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时距上山下乡高峰期的1969年，已经过去了整整40周年。那些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三届”们，许多人将先后迈入花甲之年。无论老知青曾经有过何等意气风发的情怀，面对无法更改的人生时刻表，有关知青下乡40周年种种纪念活动，意味着“广阔天地”正在渐行渐远，直至退出世人的视线。

仍是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而纪念？纪念什么？40年之后，究竟还有哪些沉淀在记忆深处的东西，值得我们重新打捞并反复回味？

有一位知青曾经告诉我，30年前他从农场返城，下了火车出了站台，广场上的日历钟响了。他抬头看见那个日期，忽然记起来，今天恰好是他下乡十周年的日子——几乎同一天同一时刻，他重新回到了当初出发的原点。这种无意的巧合，却给了他强烈的宿命感。

数字无情地提醒我们时间的流逝。一些已被我们淡忘的数字，也许本该从记忆中抹去？一些被我们牢牢铭记的数字，除了我们自己所赋予的某些意义之外，没有人知道它所承载和证明的一切往事。那些在岁月中叠加增添变得越来越繁琐的数字，烙刻了一代人逝去的青春，在数字的缝隙里，残留着种种不可再生的生命信息。

知青下乡40周年——一段由含混不清的数字构成的历史。数字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会彰显出另一种抽象的品相，令人惊骇而茫然。时间无论怎样残酷和不可通融，终究还有仁慈的一面。它给我们留下一些散碎的财富，仅够我们在惶惑中聊以自慰。

这不幸的一代，在急需知识文化养料的年龄，被剥夺了继续求学的权利。几十年后，人们在短暂的知青生涯中，寻得了因祸得福之果：他们在乡村风霜雨雪的磨砺中，练就了劳动生存的能力、强健的筋骨和体魄（当然也可能是满身伤痛的病残之躯）。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当属老知青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坚韧顽强的性格。

我们可以毫不惭愧地说，老知青是最能吃苦的一代，最能忍辱负重的一代、最俯首帖耳的一代、最具承受力的一代、最有韧性的一代。甚至，我们以浅陋的知识，为乡村带去了文化与文明。尽管，这是以牺牲大多数知青受教育的权利、丢失个人的文化作为代价的。

对于老知青来说，下乡那些年经历的所有屈辱与挫折，意味着在他们日后的人生路途上，从此不再有无法捱熬与克服的苦难。

岁月消逝，而这笔隐形的财富，沉积在我们体内。我们看不见它的存在，但它却总是在我们需要它的时候，呼之即出。

面对返城后陌生的城市和急剧变化的新时代，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无论求学、谋职、下岗后再就业、远赴海外留学深造、驰骋商海创业——那种唯独老三届知青才能拥有的顽韧性格和坚强意志，几乎是我们唯一的资本金。我们倾其所有地投入，然后，收获后半生微不足道的几分薄利。

但如果我们内心还存有一份正视自我的坦诚，是否有勇气承认：在“老三届”60年的人生旅途，下乡40周年的门槛处，我们内心尚有一处茫昧的空白——“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人，既拒斥优秀的传统文化熏陶，又缺乏现代自由精神的滋养。

我们生命中最具活力的年龄，是在“文革”前与“文革”中度过。“老知青”对那个年代意识形态体系的高度认同、顺从与配合，与“文革”形成了一定的同构关系。

由于当年沉积的罪孽至今未能彻底清算，致使那些病毒得以在暗角苟且深藏，与我们和谐相处并逍遥悠哉。从某种意义上说，“老三届”都是带“菌”的人。

旧体制遗留的种种毒素——例如盲从、例如愚昧、以及对人权和物权的麻木、对市场经济时代自由竞争的恐惧，还有“窝里斗”、“平均主义”等种种陋习……它们像潜伏的病毒，至今依然残存在我们体内。

虽然世上所有的人，体内都携带着不同的“病菌”。但是，老知青的“病菌”之不可救药，在于我们至今视而不见或自欺欺人。那是一个永远的负数。是我们的人生难以填补的赤字。

如今，在各地“老知青们”伤感的记忆回收站里，越来越多的人，写下了自己40年前亲历的真实。“我们”把自己交给笔和键盘。把笔下的文字还给时间。把逝去的时间留给历史——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如果每个人都有能力和胆魄追问往事，历史将会向我们呈现出更为残酷的真相。

即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每一位知青各自均有不同的人生收获，却无法消解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那场劫难中所遭受的所有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