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蔡立坚因车祸在山西不幸身亡的消息，我很惊讶，生死之间，是这样莫测。1991年的春天，我到山西采访离开北京之前，有一位我并不认识颇通卜卦的人，给我算过一卦，说是我以后要有车祸之灾。谁想到，6年之后阴差阳错竟是蔡立坚死于轮下。命耶非耶?

那一年在太原，朋友陪我找到蔡立坚，在她家里我们曾经做厂一次长谈。在这之前，我没有见过蔡立坚，但她的声名曾一度大震，在全国知青中几乎尽人皆晓，她所扎根的农村杜家山成了那时的一种象征。那次在她五彩缤纷挂着唐老鸭、观音、孔子画像的新居里的长谈，留下很愉快的印象。蔡立坚被清查多年才落实政策平反，1984年在省委党校毕业后留在党校担任班主任，才算是工作和生活都稳定了下来。这大概是这么多年跌宕沉浮之后她第一次这样敞开心扉一吐胸臆，谈得很是尽兴，也很真实。我曾记了小半本的笔记。因为在之前我曾经写过《啊，老三届》，我想继续写下去，这一代人确实是绝无仅有的特殊一代人，这一代交织着共和国上下两段断代史。蔡立坚是这段历史极有说服力的一笔。

可是，6年过去了，这本笔记本躺在我的抽屉里睡了6年，对于蔡立坚，我只字未写。我不知道如何去写。这位当年扎根农村的知青模范，曾经有过旁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岁月，也曾经有过旁人羡慕敬仰的辉煌。她当过山西革委会的常委(现在的年轻人要弄明白这个相当于省委的革委会需要费些力气了。我电脑里打不出革委会这个词，但打得出常委这个词)，出席过国庆观礼，登上过天安门和毛主席老人家握过手，事迹上过《人民日报》，题为《杜家山上的新社员》的长篇文章，占了整整一大版。但她在刚刚粉碎“四人帮”后曾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大寨的典型，是山西的“小四人帮”，当时还当政的陈永贵曾经整过她……在她的身上黑白反差太大，人生的跌宕起伏，历史的沉浮兴衰，集于这样一个年轻人的身上，该如何写出她这个人来，又如何写出那一段历史，我的笔一下子很沉重。

那天，她曾经这样对我说过：“从省里到大队七个职务一免到底，一落千丈。我是一心想革命，却成了反革命。杜家山那地方，有人住一两天都受不了，我一住是12年……”

那天，她还对我说了这样一件事情：因为周恩来接见过她，陈永贵向周恩来奏了她一本，说她反大寨。周恩来说：“一个小青年谈得到反大寨吗?”如果不是周恩来说了这样的话，蔡立坚会是一种什么命运呢?

应该说，我和她同属一代人，但坦率地讲并不是一种人。但我对她的经历充满同情和理解。不过，真要写她的话，我不希望自己的笔融有太多的感情色彩，而冲淡了在她身上带有的我们那一代人特殊的政治、历史的色彩，那种理想与空想、激情与煽情、献身与狂热、真诚与欺骗、信仰与空白、追求与失落、极端与平庸、躁动与盲目、笑与泪、血与水……真是让我颇费踟躅。

她特别向我谈了她的一些感情方面的生活，谈得格外真情而动人，让我触摸到她内心另一番世界。我更不知如何处理才好。在动荡的年代，她的初恋和恋爱充满真挚和幼稚，也充满许多难以逃脱的政治和无奈。如果真正地写她，能够忽略掉这方面吗?那她还是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人吗? 

1966年底，蔡立坚和另外3个同学徒步到延安串联的途中经过了杜家山这个小山村，而使得名不见经传的杜家山闻名。人生与历史常常是在不经意间偶然发生并拐了一个弯儿。

那天，他们从北京徒步串联到达山西，已经走了半个月。清早，他们从山西的顺马坊出发走了60多里，一路全是荒山野村，寒风寂寥。由于中午饭没吃，饿得肚子实在难受，好不容易在下午4点多见到一个叫做庆城的小村，他们像见到了救星一样，急不可耐地奔上前，起码可以有饭吃了。但是，此地的红卫兵接待站告诉他们没有一粒小米了，让他们到下一个村子。他们问下一个村子还有多远?回答说还有17里。这个还有17里地的下一个村子就是杜家山。

如果当时庆城有吃的，又累又饿的他们也许吃饱了饭就住在庆城了，因为冬天4点多钟的天太阳就要落山了，暮色四合，天寒地冻的，他们走得实在疲惫不堪，肯定就住在庆城了。那么只有在第二天才会路过杜家山，恐怕既不会在那里吃又不会在那里住，很可能就和杜家山擦肩而过。

但是命中注定，杜家山要嵌入她的生命中。

杜家山

那天，是她带头走在最前面，向杜家山走去。离开庆城走不多远，太阳就落山了，天很快就黑了下来，黑下来的荒山野岭很可怕，没有一丝亮光，只有一条尺把宽的小路带他们走向这个杜家山。小路两旁都是没人深的蒿草，不时有野鸡、野兔在面前飞起、跳起，黑影幢幢的，鬼魂一样吓得同行的另外两个女同学都害怕得要命，一个女同学走不动了，落在最后面，惟一的一个男同学要照顾她搀扶她，蔡立坚便自告奋勇地走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一把一尺多长的刀子，这是他们惟一的武器。七里沟三里坡，看着近能跑死马的，17里地的荒山野岭的夜路，不是那么好走的。杜家山就是这样第一个出现在她的面前。

她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晚上的狗叫，那天晚上出现在夜色中马灯的灯光，还有那些乡亲浑浊却绝对是在城里见不到的真诚的眼睛……一个年轻人，在那样饥饿的时辰下，在那样荒凉的夜色中，在那样纯朴的乡情里，当然，更是在那样将血液燃烧起火焰的激情革命年代里，这个叫做杜家山的小山村一下子在她的眼睛里膨胀。那里的狗叫声和马灯光才显得亲切无比，那个当时只有5户16人的小小村落是那样贫穷落后，记账都是用记有符号的红绿纸条代替，却让她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他们在杜家山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离开杜家山时，老乡一直把他们送到村口，还舍不得回去。他们爬到村旁大罗山要到太谷县去，站在山上回头一望，她看见村里的老人担着水桶一步步艰难挪步，佝偻的影子在阳光下皮影一样慢慢地移动着，一种苍凉而凄苦的酸曲的旋律，似乎在山坳里弥漫。在那一瞬间，蔡立坚的心里怦然一动，让她涌出那个时代常会膨胀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感，她决心串联之后要回到杜家山来插队落户。

那天，在她的家里，她这样对我说：“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心里拴了一根绳，那一头在杜家山的老乡手里抻着，每走一步都被老乡抻着。” 

奇迹，只有在年轻的时候产生；而激情的膨胀，也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飞入云端。离开杜家山，他们走了100多里，来到文水县刘胡兰的墓前。这是她从小就向往的地方，就崇拜的英雄，放眼望去，寒风瑟瑟，荒草萋萋，站在英雄之地，一股英雄之气在胸中油然升腾，她禁不住伏在那因很少有人来而长满蒿草的坟头，在心里默默地对刘胡兰说：“当时你是那样壮烈牺牲的，我要用不同的形式完成你未竟的事业。我一定还要回杜家山!”

过了汾阳县城了。出汾阳20多里，那里离杜家山已经有280多里地了，但杜家山经过刘胡兰的作用，如同照片在显影后经过定影液一样，已经清晰而强化在她的心头而难以摆脱。走着走着，走在一棵杨树下，蔡立坚突然停了下来，站在那儿半天愣愣的不说一句话。

伙伴们奇怪地问她：“你怎么了?”

她冒出来的是这样一句话：“我要回杜家山去!”

那个男同学走到她的身边问她：“你真的要回去?”

她点点头：“我要回去，在杜家山插队落户。”

她就是这样在蓦然之间完成了她这个并不容易下得了的决心，毅然决然地决定了自己一生命运的走向。一共3个红卫兵，都清楚她的脾气，知道谁也劝不住她，只有在这里和她分手告别了，女同学拿出一双鞋，男同学拿出一面绣有“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字样的小锦旗，一下子有了种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的壮别的悲凉感情。然后，三个人面面相觑，都哭了。

“我也哭了。”蔡立坚对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她自己又哭了。

我看见她的眼泪在有些苍老的脸上情不自禁地滚落。那一幕的情景，我清楚地记得。

那天，她抹抹脸上的眼泪，告诉我：那个给他小锦旗的男同学姓杨，是他们这个命名叫做“二七铁军红卫兵长征队”的队长，她悄悄地爱着他，他对她也有着朦朦胧胧的感情。

是他说的，红卫兵长征坐火车给国家的负担太大，我们应该徒步长征串联，一边走还可以一边了解社会。她才跟着他写下誓言、穿起军装、打着红旗，走上了这条长征之路的。如果不是他，也许，杜家山不会和她一生的命运相连，甚至她连知道这个地方都不知道。当他们从北京出发一起走了13天，走到满城的时候，长征队发生了分歧，分裂成了两支队伍，因为山西已是滴水成冰，路不好走，一队要绕一个圈，路好走些；一队走西南，坚持翻过太行山到大寨然后去延安。杨最后喊：“谁愿意跟我走西南的站出来!”那呼喊的劲头真像是到了革命的关键时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谁跟着他去闯荡江山?是她第一个站了出来，正是出于这种悄悄萌生的爱的缘故。她那迈步出列的劲头也颇像是坚决革命到底，万难不屈，义无反顾。

她确实挺佩服他的，因为他读过许多马列主义的书，连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的书都看过。“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他的家被抄，他被打成了脑震荡，送到医院去，迷迷糊糊之中还说着傅立叶在书中曾经讲过的话呢。

在整个中学阶段，她是属于那种学习成绩一般但对政治要求极高极敏感的人。她在初一的时候就早早地人了团。因此，所有有关政治与革命的激情，都可以煽动起她的飞翔的翅膀，都可以点燃起她心中的火种。可以这样说，正是基于她自己心里这一点原因，杨才格外的吸引她，她才跟着杨来到这里进行串联的。

现在，她就要独自一人到杜家山去了，她当然很希望杨能同自己一起去。可是，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知道，这时候另一个女同学已经占领了他的心。

那天分手的时候，她和他以及另外两个女同学一起哭过，便转过身去，一个人走了。她走得很是坚决，她说不清自己和他的哭是为了什么?有没有欲说还休欲言又止的情义在这眼泪里面? 

那天，她还对我说起她自己这个蔡立坚的名字的来历，和这个杨有关系。那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刚刚刮起来，灭资兴无，改名字是那时许多年轻人的革命行动。

她的原名叫蔡玉琴，比如今那位台湾有名的歌手蔡琴多了一个字。她觉得这个名字没有一点儿革命的色彩。有一天，她找到杨对他说：“我想改名字，找你商量商量，你帮我出出主意!”

杨说：“我也改，咱俩的名字排在一起!”杨想了想说：“我叫杨志坚，你就叫蔡志红!”

她对他说：“我不喜欢这个红字，你叫杨志坚，我就叫蔡立坚吧!咱俩的名字还是排在一起。”

现在，回想往事，谁能触摸到在她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蔡立坚的名字里面，有着这样微妙的感情涟漪呢?那场裹携走整整一代人青春的大革命的激荡漩涡里面，有着这样生命和爱情的渴望与真诚，谁又能将它们像剥桔子一样把桔子皮和瓣剥开得那样清爽呢?只是那场大革命将青春和爱情无情地席卷而去，或是将其无可奈何地变形罢了，徒留下无可追回的怅惘、遗憾，乃至悔恨。

那天，她还对我说了这样一件事：她说以后她在杜家山刚刚结婚的那些日子里，常常夜里做梦梦见杨。她说完这话后久久未讲话，我看得出她的内心并不平静。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20多年。

我想起那天她还曾对我谈起她的另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恋爱。1968年10月，她作为学大寨的特邀代表到大寨参观访问，那时，她已经有了名气。在大寨，她结识了英雄谢臣班的班长。谢臣是当时和王杰刘英俊一样的解放军英雄，在抗洪救灾中为救一个孩子而牺牲。这位班长就是谢臣从洪水中救上来的孩子，为了感谢谢臣，他到了入伍年龄到谢臣班当了一名战士，成为了这个英雄班的班长。

她和他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那天，他从书包里掏出家里寄给他的一个农村姑娘的照片，大胆对她说：“这个我看不上，我就看上你了!”

她心里挺高兴的，嘴上说：“我太小。”

他说：“再过几年，你就不小了，我也复员了，我就到杜家山去找你!”

这话说得让她的心怦然而动。

如果说，她和杨算做初恋的话，那初恋却像是冰封的小河，将所有的话都藏在了冰层下面涌动着；而这一次他和她的胆子要大多了，内心的潜流已经破冰而出喷涌起了浪花。在这种爱的浪花的冲击之下，他们做出更令她永远难忘的举动：她用嘴咬破自己的手指，他用玻璃片割破自己的手指，血流在一起，他们用这鲜红鲜红的鲜血写下了血书：心连在—起，血流在一起，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人民。然后，将血书一式两份，各自珍藏起来。

虽然，后来这桩恋爱依然是无花果，班长来了信，还是和照片上农村的姑娘结了婚。虽然，开始，她一直把血书贴在自己的门上激励着自己。但是，时间会冲淡一切，抹平一切。后来，不知把它放在哪儿了，最后让老鼠给啃了。但是，她付出了那个年代里难得的真诚，她并不像有些铁姑娘或典型模范一样，将自己的感情始终压抑着，而显示出自己一副特别革命的样子。她始终不掩饰自己对爱情的渴望，同对革命的追求一样，大胆追求着爱情。不管怎么说，这里有她的痛苦，也有她的幸福。常有老话说旁观者清，其实对于追求者而言，幸福与否，只在于追求的过程之中，个中滋味，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旁人是无从知晓的。

那天，她谈起和谢臣班班长这桩往事时，对我这样说：“我一直把这段感情封存在我的记忆里，那已经是过去了的历史的浪花了。”

时间就是这样地过去了，岁月就是这样静静地流逝着，将一代人的青春和生命流逝。 

还说那天，她独自一人走了280多里路，又走回了杜家山。这一路上，她告诉我她的心情是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自己终于下了回杜家山插队落户的决心，难过的是离开了大家，尤其是离开了杨。

她把当时的心情说得是多么准确又真实。她同时对我说：她不同意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她说1962年就有董家耕和邢燕子到农村插队，我们学校那时就有到北大荒去的学生。她说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现在她也不后悔。她同时告诉我，走这样的道路，是她一直地愿望，在“文化大革命”前她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写过到农村去插队的申请，只是那时妈妈不同意而没有走成。她选择这样的道路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由来已久的，她说人生的道路应该有多种多样，像她这样的道路应该是其中的一种选择，而不应该在事过境迁之后受到嘲笑。

我静静地停着她说。不管她说的是否准确和偏激，她说的确实充满真诚，和青春已逝、到了她这种年龄已经难有的激情。

当她回到杜家山时，那里的老乡不大相信她会长期地住在那里，只是半信半疑地给她腾出一间窑洞，担着挑子给她买回一套锅碗瓢勺，然后给了她一袋山药蛋和玉茭面。但她一住20多天，天天和老乡一起担水做饭，上山打柴干活，一直住到公社的干部有一天跑来，对她说：你这样不是一回事呀，你要真的来插队，得回北京把户口迁过来。她只好回北京迁户口，老乡心想她不会再来了，送了她好多干豆角、野杏干、海棠干……满满一大包，她知道这就是乡下最好的东西了。她看出老乡的心思，她把自己的行李和所有的书本都留下来，对老乡说：“我要是不回来，你们就指着这些东西骂我!”

临回北京那天早晨，天下起了一尺多厚的大雪，两位老乡用木锨推雪，推了整整7里的山路，把她从山上送到山坡下。

她说她到什么时候，都很难忘记那情景，以后她再也见不到这样动人的情景了。两位乡亲默默地走在前面，雪无声地翻卷到两边，中间露出黑乎乎的山路来，那情景定格在她的心里，是一幅永远不会退色的画。她说她怎么能不回去呢?即使有千难万难，她说什么也要回杜家山。 

回到北京，迎接她的是母亲病倒在床上。母亲的病是生妹妹时还出去抬沙子干活落下来的，再加上她这20多天不回家急的。好容易盼她回家了，一说起她还要走，要到那么远那么荒的杜家山，母亲就落泪。为了母亲的病，她找了许多家医院、许多乡间的郎中给母亲看病，母亲对她说：“你别给我瞎跑了，只要你说不去杜家山，我的病就好一大半了!”

但是，不去杜家山的话，她怎么能说得出口呢?她对杜家山的乡亲们都发过誓言的呀!她对我说我不能说话不算数吧!她的这句极其简单的话，过了6年了，我还清晰地记起，当时我听后非常感动。也许，后代人会觉得她这样为了一句话而重走艰难，实在是傻得可怜，但大概只有这一代人是如此重视自己的诺言和誓言，为了一句说出口的话可以付出青春和生命来，是只有我们古代的壮士才拥有的行为，那种一言九鼎的精神和行为，已经遥远得让我们叹气让我们羞隗了。想想现在许多人将诺言和誓言当成戏言，可以轻而易举地背叛自己亲口说过的诺言和誓言，不会感到羞耻，相反很是冠冕堂皇，我便越发对她这句简单的话充满敬意。

最后，她想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只好求助于当过铁路局劳动模范外号叫做“老黄忠”的父亲。父亲支持了她，当然也可以说是害了她。如果知道自己的女儿是这样坚决地去杜家山，以后却要遭受不公正的审查，差点没成了反革命，“老黄忠”会不会后悔当初的支持呢?

临离开北京的那一天，学校许多同学来送她，送了她许多红宝书、笔记本和那个时代珍贵的毛主席像章。还有的同学怕杜家山太冷，送她棉衣和棉被。最让她难忘的是，有同学送她一包用红纸包着的黄土，这纸上写着：北京的土，杜家山的地，红卫兵战友永远和你在一起。还有一个大镜框，里面装着一块红丝绸，绸子上用黄线绣的“好女儿志在四方”，是同学一针一线绣上去的。送行的这些礼物使得这次告别带有了壮丽的色彩。

火车站送行的时候，杨也去了。前两天，杨到她家来看过她，并为了给母亲买药跑遍了北京四城。他也邀请她到他家去，他的日记本在桌子上摊开着，他忽然说有事要出去一趟，她明白是专门留出时间让自己看他的日记的，她看见了他在日记中写着自己的名字，他把自己当成他的妹妹。她明白他的一颗心……

不管怎么说，青春时的狂热也好，幼稚也好，爱情也好，梦想也好，该她吸收的她都吸收了，该她割舍的她都割舍了。得到也罢，失去也罢，荣辱沉浮，她在杜家山那里一住住了12年，度过了她整个的青春期。在现在人看来这实在有些像是天方夜谭，还会有人像她这样傻，离开大城市到如此偏远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去一呆12年吗?无论历史对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做如何评价；无论我们是多么地心知肚明，彻悟在时代行进过程中宜大不宜小、宜粗不宜细，历史轻轻翻过一页是要以许多人作为牺牲的，这种牺牲在厚重的历史面前如草芥一样微不足道；但我们没有理由以一种马后炮的态度嘲笑这种真诚的信仰与献身的精神(难道历史错了，年轻人的这种献身这种真诚也是一无是处被弃之如履吗?)我们没有理由以一种看破红尘的世故嘲笑这种只有年轻才会拥有的真挚而单纯的眼泪。列宁说过：“单纯得就像真理一样。”因为我们拥有了历史给予我们的经验之后，我们拥有了许多以前岁月里难以想象的和从不曾想象过的东西，但我们也无可奈何地失去了许多东西，其中就包括了这种如真理如眼泪一样透明的单纯和真诚；包括了这种可圈可点的信仰和同样可反思的献身精神；但毕竟那是这一代人曾经以自己青春和生命作为代价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怎么可以忍心在批判历史的时候无情而痛快淋漓地将这一切像跳脱衣舞一样把衣服尽将剥去，随手抛却在遗忘的风中，将这一代人的价值和命运断送得一无所有? 

蔡立坚有两个孩子，老大是个闺女，1972年7月出生在榆次的婆婆家，生下来才34天，她就抱着孩子回到杜家山干活，她把孩子锁在屋里，锁在炕上，从房梁上吊下来自己用红纸剪的纸花，好让孩子醒来时不至于寂寞。干活中间回来一次给孩子喂奶，没到家门老远就听见孩子的哭声，赶紧跑进屋抱起孩子，看见孩子泪花里绽开的笑容，即使再苦也是甜的。

老二是个儿子，1976年11月出生在北京，却是她最苦的时候。因为孩子才出生42天，县里就派人追到北京，说她和“四人帮”有牵连，要她立即回去讲清问题。正是冬天，火车上冷得要命，又没有座位，她只好把孩子放在车里的小桌板上，心里受到刺激是一生最大的一次。回到县里，7个人组成的专案组，已经等着整她一个人材料。7个人轮番对她拍桌子瞪眼睛，她开始哭，他们说你的眼泪吓唬得了谁?后来她笑，笑得连自己都控制不住，都觉得离奇，他们说你这态度怎么这么狡猾，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总之，没有她的好果子吃，想想以前县里所有人对自己那种热烘烘的态度，反差太大，让她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

那天，她对我说：县团委书记以前专门采访过我，写过我先进事迹的材料，后来整我材料的人也是他，而且厉声说要我老实交代!说到这时，她的脸上闪过一丝苦笑和无可奈何的云翳。

她还对我说：你还记得我刚才对你说过的，我离开北京到杜家山时同学为我一针一线绣的那块红绸子吧?上面绣着“好女儿志在四方”。在我出名之后，我把它送到省博物馆，那时珍贵得很，现在让他们早给弄丢了。

对于前一点，我安慰她说：这都是很自然的，时代的动荡，改造着不同的人，总会使得一些跳蚤变成龙种。她说是，关键我自己没有变成跳蚤，我说你毕竟一度成为过龙种。

对于后一点，我说这也很自然，时代的变迁，价值观念就要发生变化，有些以前很值钱的，现在一文不值；有些以前一文不值的，现在可能会突然价值连城，让我们莫衷一是。她说你说得对，关键是有些价值不是可以随风倒的，还是有永恒的标准的。我问她你指的什么?她说比如良心，比如真诚。

那天最后，她还对我说了这样的话：有时我这个人挺患得患失的，因为好长一个时期，我总想以前的事，总拿以前的和现在做对比。想想刘少奇、彭德怀人家那么有名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坎坷，我这个草木之人算什么呀!不管怎么看，在杜家山12年，我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力了。历史看清一个人，不在乎一天两天。

她说的这话没错，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都只有在历史漫长的演进中，才可能得到陶冶和鉴定。与漫长的历史相比，一个人总是渺小的，但一个人又一个人所走的路汇集在一起，就凝聚成了历史。 

当我听到蔡立坚车祸去世的消息之后，我翻出躺在抽屉里睡了6年多的笔记本，想起那天她对我毫无保留倾吐的往事，仿佛重温岁月的回声。今年，恰恰是包括蔡立坚在内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其实，时间才仅仅过了30年，历史却显得挺遥远的了，不要说下一代年轻人觉得隔膜而不可理解，就是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人去物非，恍若隔世。将历史推远，将幼稚推远，将谬误推远，将丑恶推远，将罪行推远，将真诚推远……是我们常常不由自主愿意干的事情。

面对这个笔记本，6年前的那次长谈清晰得如在目前，可谁想到呢，仅仅6年后，蔡立坚却突然溘然长逝。听说车祸发生的当时，她还没有丧生，她还在忙着帮助抢救别人，她是回到家中去世的。想到这一切，从头到尾翻看这个笔记本，涌出的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感觉。

今年，是蔡立坚逝世十周年。不知道有多少和她同时代的老知青还记得她？又有多少新时代的超女快男听说过她？重新翻看十年前写的文字，我很感动，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蔡立坚。不是为她12年坚守杜家山的行动，而是为她在此之后一直秉持的真诚。在迅速苍老的时代，真诚已经成为了无用的别名，或一抹遮掩自己蒙骗他人的腮红。

她的那两个孩子，老大今年35岁，老二31岁。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在北京，还是在山西？又都在做着什么工作？关于这两个孩子，我总也忘不了，蔡立坚曾经对我讲过的，生老大34天，她就回了杜家山，下了汽车的走一段路，实在没力气走了，就把行李放在路旁的草丛里，抱着老大咬着牙走回了杜家山。生老二42天，她就从北京被揪回太原，一直深陷于交待和批斗的漩涡之中。孩子啊，你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呀，劳动、政治，历史的影子，从你们母亲的身上落在你们的身上，是特殊的胎记，拂拭不去。在远离你们母亲的日子里，在远离那段历史的现实中，你们会不会常常或偶尔地记起那些如烟的往事？

我常常的想起。