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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延知青王龙娣:一只失群的南归雁

何永根 老知青家园 2020-10-03


王龙娣,卢发君夫妇

今年四月底,我在延吉采访留延知青刘慧娣老师时,她丈夫宋丕业告诉我,目前在安图县亮兵台东林村还生活着一个上海女知青,名字叫王龙娣。她生了三个儿子,没有退休工资,全靠几百元的低保度日。宋先生说:“如果何老师想去采访她,我负责找一辆车,我们夫妇陪你去看看她“。这样的想法我当然求之不得,欣然同意了。


5月5日,我从珲春坐高铁到延吉西站,然后坐刘慧娣夫妇找的轿车,经过100多公里两个小时的路程,到达安图县亮兵台镇东林村。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深山沟啊,安图县城离东林村30公里,其中亮兵台镇到东林村有十几里弯弯曲曲的山路,以前老乡去亮兵台和安图县城办事,走路或者坐牛车得先到亮兵台,再坐到安图的小火车,一路上颠簸两个小时,如果遇到下雨天,道路泥泞,山路崎岖不平,更是不容易,好在这两年“村村通公路”后,交通好多了。

寂静的小山村

眼前的王龙娣,还有一点上海人的模样吗?臃肿随意发展的身材,说明主人翁干了一辈子农活;年轻时乌黑的头发,已经犹如严冬初雪落地,根根银发半遮半掩若隐若现;脸上条条皱纹,好像在陈述着饱经风霜的往事;她的手每一根手指都伸不直,里外都是茧皮,整个手看上去就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一身随意的破旧的穿了多年的衣服,透露出她家境困窘。


走进房间,如果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有点过分,但找不到一件“奢侈品”那倒是真的。家里唯一值钱的是一个半新不旧电冰箱,那一台勉强能看到节目的电视机,还是十几年前别人不要了送给她家的,是那种“大屁股”连牌子都看不清楚的老式电视机。家里连洗衣机都没有,炕上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什么网络、wifi、电脑等等现代化的东西,根本沾不上边。

这是王龙娣家的院子

我和刘慧娣夫妇给王龙娣带去了一桶豆油,一袋白面,还有水果和一箱易拉罐啤酒,刘慧娣老师还给王龙娣买了新衣服。


采访从王龙娣下乡时开始。


王龙娣父亲过世得早,继父和母亲又生了五个弟弟妹妹,这样一家八口,家境贫困,父母要上班,没有人来照顾五个弟妹,为了让她照顾五个弟弟妹妹,竟然剥夺了王龙娣上学权利。11岁的她,承担起一个大人的责任,不但带领弟妹,还要学会做饭,一直到1969年下乡,才离开这样的家庭。王龙娣坦然地对我说:“自己没有文化,连一个字都不认识!”我感到很诧异,怎么会呢?什么是知青?“知青”的定义应该的“知识青年”啊?没有文化,怎么算知青呢?我在延边采访了几十位留延知青,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她对我说,她是以社会青年的身份下乡的。


1969年4月13号,王龙娣与上海市黄浦区浦东海光中学9个高中学生一起到大西大队下乡的。原来以为离开上海这个贫困的家庭,生活能过得好一点,想不到艰苦的生活更让她感到无法忍受。下乡时王龙娣19岁,负责集体户做饭,玉米高粱米饭实在是不会做,生一顿熟一顿,连一点蔬菜都没有,有点土豆和萝卜就算不错了。这是朝鲜族生产队,老乡们对他们还算不错,集体户没有盖房子,知青都住在老乡家里,老乡家做什么好吃的,会叫上知青去家里吃饭,什么是好吃的?无非就是辣白菜、酱木里汤之类的,只是老乡们会做点,菜里稍微有点油性味。


第一年冬天,集体户知青除了王龙娣都跑回上海探亲,这些户友再也没有回来,可能都通过其他途径转户或者调到南方去了。王龙娣上海家里困难,没有条件回去探亲,再说了,这样的家庭回去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集体户最后只留下了她一个人留守。


一个人留在农村,那个苦啊,背井离乡无依无靠,没有人会问寒嘘暖,特别是头疼脑热时没有人会关心的,这个时候的她,多么需要家庭的温暖啊,这样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当年冬天,经一个上海女知青的介绍,认识了东林村的当地青年卢发君,与他谈起了恋爱。我想,王龙娣选择嫁给农民,只是为了生存,幻想通过婚姻获得喘息,为了在极度的困境中活着,活下去,在那个环境下王龙娣别无选择,我们都没有权利去责怪她。


可能王龙娣太需要家庭温暖了,也仅仅两个月的相处,王龙娣就与卢发君结婚了。结婚没有房子,花了四十元买了一间10平方米破房子,结婚时连口粮都没有,问老乡借了几十斤玉米度日。


婚后他们生了三个儿子。我问王龙娣,怎么会生三个孩子呢?计划生育没有罚你们吗?王龙娣对我说,前两个孩子按照当时政策还行,第三个孩子完全是避孕失败,没有办法的事情,山高皇帝远政策松,当时赖也就赖过去了。丈夫家的东林村是一个最穷的地方,天天吃玉米,高粱米,大米一粒都没有。老乡家吃的榨糖的甜菜丝和在玉米面里,然后蒸成的大饼子,她真的咽不下,怀孕时想吃一碗朝鲜族冷面,因为买不起也没有吃到,只能吃自己还能够下咽的蒸小土豆,现在想想都遗憾。


农村平时没有现钱进帐,就靠养鸡下蛋卖钱,再买点油盐酱醋。有一次,丈夫胃病发作,疼痛难忍,王龙娣拎了20个鸡蛋和一只母鸡,一共卖了5元钱,想给丈夫买胃药。中午花两角钱买了汤饭,想不到吃饭时这五元钱被小偷偷去,这样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了。硬是步行30公里,沮丧地回到了东林的家里,回到家后面对丈夫痛哭一场。


面临家里三个孩子五张嘴,顿顿得吃饭哪,不干活怎么行呢?王龙娣领个大的,背个小的,参加生产队各种农活。丈夫在生产队喂牲口,两口子起早贪黑没白没夜地干活,到年末还欠生产队100多元钱。


王龙娣在东林村当了48年的农民,竟然没有得到招工的机会。我有点奇怪,上海知青按照政策,在70年代末,都先后照顾招工回城了,好的去上海、北京、长春等大城市上大学,一般的也分配到县城当工人,即使是留在农村与当地农民结婚的,也给了招工的名额。在我采访的许多留农村的上海女知青之中,有的把招工的名额让给了丈夫,然后自己再想办法弄个工作名额,退休后虽然生活谈不上富裕,但是每个月两口子4000元左右的收入是能够保障的。现在我问起为什么没有招工,现在怎么连个养老金都没有?王龙娣一脸茫然,说不知道可以招工呀,自己也没有文化,连个字都不认识,也没有人来告诉知青可以有当工人的待遇。我对她说,2000年左右,在延边州政府副州长上海知青李洁思的努力下,政府出台了优惠老知青退休的新政策,即使是下岗失业的知青,也可以算社会失业人员,只要交2万元左右的钱,办理退休手续,到退休年龄就能够享受养老金待遇。王龙娣告诉我,也没有人告诉自己呀,即使告诉我,也没有那么多钱来交啊!


我对她说,你现在的境遇是不公平的,你应该去找政府,去争取自己应该得到的权益,她对我说也去找过,可是政府部门的人说,那都是历史遗留问题,无法解决的。


1977年王龙娣幻想能给三个儿子找个好工作,托人把她和三个儿子的户口迁到了安图县城,这样四个人的口粮地被生产队收去了,所以在农村只剩下丈夫几亩地维持生计,想不到三个儿子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小儿子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工作就没有找成。两口子现在老了,农活干不动了,把地租给了别人种,每年能收入1000多元。由于两口子没有经济来源,村长照顾给了低保金,每个人300元,现在两口子就依靠这600元度日。每个月发了低保金,就先把这个月的大米买了,然后把剩下的钱当生活费。好在农村家里生活费用少,每个月只有20多元的电费和25元的闭路费,其他房费,水费,烧柴都不用花钱。但是两口子都有病,常年打针吃药,每个月把一个人的低保钱拿去买药。


丈夫体弱多病,10多年前就丧失了劳动力,由于没有钱,每年每个人的医疗保险费100多元都舍不得交,没有想到去年王龙娣得了脑梗,在长春住院治疗,前前后后花去了2万多元,连一分钱都没有报销,只能东挪西借交清了住院费,直至今年在村长一再动员下,两口子才参加了医疗保险。


我问她,为什么没有把户口迁到上海去?如果两口子户口迁到上海去,上海人的福利待遇要好多了,什么知青困难补助,医疗帮困,老年优惠待遇等等,现在你们两口子都没有退休金,如果在上海,即使没有工作,每个人每个月能补足1000元+生活补助190元,然后加上节假日每个人每年又能补助1000元,这样两口子每年按照政策会得到上海市政府3万多元的补助,比在农村好多了。王龙娣哭着对我说,我能把户口迁到上海什么地方去?现在父母都没有了,弟弟妹妹生活都不太好,他们谁能接受我们这一家子穷人啊?二儿子在17岁时候把户口迁到了上海浦东母亲家,由于儿子脾气不太好,经常和继外公吵架,外婆也不喜欢他。由于外婆家地方小,二儿子睡觉只能打地铺,二儿子文化不高只有小学毕业,找工作也不容易,只能打工赚钱,收入微薄。1995年浦东旧房子改造,上海外婆家分了两室一厅的新房子,在弟弟妹妹极力怂恿下,外婆给了王龙娣二儿子一万元钱,让他把户口迁回安图去,王龙娣二儿子特别喜欢在上海生活,对外婆说:“我不要钱,只希望把户口留在上海,给自己留个名分就行”,可是这样简单的愿望也没有如愿。上海的老妈也对王龙娣施加压力,二儿子对王龙娣说:“如果不是看到妈妈在东北跟着受委屈,我的户口坚决不迁回东北。”说实在的,那帮弟弟妹妹就是怕王龙娣儿子将来会来争房产。


我对王龙娣说,以前你为上海的家庭付出得那么多,为了带养五个弟妹,连上学机会都失去了,由于没有文化,一辈子吃苦受累,现在你生活困难了,那些弟妹应该拉你一把呀,怎么现在他们会落井下石的呢?


谈起回上海探亲之事,王龙娣告诉我,离开上海48年,前前后后回去探亲不超过四次,最近一次是三年前二妹妹病危(她与二妹关系最好),回去看望过一次,现在对上海的印象已经十分模糊了。王龙娣对我说,上海人人情味太少了,我人不在,连个户口都不允许放,那些同母异父的弟妹,就是不能理解我的苦衷,“有后爹就有后娘啊!”


采访之中王龙娣几度哽咽,使采访无法继续下去。


王龙娣对我说,那个时候对家庭现状失去过信心,好几次去乡“五七办”,要求与丈夫离婚,“五七办”干部说她良心不好,丈夫又不打她也不骂她,对她好好的,干嘛要离婚呀?回到家,丈夫也苦苦哀求她:“如果离婚,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三个儿子我怎么伺候?现在虽然生活苦了点,但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呀!”王龙娣也满脸委屈地对丈夫说:“都是因为你,因为这三个孩子,这个家,才苦了我一辈子,现在我们没有病还行,如果以后真的得了大病,怎么办?我都不敢想明天会是什么样的!”


采访结束,我竟然有几个想不到:

想不到王龙娣是知青,竟然会一个字都不认识;


想不到她夫妇竟然一辈子都没有招工,到老了,连个基本生活保障都没有,只能靠每人每个月300元低保度日;


想不到他们的两口子连医疗保险都没有参加,新农合能够享受的待遇没有他们的份;


想不到三个儿子只有小学文化,其中两个离婚,小儿媳妇还得了重病,目前他们都在打工,只能自己养活自己,无法帮助年迈的双亲;


想不到,在延边农村,还有留守着这么困难的上海知青,这是我采访留守延边上海知青中最困难的人!

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让180万上海知青奔赴全国各地插队落户,其中1.8万名到了延边各地,虽然在那个年月大家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是48年后的今天,大部分老知青都回到了上海安度晚年,只留下不到200名上海知青,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留在了延边养老,他们都有一定的养老金度日。知青岁月是一段刻骨铭心无法忘却的历史,王龙娣只是留延知青的个案,有社会原因,当然也有她本人的原因,一个人的命运是无法选择的,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根本改变命运,王龙娣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而留守在延边的小部分上海知青,也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人中去了。这些年,当地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出台一些针对上海老知青的优惠政策,也没有一个专门管理知青的部门。现在当地政府把“知青”这个群体等同于当地人一样来对待,同时与我们同龄的领导现在都已经退休了,现在在岗的职能部门领导大部分都只有35--45岁,对当时上山下乡运动不甚了解,也不会对上海知青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也不会把留守在当地的上海知青的生活放到议事日程中,去经常关心他们。我看都不应该去责怪他们,知青“上山下乡”,本来就是一段特殊的历史,但是,在延边这一块热土中,还有几个像王龙娣那样的困难知青,需要我们去关心帮助他们?


48年后,回到上海安居乐业颐养天年的上海老知青们,在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那么多崎岖坎坷后,我们还能健康快乐地活着,真的不容易,在为自己庆幸的同时,请别忘了为留在当地农村的那些女知青们祝福,为她们的现在,也为她们的未来。


雁群飞回去了,群雁不再复返,断鸿声声,失群的孤雁,你在那里还好吗?

(在采访过程中,得到宋丕业刘慧娣夫妇大力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来源:上海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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