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适夷｜茅盾和《文艺阵地》（上）

由新文学的巨匠、著名出版家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是抗战时期历时最久，普及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份全国性文艺刊物。该刊1938年4月在汉口创刊，生活书店出版发行，于香港编辑，继迁上海、重庆出版。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出至1942年11月七卷四期，被迫停刊。1943年11月至1944年3月又出版《文阵新辑》三辑。前后历时六年，共出版63期。

上海书店曾于1983年将全套《文艺阵地》合编为三册，影印出版。时隔三十余载，原刊完整保存至今者较为罕见，文献价值珍贵，上海书店出版社现以1983年版影印本为底本，按16开精装，分装六册出版。新版《文艺阵地》每期封面、彩图均按原刊彩印，以存其原貌，并重新编制总目和篇名、著者索引，以便读者检索利用。

本文为《文艺阵地》的主编者之一楼适夷先生撰写，初发表于《新文学史料》季刊（1981年第3期），后作为上海书店1983年版《文艺阵地》代序言。楼公以时代亲历者的感受，用生动、恳切的文字，为我们描述了茅公创办《文艺阵地》的整个历史过程和时代的曲折激荡，使我们身临其境那个家国板荡，烽火硝烟的民族至暗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生活书店的努力下，全国广大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们，无论是在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或者海外，他们都团结在《文艺阵地》这一抗战文化界的重要阵地上，使中国的新文化在战时延绵不绝，成为前线战士和后方民众重要的精神食粮；他们以笔为武器，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为中国抗战事业的最终胜利鼓与呼。

▲茅盾（1896—1981）

茅公，——从抗战时期以来，出于尊敬与亲切的感情，大家都习惯这样称呼茅盾同志。他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六十多年如一日，始终勤奋、认真、刻苦地把他的才智、学养、时间、精力，乃至健康和生命都献给了文学的事业，对党和人民立下巨大的功勋。他在文学上的劳作，遍及各个方面，从一九二一年主编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开始，便负起评论、介绍、研究、组织和培育队伍，以至创作的实践，写了大量在新文学、革命文学中处于高峰地位的作品，为我国现代文学史写上光辉的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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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专谈茅公在抗日战争时期主编的《文艺阵地》。《文艺阵地》是抗战时期历时最久，普及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全国性文艺刊物之一。当国民党政府自南京溃退，暂时立足于武汉，为其本身的生存，不得不装出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战的姿态。由于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和壮大，和前方战士的英勇作战，一时地使武汉形成了所谓抗战的中心。同时散处各方的文化队伍，在这一形势下，也集中到武汉来，使它似乎成为文化的中心。茅公于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携带全家从经过八一三战争炮火成为孤岛的上海，跋涉战争时期混乱艰难的道路, 到了湖南的长沙，暂时把家属寄寓在长沙的郊外，只身来到了表面正闹得热火朝天的武汉。当时我在党第一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党报——《新华日报》工作，接到了他的电话，立即到汉口交通路的一家小小的旅馆里去看望他。我多么高兴，以为茅公也到武汉来工作了。他却非常平静地摇了摇头，告诉我，他不打算留在武汉，已决定在九龙安家，应生活书店的约请，编辑一个全国性的文艺刊物，刊物在广州印刷，因当时生活书店的总店已移到武汉，就在武汉作为向全国总发行的地点。这次到武汉来，已与总店订约，并为刊物的事，与各方面取得联系。他知道我是打算在武汉留到最后的，而且在报社工作，同各方面联系比较广泛。就委托我在武汉为刊物作组稿和联系的工作，我当然是欣然地接受了这个嘱托。那就是《文艺阵地》的创始，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二月的初旬。他住了几天就回长沙去，按预定计划，迁居九龙，而且很快地在没有一个助手的情况下，把刊物的第一期，独力地编辑出来了。当时香港印刷事业极为落后，而且在香港印行刊物，必须向港当局机关登记，不但需费很大的一笔押金，同时英国人的当局也决不会允许在他统治下出一个抗日的刊物。所以在九龙编好了稿子，必须送到广州去付印，而广州当时的印刷业，事实也不过比起香港算高明一点。如在第一期的《编后记》所说:“这本小小的刊物，在排校时费尽了心力，差不多每个印出来总算没有错误的字粒，都是编者奋斗的结果……”茅公就是这样地把这个抗战文艺的重要刊物，输送到全国各地，各个战区，前线和敌后的。

在创刊号的《发刊辞》上，茅公提出：“我们现阶段的文艺运动，一方面须要在各地多多建立战斗的单位，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个比较集中的研究理论、讨论问题、切磋、观摩……而同时也是战斗的刊物，《文艺阵地》是企图来适应这需要的。”这一主旨，至少茅公亲自编辑的时期，是首先实践了的。如创刊号第一篇周行的《一个紧急的动议我们需要展开一个抗战文艺运动》，提出“文艺必须服务民族解放战争，去争取最后的胜利。”后起之秀的理论工作者，后来不幸就在抗战期内逝世的李南桌，发表了《广现实主义》，指出助长当前文艺界贫乏状态的论调，以为只要“抗战就‘万事亨通'，所以大家都朝向正号的一面，把负号的一切都秘而不宣，好象说出来就会‘扰乱后方'似的。”他认为“错误的暴露（即暴露错误——引者）有时比正面的建设（即歌颂或表扬——引者）还要重要。”在这一期的作品栏里，就发表了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塑造了一个口头叫喊着抗战，不做实际工作，只忙着开会训话，一心只想领导别人的华威先生这个典型，而引起了广泛的瞩目与议论。

茅公独力主持，亲自动手，从遥远的南国，把《文艺阵地》一期一期的输送出来。作为这刊物的在武汉的联系人，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及主观努力的不足，帮助茅公所做的工作是微乎其微的，有时几乎是等于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的成立，一时形成抗战文艺中心的地位，而《文艺阵》还是建立了一个稳固的阵地，脚踏实地的送出好的作品与新的作家来，如《差半车麦秸》（第一卷第三期）写一个无知的受迫害的老实农民，怎样变成英勇的抗日战士，是在当时被认为优秀的新人新作。在理论上又强调提出大众化的问题，和“抗敌协会”所提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遥相呼应。

《文艺阵地》的编辑中心虽然僻处一隅，但和全国广大文艺队伍，还是息息相通的。当大多数文艺战士处于战时分散状态的时候，它和前线，后方，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均能取得广泛、密切的联系，及时发布战地的报告，以及在战争中岀现的新作。它用《文阵广播》这样一个栏目，总汇和传达分散各地的文艺活动，和作家们的生活与战斗的消息，在整个文艺队伍之间相互沟通声气。

我是在所谓“保卫大武汉”的呼声中，没有去成延安，改而转道南下，到了南方海口广州的。当时广州已在大轰炸之中，但错误地估计了战局，以为武汉已朝不保夕，在广州可能还有时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文艺方面的工作。我和蒋锡金二人，准备在这儿办一个小小的文艺刊物《大地》。广州人民在大轰炸中昂然不屈，掀起热烈的抗战献金运动的景象，也使我们增加了勇气和信心。我们用身边最后两毛钱买纸烟抽，在轰炸后的瓦砾中悠然散步，心中还描绘着新刊物的蓝图。其间，我一度跨海去港，到九龙拜访了茅公,把自己的设想告诉了他。他不大同意我们这种天真的幻想，劝我到九龙去帮助编辑《文艺阵地》。那时《文艺阵地》早已不可能在轰炸中的广州印刷，而改为把编好的稿子秘密送到已成为所谓“孤岛”的上海去付印，请留在上海的孔另境同志帮助排校。印成之后，当然不可能在上海发行，而是用走私的方法，装运到香港。在香港，也是不能公开发行的，它只是作为一个转运站，通过各种渠道转运到内地去发行。茅公只手空拳，主办和实干这样的一个刊物，其艰辛的情景是难于想象的。但那时我们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大地》的幻想，一心想苦苦地留在战火漫天的祖国内地，与茅公匆匆一面之后，又回到了广州。幻想毕竟是幻想，我们的新刊物办不起来，而广州竟然先武汉而沦陷。当我们所居住的四周市民，跟着达官贵人的首先逃命而纷纷搬迁，直到四邻空空，夜静无声的时候，才觉悟到如果再不离开，就只能当日本侵略军的俘虏了。那时我们仓惶地到西堤的江岸，去寻找撤退的交通工具。雇了一只小划子，在珠江上游荡，不管是开往哪里去的，遇到能够挤上去的轮船，便拚命地挤了上去。这是一条走西江开往广西梧州的船。连船舷都差不多会膨胀起来，挤得简直没有伸一下腿的空隙。回头怅惘地望见远远的从大鹏湾登陆的敌人，一路顺利无阻，连烧带杀，迫近广州郊区所燃起的烽烟，好容易才拜别了这个沦陷的广州。我们四个人，蒋锡金，海南岛的诗人施征军，从武汉撤退下来的天马书店的经理郭少卿和我，在人缝里挤着坐了下来，才记起这正是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的日子。于是大家闭目静神，以默哀来作我们纪念先生的仪式。

虽然我们中途在三水遇到了也从广州撤岀到桂林去的救亡日报社的朋友，但到达了梧州，我们仍不知今后应该往哪里走去。在梧州落了脚，一面把沙田柚当饭吃，观光梧江上名为饷馆的开赌场与妓院的楼船，一面寻找交通工具。终于在一辆装运军火的大卡车上，当了被夹带的“黄鱼”。车上还乘着两个散兵，不时弄着手枪,好象在窥探我们的钱包。锡金很调皮,拉我们一并排坐在一列装炸药箱的车板上，故意同他们说笑攀谈。他估计这两个烂兵决不会对我们动手，因为他要是对我们开枪，座后的炸药便会爆炸，博得一个同归于尽的下场。这样地我们只费了几支烟卷，他们的态度就缓和下来，把手枪收进到枪套里去，一路平安无事地到达了林木森森，环境幽静的郁林。在小旅馆里安顿下来，心宽体泰,决定了行道的方向,到九龙去找茅公。从郁林到了湛江，那时还叫做广州湾，是被法帝国主义侵占的地区。又从那儿登上了海轮，经过风浪的颠波，终于到达了香港，原来港粤间的半天的旅程，整整地走了十三天。

茅公很高兴地接待了我们这批狼狈的难民，听我们诉述旅途上浪漫谛克的经历，哈哈地笑了起来。因为诗人施征军一到香港，便有许多同乡来接待，蒋锡金老家在上海，决定回“孤岛”去继续活动。郭少卿和他一同回沪，准备重振天马书店。茅公把我留下，帮助他做《文艺阵地》的编辑工作。刊物已出了半年，内地各处的来稿和通讯，堆满在他的案头，他日夜忙碌着，已好久无法持续自己创作的工作。我感到我有责任为他分劳，同时又不大愿意回到四周被敌人包围的上海的租界地去，就在香港留下来了。这已经是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初了。那时在香港，我们所熟悉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真是寥若晨星，而且各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戴望舒与叶灵凤在《星岛日报》，叶君健主要做外事活动，许地山先生任港大文学院长，另有围绕香港《大公报》的几个作家，我们在当地的活动范围非常狭小。但在这儿仍有一些便利的条件。香港的生活书店分店，通过各种渠道，与内地主要城市与各个战区，包括解放区，取得经常密切的联系，另一面又经过海道与上海联系，也沟通了华东的敌后地区。我们刊物的稿源还是很丰富的，由于茅公的勤奋，与各处文艺工作者的关系也保持得相当密切。

我得以在茅公面对面的指导下，愉快地工作，亲眼接触着茅公对待工作的态度。那时他在九龙太子道的寓楼，后窗正对着一座被劈开的小山,这半面小山赤露露地露出红色的岩壁，香港是亚热带，十一月的午后阳光还相当骄烈，它照在崖壁反映到室内来，热度就相当的高。茅公一家把这座小山叫做火焰山，而茅公的书桌正面对着这座火焰山，他总是整天地伏案工作，阅读来稿，答复来信，以及作必要写作，浑身流着热汗，还不肯多费一点休息的时间。

在这样的共事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茅公告诉我，他已准备接受新疆学院的聘请，到迪化（即现在的乌鲁木齐）去担任文学院长，如果确定下来，这《文艺阵地》就由我负责办下去。我听了大吃一惊，估量自己担不起这样的重任，但以为他的计划还在遥远，也就漫然地答应下来。不料过了几天，他的行止就决定了。他把整理得整整齐齐地一包一包来稿、来信，已阅未阅，已复未复，一一点交给我。他说：此去情况如何，还未可知，也许很快就会回来。在此期间，尽可能把刊物继续保持下去，编辑方针、体制，已经稳定，暂时毋需变动，各方面的关系也都建立起来了，大概不会有什么困难。我把任务接受下来，问他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方面。他说因为编辑与作者队伍间的分散，讨论问题之类，是有一定的困难,但也不能因此放弃这个任务。同时重要的是加强与各战区前线与后方的联络，通过文艺作品 迅速反映战争时期各方面的生活与斗争的现实，特别是重视新人的发掘，和大众化的倡导。我得到了这样的指示之后，便把任务接受了下来。当时他又提出，既然今后实际上由我编辑，封面上主编的名字，应该改为“茅盾•适夷主编”。这一点，则由我坚决拒绝了。我答应担任代编的任务，尽可能维持到茅公回来，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决不使它中途夭折。这是一九三八年的十二月，在编完了预定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出版的二卷六号之后。

照那时候的交通状况，茅公是取道越南，进入昆明，再到兰州去迪化的。我和生活书店的甘蘧园（伯林）同志、李南桌夫人和其他几位同志，把茅公一家，送上了去海防的一艘叫“小广东号”的法国轮船，依依惜别以后，就打开了他交给我的存稿与信件的包裹。

文艺阵地（全6册）

茅盾  主编

开本：16开精装

出版日期：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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