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兵团回北京之后，见到很多没上山下乡的人，他们都希望我讲讲在黑龙江的生活，那边的奇闻异事。我也很想讲，但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好跟他们说：“提起北大荒，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还是等有大块儿的时间再慢慢讲吧。”这一等就是40年。

如今退休了，有大块儿的时间了，还是不知从何说起。要不是我们连在凤凰网知青频道开通了知青点，让我在这里见到老同学老战友，受了刺激，我还真下不了决心动笔。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尘封了多年的往事，就像奔涌的瀑布，一泻千里…

还得从文革说起。那可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啊！能亲身经历这场革命的人，不亚于经历过一场战争。

因为我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所以我变成“狗崽子”。记得1966年的某一天，我在小学校操场上正参加红卫兵大会，忽然两个同学高举着一个文件，冲上前台大喊：“经过外调，现已查明以下同学的家长有问题，为了纯洁红卫兵组织，即刻除名……”然后就高声念着名字：xxx xxx…别人记不得了，当念到我的名字时，犹如晴天霹雳，当时就懵了，隔了几分钟，我站起来撒丫子往家跑，一口气哭着跑回家。我母亲说：“不让当咱就不当吧，哭什么？”说说容易，那年我才12岁，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哪受过这么大委屈啊。

很快，家里被红卫兵抄了，翻箱倒柜，一片狼藉。我家是既没金条也没四旧，红卫兵们很失望。我父亲被带走了，说是被“无产阶级专政”了，去了哪里也不知道。整整两个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母亲心里是怎样的感受！当时年龄太小体会不到，没能帮她分担这种精神压力。直到有一天，杨京林（我院的一个小男孩）兴高采烈的跑来跟我弟弟说：“小力子，我看见你爸爸啦！”我们不信，问他在哪看见的，他说就在8号楼顶层朝南的一个窗口。我弟弟跟着他飞也似的跑到8号楼，睁大眼睛往京林说的那个窗户看了一个钟头，也没见人影。京林说：“我看见你爸手里拿着表，正在给手表上弦，看见我还摆了摆手。”原本还怀疑京林看错了，这下我们相信了，那确实是我们熟悉的动作，也是爸爸被关在那里唯一的“玩具”，一只老罗芬那手表。后来我弟弟经常跑到那去等，再也没看见过，可能又转移了。总算知道人还活着，母亲心里稍安一些。

记得那会儿我哥哥也成了他们工厂的造反派，自己跑到中越边境友谊关当兵去了。我每天带着弟弟在里屋插上门睡觉，因为外屋是乌烟瘴气的，我母亲整夜被造反派围着，让交代问题，他们不停地抽烟，只记得我母亲反复说着一句话：“他革命一辈子，枪林弹雨，怎么就变成土匪了？”（后来我母亲因为担心父亲，又长时间挨整，神经受了严重刺激）。

从那时起，所有的生活都被打破，我像换了一个人，整天呆在家里不出门，变得孤独而坚强，（也许战友们说我孤傲，就是从那来的）。

这辈子写过不少简历，很多日期都要想一想或者照着过去填的抄一下，但是1969年9月1日---------这个永生难忘的日子，是从来不会写错的。那一天我光荣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64团2连，通信地址是：黑龙江省孙吴县建字111信箱2分队。

这一天是我“参加革命”的日子，孩子不明白为什么会叫“参加革命”的日子，而不是“参加工作”的日子。我说这就是代沟。

1969年，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句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有的城市都沸腾了，几乎每家都有子女要下乡。那时候物资匮乏，什么都要票，买个雨鞋都要开证明….记得我去北下关街道转户口的时候，办事处的人问：“就这么把户口迁出去了？不后悔？”我想都没想就说“当然不”。能加入去建设兵团的队伍是多么不容易啊! 因为大部队快开拔了，我父亲还没有被平反，后来经院革命委员会研究，我是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特批的。也不知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还是万幸中的不幸。

9月1日，那个令人心碎的早上，父亲早早起来给我做早点（母亲病了，几乎做不了什么），然后默默地送我到了火车站。我弟弟也去了，母亲没有去。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一家一伙的，叮咛，嘱咐，流泪，告别……

我看见父亲也流泪了，这辈子只看见这一次。

火车启动的一刹那，全车厢随着汽笛的长鸣掀起了巨大的合唱，哭的合唱……那场面实在是太壮观了！！！贝多芬要是听见，没准会改写命运交响曲。

我的喉头一直哽咽着，但是我没哭，我只幻想着那个神秘的北大荒，是不是像《边疆晓歌》里面那样…

有一个男同学还捶胸顿足砸着车门要下车，真丢人。

坐了好几天的硬座，居然一点也没觉得累，那会儿真年轻啊！

北大荒到了。第一印象：满地是泥，老兵说是因为下了一个月的小雨，泡芙囊了。九月份的北京还穿裙子呢，这里已经得穿棉衣了。棉裤脚一直卷到大腿根，能卷多高卷多高，否则全部蹭上泥巴。艰难的拔出一条腿，再迈第二条腿，一般要两三个人一起走，不然摔倒就变成泥猴了。上海兵很爱美，后来她们都把棉裤改瘦了，晚上需要别人帮忙才能脱下来，不知再遇到这种情形怎么办。

厕所在哪？一个炮弹坑，上面架了两根树干，就是厕所了！记得有一个女同学第一天就掉到茅坑里了，被拉上来以后，同学们拿水桶往她身上冲，好可怜。真不怪她笨，因为下着雨，脚底下全是泥，踩在树干上忽悠悠的乱颤，滑的要命，体操运动员来了也不一定保证不失足。

送我们来的西颐中学的老师表情凝重，看着孩子们被弄到这么个地方，心里想着回去怎么跟家长汇报呢。

老师走了，新鲜劲儿过了，同学们开始想家。大家小声合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歌声在旷野里飘散，又有人开始哭。心中哪是想念毛泽东啊，分明是想爹娘嘛。“…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心里明…”迷路了，方向在哪里啊？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无边的土地，杳无人烟，也看不见野生动物。这是北大荒么？怎么跟想象中一点也不一样？哪有“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啊？我是不怕它荒，就怕荒得不够。

二连是一个新建的连队，我们来的时候只有一栋房子和一顶帐篷。房子和帐篷都是长长的，足够装进所有的人。女生住房子，男生住帐篷。

我们连的上海兵

记得有几个上海兵（那会都这么叫：北京兵、上海兵）跟连长提出要求：我们上海兵要住在一起。连长说：现在没条件，再说你们能住一起，我们怎么办？难不成我们也都男女混住？呵呵，这也充分体现了上海人的抱团，日后还有很多事，体现了他们的乡土观念和团结精神，着实让北京兵羡慕。

很快学会了脱大坯，和大泥，盖房子。我们盖房子的速度无与伦比，杆加泥。所谓杆加泥就是用树干打上框架，拿钉子钉，拿铁丝捆，中间塞上我们自己脱的土坯代替砖，然后往墙上摔泥巴代替水泥。摔泥巴真好玩，脱坯和泥可真累。那会我负责挑水，一挑就是一天，肩膀压得又红又肿，幸亏我是左右肩都可以轮换的，不然一定完蛋了。房顶是人字形的，具体怎么弄的都忘了。记得有一次有栋房子歪了，拿拖拉机牵引，很容易就弄好了。人类其实是很能凑合的，不知道后来怎么变得这么奢侈，竟然盖出818米的高楼。

我和宋的皮肤都爱过敏，小咬咬过以后就会红肿起大包，然后泡在和泥的池子里，真是够劲儿。宋和京平身材较高，我记得她俩轮流在和泥的坑里干，因为坑越挖越深，个子矮的根本不能用二齿叉把泥巴送到地面上去。宋在学校是有名的校花，上中学的时候特“狂”，在马路上骑自行车都画着龙。在那个年代属于比较先锋和另类的人群，所以到兵团之初，大家都对她敬而远之。其实她很单纯，什么也不懂。后来因为特能吃苦，慢慢的让大家改变了看法。

我们自己盖的房

不到一年，二连就盖起了十几栋房子，一个排一栋，还有大食堂，猪圈，羊圈，马号，厕所。提起厕所，不能不浓墨重彩的写一写。仍然是树干架的，只不过坑多了，也小了，形式更像城里的厕所了，有顶、有窗、门框，但是没有门（幸亏那地方没有流氓）。夏天很好过，冬天就惨了，零下40度，刚拉完就冻上了，一根落一根的，以至于我回北京后很多年不吃萨其玛。冬天掏厕所倒是一点也不臭，拿十字镐去刨，有窍门的，要看准结构，下镐就是一大块，很像放大了的萨其玛，然后搬到推车上运走，经常有碎末崩进口罩里，融化了才感觉到臭。男生厕所也归我们班，有时候看见男生过来上厕所，赶紧唱歌，发出停用信号。这个活儿可不是所有战友都有机会干的，因为我们12班是狗崽子班，全都是“出身不好”的子女，这种活指定是主力。所谓“出身”就是查三代，不管你父母是什么，只看爷爷辈的。记不清我们班谁跟我说：你比我强多了，地主，总比富农强，富农多难听啊！哈，这也有得比。

有一天下雨了，我上厕所时披了一块塑料布，临出门时随口说了一句：闯关东去喽！回来的时候全班都已正襟危坐在炕头上，我很奇怪，这是干啥？班长说：你严肃点，开会了。原来是专门给我开的批判会，说是我因为地主阶级思想作祟，妄想变天。天哪！欲加之罪！祸从口出。怎么检讨啊？我就说：我恨死我爷爷了，害得我现在成了地富反坏！（其实我爷爷早死了，从没见过）。

还有两次，刚离开厕所，信号弹就从我屁股后头升起来，又高又亮，不会又怀疑是我放的吧？我们连队离边境很近，有一阵子苏修特务的信号弹到处乱飞。记得连里教我们说俄语：“死了瑞在阿鲁日业捏唔别咬木”意思是：缴枪不杀！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一清二楚。还是汉语精辟，简练，那么几个字翻成俄语要念半天。那会我还想，咱们真够自信的，就一定能活捉苏修特务？不会让人家把自己干掉吧？也不教点别的。

那会儿阶级斗争弦绷得可紧了，天天讲。吓得不敢写日记，怕被翻出来上纲上线。不是有个战士日记里写的：“白天喝倭瓜汤，晚上当团长。”结果被狠狠批了一顿。现在还保留着日记的战友真是伟大，能多提供很多宝贵资料。看和平跟秀英的博客中说还保存着当时的日记本，上面除了今天干了什么活之外，大都是一些豪言壮语。是啊，那会只能写这些。

这里天黑的早，亮的也很早，几乎3，4点钟天就亮了。

我们的第一任指导员冯天才，连长聂兆友，大伙给他起外号叫：造孽有，都是转业军人。为了早日把我们变成合格的兵团战士，连长和指导员真是煞费苦心，最可恨的就是半夜里经常紧急集合，而且是全副武装的。我打背包很快，穿衣服也利索，因为只要把棉袄棉裤一套就行了，里面的毛衣毛裤从来不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仔细想一下东西放哪了，免得抓瞎。集合完毕，就开始执行任务，哪有那么多苏修特务啊，一般都是把白天没搬完的土坯搬走，或者跑到森林里把白天伐下来还没运走的的木头扛回去，就完成任务了。

劈柈子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尤其是桦木，又硬又脆，瞄准了，抡圆了，斧到柈开，先是劈成1/2,然后再劈成1/4。

冬天，我们每日的工作就是上山扛木头，然后回来烧火取暖。开始在连队边上就能弄到柴火，割条子（野生的灌木丛），然后越走越远，因为树木越砍越少，大概要走出十几里路才能看到树，一天就能往返三个来回。由于在扛木头的工作中表现出色，我还被评为劳动英雄，装进档案里呢。那会儿只有几个高中毕业的上海兵能抬掐勾，我也可以。掐勾是四个人抬的，有些太粗的木头上不了肩，就这样抬出来。

成片的山林被我们砍伐掉了，成山成堆的木头被我们烧掉了。老天爷，犯罪啊！我一听见张艺谋的：“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心里就立刻联想到我们：“高的树，矮的树，都是柈子”。

扛木头还有最难忘的插曲：有一天收工回到连队，但是发现两个北京女知青没回来。失踪了？！大家着急得不得了，结果饭也没吃就全连出动上山找她们。山上可是有狼啊，还有很多不认识的粪便，遇上熊瞎子可就完啦！天已经很黑，呼喊啊，吹号啊，总之无功而返。就在大家最绝望的时候，发现这两个家伙已经自己回到了连队，而且已经累得睡着了。有惊无险。

现在我自己也种了几棵树，有的树长的不是地方需要锯掉，但是这边没有兵团用的那种伐木的大锯，只能用斧子砍，或者用那种很小的手锯，慢的很。真怀念兵团那又宽又长的大锯片，一边一个小木把，两个人对着拉锯，咔咔的，很快就锯掉一棵树。我还跟园林工人传授经验，说锯大树要先在（要倒向的）一边锯半截，然后换到另一边，在高出那个锯口一寸的位置再锯，这样就不会夹锯，而且会顺利倒向你需要的方向。每次看见树林就会想起当年在深山老林里伐木的情景，耳边似乎响起：顺山倒喽…那种雄浑的声音。

冬天上山渴了吃雪，跟嚼冰棍一样，那雪是那么白，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引起无限幻想。夏天上山渴了就喝沟里的水，有时没有清水，腐水也得喝，把上面覆盖的树叶扒开，下面露出五颜六色的水，上面飘着油花，其实那是浇花的最好肥料。

山上常见的树也就十几种，最多的就是桦树、柞树（也叫橡树）和杉树，橡子树分雌雄，橡子儿长得很像榛子，但是人不能吃，可以喂猪。

难忘的是今生有幸得见长在树上的新鲜猴头菌，那样子太漂亮啦，长长的毛，有浅粉色的，嫩黄色的，让人想起冰激凌的颜色。城里人无法想象那些干瘪的猴头，活着的时候会有棉帽子那么大！而且它们是对生的，也就是说，这棵树上有一个，对面的树上肯定还有一个，真是神的造物。遗憾的是我们采回来都上缴连队了，自己一个也没尝过，只是幻想着那味道一定是无比的鲜美！

榛子一开始是漫山遍野，后来越采越少。我们采回来就嘎嘣嘎嘣的吃，吃得宿舍里满地都是榛子壳，脚踩上去沙沙响。

秋天的桦木林可美了，树干白白的， 叶子金灿灿的，让人想起列维坦（俄罗斯巡回画派的代表画家）的《金色的秋天》。可惜那会没有照相机！也不懂得欣赏。

还有更美丽的风景是夏天的沼泽地，那里有高高的塔头（草根不断生长形成的一个一个圆形的包），直径大概有一米左右，像是满头秀发的少女，静静地被人俯视。塔头上偶尔能拾到野鸭或山鸡的蛋，一般是4到5枚。我们喜欢从这个包跳到那个包上，但是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因为塔头上是长长的光滑的羊胡子草，下面就是千年的腐水。

连队周围有很多水泡子，水可清了，星期天我们都在那里洗衣服，顺便洗洗头，还没等走回宿舍，头发上的水就冻成了冰凌，一摇哗啦哗啦响，像新疆小姑娘满头的小辫子。这还是夏天呢。因为黑白温差太大了。我们洗的衣服晾出去基本上不是晒干的，都是冻干的，衣服收回来硬得可以站着，如果没干透，使劲一撅就会折掉了。

冬天整天碴雪，胶皮乌拉（就是我们兵团发的棉鞋）都是湿的，晚上就放在烟囱上面烤，经常半夜里被烤糊了，冒着难闻的气味，好在屋子不严密，外面下大雪，屋里下小雪，有什么味都很快散去。起夜的顺手给扒拉下来，第二天会有人到处找鞋。

我们取暖用的炉子必须提一下，那是一个废汽油桶改造的，横躺在地上，一边插上烟筒往上走，另一边开了大口子，像一个张着大嘴的怪兽，大块大块的木头就吃进去了，夜里不管谁起来，就用脚往里边踢踢烧出来的木头。

食堂后面有一口刚挖了半截的井，记得亲眼看见李桂义掉到井里。她是抓着辘轳绳下井的，不知怎么搞的绳子一下子飞快的松开，咕噜噜人就下去了，大概有十来米深，我们使劲向井下喊：李桂义，李桂义你怎么了？过了好几分钟她才说：我没事。天哪，吓死人了！她还活着！后来好像是炊事班长（记得她的样子，想不起名字了）下井把李桂义拉上来。李桂义真命大，她只说腰疼，别的没什么。事后团里都知道这件事了，团长说：幸亏你们年轻，年轻人的腰就像嫩柳条，怎么弯都不容易折。。。

说起井水，又引发很多回忆：记得连队南边有一口井，冬天反反复复冻冰，井口越来越小，一个女生（记不清是谁，好像又是李桂义）去打水，那口井太深了，大概要摇30多米才能把水桶弄上来，结果井口卡了一下，小女生力气不够，脚底下一滑，手一松，咚咚咚。。。水桶掉下去，辘轳把头打了，那个辘轳把是个大铁棍啊，这下可疼死了！还有一次，还是这口井，大家收工回来渴得要命，没想到打上来的水桶上面飘着一只死耗子，那耗子好肥大呀，胡须在水桶这边，尾巴耷拉在水桶外边，怎么喝？女同学们都恶心坏了。我拎起耗子往远处一扔，第一个趴在水桶上喝起来。大家必须想明白，耗子已经在井里面泡过了，除非以后不再喝这口井的水。

挨饿，是经常事儿。每人每顿5个烤饼，一碗菜汤。按说一顿5个烤饼够吃了，恐怕现在的农民都吃不了那么多，可是因为没油、没肉，又干那么重的体力活，很快就消化完了。男女生一样，女生还凑合，男生就肯定要挨饿了。有一次战友聚会一个男生跟我说：“李京，你在我最饥饿的时候给过我一个烤饼，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是一点都不记得了，但是我相信这是真实的。为啥总吃烤饼？因为海拔高，水90度就开锅了，馒头蒸不熟，而且面粉是全面（不出麸子的），又黑又粘，掉到地上找不着，搭着黑土地也真是黑，都黑一块了。大白米饭就别想了，没有，看看现在满大街的东北有机大米，应该大部分是兵团开出来的荒地种的吧？偶尔吃一次高梁米饭或大茬子饭，觉得香极了。所谓菜汤，到冬天就是咸盐水辣椒汤，根本没有菜叶子，上面飘着可以数得出来的几个油花。记得有一次新来的司务长给大家露了一手，蒸了雪白的花卷，层那个多呀，真是永远忘不了，没有油怎么弄的呢？他是把黄豆炒熟了，碾碎当油的，好智慧啊！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花卷。为啥没油没肉？因为沈阳军区黑龙江兵团有纪律，不准向当地农民购买生猪，而我们是新建连队，自己养的猪还没长大呢。油吗，是当时黑龙江地区统一标准，每人每月3两油。就这样的烤饼，也有区别的，偶尔走个后门，多刷点油，考出来特别香。有一次三连的战友来串门，到食堂偷烤饼，不知道那天炊事员怎么没看好，最后闹得二连差点没开成饭。

还记得一匹马死了，食堂把它炖着吃了，好香啊。

有一次因为下连阴雨，道路又瘫痪了，什么都运不进来。结果连续吃了一个月土豆炖倭瓜，吃的全连拉肚子。大部分人都是细菌性痢疾，而我却是阿米巴原虫性痢疾。这次生病连续发高烧7天7夜，出的汗把两层厚褥子都沤湿了，后来掀开一看，褥子底下都长了青苔，因为那会儿我住在炕梢，也就是离炕洞最远的那头，土炕盘的不好，炕头烤糊了，炕梢都不热。我记得连里的赤脚医生是梁和李，李是全连岁数最小的，整天背着个大药箱各班串，很辛苦，他走路遥晃晃的，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企鹅。梁像个大姐姐一样温柔，看见她觉得我的病还有希望。那次我的病太特殊了，以致全团的赤脚医生到我炕头上会诊，估计也没什么好招，只能靠自身的免疫力扛过去了。虽然我高烧40多度，头很晕，但是还能给大家讲故事，一点也不像是高危病人。大家争着抢着到炊事班给我做病号饭，每次都端回多半盆面条（那会病号饭好像永远都是热汤面），其实病号根本吃不进去，都被饥饿的战友们快乐的分食了。那会盛面条的都是洗脸盆，洗没洗过别的也不知道，反正没人讲究那么多了。那会儿哪个班有战友生病简直就是全班的福音，可以改善伙食了。一星期之后，我奇迹般的退烧了，浑身轻飘飘的，估计瘦了20斤，穿上大棉袄显得特空旷。抗木头的重活肯定不能干了，连里安排我跟其他几个病号去挖药，拖着虚弱的身子走到山脚下，挖黄芪和党参，那里的土地特别肥沃，所以黄芪也长得茁壮，大概每根有一米多长，也就是说，如果想挖出一根完整的黄芪，就得把坑挖到一米深以下。

我哪有力气啊？全身站在铁锹上往下蹦，没几下就快虚脱了。党参是一种桔梗科植物，花有点像丁香，只是不香反而有点臭。黄芪是名贵中药材，有补气固表、利尿之功效，因此消耗量十分庞大。而药用部分是根，一旦根部被刨取，整个植株就不再存活。目前野生黄芪在大量采挖的情况下已经日渐稀少，为此确定为国家三级保护植物。

6月18号是毛主席批准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纪念日，所以那天就是我们的节日。过春节的时候伙食都没这么好，先是在食堂暴搓了一顿猪肉炖粉条和雪白的大米饭（一年没见着了）宋毅说：李京，我拿瘦肉跟你换肥肉行吗？可怜的，居然想吃肥肉了。太缺油水了。

然后每人又发了两瓶格瓦斯（一种俄式汽水），饼干，水果….那天我吃撑了，真的撑坏了，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吃完以后躺在炕上不能动，一动肚子好像就要破了。那会儿真有点害怕了，心想来兵团没饿死居然给撑死了！看看兵团战士（可能也就是我）那点出息。不知过了多久，大概一两个小时，上了趟厕所，险情终于解除，都是格瓦斯闹的，那东西据说能快速发酵。

黑龙江肥沃的土地，确实一抓流油，土豆丰收时节，大的一个就有3，4斤，而且又沙又好吃；收萝卜的时候大概9月份，手已经冻得伸不出来了，偷懒的用脚踢，一踢一个，也很快。便萝卜（红皮白心的）上面爱长蛆眼，但是那也挡不住我们边干边吃，泥巴在裤腿上蹭两下，洗都不用洗。

但是小麦就不同了，康拜因播种，广种薄收，因为无霜期太短，地也实在太多，都论公顷的，根本管不过来。麦子长得没有草高，只能跪在地上割。每人割一垄，一天割不到头。裤子破得快，在膝盖上打上补丁。雨水倒不缺，经常看着云彩过来了，就往家跑。有时干脆不躲，就一片云，雨呼啦一下就过去了。

睏死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活又重，觉永远不够睡。那会儿大家聊天，每个人向往着回北京以后做什么，最多的就是想吃这个吃那个，我就想先好好的睡上三天三夜。每次割麦子田间休息，我差不多都要倒在麦秸上睡一觉，吹哨再起来，争分夺秒。有次不小心让镰刀把手割了，肉翻开几乎看见骨头，鲜血洒满了麦秸，当时就是拿手绢一包，继续干活，至今我左手无名指还留有一道长长的刀疤。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在兵团比比皆是，我这点小事真是不足挂齿。

我们班有个哈尔滨的女生小谢，个不高，皮肤很白，说话很干脆，特别勤快，整天洗洗涮涮的，她老说我不爱干净，我就给她起外号叫卫生球。我是觉得泥土没那么脏，干了一撮就掉了，最主要还是懒，整天筋疲力尽的，没心思干别的。小谢会吹口哨，而且吹得特别棒。第一次我们俩一个班站岗，她说：咱两分头往相反方向，一会这碰头，我说好吧。夜深人静，黑咕隆咚的，心里正有点害怕，忽然听见一溜口哨，把我吓的灵魂出窍。直骂她：该死的。

连里成立了小卖部，真是天大的喜讯！我们每个月发工资41.86元，在那个年代算是高薪了，但是没地方花。开张那天很让人失望，除了一些日用必需品，能吃的东西只有6分钱一卷的水果糖，还有点饼干、冻梨和罐头，第一天所有能进口的全被买光了。

说起冻梨，那个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的黑黑的东西，好吃极了，外面一层冰壳子，包开黑皮里面是又细又白又甜的肉，在那艰苦的日子里，它就是我们的冰淇淋。我家里每隔半个月都准时给我寄来一个邮包，北京到黑龙江邮费很贵，记得1969年的时候每公斤就8毛5，所以邮包很小，但里面都是牛肉干、巧克力之类的高热量食品，那是我老爹一针一线缝好，我弟弟去邮局寄给我的，每个月两次，风雨无阻。夜里趁大伙睡着了，偷着吃点，因为太少了，也太珍贵了。

过春节包饺子，炊事班把面和馅分到各班，北方人尤其是女生，包饺子是从小都会的，但对南方人来说就有点赶鸭子上架了，我们班包完了去帮别的班，呵呵，上海兵最好玩了，他们擀出一个大面片，正拿茶杯扣圆圈呢。不管怎么说，过节能吃上饺子已经很高兴了，至于什么馅早忘了。

有个北京男生，性格温和善良，很喜欢跳舞，人送外号“假媳妇”，有时候他自愿来给我们班表演，边唱边跳，“脚踏黑龙江冰千里，背靠兴安岭祖国大地，兵团战士想念您，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把大家笑得乐不可支。后来得了阑尾炎，肠粘连，一度腰都直不起来了，很久没见，不知现在一切可好？

俗话说：水火无情，因为到处都是木头，经常因为煤油灯倒了或者什么原因引起着火，记得有一个夜晚，食堂的仓库不知什么原因着火了，火势很大，全连都去救火，那次我一百斤一袋的白糖一下就扛起来了，这就是爆发力，俗称“狗急跳墙”，要在平时是不可能的。

黑龙江的兵团战士这辈子可真算是见过大火的人了。每年由于烧荒（把干草烧成草木灰）都会引起森林火灾，记得第一次小兴安岭北坡着火，全连紧急集合，当时正干活，我都没来得及换鞋，穿着高筒雨靴就出发了，一路小跑，幸亏我的雨鞋是防化兵特种材料制造的，又软又跟脚，跑了很远的路居然脚上没打泡。终于跑到火头了，那火有十几层楼高，风助火势，火助风威，呼呼啦啦，远远地就感到烤脸，幸亏拖拉机在我们面前的林中空地耕出一条防火道，这样火不会从地面上烧过来，我们只要集中精力把从树梢上飞过来的火星子扑灭，否则地面、空中同时烧过来，两面夹攻肯定顾不过来，一下子就可能全军覆没！尽管这样，火星还是不断的从高高的树梢上飞过来，情形万分危急！大家都把衣服脱下来，使劲的抽打着落在地上被火引着了的草，好多人的衣领子都被扯坏了，衣服也弄得不成样子。不知是急行军累的还是被这从未见过的大场面吓的，火没到面前时，我心里怦怦的直跳，但是当大火来到面前时，却忘了害怕，只顾得拼尽全力去打火。这次救火，由于指挥得当，战术很成功，最主要的是有这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兵团战士。回到连队之后，炊事班给做了好吃的（记得好像是炸油饼？红烧肉？）但是大家都累屁了，没有一个人吃得下饭。

那时兵团到处流行着为抢救集体财产而牺牲的金训华烈士之歌，那首歌的曲调和歌词一直萦绕脑海，几十年挥之不去：“高高的兴安岭松涛在响，松涛在响；滚滚的嫩江水流水在唱，流水在唱。英雄的壮志震山河，忠字的凯歌传四方，传四方。明知火中险，偏向火海冲，赤胆映天红，丹心锁大江，……”从这歌词字面上看金训华是救火牺牲的，但事实据说他是为了下河捞一根电线杆被水冲走的，也许是一种比喻吧，不管怎么样，在我心中都是英雄。记得后来还有关于金训华的牺牲究竟值不值的讨论，我觉得精神的价值和物质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也完全没有可比度。如果一个人死了，活着的人能从他的身上汲取力量，学习他的精神，激发更多的人去为了实现理想而拼搏和奋斗，这种牺牲就是值得的。也许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时代，跟孩子们说这些已经听不进去了，但是还得继续说。起码也得做个“抡车男”吧？

前进的道路上，处处是陷阱、障碍，流血、牺牲也往往不可避免。在灾难和生死的考验面前那种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的精神，不管在什么时代都是宝贵的，也永远不容亵渎。

还有一首记忆最深的歌曲就是《兵团战歌》，这首歌雄浑有力，气魄非凡，黑龙江的兵团战士都会唱：“沿着田野，沿着群山，筑起这钢铁的战线，英雄的队伍阔步向前！去建設边疆，保卫边疆。啊！光荣的生产兵团，啊！英雄的建設兵团！当年开发过南泥湾，革命传统代代传！一手持枪去战斗，一手握镐来生产。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永远战斗在反修的最前线，战斗在反修的最前线！”战友们聚会时也经常会一个人起头，集体合唱，引起无尽的回忆……

寒冷啊！中国地图最北部除了大兴安岭地区就属黑河了。零下40多度的严寒，吐口痰到地上很快就冻成球儿。猪冻得整夜嗷嗷叫，种公羊都得了风湿性心脏病，到山上放羊，走着走着羊就倒地不起，然后战士们就背着羊回连队，种公羊个又大又重，羊犄角弯弯的，转了好几圈，都快插到小女生的肩膀里，着实吃力。但是不管多艰难，也要把生病的羊背回去，因为这是集体的财产，一个也不能少。我们的棉帽子上经常挂着冰凌子，不戴口罩很快就会把脸冻了，发现谁的脸上有块变色的皮肤，马上把他轰出去，赶紧用雪撮，否则就会变成冻疮落下疤。早上睁眼之前要先用手捂一下眼睛，让眼睫毛上结的冰霜化掉，否则就会把睫毛拔掉。

老鼠多啊，有人冬天睡觉时也留着蚊帐，没放蚊帐的人很容易就会被咬了。记得我们班一个战士额头被老鼠咬了一个洞，还有一次我的小手指被老鼠咬了一口，早上醒来发现有血迹才知道。老鼠太饥饿了，人睡得太香了！顶多抹点碘酒，哪有什么破伤风针啊，也没得什么鼠疫，真皮实！一点也不耸人听闻。

一名北京兵逃跑被抓回来，在全连面前被批斗，我还记得连长说：“,你还敢逃跑？你简直是个猪！”他低着头说：“你比猪还不如”，心不服，口也不服。那连长就是这种水平。二连在一个小高地上，四周几十里地荒无人烟，那会儿敢一个人逃跑的真算胆子很大，敢跟连长顶嘴，胆子更大！其实批斗是很蠢的做法。

那会儿真想家啊。忽然有一天，我们院革命委员会来电报了，说我母亲病重，请连队准假放我回家探亲。还有一封电报是给另一北京兵小李的，说她父亲病故，在这之前来过两个电报，第一封是：父病重，速归！第二封是：父病危，速归！！两封电报都被压下来了，因为在这之前有几个哈尔滨的家里来电报说XX病重，XX病危，大部分都是假的，连里无法辨别真假，就一律压下不准。这回连长看见电报傻了，感觉无法跟小李交代，就骗她说病重，让回家看看。走前连长还嘱咐我千万别告诉她，怕她路上受不了。

我和小李被批准回京探亲，想必战友们心里都很羡慕。我还到了一连，跟那边的同学告别，方芬由于先天性心脏病到兵团两个月就犯了病回去了，由于走的突然，什么都没拿，我受托帮她把东西带回家，自己的东西一点都没带（因为当时根本没打算这一走就再也不回去）。没有车接送，四个旅行包，左右手各提一个，另外两个中间拿毛巾系上，肩上扛着，徒步走了30多里路，先下山到团部，在团部住了一夜，第二天凌晨又乘公交车从团部（辰清）到龙镇，为了赶早上8点的火车，路上有人要上厕所司机师傅都不给开门，说：“紧着走还怕来不及呢，要是不想赶火车咱们就停下来。”大伙都不敢说话了，谁也不想误了火车，小孩子就拿瓶子解了，大人们憋着，我一开始还好，因为知道路远不敢喝水，到后来也憋得够呛。龙镇终于到了，坐上了回北京的火车我俩高兴极了，可怜的菊生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回家等着她的是什么样的噩耗。

北京兵老吴老说我是逃兵，我是，也不是。回家之后，母亲精神病很厉害，已经无法正常生活，我费了很大劲说服父亲把她送到安定医院。接下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去医院探视。经过治疗，母亲出院了，我也打算回兵团了，可是她一听说我要回黑龙江就犯病，为了怕治疗前功尽弃，我不敢再提走的事。眼看超假越来越久，想想被批斗的杨，真的很怕怕。

就这样，我离开了连队，离开了惊心动魄的黑龙江。

我们全连的照片

在兵团虽然受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是他给了我意志的磨练，铸就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使我在一生中受益匪浅。

总得找工作，但是当时我作为一个“知青”只能到五大边疆，否则连里不放档案。于是我在1972年又去了辽阔的锡林浩特大草原，在那一待又是6年。内蒙的故事，且听下回分解。

（作者：李京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三十二连北京知青）

来源：红色边疆荒友家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