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问我妈：“我爸回老家怎么样了？”她说，村里许多人都是本家，有亲戚关系，对我爸特好，因为他岁数挺大了，不让出去劳动，甚至拿他“当神供着”。这倒不是因为他辈份大，当年他在城里挣钱，接济过村里的乡亲，有一年遭灾，还送给每家两块大洋。多年以后，乡亲们还念着这份情。我一听，心里才塌实了。

自从回了老家，我爸的经济收入就断了，全靠我妈挣的三、四十块钱，每月给我爸寄生活费，就剩不了多少钱了。我，还有我二姐，都面临着下乡插队，家里哪有钱呀？走的时候行李特别简单。大姐给带了一点剩衣服，人家不穿的绒衣，我们都当好东西。

插队第一年，国家发给生活安家费，我们知青小组买供应粮吃，一起劳动，还没有显出什么差别。可到第二年生活费没了，吃什么呀？吃你头一年挣的工分。我呢？干到第一年的5月份就病倒了。下乡前我受过一种刺激，精神状态不是太正常，到现在也不能说完全恢复了，这刺激大概一生都得留在心里头。当时我躺了十多天，知青对我很照顾，但再照顾，你不出去劳动，工分没有啊？她分给你点工分那不可能啊。

干活也干不了，我就说回家看病去吧，破衣烂衫的，扣子也掉了，恍恍惚惚地回到北京，下车后站都站不稳了。当时手里还有点钱，我记得路费就是11块几。出了火车站，为了省钱，走着回的家。我妈给我买早点，几个油饼一下子就吃光了，我妈都觉得邪乎。在农村，饿呀，既消耗体力又吃不好。

当时盛行针灸，又便宜，每天扎针去。有一次恍恍惚惚地骑着车去，回来却忘了骑车，忽忽悠悠地走到家了，第二天才想起来，赶快去找车，还没丢。治了一段时间，病好一点了。一天，我发现家里的床没了，搭了个板子，就问：“那个床呢？”我妈说：“那床给卖了，看病用了。”这时家里的拮据显现出来了。我回来的生活和看病，全靠我妈的几十块钱，她除了每月给我爸寄生活费，自己还得生活呢，还得养我姥姥呢。我一回来，家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我从那开始，才对钱有了考虑，以前从来没想过。家里穷的快揭不开锅了，不能再增加母亲的负担，就想着回农村去。

有个同学正好也要回去，说：“咱们扒车去。” 我们一共八个人，有一块的，也有别的学校的。跟着他们进的哪个车站，不记得了，反正扒的是货车。他们扒车，好像不是第一次了。尾车的列车员不错，让我们上去了。可是刚走到张家口，那车就停了，车站上大喇叭里喊着什么也听不清楚。听见远处有喊声，声音越来越近，呆会儿，一队解放军过来了，让我们下去。我说，咳，闹了半天，那喇叭里喊的是让咱们下去，咱们还在这傻坐着呢。我们一个一个往下走，两边都是解放军，就跟押送俘虏似的。解放军教训我们说：“你们这些知识青年，怎么天不怕地不怕？”我们理直气壮地说：“没钱啊！”还跟他们胡搅蛮缠：“我们回去是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你不让我们回去啊？我们又不是干别的去，我们没钱也得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有个小战士看上去也就是十七、八，我心想，你还没我大呢，教育我？

其实身上还是带了车钱，我记得带了18块钱，以防万一。钱就在手里捏着，后来去吃饭。他们问：“你们没钱买票，怎么有钱吃饭啊？”“不吃饭还不饿死？！”最后他们把我们8个人分开，谁到哪儿，谁到哪儿，一拨一拨送上客车，也没买票。

我在北京大概住了2个月，回到村里，已经是8月，秋天了嘛。有一个知青的身体很不好，怎么办？我那时还当着知青小组长，知青有什么事都管着。我就说：“不行，咱们去找知青办吧。”我们俩从村里走到察素齐，有30里地。察素齐是旗政府的所在地，到了那儿才知道，知青办任务完成，已经撤销了。那我们找谁去啊？这不成了没人管了吗？我们俩只好又往回走，路上也不知道是哪个村的小青年骑着车，我就说：“哎，带我们一段，顺路吧？”那男孩子一看带俩女知青，北京的，呵，这高兴，这个乐。当时我挺胖的，那个小青年带着我晃晃悠悠的，怕他把我扔了，我就说：“下来，下来，我带你吧！”我带着他走了一程，连说带笑的，骑着车来回的扭，最后还是摔了一跤，特逗。

回到村里，那个女知青去挑水，挑不动，把水桶都给扔了，身体弱到那个地步，自己觉得没有指望，吃了安眠药。幸亏知青发现及时，赶快抠她的嗓子眼，竟给抠出来了。这下子，事情闹大了，后来“知青办”也就恢复了。

我们队分值挺低，一个工分就合几分钱，村里给我评的是一天4.6分，知青干的好点的，能给到7分。因为我老生病，挣的工分还不够买一年口粮的。到了第二年，知青该自己养活自己了，菜钱开始分摊，谁有20块拿20块，有10块拿10块，就是我一分钱也没有。当时同学还是那种心态：“哎，你就吃吧。”可是我这人特别要强，我觉得，这也不是说一次二次，哪能长期白吃呢？每到吃饭的时候，我就只吃粮食不吃菜。同学们还不理解：“又不是不让你吃。”

正好是那段时间，有一次我去看场院，从外边回来，碰上了李刚小他妈，也就是我后来的婆婆。当时村里那些好心人，对我们知青可好了，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们送去。对别人家送的吃的，我们都痛快地收下了，唯独这一次，刚小他妈煮的十个鸡蛋，家里的知青说什么也不收。我从外边回来，她兜着鸡蛋正怏怏地往回走，碰上我了，就跟我说：“张玲，我送了点鸡蛋他们没要，给你吧。”知青为什么不收她的鸡蛋？她名声不好，也就是作风有问题，没人爱搭理她。我当时正在困难的时候，也顾不了那许多，就收下了。

从我们下乡之后，刚小就一直帮助我们，他是汉民，那个村里蒙民比较多。我们遇到什么事比如烟筒堵了，炕冒烟了，他都来帮忙。有时别人老远的看着，他不在乎，走过来关心地问问，跟我们没有什么界限。他祖辈是从山西过去的，好像内蒙那边的汉人大部分都是从山西过去的，解放以后还有一部分贫民是政府给迁过去的。我们去的时候也是这样，蒙人是双份自留地，汉人都是一份。

我把鸡蛋拿进屋，她们就跟我叨叨这事，说：“刚才刚小他妈送鸡蛋，没要。”我说：你们不要，我可要了。正说着，刚小来了，算上他正好十个人，一人一个鸡蛋，分着吃了。

他妈看见我要了她的东西，乘我看场的时候，就让她的女儿给我送烙饼啊、馅饼啊，当时真是救济了我。她这个人虽说作风有问题，但是挺热心、也挺能干，再说我对人从来有自己的见解，投桃报李，人之长情嘛，跟她的关系越来越近了。她有什么活儿也叫我去帮着干，我都不在乎。因为我在村里边都跑遍了，跟大人串，跟小孩玩，这一方面是排解压抑的情绪，另一方面也是多找点乐子。知青的圈子毕竟太小了，有时听她们在那儿说这个那个的，心里就特别烦。

我跟农村的孩子交往挺乐和，村里边都是些你你我我的琐事，谁跟谁相好了；谁家的东西丢了，怀疑是谁拿走了等等，闹出好些矛盾，但这些倒不是主要的。对于知青，农民没有家庭出身这个概念，都是我自己说，自己坦白，比如跟书记说话，我先说自己的出身不好，那会儿不由得就说出来了，不说出来好像你要隐瞒什么似的，其实人家才不管你这些事呢。

村里成份最高的才是富裕中农，他们没有地主这个概念，听你说起这些事，还觉得挺新鲜，但是对当时内蒙古大揪特揪的“内人党”，他们挺在乎，谁都怕沾包，扣上“叛国”的帽子。我不是爱骑马吗？看见马过来了，就说：“我骑马吧。”旁边有个蒙族老头赶紧过来说：“踩着我的腿上去。”蒙人特别实在，他给我当了一个台阶我就上去了，后来他们说那个老头是富裕中农。

在知青组，我还当着伙食委员，有一天，一个同学建议：“咱们是不是改善伙食啊？”改善伙食还不好说，那就买只鸡去吧，于是绕村的买鸡。有一家人鸡喂的最好，捡肥的买了一只。等到吃完鸡，有个同学就问我了：“你走的什么路线？他们家是富裕中农啊，你怎么不到贫下中农家买鸡去？”这事给我的印象特深。

回过来再说刚小。69年10月份，我俩的婚事儿就定了。我们那个地方的女知青，5月份就有结婚的，但她不是我们公社的。我们村就我一个与农民结婚的，在公社里我也算早婚。我们那儿还有一个女知青，已经跟当地青年搞了一阵子对象，后来可以病退回城了，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你别看我了，你回去吧，你身体又不好。能回北京还不回北京，在这结什么婚？”我劝她，最后她就走了。

我决定在农村“扎根”，有多方面的考虑：一个是下乡前精神受到过刺激，留下了后遗症。开始时我特能干，后来连锄头把儿都拿不住了。那件事对我影响太大了，如果我是一个正常人，本来身体又好，可能就是另外一条人生道路了。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既丧失了劳动能力，又没有经济来源，只有走这条路。我觉得既然决定留在农村，就要找个岁数合适的，有的人面像老，跟个老公公似的，肯定不行。刚小和我的年岁差不多，他是村里最好的劳动力，生活上有依靠。他不是贫农，是中农出身，按说中农也可以参军，但比贫下中农还是费点事啊，可他没有参军要求，我觉得这点也很合适。再有一个，无论是他们家还是我们家，都有一些扯不清的麻烦事，我家是成份不好，而他妈的作风问题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包袱。我想，我们俩应该甩掉包袱，靠自己去建立一种新生活。

小组的同学对我挺关心的，她们不愿意看着我在农村结婚。当时已经有了病退和困退回城的政策，她们就给我争取了病退指标，直到该办户口了，才告诉我。她们说：“回城的指标已经给你要了，就剩办户口了。”我一听，不仅不感谢，还大骂她们“卑鄙无耻！”因为这是背着我干的事啊。我气冲冲找到生产队，“啪”的一脚就把门给踢开了，说：“谁也不许给我往回办！”为什么铁了心不回北京？我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这里不便明说，但肯定跟其他知青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说起领结婚证那才逗呢，去了三次。第一次去领证，人家说：“现在提倡晚婚，国家有这个政策。”我说：“晚婚晚到什么时候？”他也说不出来。我那会儿20岁，刚够结婚的那条杠杠，刚小比我大一岁。结果把我们的申请打回来了。第二次再去，人家说刚小他妈有问题。一听说我和刚小要结婚，和他妈有关系的那个羊倌儿就找到公社去了，说刚小要结婚了，他妈还欠我一条条绒裤子、几斗粮食呢，必须先把债还上。我心说了，我们结婚，跟他有什么关系呀？他为什么告？因为我要是进了刚小家的门，对他的“偷情”肯定有妨碍。后来那个羊倌儿还把我叫去，要我别找刚小，又说如果一定要找的话也没关系，但是“我去了你就得离开”。我那会儿含含糊糊的，也没吭声。当时的想法：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第三次找到公社，人家又问：“你妈同意不同意？你们家人同意不同意？”赶快给我妈写信，不久来了一封信，表示同意，还叮嘱要节约闹革命，婚事从简。这次我拿着信到公社，总算办成了。

从决定这件终身大事到操办婚事，前后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刚小家选了个日子，结婚时就快过年了。同学们不在，都回北京过年了。我们的婚礼成了全村的一个聚会。当时我妈说要节约，我想大伙儿都想热闹，我自己在这儿，办就办呗，先借了一部分钱买黄米、粉条子，忙着置备东西。他的一个结拜哥帮着来弄。婚礼那天，全村人都搭了礼，每人1块钱的份子，热闹极了。虽然我和刚小是同村，还是派了迎亲的大车，拉着我在村里转了一圈。那天最高兴的应该是刚小妈了，儿子娶了北京知青，在全村是第一号，后来我们村再没有女知青与农民结婚，面子上很光彩。女知青结婚都是“新事新办”，不要嫁妆，农民乐得省一大笔钱。我的全部“嫁妆”，也就是从北京带的两床旧被子，过门后我把其中一床给了小叔子，把他高兴坏了。结婚那天，我穿的还是知青那身破棉袄，刚小家也没办法。婚礼上，我们俩在毛主席像前三鞠躬，主持人又让我向搭了礼的亲戚乡邻们鞠躬，被我拒绝了。

婚礼的头天晚上，我一个人跑到村外大野地，痛哭了一场。那时，我的心情很复杂，因为这是在没有出路条件下做出的选择，这一辈子就得留在农村了，今后面临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法想像。我觉得，就是一个火坑也得往里跳，确实也没别的路。

婚后十几天，就发现刚小有赌博的恶习。当面数落他，他不承认，过后依然故我。以后，只要发现他深夜不归，就出去找他，但多少年里，没有一次抓个正着的。他们的赌场选的很隐秘，屋子窗户外面蒙着厚厚的帘子，不透一丝亮光。有时在地窖、野外的山旮旯。后来，再找不到他，干脆扯着嗓门在家门口喊：“刚小——刚小——”全村不过四五十户，赌友听见我的喊声，就会催他赶紧回家。刚小是村子里最棒的劳力，人也很勤快，就是因为好赌，家里没了安生日子。因为他屡教不改，我气得自杀过，一瓶安眠药，才吃掉了4片，剩下的96片我一口气全吞了下去。慢慢的就两腿发软，动也动不了了。幸亏被及时抢救，才保住了命。这以后，我也不想死了，何况还有了孩子。

第一个孩子是在70年冬天出生的，农村过月子有吃一百个鸡蛋的说法，但我一个鸡蛋也没吃过，头几天就是喝点红糖水，接着一些天吃细面条。冬天坐月子可把我冻惨了。结婚时，我住的还是刚小家的旧偏房，第二年我们盖了新房，当然是土坯的。内蒙的冬天特冷，北风呼啸，遍地积雪，夜晚温度足有零下三四十度。新房坐落村东，更感到风头的强劲。为了挣点钱，刚小的妈和小姑子一边照顾我坐月子，一边给过往拉甜菜的大车老板做饭。新房本来就潮，做饭的灶台又在屋里，每天做饭的蒸汽呼呼往上冒，屋里就更潮了。屋里本来就冷，温度降下来后，蒸汽马上在北墙上结了冰，一天接着一天，冰越结越厚，直到第二年开春才慢慢融化。这一冬，我在屋里穿着厚厚的棉袄，身上披着被子，每天都这样熬着。把孩子放在炕头上，这里挨近灶台，做饭后有些余温，上面盖上棉被和他们家的破皮袍。我时不时的把手伸到孩子身子底下摸一摸，看看有没有温度。

熬过这年冬天，心里忽然产生回北京探亲的强烈愿望。下乡一年多，时间不算太长，但经过结婚、生育等人生的大事，我已从天真无邪的城市少女变成了每日围着灶台转的农家妇女，对过去的生活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在“广阔天地”的磨砺下，我已经脱胎成另外一个人，一个连我自己都时时感到陌生的人。

那年春天，上级知青办为照顾有生活困难的知青，发给我30元补助款。我用15元给小姑子看了病，剩下的钱留作回北京的路费。但是，当我提出带孩子回京时，却遭到刚小家一致的反对，他们不了解我的心，担心我一去不复返。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们最终同意了我的要求，但是把孩子扣下了。即便这样，我还是毅然离家踏上返京的路程。

从村子到火车站有十几里路，为了赶十点多钟的火车，我起了个大清早，一路上，眼前不时浮现孩子红扑扑的笑脸，腿上像灌满了铅般的沉重。在车站排队买票，从队尾到队头，足足排了四五次，每次轮到卖票窗口，都拿不出勇气来掏钱买票。前面是望眼欲穿的家，后面是牵肠挂肚的孩子，一般难以割舍的亲情，犹如两只无形的大手撕扯着我的心……南去北京的火车在小站只停留一二分种就启动了，望着渐行渐远的火车，我不禁嚎啕大哭，站上的人们都困惑地看着我，但是又有谁能洞悉我内心的苦痛呢？从上午到下午，我在车站外的土坡后足足哭了半天，泪流干了，心里好受了一些。当我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村里时，已是深夜。回到家，发现婆婆把孩子抱到他们屋子去了，我那屋他们也占了。可是我没回城增加了他们对我的信任。他们当时的心情是：你走了，也就不回来了。看到我回来，他们了解张铃了。

这件事过去没说过，后来孩子大了，才讲给他们听。孩子大了，难免有代沟，讲给他们听，是为了让他们知道当一个母亲有多么难，特别是在那么一种困难的情况下。只要你是母亲，就要紧紧抱着你的孩子。我觉得，作为母亲，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不如这孩子重要，各种的苦衷和乐趣都集中在这里边。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认识的话，你的人生道路绝对就是偏了。最近，有位老师送给我一个版画，画面是一个慈祥的妇女搂抱着自己的孩子，名字就叫“母亲”。这位老师的用心，我是挺理解的。

71年秋天有了点收成，我带着孩子回了趟家。那些年，我妈自己承受着种种苦难不说，不知为这个破碎的家操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泪，她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在几个孩子上。“文革”前，我们就像一群无忧无虑的小鸡，受到母亲精心呵护，只有到下乡离家，人各一方，特别是自己也身为人母之后，才真正意识到母爱的博大。

后来的日子逐渐好了一点。婚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刚小改掉赌博的习惯，原以为我这心血没有白费，我这知青也没白呆在这儿，结果却发现他根本没改，老是为他担着心。他有时输了钱，心情不好，回来就跟我吵，弄得我胆战心惊的。我们的生活是挺困难，可有时候也改善一下。孩子有病了，吃点面条，我说你就坐下来高高兴兴地吃，哎呦，又吵得翻了天，没有一天安定日子。按当地习惯，过年吃年饭，全家人围坐一起烤旺火，吃饺子。一步一步安排的好好的，谁知他又去赌了。

有一年，公社抓赌，他和几个人抓了个正着，就在那儿挂着牌子挨斗。没有灯怎么办？就弄个大棉花球点着。然后把他弄到公社办学习班，整整劳动一个月，也没工分，白给人家干，到时候还得拿钱赎他去。我春天买了一个小猪，好不容易喂到秋天，原想年底卖个好价钱，没办法，和闺女一块儿赶到集上把猪卖了。我闺女那会儿才几岁呀。刚小这一个月不挣工分，还得给公社罚款30块钱，另外还有一部分赌债要还，等于这猪白喂了。卖了90多块钱，交了罚款，替他还了40多块钱的赌债，剩下点钱给闺女买了一件小褂子穿，这一年的辛苦就全没了。如果没有这一当子事，那日子不是挺好？到过年一杀猪，吃肉也好，卖钱也好，不是挺好的事？全没啦。

要说刚小这人挺能干，出门总闲不住，稍带着捡粪，一堆一堆的。他积的粪，交给队里，就够我一年的口粮钱。挺好的日子，他要是不赌。我们有双份的自留地，他那个地上的肥特多，庄稼绿油油的。后来我们的户口从村里调出来后，有人看着那地收成好，争着抢着要了，种了两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那肥没跟上。好庄稼是我们辛苦种出来的，不是自己长出来的。

结婚后，知青们对我挺好的。以后几年，她们每走一个，就给我留点东西，衣服什么的。知青的粮食富裕，最后把小组余剩的几百斤粮食都留给我了。有一年收成不好，我连购返销粮的钱都没有，实在没办法了，就跟刘菲借了40块钱。当时的40块钱就等于是救命的钱了，我们家已经断粮了。

我本不应该是那种生活状况，就是因为刚小好赌。多年以后，见到同组的焦淑英，她提起有一次公社给知青发下来困难补助，她没有要，都给我了。我说：“不知道啊，没见着。”原来刚小拿到钱后也没告诉我。她们对刚小的印象特别好，我生活的这些苦处没法儿跟她们诉，她们好像还觉的是我在那儿吵吵闹闹，是病给闹的。实际上我是一个塌实过日子的人，虽然有病，可很有理智。后来有一个同学回北京，到我妈那儿串门，一看见我写的信，就说：“张玲没病呀。”这些同学特好，每年都到我家看我妈，不管她们对我怎么看法，一直都关心我。

有时候，我去知青小组，她们就留我吃饭。吃饭回来，刚小就嘲笑我嘴谗。我很要强，以后就再也不去知青小组吃饭了。我怕他对知青产生戒心，也不让他对我有一点分心，我特别注意这点。我简直做到就像过去的那种旧媳妇一样，在家里对公婆、对丈夫、对子女呀尽心尽力。你要维持这个家，就必须这么做。

知青和当地农民结婚（资料图）

知青找了当地的农民，绝对是有差异。如果刚小不耍钱，其他的事我都能处理好，换了别人不知道能不能？刘菲是名人之后，她爷爷刘半农，坟墓就在香山顶上，二爷刘天华，也埋在香山最高处。二胡的十大名曲不就是刘天华创作的吗？我看过刘天华的一本传记，说他最初娶的媳妇是农村的，后来要去法国留学了，人家猜他会变心啊。他就请朋友参加生日聚会，大家问给谁过生日，他留了一个空位子给媳妇，原来是她的生日。他用这个行动表示对媳妇的一片忠诚。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

婚姻问题我反复想过，跟农民结婚当然有积极的一面，你有一些新的东西，他没看到过，通过婚姻他了解了，可是深层的东西不会因为这个改变吧。从大的方面说，农村更不会因为你找了农村的青年有什么改变。“文革”以后，农民比以前富裕，是因为制度上的改革，完全是另一回事。

92年我给春节晚会写了一封信。晚会上常有宣传戒赌的节目，因为我找的男人是农村的，又深受赌博之害，在信里就把我们的情况介绍了介绍。那一年，还真播了一个四川皮影戏，演得活灵活现的。戏里的男主人好赌，老婆惩罚他，让他顶灯，从板凳地下钻来钻去……。我想肯定是收到我的信了，给演了这么一段。当时还播了一首戒赌的歌，好像是什么“年年岁岁真情在”，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刚小是不是跟我的心情一样呢？我还给他上电台点播。我的意思是，不管费多大力，只要他戒了赌，以后就能有一个安定日子。其实我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刚小对我的一番苦心根本就是无所谓，瞎掰。

93年的买卖不太好做，买东西的人少了。买卖总是开始时好做，越做下去越赚不上多少钱了，刚小的干劲也就差了。我说：实在不好做，咱们门前摆个车摊，这岁数也大了，你想下去收鸡蛋，就跑一回，不愿意跑，就在这儿修个车，你有力气，这也能干啊，还能跟大伙接触。我给他想了这么一个碴儿，他不干。

一次，有人来买鸡蛋，我一看，哪儿还有鸡蛋？他根本就没收回来，两个篓子都空着，车也在那儿，就是人没了。哎呀，我的心里“咯噔”一惊，就知道不对碴。对他好赌这点，我特别敏感。一个是买卖不太好做，就有点儿放松。再一个，我们当时帮他叔伯兄弟找了个媳妇，这叔伯兄弟的父母都死了，是我给张罗的这事，办的挺好的，还给他出了1000块钱。谁知这媳妇呆了10天就跑了，人家说是“放鹰”的。刚小受不了这个刺激。人在强刺激下，意志又没了，就像吸毒的复吸，刚小又落入赌博的深渊。从此，买卖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95年我正在北京看病，他来北京看看，临走时将历年积攒和子女挣的一万多元钱都拿走了，说是要“做大买卖”。那年头，一万元可不是个小数，“万元户”还是个很值得羡慕的称号呢？可没过多久，就传来噩耗，说刚小脑溢血突然病逝了。他回去后，据说买卖进行得不顺利，心情自然不好，加上经常酗酒，身体里潜在的病状一下子爆发了。刚小的丧事是在村子里办的，儿女怕加重我的病，没让我回去，他们回去办的丧事。说实在的，刚小应该算是个不错的男人，一表人才，能干，勤快，心眼灵，待朋友真诚，如果不是陷入赌博泥潭难以自拔的话，恐怕不会是这么一种结局。

要说刚小父母，对我一直特别好。出来后，我跟村儿里没断了联系，88年回访过一次，98年又回去一次，是在刚小去世三年之后回去的。村儿里还是没有太大变化，有些新房子了。从68年到79年，我在村里生活了11年，以后到了呼市，还断不了常回村儿里看看。最后那次我回去，往各家串门，正站在院子里说话，老书记他们在外边一听就说：“张铃回来了！”一听见声音就知道是谁，隔了那么多年，还能听出我的声音来，就熟悉到这种程度！

我的这些困难，被我以前女一中的校友田小野知道了，“文革”中她也是在土旗插队。98年初我们集体返乡途中，她带着深切的同情倾听了我这些年的坎坷经历，在当年5月22日《中国妇女报》发表的长篇报道《嫁给农民的女知青》中，专门写了我的遭遇，文中写到：“如今张玲户口回到了北京，但在北京她却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报道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引起许多有过知青经历的人的关注。一位素昧平生的老知青赵昌明在文摘报看到田小野这篇文章，几经周折找到我，对我的处境表示关切。

不久，赵昌明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对方也是老三届，同病相怜，很容易就坐到一起，但是没有谈成，据说是嫌我身体不好，后来昌明才告诉我实情，对方是因为我没有工作。前面说到，我在88年把户口转回北京时不得不辞掉了工作，从此失业。我这人不懂政策，但总有个疑问：国家让我们户口回北京，本意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困难，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要制造新的难题呢？许多转回户口的老知青，也遇到与我类似的困难。昌明在告诉对方嫌我没工作时曾问我：“你为什么不办养老保险？”按政策：外地职工退休回北京，只要续交一部分养老保险金，到50岁时就能逐年领取养老金。这个政策，我过去竟不知道。

为了申请补办养老保险，我简直跑断了腿，先后找过人才流动中心、劳动局，所有接待的人都很原则地告诉我，申请不合规定，因为档案里放着我的辞职报告，属于主动辞职。不管我怎么解释，说报告不是我写的，是原单位写好后放在里面的，都无济于事。我这人过去比较爱看小说，眼看希望破灭，忽然想起梁晓声小说里有一位知青私拆档案，抽出里面黑材料的情节，精神为之一振，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不如冒险一试。于是找个理由从街道提出档案，档案当然是密封的，设法把档案袋的一边弄湿后揭开，取出辞职信，再重新封好。后来，我把档案交到人才流动中心，居然没被发现。

好事多磨，接下来的难题是一次性缴纳9000多元，以便续上中断了10年的工龄，这时的我囊中羞涩，哪能一下子拿出这么一大笔钱？老同学闻讯，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中学同学蒋金锐借给我2000元，没有利息，也没有还款期限；插队好友刘菲也雪里送炭，送来了6000元，同样没有利息。刘菲是工薪阶层，又是单亲家庭，需要供养儿子上大学，自己并不富裕。正是由于许多好心人的帮助，我终于在2000年办成了领取养老金的手续。当年在内蒙时，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二三百元，去年领的养老金是每月600多元，今年又长到了700多元。生活终于有了稳定来源，是我原先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回过头再提与吴春海结婚的事。春海60年生人，整整小我10岁。他小时候得过脑膜炎，留下后遗症，脑筋不如常人，过去干过临时工，烧锅炉需要上岗技术证，春海干不了，只能做锅炉工的助手，推煤。这是力气活，春海最不惜的就是力气，但还是干不长。不是因为他自己捅了漏子，就是老实巴交的被人欺负。他父母生前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他，把自己10多米的住房指名留给了他。好在他弟弟春明很照顾他，春海得以衣食无忧。

与春海相识还是赵昌明的介绍人。昌明家与春海家是街坊，常到他弟弟春明开的小铺买东西，一来二去听说了春海的情况。有次到铺子里买烟，碰巧春海正在，见有顾客，还一个劲往里让。昌明见他人憨厚，生活又能自理，就起了给我介绍的意。说到这儿，我必须表达对昌明的感激之情。昌明与我素昧平生，得知我的坎坷经历后，几经周折才找到我，热心帮我介绍对象，还指点我补办养老保险。其实，他自己活得也很难，原来是校办工厂的业务员，后来下岗，找了个看自行车的差使。

昌明给我介绍春海，女儿不大满意，嫌他没有工作。我说既然提了，就去看看，这样就约了日子见面。春海家住什刹海前井胡同，我家住鼓楼大街豆腐池不远，离北海都不远，我们就上北海溜达。我一个人说呀说，春海只会一声接一声的“嗯”。就说这岁数，我说你是59年的，我比你大10岁呢。他说，那他们怎么说比我大9岁呀。我说：“那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无所谓。”他特爱说“无所谓”。我问：“你会做饭啊？” 他说：“会做饭。”我说：“走，上你家瞧瞧去。”我这人就是，办事从来就不带拖拉的。他特高兴，就领我去了。

进了大门，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就是他的家。外间接出的厨房，完全遮挡了屋内的阳光，白天在里面也需要开灯。我说：“哎呀，住窑洞来了。”再一看床上铺的被褥，别提多么脏。那些天，我因为照顾家里病人特别累，进屋休息，没多会竟打起盹来了。一会儿功夫，春海就把饭做好了。蒸的米饭，炒了两个菜，一个是青椒肉丝，一个肉片豆角，饭菜可口。真没想到，春海还有这么一手，我对他的生活能力彻底放心了。心里说，这人不用别人怎么帮他，顶多收拾收拾屋子就行了。

和春海的事最初没跟儿子提起，只是说：“我给你们找了个做饭的吴叔叔”。当时儿子和儿媳刚来北京，孩子很小，儿媳不会做饭，吴叔叔天天过来给他们做饭，一来二去，很快熟了。儿子的心特善，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总是说这个人不错。春海天天过来给做饭、买菜、换煤气，家里这摊事他全包了，你想这一家人回来吃饭，挺重要的事。因为我弄这一摊事儿弄不了，身体不太好。后来儿媳妇学会做饭了，不用他帮了，而是做好以后说：“让吴叔叔过来吃饭吧。”他们对“吴叔叔”的印象就是朴实、勤快。过了子女这一关，我和春海的事就算定下来了。

我和春海熟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被褥拆洗得干干净净。春海很要强，很有股男人的劲，他不愿靠我工资生活，总想出去找工作。街道安排他到王府饭店当清洁工，挺干净的墙，本来应该用干布擦，他却拿湿布擦，越擦越黑。很快人家就把他辞了。回到家，他也不说原因，只是一个劲地说“热”“热”……后来我才弄明白，他身子胖，怕热，干活又不惜力，一热就赤膊上阵。你想，那种人来人往的闹市能脱膀子吗？

有一天，一个同学的爱人请吃饭，问我春海的“低补”办下来没有，我告诉他还没有。他说：“你那不是雪上加霜嘛。”意思是说我刚有了退休金，生活才有转机，又找了春海，春海没有经济来源呀。我心说了：“加霜就加霜，人要雪，我要霜吧。”我这人受过那么多苦，也能承受，跟心态有关系，一直心态特别好。我认为婚姻是没法后悔的，甭管多难还得继续走下去。

我和春海住到一起，也没办结婚登记。我觉得这不过是个手续，没多大实际意义，再说，交300多元办手续，也舍不得。另外，担心这样会影响春海申请最低补助。左思右想，还是一切从简吧。我们的事引起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知青的关心。田小野、张援等人希望给我举办一个特殊的婚礼，并在小野的知青网站上发了一个通知。反映之强烈出乎意料。

2001年1月7日，新世纪的第一个星期日。这天下起罕见的大雪，城里道路泥泞，交通阻塞，我真担心婚礼的冷落。毕竟，在答应要来的宾客中，几乎没有我们的亲属。没想到，那么多朋友冒雪赶来参加我们的“世纪婚礼”。回想过去大半辈子，的确是受了不少苦，但沉浸在欢快的婚礼进行曲和宾客的笑语中，我一时又觉得自己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许多人的经历尽管比我还坎坷，但他们也曾受到过如此诚挚深厚的关爱么？婚礼上，我高兴地告诉来宾：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穿200多元的红衣服，第一次涂胭脂抹口红，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参加我的婚礼，做梦都没有想到会这么热闹！

婚礼头二天，一位素不相识的女网友特意陪我到王府井大街四联理发馆烫的发，理发师傅问：“瞧你们的亲热劲，是不是姐妹呀？”我回答：“哪儿呀！我俩认识还不到一个钟头呢”。理发师傅听了莫名其妙。我在婚礼穿的那件大红“嫁妆”，也是这位女网友为我买的。

那天为我化妆的网友，是位女律师。听到婚礼消息，她立即给担任婚庆公司经理的弟弟打了电话，请他义务为我主持婚礼。他满口应承，不仅精心准备了全套婚礼道具，还提前约见我们，作好各项准备。婚礼结束后，他特意送给我一大束鲜花，要我带回家，还说那对红蜡烛至少可以点24小时不灭呢。我和他们姐弟原来没有交往，这份盛情可叫我怎么还呀？

我妈2000年7月份住公寓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呆着，春海那个活儿又指不上，正好有一个知青在那扫北海，说有一个人正好不干了，我就去了。才挣400多，每星期有一天休息，但是哪个人休息，别人也得替他扫地，弄垃圾箱。节假日比较累，干到10月份，天气比较凉了。干活一出汗，凉风一吹，就觉得难受。最后一天，扫垃圾都没人了，就我一个人了，我想倒垃圾，就提了不动了，只好拉着走，拉到垃圾车那儿，往上一扔，全撒了，那袋子都破了，哎呀，最后一点力气都使完了，收拾收拾又都给装进去。那会儿天黑的早，下班的时候都7点了，白塔的灯都亮了。更衣室还让人给锁上，我又去找人要钥匙。那天特惨。第二天是我休息，觉得起不来了，不行了，又挣扎着去辞工作。临时工有个好处，辞职最容易，但是你不干也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啊。

春海是坐不住的人，先是替摆报摊的送报纸，基本是义务性质，有时摊主高兴，多少给几个钱。他也替人卖过报，先是在西直门，后来改在地安门。春明不放心，几次到他卖报的地方偷偷看：“嘿，人家卖报一个劲吆喝，他倒好，像电线杆似的干戳着……”春海却乐呵呵地说：“吆喝不吆喝一个样，每天买我报的就那么几个人”。反正一个月下来，卖报也就挣几十块钱，可是他挺热心干这个。

现在，春海每天上个小闹钟，清晨4点准时起床，先四处溜达溜达，捡饮料瓶子，大早晨起来没人的时候电影院旁边净是瓶，一个劲儿捡呗。然后早、午二次给报摊的人送报。别看这是个简单不过的活，他的态度却特认真，每天哪种报取了多少份，在小本子上记得清清楚楚。有时候还记拾废品卖了多少钱，还算呢，算不过来我帮他算。我说找个看车的什么事，他还不愿意干。我就说：“你觉得好就行，看车还得给人家操心，就甭管钱多钱少，自己高兴就行。”对他的要求不能太强制了。

他每月卖塑料瓶子的钱也就是几十元，不过挣个烟钱，这使他很满足，就好像他是这一家的主人。就这样，我说也行了。他爱玩游戏机，开始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坐在这儿，就按那个。后来那个坏了，我姐姐家原来买了一个学习机，没人用了，我把那个搬来了。现在他又玩电视里的游戏机，玩的好着呢！

摘自：刘小萌 《中国知青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