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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振环｜张静庐与《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
述及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史料编纂，我们情不自禁地会想到张静庐先生（下文为叙述方便，省略“先生”）。我曾经在论著中将他和阿英称为近现代中国翻译出版史研究中“史料学派”的两个代表。如果整理和辑注史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是从张静庐起步的。20世纪50年代起，他以一人之力编辑了《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以及《中国出版史料补编》8册，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前30年中国出版史学界独步一时的人物。
一、闯荡海上的“出版界野马”
▲张静庐
▲民国时期的棋盘街
1920 年他在上海创办了《新的小说》（月刊），由上海新潮社出版，该刊也成为他踏进出版界的门槛。张静庐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心情：“（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要冲破这封建的樊笼，我要改造恶劣的环境，——用我的血和力，创造新生命。”期间他结识了上海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并应邀出任该书局编辑，郭沫若、曹靖华等应张静庐之邀，进入泰东图书局协助工作。该书局被称作“创造社的摇篮”，聘用创造社成员，出版创造社的刊物，郭沫若因此与张静庐结下了友谊。期间该社不仅推出了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史大纲》，也出版由他编纂的《杜威罗素演讲合刊》。
▲福州路上的泰东图书局
1927年张静庐又与洪雪帆、卢芳合资，在福州路创办现代书局，卢芳担任门市部主任，张静庐任业务经理。担任总经理的洪雪帆利用自己与近亲虞洽卿的关系，商请虞氏转知四明银行获得了几万元的信贷。在张静庐主持现代书局期间，出版过郭沫若《反正前后》、《创造十年》，郁达夫的《屐痕处处》、洪灵菲的《流亡》、老舍的《猫城记》、张天翼的《蜜蜂》、罗皑岚的《六月里的杜鹃》、蒋光慈的《菊芬》和《最后的微笑》、阳翰笙主编的《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运动史》、《经济学概论》和《唯物史观研究》等新书500余种。期刊有田汉主编的《南国》月刊，潘汉年、叶灵凤主编的《现代小说》月刊，蒋光慈主编的《新流月报》，郁达夫主编的《大众文艺》月刊和潘梓年主编的《洪荒》半月刊等10余种。
张静庐是一个视野宽广、勇于探索的出版家，素有“出版界野马”之称。长期在上海经营书局出版的经验，使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出版理念。由于自己的书店规模小、资金少，他选择了出版周期短，更易为大众接受的专营文艺新书的经营路线。这样不但避开了与大型出版机构在业务上的竞争，也便于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他原来曾打算光华书局和现代书局都以出版文化书刊为主，但可以各自形成分工，“光华”以出版文艺书刊为主，“现代”则主要以出版社会科学书刊为主。但现代书局开业不久，因为与洪雪帆意见不合而辞去。在书业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仍尝试创办一家以出版社会科学书刊为主要业务的书店。1930年他独资筹办的上海联合书店，开业一年左右出版新书多达30种，其中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最著名，但不料竟然有17种遭到国民党当局查禁。在洪雪帆邀约下，他再次重返现代书局，联合书店的全部资产，包括纸型等均转让给了现代。由于屈从于政治势力的高压，张静庐替国民党出版了《前锋月刊》和《现代文学评论》，遭到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抨击。
张静庐深切地了解上海普通知识人的心态，决定出版一种纯文艺的刊物《现代》，聘请施蛰存出任主编。为避免受到政治高压的限制，在牟利的同时，他尝试形成一个实现塑造文化品质的“公共空间”。他的好友施蛰存在《创刊宣言》中明确宣布，《现代》“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避免新文学同人刊物的同质化倾向，以突出“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显示出以“新”、“奇”而立的姿态。《现代》还采用“特大号”“创作增大号”“五月特大号”“狂大号”“现代美国文学专号”等多种形式，一期《现代》价格三角，价廉物优，自然有很好的销量，一度销售高达一万份。使现代书局第一年度的营业总额从6500元上升到13万元。为此，张静庐自豪地表示：“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现代的信誉与营业日益隆盛。民国二十一二三年间，已是全国唯一的文艺书店了。”
▲《现代》月刊及《创刊宣言》
1934年张静庐还有一个重大举措，即创建上海杂志公司，初时以代订代办杂志为主，是中国第一家专门发行杂志的书店，开中国书店专营杂志的先河。他从小酷爱读书和写作，对书刊有特殊的爱好，在当学徒的日子里，他经常徘徊于福州路几家书店里。这一段流连忘返的书店读书经历，使他深切感受到开架售书的重要性，因此他决定要把上海杂志公司办成一个“杂志市场”。该公司搜集全国各地所出杂志在门市出售，品种有时多达1200余种，成为当时一个具有相当规模期刊的专业书店。他任总经理期间，强调“快、齐、廉”三字经，除了迅速及时，在公司不仅配备了常见的畅销杂志，即使专业、冷门的杂志也照样备货；并尽可能采取“薄利多销”廉价销售的方法。1936年起成立编辑部，编辑出版杂志和图书，成为上海杂志公司业务由专门售卖杂志向图书出版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该书局赞助出版了不少进步期刊，先后出版黄源编《译文》、孟十还编《作家》、黎烈文编《中流》、平心编《自修大学》、丁玲主编《战地》、胡风主编《七月》、施蛰存和康嗣群编的纯文学期刊《文饭小品》等。他邀约施蛰存任主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约请的编委都是文坛名流，包括胡适、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俞平伯、朱自清、丰子恺、沈启无、刘大杰、阿英等20人。这些名家参与编辑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以“珍本大众化”和“珍本杂志化”相号召，刊行的宗旨一是为了让珍本大众化，使普通读者都能买得起，二是为了对古典文学名著的版本正本清源，底本尽量择取善本、秘籍，有的还借抄于孤本。限于当时的条件，有些书的底本难以从私人珍藏中获取，也无法从图书馆得到支持，仅从购求中求其善。1937年抗战爆发，“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出版只得停止。上海杂志公司还推出叶灵凤著《读书随笔》、于伶著《大明英烈传》、姚雪垠著《战地书简》，以及《郁达夫游记》、《望舒诗稿》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上海杂志公司内迁汉口、广州、桂林、重庆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2处。在桂林设出版部，出版抗日书刊，这一时期出版配合抗战的宣传书刊百余种，如刘白羽著《八路军七将领》等。张静庐认为“唤起全国民众的抗战情绪，发动民众自卫武力，编制通俗的大众读物来，这些都是有智慧的作家们的责任，也是贤明的出版家的责任。”1943年，张静庐在重庆主动配合黄洛峰，串连13家出版社，成立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翌年5月、8月，先后在重庆、成都建立联营书店，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发展到27家，1945年底增至33家，新中国建立前夕，已增至55家。在出版策略上，他制定了代理发行杂志的“代订退订绝对自由”的方针，其独到的发行之术，让他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独树一帜。不仅如此，他在出版经营、资本运作、出版竞争、人才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有着独到的思想。他的老朋友阿英在30年代曾对他说过：“要编纂一部比较详尽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似乎不应该忘掉你。”1943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茅盾、夏衍、老舍、洪深等发起纪念张静庐从事出版事业25周年征文活动，董必武曾经亲笔题诗：“铅椠辛勤廿五年，文坛几见斗芳妍。是真名著千秋业，拣选刊行世始传。”表彰他在传播新文化和对出版事业所作出的积极贡献。亦可见当年张静庐在出版界和文化界的地位。抗日胜利后书店回迁上海。1949年后与其他出版社组成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后并入新文艺出版社。
张静庐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著名的出版家之一，海上这一出版重镇为张静庐这匹“野马”提供了驰骋的广阔原野，也因此这位爱书成癖的书痴，将其一生全部贡献给了编辑出版事业，其书店经营和杂志发行之术引领时代风骚，其出版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摘自作者为新版《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所作序言的第一部分，原文有注释，此处略去）
《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全八册）
张静庐 辑注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1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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