的自我（Real self）和表演着的自我（Acted self）在主播这里合二为一，二者张力减弱，具有难分难解的关联。相较于其他服务性职业，带货主播较少受到雇主情感规则的要求，可以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出于自身利益需求和道德考量，得以主动进行情感整饰，展现出网络情感劳动者的主动性和自发性。整个权利的重心也从机构化的力量向个人化的力量倾斜，主播具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和选择权。“他（指主播）觉得不好用的产品也会直说，很实在，不妨碍他推荐这个品牌的其他产品，这应该是这么久以来，他积攒起来的粉丝对他的信任和默契”（M6号受访者）。“他（指主播）每天的直播间上的产品不是很多，他会提醒我们要理智购买，不要冲动消费，等自己有足够消费能力了再买”（M5号受访者）。正是因为主播努力消弭了表演的虚假性与性情流露的真实性之间的界限，给粉丝们带来的“自己人”的情感体验，使得粉丝自愿进行情感反馈。作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生存人”的粉丝，在由数字组成的界面中，在数字字符、数字形象、数字表情、数字身体等一切数据信息的均质流淌中，发掘并展现了独属于生命的时间观和世界观的情感信息。这是一种勃兴生发的、有折叠伸缩的、有起伏的、有厚度的情感反馈，展现出了具有情动魅力的“生存人”的情感力量，这也是粉丝能够使主播内生“情感反哺”的关键所在。

其次，粉丝的情感反馈激发了主播的情感联动。主播“真性情”的流露，使得粉丝自愿与主播进行“情感神交”。主播观看和消费粉丝的情感劳动成果后，又自发地、主动地与粉丝进行“情感神交”，体现出一种对“衣食父母”的“情感反哺”思维意识的内生过程，进而转化为具象的情感劳动。“我会觉得，我如果没有了直播，我会比较难过的一个点是什么，是他们说过一句话，其实有的时候我来你直播间不是买东西的，他说我来你直播间，把你直播间打开，是因为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我在搞卫生的时候，我想有个声音陪我”（电视访谈资料3）。主播的“情绪—情感”劳动虽然存在功利色彩，但粉丝将主播建构为一种“真诚”的情感劳动者形象，赋予主播“情绪—情感”劳动宝贵的精神价值，使得主播激活并启动了“情感反哺”的内生过程。

（二）情感反哺的外在表现

首先，情感反哺表现在主播对粉丝的态度转变。通常情况下，主播对粉丝的情绪反哺，是晚辈对长辈般的拟亲属情感呈现，如“金主爸爸”“大哥”等。或者是长辈对晚辈般的拟亲属情感呈现，如“宝宝”“亲”等。这些都是通过语言和表情等进行短暂的、间断的、顺从的情绪劳动。但处于“情感反哺”状态的主播有时并不会仅仅顺从粉丝的情绪，而是就事论事，甚至还会以严肃、冷静的情绪进行情绪展演和情感劳动，这说明此时的主播并不是一味地迁就粉丝，而是将粉丝真正视为“自己人”及时规劝。“我们也不想要大家，每天晚上跟我们一起熬夜，也想要大家早点休息，因为第二天都要上班，所以我们会控制在凌晨十二点钟左右下播”（电视访谈资料2）。“因为我想让大家早一点休息，不要看主播的直播而熬夜，我们之前直播晚上6点开始，播到凌晨一两点我都不下播的那种。现在社会责任感更大以后，我要效率更高，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的事情，而且让消费者不要因为看主播直播而影响生活，影响第二天工作”（电视访谈资料5）。

其次，情感反哺表现在主播对粉丝的行动转变。粉丝对主播的情感劳动影响主播的价值观念、职业发展方向，推动主播从“情感神交”转化为具象的情感劳动展现出来，产生情感劳动反哺的外在行动过程，如进行公益活动、推广国货等非资本运作逻辑的行为。“我现在让Never（宠物名）它们去学校上学，因为我想它们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出来……希望帮助到那些比如说老年人，包括小朋友，自闭的……我会觉得做公益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电视访谈资料2）；我今年（2020年）做的第二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为国货赋能，因为我每天不断试用各类的产品，所以我看到一个产品就知道它大概可以卖多少钱，我也知道他大概能不能火”（电视访谈资料5）。主播投身公益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正面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情动产生的对粉丝的情感反哺，达成对社会和粉丝群体的回报。而推广国货成为主播情感反哺的另一重要领域，是对国家、社会和粉丝的一种情感反哺，展现一种“家国情怀”，激发粉丝对国货的品牌认同，形成非纯粹资本逻辑控制的情感劳动过程。

最后，情感反哺回归到主播自身的转变。一方面，从线下导购员到直播带货主播，网络直播带货主播在职业上有一个从传统商场雇员到直播平台主播的转变，而其作为情感劳动者也有一个从商业面孔、情感机器重新回到具有“情感反哺”的“生存人”的过程，即从对顾客提供程式化的问候和殷勤服务的商业面孔，到提供人性化的、带有友善情感的机器，甚至重新回到产生真实性与自发性情感的“生存人”的情感劳动主体，达成情感反哺的主体回归。产生“情感反哺”的主播不再仅仅是一种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状态，而是一种回归精神追求、情感体验的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生存人”状态。这也是线上情感劳动的新形态的萌芽，也是资本没有料想到的状况，即主播的一部分情感资源跳脱出了“资本—情绪劳动—情感劳动—资本”这一闭环，没有将所有情感劳动都纳入到资本增值的过程中，而是与粉丝的情感劳动互动迸发出了“情感反哺”状态，进入一种有着跳脱资本逻辑可能性的情感劳动过程中。

六、总结与思考

综上，网络直播带货过程中，包括主播和粉丝在内的所有人员卷入了一个“资本—情绪劳动—情感劳动—资本”情感递偿的循环中，资本通过制造“同意”，对主播和粉丝进行潜移默化的“洗脑”，使其自愿付出免费情感劳动，并认为自己得到了“自由”和“快乐”，从而进一步推动资本积累产生更多利润，再投入到主播的情绪劳动过程中，实现新一轮的循环。在这一过程中，主播可能会身陷情感递偿过程造成身心损耗，而粉丝则可能受到情感规训，出现情感界面化、神交化和（男性情感劳动的社会性别）认同化的情感迁移现象。但令资本没有想到的是，主播的一部分情感资源跳脱出了这一闭环，与粉丝的情感劳动迸发出了情感反哺状态，即进行公益活动、推广国货等一种非标准资本和商业运作逻辑的劳动。但另一方面，资本又利用雇员的情感自发性，进行更隐蔽的、更彻底的劳动剥削和情感增值。高度组织化的机构退居幕后，隐而不显，将舞台交给主播和粉丝，将聚光灯打在主播和粉丝身上，让他们充分沉浸在“自由”和“权利”的假象之中。这也是主播“情感反哺”跳脱资本逻辑的困境所在，即可能出现资本控制下的主播对粉丝的情感操控和情感收割，一旦进入深度操控状态，不仅使粉丝不再能区分清楚什么是主播刻意表现的情绪，什么是情动激发的情感，甚至连主播自身都对此变得难以区分。但我们不能否认“情感反哺”带来的积极影响。在“情绪—情感”劳动循环过程中，主播的“情感反哺”行为是一种跳脱资本逻辑的行动，是一种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状态，回归精神追求、情感体验的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生存人”状态，展现出线上情感劳动的另类形态。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青年探索》

2022年05期

P27-37

END

图文 / 李　洋　　　　

编辑 / 廖君颖、郑　航

初审 / 吴　瑾　　　　

终审 / 谢素军、罗飞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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